中國醫學通史/現代臨床醫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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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診斷學
195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由黃大有編譯的《物理診斷學》一書，奠定了我國物理診斷學教學的工作基礎。1951年2月陳鏘翻譯了卡博特《物理診斷學》第十三版，由東北醫學圖書出版社出版，1977年12月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了由黃大有，黃萃庭主編的《物理診斷學》一書，該書的出版，是我國物理診斷學發展的里程碑，是我國1949年以來第一部結合國人資料具有中國特色的內容較為詳盡系統的物理診斷學專著，填補了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空白。
1949年以來，我國在理學診斷儀器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其不斷地完善和充實豐富了物理診斷學，並對一些早期的，隱匿的疾病提高了診斷水平。如1.心電圖機是一種直接描述人體在心臟搏動時體表電位變化波形的診斷儀器，在臨床上被廣泛地用來檢測心臟的機能，1958年我國研製成功了409型電子管心電圖機，結束了心電圖機完全依賴進口的歷史。1969年又試製成功的68722型心電圖機，是由電子管向電晶體過程的新一代產品，七十年代後，心電圖機又歷經了多次更新換代，由電晶體發展為集成電路，八十年代初，又採用微處理技術，生產出多道心電圖機和用於心音，頸動脈及心尖搏動，動靜脈血壓等多種型號的心電圖機。2.超聲診斷技術是將雷達技術與聲學原理結合起來應用於臨床的一種診斷儀器。1949年，Howry及Baliss研製成世界上第一台超聲成像系統，五十年代A型超聲診斷儀問世，六十年代，M型超聲診斷儀研製成功，到七十年代，由於動態成像技術迅速發展，心臟切面顯儀被研製出來，B超診斷儀，相控陳式超聲診斷儀相繼問世，明顯地改進了超聲醫學診斷技術。在我國其發展和應用是1958年研製成A型超聲波診斷儀器以來已有30餘年歷史。產呂逐步發展到M型、B型和利用超聲的都卜勒效應製成的許多品種，產品的使用已普及到縣級醫療單位，不少鄉鎮衛生院等基層醫療單位已配備有超聲診斷儀。3.纖維內窺鏡檢查，五十年代，國際上出現了光導纖維技術，應用這種新技術製成各種醫用光導纖維內窺鏡代替了過去的硬管式內窺鏡，大大減輕了病人痛苦，1965年，我國研製成功纖維胃鏡，此後，不斷地改造技術，現已日臻成熟，並得到了普及應用。4.醫用電子儀器是為臨床提供診斷依據的有效工具，尤其對常見的心臟病，腦血管病，腫瘤等具有較高的診斷價值，七十年代開始，全國醫用電子儀器更新換代快，開發了多種多用途的電子儀器，如心音圖、腦電圖、肌電圖等等。
新中國建立後，體溫計生產實現了半機械化，機械化，不僅擴大了產量，而且質量有了明顯提高，1985年，年產量達到了1614萬支，滿足了臨床的需要。電子血壓計是利用微音器檢測出血管音，再經電子線路將聲能變成閃光，從而反映出血壓的數值，尤適用於較頻繁測量血壓者，其克服了醫務工作者因判斷標準不同而引起誤差，還減輕了醫務人員的負擔。血壓、脈搏監護儀，這種儀器結構更為先進，使用方便，結果更為客觀準確，儀器可自動發光、聲報警，自壓數據由字顯示。聽診器，分為硬質聽診器，軟質聽診器，袖珍聽診器，產科聽診器及電子聽診器。
二、實驗診斷學
五十年代初期，國內使用的多為杜氏目測比色計，五十年代後期引進了光電比色技術，最初使用的是581型光電比色計以後發展為分光光度計，二者主要不同在於光電比色計的光波由瀘光報分離出近似於單色光的光波帶。
光譜技術的又一發展是分子熒光光譜技術在化學檢驗中的使用。
六十年代初用原子吸收光譜法測定血清和尿中鈣和鎂離子以來是光譜技術的又一發展並得到廣泛應用，火焰光度法是一種將試樣流液噴入火焰引起原子激發的光譜分析法，常用於測定血中鉀、鈉離子、矽金屬的分析。
七十年代到入電位分析法，亦稱離子選擇性電報法，由於新型電化學感測器——膜電報的出現，製成了許多具有良好選擇性的指示電報，伴隨而來的是一系列鉀、鈉離子測定儀器和血氣分析儀，使臨床搶救危重病人時迅速了解患者電解質和血氣變化，及時得到合理治療。
電泳技術用於蛋白質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五十年代以區節電冰為主，以後逐漸發展了移動界面電泳，等建電泳，等電聚焦電泳等，至對電泳載體進行多種改進，從單純的瀘緘，瓊脂，聚內烯醯胺凝膠到醋酸纖維素膜，使電泳技術應用更為廣泛。
核酸分子雜交技術是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一種生化分析技術，具有靈敏度高，專一性強的特點，已廣泛用於遺傳性疾病，腫瘤寄生蟲病的診斷以及病毒、細菌感染的檢測。
五十年代前幾乎研究微生物的工作統稱細菌學。以後發現除細菌外的其他微生物如病毒，立克次體等在醫學上的重要地位，均歸屬微生物學，細菌的分類一直以伯捷氏(Bergey)分類法的傳統分類，由於電鏡，分子生物學，免疫化學等新技術的應用，對細菌的超微結構，化學組成，生物學性狀及種系發生上的親綠丟侄有了新的認識。
五十年代醫學微生物學實驗技術比較簡單，六十年代後逐漸推出新的實驗技術。在細菌分離培養鑒別技術方面，由原單一的37℃培養到以後根據各種細菌生長特性推出35℃～36℃、42℃、22℃以及4℃培養孵菌，並推出二氧化碳孵箱，在厭氧菌培養方面，除厭氧箱的不斷改進外，還發明了厭氧袋，厭氧缸的培養法，在細菌的生化鑒定試驗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較完整的細菌生物化學試驗。
七十年代後，用理化方法進行分析，其基礎是光散射機發光技術，色譜技術，電子技術，免疫及放射技術等，從而發展了許多自動化儀器，利用光散射自動化和半自動化儀器可以進行藥物試驗，革蘭氏陰性桿菌的鑒定及過速過篩細菌尿。
氣相色譜技術在細菌檢驗中主要用於分類鑒定和快速診斷二個方面，電阻抗技術主要用了微生物的鑒定，臨床標本的快速檢查，阻抗法用於菌血症和菌尿症以及鏈球菌感染等的快速檢查，對血培養中常見的生長迅速的細菌一般於10～15小時培養後即可檢出，尿標本一般在2～4小時內即能出現有意義的阻抗變化，這一技術的應用大大縮短了細菌鑒定的時間。細菌檢驗微量化反應系統是近幾年推出的新的實驗技術，它由10～24項生化指標組合而成，通過對一系列標準菌株的生化測定，編寫成編碼系統，把待測細菌的生化反應進行編碼，從標準編碼系統查出相應細菌從而作出鑒定。
支原體是一群介於細菌與病毒之間的原核生物，國內在七十年代初對支原體進行了系統研究，八十年代已從人泌尿生殖道分離到支原體，到九十年代初已建立較完整的支原體分離培養和鑒定方法。
免疫學實驗技術是實驗診斷學近幾年來發展較快的一門技術，五十年代初免疫學檢驗主要是血清學檢驗，六十年代後，免疫學理論有了飛速發展，尤其對體內淋巴細胞的種類和功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細胞系選擇學說理論推動下，免疫學實驗技術得到迅速發展。
血凝技術是免疫實驗較常用的一種檢測技術，六十年代已廣泛地用於病毒血凝和間接血凝中，反向血凝檢驗測定抗原始於1956年，但發展不快，自七十年代開始，反向血凝技術在國內逐漸問實際應用發展，並獲得較好結果，如測定原發性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患者的流腦抗體，傳染性肝炎患者的肝炎表面抗原，以及血吸蟲病患者的血吸蟲抗原等，在我國城鄉被廣泛應用。
免疫酶技術是六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免疫實驗技術，現已廣泛用於臨床，B型肝炎標記物的測定，A型肝炎抗體測定，C型肝炎抗體測定，使傳染性肝炎病原學診斷、治療、預後以及對傳染性的判斷均有很大作用。
淋巴細胞表面標誌的檢測，免疫球蛋白及補體系統組分檢測，淋巴細胞增殖等一系列測定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的測定技術問世，為免疫診斷學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組織相應性抗原或稱人類蛋白細胞抗原(l lA)的發現與測定為人類器管移植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血液學實驗技術是實驗診斷的基本組成部份，它包括血細胞形態學，各種貧血的實驗診斷技術，出版與血液有關的實驗診斷技術以及血型與血實驗技術，近幾十年來均有較大的發展，血細胞形態採用直接觀察血細胞數量和形態變化的方法是很早就用以研究造血器官的結構和造血功能。
各種凝血因子檢測技術，為診斷因凝血障礙所致的出血性疾病，捷供診斷依據，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是一複雜的病理生理過程，七十年代形成的一系列實驗診斷技術，使諸如休克，感染，創傷等引起的出血表現，針對其出血機制給予及時合理的治療提供重要依據。
三、傳染病學與寄生蟲病學
1949以來，開展群眾性種痘運動，每隔6年複種一次。1960年雲南發生最後一例天花患者，1979年7月全球消滅天花驗證委員會主席Fenner教授在世界衛生組織天花科Breman博士陪同下來我國考察，確證我國已無天花。1979年12月在日內瓦全球委員會會議上，我國代表提供了材料並作說明，委員會同意我們的結論，在中國天花已被消滅。
1961年5月以來，由埃爾托霍亂弧菌引起的第七次世界霍亂大流行，肆虐全球，我國也未能倖免。1961年7月埃爾托霍亂在廣東沿海首先發生，1962年全國發病數達25473例，經全力防治，至1965年全國發病下降至89例，接近消滅，因1966年開始的十年動亂致功虧一簣。此後以每年萬例以上的態勢猖獗流行，其中1980年高達4萬例以上，動亂之後，經艱苦努力，至八十年代後期發病數又減少至年萬例以下，1990年全國發病639例。1991年國內水災嚴重，但當年發病數僅為221例，完全推翻了「大災之年必有大疫」的傳統論斷。但自1993年至今埃爾托霍亂再次回升，除疾病本身的若干規律尚待研究外，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們工作中存在問題。積30餘年之經驗，我們已總結出一整套防治霍亂的策略和措施，關鍵在於「落實」。
1993年5月，在新疆阿克蘇地區柯坪縣發生一起酷似霍亂的腹瀉病流行，經多方鑒定證實為霍亂弧菌0139血清群。從5月24日第一例至9月15日末例患者，前後持續115天，報告病例200例，死亡4例，帶菌者225例。總發病率1.29/10萬，死亡率0.026/10萬，病死率2%，人群感染率2.74/10萬，流行高峰為7月份。總的分布特徵是散在發生，而且高度分散，但在局部地區或個別戶中也偶有相對集中的現象。
(一)病毒性肝炎作為重點攻關課題
我國將病毒性肝炎列入歷次五年計劃的重點研究課題，取得可喜成績。
我國為A肝高發區，成人感染率為71.4%。目前鄉鎮、農村為人群免疫高屏區，而一些大城市為低屏區，呈現高屏區包圍低屏區局面，加之農村傳染源不斷流入城市，使城市低屏區人群處於A肝流行的威脅之中，浙江省醫學科學院，上海市衛生防疫站研製的減毒A肝活疫苗已開始臨床應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以痘苗病毒作為HAV全序列DNA重組疫苗的表達載體製備的基因工程疫苗，已進入人體試驗觀察階段，在控制我國A肝流行中做出突出貢獻。
B型肝炎
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研製B肝疫苗，八十年代初用於臨床，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國推廣B肝疫苗免疫接種，以新生兒、嬰幼兒和學齡前兒童及有感染HBV危險因素的成人為主要接種對象，逐步納入兒童計劃免疫，這將對在我國控制B肝流行起關鍵性作用。目前以血源性疫苗為主，基因工程疫苗研製已取得可喜成績，我國學者分別在酵母菌，地鼠卵細胞和痘苗病毒中表達HBsAg製成重組疫苗，並已開始臨床試驗。
隨分子生物學進展，檢測方法敏感性提高，尤其是PCR技術的應用，對B肝發病機理的認識和臨床診斷水平極大提高。駱抗先等以PCR證實B肝血清標誌陰性人群中HBV攜帶率高達3%，HBV標誌陰性的慢性肝炎65%為HBV所致。侯金林等對國人2例HBsAg陰性，HBVONA陽性感染者的HBVDNAS基因全序列分析的發現，在S基因「a」決定簇前有插入突變。任紅等為研究HBV免疫逃逸變異株成功地在人肝癌細胞系中表達了一系列共12種HBsAg突變體，為進一步對「免疫逃逸」的臨床試劑製備及治療和預防研究提供了依據，我國「九五」攻關的重點之一為BHV基因突變與發病機理和臨床的關係。中醫藥治療肝炎取得可喜成績，強調整體治療和提取中草藥有效成分為研究重點。國產基因工程干擾素已商品化，如何提高治療反應率，降低複發率為臨床研究的重點。重症肝炎作為重點課題，多單位協作攻關，明顯降低了病死率。
我國自1988年開展有關促肝細胞生長素(PHGF)研究。PHGF是我國首創的治療肝細胞損傷的生化藥，實踐證明該藥安全，療效可靠，不僅降低了重型肝炎的病死率，而且在治療慢性肝炎，促進肝細胞功能恢復，阻斷疾病慢性化，甚至阻斷癌變，抗B肝病毒作用等方面有可喜前景，我國PHGF某些基礎研究和臨床應用方面在國際上仍處於領先地位。目前正在深入探索PHGF的組分與活性，其誘導腫瘤細胞凋亡和抗纖維化的機制，在PHGF基因工程菌的構建上已取得一些進展。
C型肝炎
「八五」期間北醫大、同濟醫大承擔的攻關課題已結題，研製了國產C肝診斷試劑，建立了逆轉錄多聚酶鏈反應(RT－PCR)、免疫PCR，原位PCR等檢測技術，對我國HCV感染進行分子流行學調查，分析了HCV的基因型，取得了可喜成績。
我國為HBV感染高發地區，對HDV感染不容忽視。11個省、市、自治區1027例HBsAg陽性肝病患者查抗HDV，陽性率為1.7%；17個地區2346份肝組織用直接免疫酶法查HDAg，陽性率為5.33%～19.70%。我國HDV感染可能有地方性流行趨勢，北方地區感染率低於西南地區。北京用國產HDV-ELISA試劑查抗-HD、抗-HDIgM和HDVAg結果顯示，HDV感染對加重B肝患者的肝損傷並促進其慢性化方面起重要作用。B肝疫苗廣泛應用將有益於控制HD流行。
我國用核酸序列非依賴性基因擴大法(Sequence independent single primergeneamplification，SISPA)克隆HEV基因已獲成功。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均有HE發生，部分地區曾發生 HE暴發或流行。據不同地區1500餘例急性散發性肝炎血清學檢測，HE約佔10%。HE預防採取以切斷傳播途經為主的綜合性措施，最近，我國學者將HEVORF3CDNA基因片段插入pSVC質體，純化製成HEVcDNA基因疫苗，動物實驗可引發抗-HEV產生。
(二)我國在流行性出血熱防治
研究中貢獻突出1984～1993年十年中流行性出血熱(EHF)發病占傳染病總數的1.21%，佔總死亡率的10.46%；在自然疫源性疾病中EHF發病佔40.76%，死亡佔20.47%，足見EHF仍然是危害我國人民健康的嚴重傳染病。我國學者充分證明恙蟎和革蟎可作為傳播媒介，但國際上尚未公認。我國學者在EHF發病機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證實除病毒直接作用外，免疫病理反應參與EHF發病。儘管對某些免疫成分或免疫機制參與EHF發病還有爭議，但是EHF病程中存在嚴重免疫功能障礙和免疫病理損傷已為大家公認，因此除病毒直接作用外，免疫病理反應亦可能參與EHF的發病。
我國學者在EHF治療研究中貢獻突出，提出早期以抗病毒及合理液體治療為主，對休克、腎功能不全和出血等進行預防性綜合性治療。
近年我國學者致力於疫苗研製，並定為「九五」攻關重點課題，已初步研製出三類疫苗：純化鼠腦疫苗、細胞培養滅活疫苗和基因工程重組痘苗載體(活)疫苗。
EHF實驗室診斷研究一直是比較活躍的領域，近年新的方法不斷推出，病毒基因診斷與分型研究進展較快，已用於臨床標本檢測。
(三)防治愛滋病
我國於1985年6月在來華旅遊者中發現第一例AIDS患者，至1995年10月共發現HIV感染者2428例，其中AIDS患者67例。我國政府和衛生行政部門採取了一系列防治對策，先後制定了《全國愛滋病防治規劃》、《愛滋病監測管理的若干規定》、《中國愛滋病預防和控制中期規劃》等，提出我國防制AIDS的目標和基本策略，我國AIDS防制工作的目標是預防、控制IHV感染和AIDS的傳播和蔓延；減少IIV/AIDS所致發病與死亡；減少其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建立健全防制AIDS蔓延的國家宏觀控制機構和必要的法規管理制度，以及宣傳教育、衛生保障、監測管理和跟蹤服務相結合的工作網路，到2000年力爭城鄉普及預防AIDS知識，進一步加強自我防護能力，使我國HIV感染控制在低水平。
(四)寄生蟲病防治研究
成瘧疾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疫情保持穩定和下降趨勢，但南方各省部分地區發病有回升，出現一些瘧疫暴發點。我國已分別構建了間日瘧原早和惡性瘧原早的基因文庫，改進診斷技術(如PCR)，篩選出特異抗原用以研製疫苗。抗瘧藥繼青蒿甲醚、青蒿琥酯之後又製成雙氫青蒿素，青蒿素製劑明顯優於甲氟喹。
血吸早病在1949年後經群眾性防治取得顯著成績，目前仍有122個縣(市)血吸蟲病流行較嚴重，釘螺面積有36.1億平方米，病人仍有114萬多人。近年應用多學科綜合研究，認為大陸血吸蟲病由雲南、廣西、四川、皖鄂四個不同分化品系所組成，每一品系具有各自的生物特性，這對疫區開展流行病學監測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我國已構建血吸蟲成蟲基因文庫，獲得單一性抗原蛋白，對研究本病有重要意義，已建立適於現場的簡便快速診斷方法。
黑熱病除平原人源型黑熱病區繼續鞏固防治成果外，流行於新疆、甘肅、陝西、內蒙等地的自然疫源黑熱病疫情還很不穩定。我國已構建了杜氏利什曼原蟲的基因組文庫，並篩選到39kb肽段的克隆，為利什曼病診斷和研製疫苗提供了條件。
絲蟲病到1994年10月全國已達到基本消滅標準，肺吸蟲病分布在21個省的442個縣。對肺型和肺外型診斷時有困難，近年可建立不同蟲種基因組文庫，製備特異DNA探針用於鑒別蟲種，亦有應用限制性內切酶長度多態性分析輔助蟲種的分類。華枝睾吸蟲病廣泛分布於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平均感染率0.43%，國內許多單位建立了不同免疫學方法，提高了診斷率，豬帶絛蟲和囊蟲病分布於27個省市自治區，囊蟲病的嚴重危害已引起重視，在診斷和治療上取得一定進展，建立了免疫金染色法(Dot-IGGs)查腦脊液中CAg，陽性率達88.1%，敏感性高、特異性強、操作簡單、結果可保存，已開始推廣應用。
四、內科學
(一)呼吸系統病
五十～六十年代，國家衛生部開展了以城市工礦為中心逐步擴展至農村的結核病防治工作，建立各級機構，防癆宣教、接種卡介苗，尤其是異菸肼，利福平高效抗結核藥物的相繼合成，開創了化療的新時代，使肺結核的患病率與死亡率顯著下降，改善了流行情況。
七十年代開始，呼吸病的防治研究有了較全面的發展。1971年國務院和周恩來總理提出了防治慢性支氣管炎「一抓到底」的指示，很快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大規模防治慢性氣管炎的群眾運動，1973年起在全國進行了肺心病普查，1977年個別單位開始成立呼吸監護病房，降低了肺性腦病的病死率等，使全國肺心病的防治研究具有較高的水平和特色。七十年代對哮喘的防治也日益重視，色甘酸鈉、哮喘靈、異內托品(sch1000)等治喘新藥都經試製投產。六十～七十年代中我國先後研製成功了苯唑青黴素、先鋒黴素(Ⅰ、Ⅱ)等抗生素60餘種，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治療起到很有效的作用。纖維支氣管鏡的應用提高了肺病的診斷水平。呼吸病的學術交流在七十年代開始活躍，1978年召開了全國結核病學術交流會；1978年9月《中華結核和呼吸系疾病雜誌》創刊，這本專業性刊物的誕生為全面的學術交流開闢了廣闊的天地。
1984～1985年我國又進行了第二次結核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表明疫情下降較緩慢，與防癆先進國家相比差距較大。八十年代以來呼吸系病種也日益增多和複雜，間質性肺疾病、結節病、卡氏肺囊蟲病、睡眠－呼吸暫停症候群，肺泡蛋白沉著症等均有研究或報導，肺與全身疾病的關係也受到了重視。
(二)消化系病
1953年後我國初步應用胃鏡、直腸鏡、乙狀結腸鏡和腹腔鏡診斷消化道系疾病，七十年中期纖維內窺鏡進入了臨床，並以其亮度大、視野清、盲區少、直觀和操作簡便等優點取代了舊式內窺鏡。1983年後電子攝象和電子內窺鏡相斷問世，兩年以後又出現超聲內窺鏡。至此，內窺鏡幾乎包攬了上、下消化道、膽道和腹腔疾病的診斷。1980年人工合成多肽－胃泌素和組織胺應用於胃酸分泌試驗，不僅完善了胃酸分析方法，而且在上消化道某些疾病，如反流性食管炎、消化性潰瘍、慢性萎縮性胃炎和胃癌等診斷中具有輔助診斷價值。七十年代末，放射免疫測定方法的廣泛應用，推動了消化內分泌研究的進展，血清胃泌素、生長抑素、血管活性腸肽、胰多肽和胰泌素等10餘種消化道激素可以進行準確地定量分析，並在其相關的內分泌腫瘤診斷中具有較高的特異性，胰腺疾病的診斷也不再單純依賴早期使用的血、尿澱粉酶測定方法，八十年代初推出了許多新的診斷方法，如胰泌素試驗、Lundh試驗、胰功肽試驗。1980年以後，多種腫瘤標誌物如：CEA、CA19-9、POA、AS-A、MG7Ag等應運而生，它們在胃、結腸和胰腺等腫瘤患者的體液和組織學診斷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此外，隨著影象學診斷技術的日益增多和完備，提高了消化系疾病診斷的準確性。從六十年代僅有的A型超聲波和胃腸道鋇劑造影術，發展到八十年代以後的B超、CT、ECT、ERCP、PTC、選擇性腹腔動脈造影術和核磁共振檢查等多種影象技術。
在藥物治療方面也取得新的進展，特別是在消化性潰瘍藥物治療中，五十年代的異煙肼、利特類和抗膽鹼能藥物，七十年代的甲氰咪胍，八十年代初的雷尼替丁，至目前已具有胃酸中和劑、H2受體拮抗劑、質子泵抑制劑、粘膜保護劑和抗HP類抗生素等作用機制不同的10餘種藥物，消化性潰瘍的內科治癒率顯著提高、複發率、手術率和死亡率明顯降低。在肝膽疾病治療中，八十年代以後，應用去氧鵝膽酸與熊去氧膽酸治療膽結石，胰島素和胰高血糖素治療重症肝炎，乳果糖肝性腦病，多巴胺與速尿腹內注射、腹水濃縮或直接回輸治療頑固性腹水，經皮肝穿胃冠狀靜脈栓塞術治療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破裂出血等。近年來，靜脈高營養療法也逐漸應用於某些由於疾病不能進食患者的治療，為臨床治癒某些急、慢性重症疾病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三)心血管系統病
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了二階梯雙倍運動試驗，六十年代開始了心電向量圖，七十年代開始活動平板運動心電圖，提高了某些心臟病如冠心病的診斷率。七十年代開始的動態心電圖對於難捕性心律失常的診斷有特殊意義。無創傷性心功能檢查已用於危重患者治療前後的自身監測等。1980年逐步應用食道心臟電生理檢查技術，現已普及到縣、鄉醫院，形成了具有我國特色的心臟電生理學。近年開始記錄心室晚電位，用於預測某些心律失常及心性猝死。
我國是較早應用超聲診斷心臟病的國家之一，六十年代初，已研製超聲心動圖儀，並用於臨床診斷性研究。經歷了M型，二維超聲心動圖儀，近年已應用二維都卜勒超聲心動儀。在核素檢查方面，七十年代開始逐步應用r心功能儀(核聽診器)、r閃爍照相。特別是1988年國內試製成功新的心肌顯象劑，甲氧基異丁基異脂(qqmTc-MIBI)，及開始使用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提高了冠心病的無創傷性診斷水平。
在介入性檢查中，開展心導管檢查已有40年的歷史，1950～1951年，北京、上海即已開展了右心導管檢查，1954年又開展了左心導管檢查，1973年開展了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開展了心異管記錄心內希氏束電圖，1979年開始竇房結電圖的記錄。八十年代開展了心內膜心肌活檢。
在心臟病治療技術方面，六十年代已應用直流電復律技術。1963年開始研製心臟起搏器，並於64年應用於臨床。經過20餘年發展，在臨床已應用了所有類型的起搏器，起搏器的研製和發展也有了突破。近年心臟病介入性治療發展迅速，1981年上海開始應用泡沫塞子堵塞未閉動脈導管，1984年西安、蘇州開始應用冠狀動脈腔內成形術(PTCA)治療冠心病，南京開始直流電消融術治療室上性心動過速。1985年廣州開展經皮肺動脈瓣球囊成形術和球囊二尖瓣成形術治療肺動脈瓣和二尖瓣狹窄。1986年西安、北京開始了冠狀動脈腔內溶栓術治療急性心肌梗塞。1987年及1989年，北京開展了經皮冠狀動脈腔內雷射成形術及冠脈腔內斑塊旋切術治療冠心病。
(四)泌尿系統病
我國從七十年代中期以來，各地腎臟病學專業得到較大發展，目前已成為國內最活躍的臨床醫學三級學科之一。
中華腎臟病學會成立於1980年12月，為內科和兒科腎臟病學專業的全國性學術領導機構。該學會在普及和提高國內腎臟病診療和科研水平，促進國內外腎臟病學界學術交流，推動和發展我國腎臟病學專業等方面，起到了指導和組織推進作用。
在學科建設和專業人員培養方面，近年來相繼推出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腎臟病學專著，其中代表性著作有1982年出版的由石毓澍、馬騰驤主編的《臨床腎臟病學》；1983年出版的由王寶淋主編的《小兒腎臟病學》；1987年出版的由王叔咸、吳階平主編的《腎臟病學》等。
從八十年代以來，我國腎臟疾病科研和診治水平顯著提高，與國際社會差距日見縮小。各種腎臟疾病動物模型的建立和免疫組化、電鏡、微量成份分析和細胞及分子生物學技術的應用，增進了人們對腎小球和小管間質疾病發生髮展過程中各種炎症成份，細胞及細胞外基質所起作用的了解，為進一步拓寬腎臟疾病診治手段奠定了基本條件。
急性腎衰是目前情況下為數不多的能夠完全恢復的腎臟疾病之一。國內一些單位，已常規採用血尿肌酐比值、尿鈉濃度、腎衰指數、濾過鈉排泄分數、指趾甲肌酐含量及B超、CT檢查等診斷急性腎衰，與已往僅靠血肌酐水平變化判定急性腎衰性質和程度比較，明顯提高了急性腎衰診斷的準確性。國內近年來在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腎臟移植方面進展很快，對於腎臟損傷難以遞轉的慢性腎衰患者，這些替代治療手段有效延長了患者存活年限，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生存質量。
(五)內分泌代謝病學
自六十年代以來，內分泌代謝病專業在我國逐漸發展起來。1961年劉士豪教授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內泌專科——協和醫院內分泌科，隨後於1978年和1979年分別由朱憲彝教授和鄺安教授創建了天津市內分泌研究所及上海市內分泌研究所，從而形成了我國內分泌代謝病學的三大中心。1981年成立了內分泌代謝病專業全國性學術領導機構——中華內分泌代謝病學會，1991年成立了中華糖尿病學會，專職於領導全國糖尿病專業的學術研究。
1949年以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內分泌代謝病學專著相繼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劉士豪於1955年編著的《生物化學與臨床醫學的聯繫》、鄺安堃和陳家倫主編於1979年出版的《臨床內分泌學》、朱憲彝主編1993年出版的《臨床內分泌學》，鍾學禮和朱禧星主編1989年出版的《臨床糖尿病學》，以及池芝盛主編於1992年出版的《內分泌學基礎與臨床》。在專業人材培養中，現全國已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碩士、博士、博士後多層次內分泌代謝病專業人才培養體系。
我國科研工作者於1965年在世界上首先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並於1971年又完成了豬胰島素晶體分子結構細節測量工作。五十年代末規劃、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全國地方性甲狀腺腫的流行病學調查和防治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現已基本控制缺碘地區甲狀腺腫和克汀病的發生。在糖尿病方面，1980年和1993年分別進行30萬人和20萬人的全國性糖尿病普查工作，此對於我國糖尿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和制定正確的糖尿病防治策略，有重要意義。
(六)免疫系統病
我國從七十年代初以來，在免疫系統疾病實驗研究和臨床診治工作上取得較大進展。
中國免疫學會成立於1989年12月，其前身為中國參加國際免疫學會聯合會聯合委員會，為免疫學專業全國性學術領導機構。1985年2月創刊的《中國免疫學雜誌》為學會會刊。
我國目前僅少數醫院設有臨床免疫科，各種原發和繼發性免疫缺陷症患者常以主要受累器官表現就診於相關科室。以先天性B淋巴細胞功能障礙為原因的各種免疫球蛋白缺陷症和T、B淋巴細胞功能均有異常的聯合免疫缺陷症，在我國均有發現，並對其發病機理進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討。因腫瘤、感染等疾病和因使用廣譜抗生素、糖皮質激素、細胞毒藥物等引起的繼發性免疫缺陷症，已引起我國臨床工作者高度重視，及時診治繼發性免疫缺陷症成為防治感染性疾病的重要環節。
我國愛滋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患者數量亦呈逐年增多趨勢，1991年11月底我國確診的愛滋病毒感染者已達607例；1995年12月份健康報載我國有26個省市發現愛滋病疫情，估計實際感染愛滋病毒的人數多達5～10萬。
變態反應病是我國常見病，1949年後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其防治工作。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協和醫院於1956年設立新中國第一個臨床變態反應科，目前國內大中城市一些醫院相繼建立變態反應科，對我國常見變態反應病的致敏原、發病機理、診斷和防治，從事這一領域實驗和臨床研究的有關人員，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和實驗分析，目前用於診斷和治療的多種致敏原均由自己採集和製備。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治療方面，除引進國外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外，並開發了一些前景較好治療用藥如雷公藤等。
(七)血液病進展
紅細胞病
描繪出各省異常血紅蛋白分布圖，共有64種類型，並發現17種新類型，為我國首次報導。我國還對一些重症β地中海貧血作了基因分析，在我國人群中已發現8種β地中海貧基因突變。應用α基因探針進行限制性內切酶譜分析對α地中海貧血進行產生診斷。應用5-氮雜胞苷，使已不表達的γ肽鏈基因進行表達從而產生γ肽鏈，取得一定療效，近年來應用基因轉換，基因治療及骨髓移植取得了可喜的結果。
對原發再障的病因研究已考慮毒感染的可能，在發病原理方面從造血幹細胞，造血微環境和造血調控等三方面探討。免疫機理已受到重視。我國對慢性再障的遠期療效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對急性型的治療，在應用抗胸腺(抗淋巴)細胞球蛋白為主的綜合治療後，扭轉了過去必死的局面，有效率達40～50%。
我國已採用了FAB的形態學分類，並把我國首先報導的亞急性粒細胞型白血病列為M26。近年來診斷分型已從形態學、細胞化學進一步發展到形態學(M)、免疫學(I)細胞遺傳學(C)結合，即MIC分型，對治療有價值。對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採用了分子生物學技術檢測BCP/ARLmRNA基因的相互作用的結構與分子基礎，對該病的分型與預後有重要意義。對急性白血病的治療從五十年代的單一藥物治療發展到七十年代的聯合化療。
血栓與出血性疾病
已提純蛋白c(pc)，蛋白s(ps)和血栓調節蛋白，製成了抗血清。在國內首次發現遺傳性ps缺乏所引起的血栓。對血友病患者進行脾移植治療。對生物定向溶栓劑和尿激酶藥代動力學進行了研究，有助於血栓的治療。在我國臨床開始試用的噻氯匹啶可抑制血小板聚集，對早期視網膜靜脈阻塞有一定療效。對我國首次發現的「沈迪氏病」的臨床及基礎進一步研究並參粘多糖的作用。
骨髓移植
八十年代以來在免疫遺傳和移植免疫學進展基礎上，同種骨髓移植取得重大發展。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使HCA相合供者很難找到，所開展的胎肝移植及HCA半相合移植取得了好成績。應用不同方法體外靜化骨髓的自身骨髓移植，已使急非淋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達38%，急淋白血病達60%。
在血液學領域中廣泛應用，如血型鑒定；HCA抗原系統的研究；急性白血病免疫學分型；分離和濃縮造血幹細胞；製成生物飛彈治療急性白血病或淋巴病；單抗導向溶栓治療；清除T細胞減輕骨髓移植時的GvkD等。
造血功能與造血因子
造血的研究近年來發展較快，主要有造血幹細胞、造血微環境和造血調控三個方面。
(八)運動系統病
在我國先後建立了抗核、抗雙鏈DNA、抗組蛋白等諸抗核抗體的測定。抗原約系國產。對強直性脊柱炎開展了HLA－B27的檢查，其陽性率約90%。抗磷酯抗體在我國系統性紅斑狼瘡的陽性率為42.9～48%，在其他結締組織病中也有一定的陽性率。抗磷酯抗體與血小板減少、血管栓塞及流產有密切關係。抗神經原抗體陽性者多有神經精神症状。抗著絲點抗體陽性的病人，多表現有瀰漫性硬皮病和(或)抗SC1－70抗體陽性。我國藥物性狼瘡也不少見。檢測的方法已由免疫熒光，對流免疫電泳，免疫擴散等向酶聯免疫吸附測定過渡。
近幾年來的一般非甾類抗炎藥，抗風濕藥如青黴胺，金諾芬等，免疫抑制劑如甲氨喋呤等進行了臨床應用研究。甲基強地松龍衝擊療法，抗胸腺細胞球蛋白、血漿置換乃療法均取得了一定療效。中藥雷公藤治療風濕性疾病取得一定效果，它是我國獨具特色的新抗風濕藥物，雷公藤多甙片治療風濕關節炎確有較好效果，它既有抗炎作用也有免疫抑制作用，既對巨唑細胞有作用，也對淋巴細胞有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
五、地方病學
(一)克山病
1949年前國內外醫學界對該病進行過多次調查研究。1911年吉林省東南路觀察使署轄下的延吉官醫院曾對當地急型克山病暴發調查後定為「時疫」。1935年秋，黑龍江省克山縣該病暴發流行，偽滿民生部衛生司、日本當局、省公署、滿鐵總局共同調查後不知為何病，稱其為「北滿之奇病」，因多次考察不能確定病因，故1937年元月以地名命名為克山病，沿用至今，調查研究和報導作為本病的首次發現時間(1995年，克山縣控制該病後，已建議將克山病改為地方性心肌病)。
現已確定病區有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湖北、陝西、甘肅、雲南、貴州、四川、西藏等15個省區的309個縣旗，病區人口約7600多萬。
1949年12月，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就派出調查組赴克山縣作專門調查，發現該地人口組成呈衰退型，在當地人群死亡原因中，克山病占首位達46.6%；當時即指令東北各級衛生部門加強對本病的防治。1958～1960年，西北地區和東北地區又暴發流行該病，中央衛生部立即指派西安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吉林醫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和北京醫科大學等單位從事流行病學、公共衛生學、微生物學、寄生蟲學、生物化學、病理學和臨床醫學的國內一流專家，深入到病情最嚴重的黃龍、克山、北安、德都、撫松、靖宇等縣開展防治研究，取得了大量現場第一手資料，提出了以「三防四改」(防寒、防煙、防潮、改良水質、改善飲食營養、改變衛生面貌、改良居住條件)為主的結合預防措施，以及「三早一就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和就地搶救)的治療原則，收到了明顯效果，病死率控制在45%以下。1960年黨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並設立了常設辦事機構，把克山病列為重點防治的地方病之一，將病死率從80%以上控制到20%以下，大部分病區穩定在12～14%，保持在歷史最低水平。
1984年國家又把克山病的科研工作列入國家「七五」和「八五」科技攻關項目。主要成就有以下方面：
(1)病理解剖學方面，在對近2000例克山病屍體系統解剖的基礎上，業已證實，無論是東北、華北、西北還是西南病區，各型克山病的病變特徵都是基本一致的；它是一種以心肌變性、壞死和修復過程為主的地方性心肌病，在發病上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時間性和人群多發的特點；它不同於一般的病毒性心肌炎或其它各種心肌病，是我國特有的一種呈慢性病程、獨立的心肌疾患。
(2)在生物化學方面，對病人生化代謝規律的觀察已經進入到分子水平，證明克山病是一種以心肌粒線體損害為主要特徵的原發性代謝性心肌病(心肌粒線體病)。
(3)在病因學研究上，早已衝破解放前的一氧化碳中毒等說。大家的意見基本統一：即病區人群內外環境缺硒與本病有關，但缺硒不是始動病因。大家對柯薩奇病毒與本病的關係比較關注並逐步深入研究，並已注意到多種致病因素可能存在著複合作用。
(二)大骨節病
五十～六十年代：受蘇聯糧食中毒學說的啟發，1954年吉林省撫松縣西川村首先採用了換糧防治。1957年陝西省乾縣吳店，1958年黑龍江省尚志縣石頭河子也相繼用了換糧措施。此期間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吉林、黑龍江等省就應用草藥、針灸、拔火罐等多種藥物和理療方法，對近50萬現症病人進行了治療。1959年開始一些地方應用硫酸鎂、海帶丸等做過實驗性治療。
六十～七十年代：廣泛開展了以改水為主的防治工作；打深井、拉好水、引泉水、濾過水、向飲水中加入硫磺、石膏等多種改水方法遍及全國各病區。1979年12月中地辦在山西省臨汾市召開了「全國改水防治大骨節病專題座談會」，對各地防病改水的經驗做出了陛殿性總結。
隨著我國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開放、搞活不斷發展，針對穀物的防治措施，改良飲水，補硒、「吃雜、改水、講衛生」等措施，以及繁榮經濟，改善病區人民生活的綜合治理，在全國各病區遍地開花，結出了豐碩果實。據1995年統計，全國接受換糧措施的人數100多萬，接受補硒防治人數達2000萬，接受改水防治人數2000多萬，80%以上的病區施行了治窮治病一起抓的綜合治理。
積極防治的結果，截至1995年，使吉林，山東兩省及34個縣、698個鄉鎮病情得到了基本控制，除陝西、黑龍江、甘肅、青海、四川等少數遍遠病區病情仍較活躍外，80%以上的病區病情已經穩定。大骨節病的病情及其危害程度降到歷史最低水平。
1988年，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司已組織有關專家討論制訂了「大骨節病基本控制標準及考核辦法」，並決定在全國14個省區建立若干病情監測點，嚴密監視病情，搞好防治科研工作。迄今已進行了7年病情監測，為國家全面掌握病情，指導防治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三)碘缺乏病
流行病學研究，除搞清碘缺乏病情、流行範圍、地理分布、流行原因、土壤和水對地甲病、地克病流行的影響，病區劃分標準、地甲病分型、分度等標準外，發現低碘、中碘到高碘人群地甲病患病率呈現出一個寬闊的「U」字型曲線，從而體現了水碘、尿碘和患病率之間的劑量效應關係，並得到了動物實驗的證實。這一規律對指導臨床防治有一定意義。
在缺碘對人類損害方面，發現除了典型的地甲病、地克病外，尚存在有相當數量的亞臨床型克汀病以及單純聾啞、胎兒早產、死胎等，深化了缺碘給人類造成各種損傷的認識。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國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亞臨床型克汀病的診斷標準》草案，使得我國在這個重點的研究領域裡走在世界前列。我國這項研究支持了國際上提出的重要的流行病概念——碘缺乏病(IDD)的概念。
防治措施研究：對碘鹽的適宜濃度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國幅員廣闊，病區廣，各地缺碘程度不盡相同，病情輕重也不一樣，南北方飲食習慣差異很大，食鹽用量也不相同，以及考慮到有無致甲狀腺腫物質的作用等，各省、區、市進行了適合自己省的適宜碘鹽濃度的研究。貴州省在河壩鄉系統地觀察了1/5萬碘鹽的防治效果。用食鹽加碘5年前後人工流產胎兒的大腦皮質細胞發育、骨骼發育的形態學改變、碘代謝和激素水平的變化和兒童群體智力水平的差異等確鑿的事實，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缺碘會降低胎兒、兒童的身體素質和智力水平，補碘能夠提高胎兒、兒童的身體素質和智力水平。這就使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食鹽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根本意義在於提高病區人民的身體素質。
碘油的研究：早在四十～五十年代，我國就有人研究過碘油，做過動物實驗和人群防治效果觀察。到七十年代，改國外製碘油用罌粟油為核心桃油，用其製成口服或肌肉注射的碘油。河南還研製成功了原料廣、價格低，易於推廣的碘化豆油。到八十年代，我國對口服碘油的吸收、儲存、排泄和有效期、劑量、劑型等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獲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建立了地甲病動物模型的基礎上，又成功地建立了藥物性、手術性和缺碘性克汀病動物模型，採用分子生物學、現代免疫學、酶學等新理論和新技術，深入地研究了碘與腦發育的關係。對缺碘動物的聽力、腦幹聽覺誘發電位及耳蝸病理學研究等均獲得了有價值的資料，填補了國內空白。
(四)地方性氟中毒
七十年代，由於該病嚴重流行引起黨中央重視，197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決定把地氟病列入重點防治地方病之內，從而使該病防治工作出現了新局面。
我國的病區類型主要是兩種：飲水型和生活燃煤污染型。飲水型病區還按其水源種類的不同又分為高氟淺層地下水、高氟深層地下水及高氟泉水致病區三種。我國已有氟斑牙患者4021.03萬，氟骨症患者173.07萬，受威脅人口2.6億多，可見其流行之廣，危害之大。
所以防治工作重點抓了預防這一環。1985年前，主要是以改水為重點，以後則是以改良爐灶降氟為重點。
改水降氟工作大體上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64年吉林省在乾安縣打成第一眼改水防氟井到1977年為試點階段；第二階段是1978年底，改水防氟工作在全國逐步鋪開，發展迅速。據1984年北方16個省、市、區的不完全統計，各地建成各種類型的改水防氟工程10606項，受益的病區10329個自然村屯，有889萬多病區人口解除了高氟飲水的危害，改水防氟受益的病區佔北方病區自然村屯總數的15%，佔北方中等以上病區自然村屯總數的40%。
煤煙污染型病區出現與肯定雖然是在七十年代，但明確採取改灶以減少室內空氣和烘糧的污染的預防措施主要是在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如湖北，四川等的部種改良灶，降低了室內空氣的氟濃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1987年以後，衛生部地病局組織國內有關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及各級衛生防疫站在三峽地區以改灶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的防治科研工作，研製了一批適合該地區不同條件下使用的各種新型爐灶，目前已造出30多種爐型灶型在試驗點推廣。僅黔江、巫山、秭歸、巴東等四個試驗點於1988年就完成了3.6萬戶，1989年又完成了6.4萬戶的改灶防氟任務，獲得了良好的效果，室內空氣中氟化物的濃度下降到接近國家大氣衛生標準的規定值，這一結果充分證明，改良爐灶是降低室內煤煙氟的有效方法。而且還具有節約燃料，改善環境衛生的作用。
六、外科學
(一)顯微外科的進展
自從JacobsonJ.H和SuarezE.L在1960年成功的開創小血管吻合技術後，關於小血管吻合的研究與臨床應用就迅速地在我國開展起來。1963年，北京積水潭醫院和上海瑞金醫院行兔耳血管吻合成功。1964年催之義、湯釗猷等較系統地開展1.54mm～1.1mm小血管吻合的實驗研究。1966年1月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和第九人民醫院合作在6倍手術放大鏡下進行了第一例斷指再植。同年，上海第一醫學院楊東嶽等，創用第二足趾自體移植再造拇指成功。1973年，楊東嶽等用下腹部游皮瓣移植修補面部術後缺損。1975年，陳中偉等用胸大肌游離移植治療前臂缺血性缺攣縮。兩年後又以顯微血管吻合游離移植腓骨，修復對側下肢的脛骨巨大缺損。1977年，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張滌生報導了腸段移植的臨床應用；新疆醫學院臧人和報導採用顱內、外動脈吻合術治療缺血性腦病；北就宣武醫院完成了枕動脈與小腦下動脈的吻合術；北京積水潭醫院程緒西等開展了游離大網膜移植修復頭皮巨大缺損。1978年，廣州中山醫學院朱家愷報導神經束間移植術修復周圍神經損傷；次年報導採用淋巴靜脈吻合治療肢體阻塞性淋巴水腫獲良好效果；以及報導了人異體卵巢移植治療內分泌紊亂成功。1979年沈祖堯等改進大網膜的移植應用，介紹了大網膜軸形皮瓣技術；第一軍醫大學張兆武採用患者自體蘭尾游離移植修補尿道缺損，獲良好效果。1980年上海華山醫院顧玉東等採用移植吻合血管的橈神經修復對側的神經缺損；中山醫學院於國中在手術顯微鏡下再植完全斷離的陰莖成功；蚌埠醫學院黃恭康吻合旋髂深動脈移植髂骨；陳國銳等在我國首先採用帶血管的甲狀旁腺移植成功。顯微外科在我國現代醫學的顯微血管、顯微淋巴管、顯微神經、顯微小管道和顯微小器管等「五小」手術範疇中廣泛地開展起來。並出現了一些由我國首創或進展較大的專題。1979年，《顯微外科雜誌》創刊。
1980年以後是我國顯微外科大發展的階段。全國各地大、中城市醫院、廠礦醫院及部隊醫院等，廣泛地開展了顯微手術，並通過辦短期培訓班等形式，培養了大量的技術骨幹，在醫學院校的教學中，顯微外科也納入外科總論課程。在廣泛地普及和大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地方也曾出現堅持手術指征不夠嚴謹，有濫用傾向等。
1985年全國顯微外科討論會及1986年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全國顯微外科學術會後，由於認真總結經驗，規範了手術指征，使我國顯微外科進入到鞏固提高、進步發展的階段。1986年，《中華顯微外科雜誌》創刊。1989年5月全國顯微外科學會成立，我國的顯微外科在優異的發展成就於1989年9月迎接了第十屆國際顯微外科學術會議，在我國上海召開。
(二)普通外科
外科治療技術從五十年代至今經歷了切開、切除外科到修復、移植外科的發展。許多傳統觀念隨之更新。許多疾病的治療更趨合理。普外科再不是「一把刀」的一統天下，雷射刀、微波刀、電刀、水切刀、冷凍、高溫以及通過介入放射學的血管拴塞、化療、無水灑精和白介素Ⅱ等腫瘤內注射、吻合器、鏡器、粘合劑促生長劑等綜合措施的應用提高了治癒率。手術的規範性也在發生改變。脾外傷由原來的脾切除變為儘可能保脾及脾薄片移植以保留脾的免疫功能，防止危險性感染的發生。乳腺癌五、六十年代從Halstea根治術發展到擴大根治術，八十年代以來改良根治及其它限制性切除術漸被提倡，加入化療、放療、內分泌等治療的綜合應用不僅提高了療效且改善了患者術後的生活質量。肝門及二、三級肝管解剖的新認識推進了肝膽管手術的進步。膽囊結石除一百多年來的膽囊切除術仍被推崇外，溶石、碎石、排石的藥物和技術不斷有新的進展。八十年代以來的腹腔技術使膽囊手術達到了創傷小、恢復快的新境界。電視腹腔下闌尾切除、疝修補、胃腸穿孔修補、胃切除、直腸癌切除等都不斷有成功的報導。處科感染、休克、腹部創傷、外科營養等基本問題從基礎到臨床研究都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和進展。
(三)胸心外科
新中國成立後，胸心外科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市組建了胸科醫院。各大城市的醫院也相繼成立了胸外科專業。1954年2月，蘭錫純首先成功地施行了二類瓣分離術，揭開了心內手術發展的一頁。1957年1月，梁其琛首先在低溫麻醉下切開肺動脈主幹，在直視下剪開狹窄的瓣膜，獲得成功；為我國開展心內直視手術打開了門戶。1958年4月，石美鑫首先在低溫麻醉下開展了房間隔缺損直視縫合術，獲得成功。1958年6月，蘇鴻熙首先應用體外循環進行室間隔缺損直視修補術，獲得成功。1965年6月，蔡用之首先應用人造籠球型瓣膜，進行二尖瓣置換術，獲得成功。1974年11月，郭加強首先開展冠狀動脈旁路術，獲得成功。
1978年4月，張世澤首先成功地施行了原位心臟移值術。1979年辛育齡首先施行了人體肺移值，雖然存活時間不長，但為我國的肺移植打開了新的一頁。
目前，胸外手術已普及到較大的縣一級醫院。心胸直視手術已普及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醫療中心；不少縣醫院亦開展了心臟直視手術。現有胸心外科專業人員2000多人，且有自己本專業的《中華胸心血管外科雜誌》。食管癌手術後的5年生存率已上升到25～30%，早期病例已達到90%；手術死亡率已下降到2～3%；吻合口瘺的發生率已下降到1～2%。肺癌術後5年生存率在40%左右，支氣管胸膜瘺的發生率已不及1%。心臟直視手術的死亡率也有了明顯下降，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死亡率在4%左右，瓣膜替換術死亡率在8%左右。近年來，我國的氣管外科，冠狀動脈外科，心臟移植及肺臟移等都有了較快的發展，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神經外科
五十年代初期神經外科趙以成教授受衛生部委託在天津辦起了神經外科進修班，培訓了第一批神經外科專業人員。隨後這些專業人員於五十年代初期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瀋陽和西安等地，建立了神經外科。六十年代初期，北京、西安、天津等地一些學者在限苦的條件下開展腦幹腫物手術數例，取得了良好結果，此後相繼有三腦室及深層次腫瘤手術的報導。顱內腫瘤和顱腦外傷的手術例數大為增加，成功率愈來愈高。
六十年代中期，國內神經外科的發展暫時轉入低谷，有的科室解散，人員下放，甚至改行，部分地區的專業受到了影響。
七十年代後期，一批原有的科室得到恢復，重建，而且新的專業科室相繼建立。全國獨立的神經外科專業科室從1966年前的20個左右猛增到1989年的400個左右(據全國神經外科名錄登記)。一些市縣醫院除建立了神經外科專業外，基本上都有受過專門培訓過的神經外科專職或兼職醫生。據統計，至1990年前全國各級神經外科醫師已近3000人(據全國神經外科名錄統計)。一些條件較好的醫院都基本上配備CT、部分大中城市醫院還配備了MRI、DSA等先進設備，常規器械也大為改善。過去的腦室造影、氣腦造影已逐漸被CT、MRI所代替，既減輕了病人的痛苦和醫生的勞動強度。也為明確診斷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在腦血管病的外科治療方面，從五十年代史玉泉教授開展臨床研究開始，到八十年代也有很大發展。王忠誠教授顯微手術治療520多例顱內動脈瘤和800多例AVM的成功經驗縮短了我國和一些神經外科技術先進國家的距離。
(五)麻醉學
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相繼開展了支氣管內麻醉，控制性降壓，全身低溫和體外循環等工作，心肺復甦也取得較好臨床效果，為現代麻醉學涉及重症監測治療、疼痛治療和急救復甦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64年中華醫學會委託中華醫學會江蘇省分會在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麻醉學術會議，集中地檢閱了解放以來全國麻醉學在醫療和科研上的成就。
1988年，我國已有具大專以上水平的麻醉工作人員5萬人，中級專業人員40萬人。經國家教委批准，先後有徐州醫學院，湖南醫科大學，同濟醫科大學等多所院校開辦麻醉學系或麻醉學專業班。
全國性麻醉學術會議每3年開一次，各省市學術會議每年一次，專題性學術會議一年可達2～3次之多。1981年出版了《中華麻醉學雜誌》，1982年《國外醫學麻醉學與復甦分冊》正式創刊，《臨床麻醉學雜誌》和《實用麻醉雜誌》也相繼出版。國際交流逐漸開展，1987年我國麻醉學會被正式接納為世界麻醉學會會員，同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麻醉學術會議。1988年我國與日本麻醉學會建立了長期協議，每2年在我國和日本進行學術交流。
(六)器管移植史
1959年11月19日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行狗頭移植實驗成功，成活5天半，曾引起國內外很大反響。1960年北京醫科大學施行人同種異體腎臟移植2例，首例獲得成功(生存一年以上的為成功)，開創我國人體器管移植之先河。由於其他原因的影響我國器管移植曾一度停頓。直至1972年廣州中山醫科大學、北京友誼醫院才又開始腎臟移植。到1994年底，我國大陸共開展：腎、肺、心、肝、骨髓、腎上腺、胰島、胰腺、睾丸、甲狀旁腺、胚胎胰腺、胚胎腎、胚胎甲狀腺、關節、脾臟、肝細胞、脾細胞、神經組織、胚胎組織、胰腎聯合、小腸移植等25種同種異體器管、組織和細胞移植。
1978年4月，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端金醫院張世澤等施行了我國大陸首例心臟移植手術，術後受術者存活109天，死於第四次急性排斥反應。
帶血管的脾移植在全球的19例中我國佔11例，國外脾移植功能最長者44天，我國功能最長者到1995年6月，已超過4年半，仍功能良好。
胚胎胰島治療Ⅰ型糖尿病854例，已有48例於移植後一定時期或長期停用胰島素，在數量與療效方面均居全球各國之首，已為國際公認。整塊帶血管人胰腺同種異體移植，1982年由同濟醫科大學在我國首例施行成功，截至1994年度，我國共施行胰腺移植10餘例。還施行胰、腎聯合移植治療Ⅰ型糖尿病3例，其中浙江醫科大學所行胰十二指腸、腎移植1例到1995年6月已存活一年余。
肝臟移植，我國起始於1977年，到八十年代末共累計施行57例，以同濟醫科大學組為多，共10例。由於我國所行的肝移植手術者，絕大多數為晚期肝癌患者，而且我國患肝癌的惡性程度遠較歐美地區為高，行術時多已進入晚期階段，存活半年以上者57例中僅有6例(佔10.5%)，存活最長者也僅264天，亦死於癌複發。九十年代以來，主要施術適應證將向終末期肝病轉軌可望有新的成就出現。1993年5月湘雅醫院施行首例異位肝移植，形成亞洲第一雙肝人。1995年元月南京醫科大學為一晚期肝癌患者行國內首例、世界第二例非親屬的異體肝移植成功。
北京醫科大學自1963年施行同基因骨髓移植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以後，骨髓移植遂於上海、天津及全國其他地區展開，受術者絕大部分轉向白血病患者。近年來，由於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比例有不斷增高趨勢，北京醫科大學血液病研究所已將寡核苷酸探針反向雜交技術用於異基因骨髓移植的配型上，既提高了配型標準，亦簡化了正向雜交的發驟。
首都醫科大學及其宣武醫院1986年7月29日施行我國首例腎上腺髓質腦內移植，治療重症巴金森氏病，後又開創異體腎上腺腦內移植，術後多數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能得自理。南京軍區總醫院1994年3月12日為慢性迴腸炎返複發生梗阻的女患者，施行我國首例小腸移植成功，植入同種異體腸管250cm。
免疫抑制劑的應用，我國與國際相似，並已有了國產的環素。1988年以來我國開始應用雷公藤製劑，抑制器管移植的排斥反應並取得成功，具有療效好，毒副作用小的優點。北京友誼醫院，也將冬蟲夏草用於搶救器管移植後嚴重排斥反應與嚴重併發症患者。
(七)燒傷
上海瑞金醫院在EVANS公式基礎上，總結大量臨床資料，於八十年代提出了適合我國的補液公式，即傷後第一個24小時，每1%燒傷面積(Ⅱ、Ⅲ度)，每公斤體重補液量，成人、兒童、嬰兒分別是：1.5m1、1.8m1、2.0m1。膠體與電解質液之比大致為1：1，其中半量在傷後6～8小量內輸入。第二個24小時為第一個24小時輸入量之半，另加每日生理需要量和額外喪失量。此外，部分學者也提出了簡易的「南京公式」：第一個24小時補液量為：燒傷面積×100±1000(ml)，它適用於戰時或成批燒傷成人患者。
早期消滅創面是防治感染的關鍵，六十年代中期，我國對深度燒傷(深Ⅱ度、Ⅲ度)創面的處理由原來自然脫痂後植皮，改為局部應用以磺胺嘧啶銀為代表的抗菌藥物，儘早分期切(削)痂植皮為主的綜合防治方法，使感染死亡率明顯下降。
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積水潭醫院提出了對電接觸燒傷採取了早期清創，應用血管移植或皮瓣、肌皮瓣移植，以重建受損肢體遠端血液循環，及時覆蓋創面，使多數肢體免於截肢並保留一定功能。此方法是電接觸燒傷治療的一大進展，目前已被全國廣泛應用。
近十幾年來，真菌性、厭氧菌性感染髮生率增加；醫院內耐藥菌株比例上升。治療上除堅持及時液體復甦、早期正確處理創面、全身支持抗感染的綜合療法外，八十年代起，又開展了高價免疫血漿、細菌菌體蛋白、類毒素混合疫菌、免疫核糖核酸等的研究和應用，並取得可喜成績。
(八)骨科
目前除各個省市設有骨科醫院外，個別縣級單位還成立創傷骨科醫院。骨科著作和刊物，五十年代初期翻譯國外書刊到自己編寫骨科學一系列叢書，中醫正骨學等，由外科學報到中華外科雜誌，骨科附刊發展成中華骨科雜誌，並創刊出版骨科亞專業雜誌，表明我國骨科進入到成熟階段。1980年中華醫學會骨科分會成立以來，相繼建立脊柱、手、骨腫瘤、骨折內固定及基礎研究六大學組。使骨科領域的研究更為深入。全國已召開四屆骨科學術交流大會，各種專業的學術交流，也同步進行。從而推動我國骨科專業的全面發展。
骨關節結核的病灶清除手術，首先由方先之指導在抗癆藥物保障下施行，取得世界一流水平。尚天裕等北京、上海、武漢的骨科專家們，運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骨折，使骨折癒合加快，功能恢復時間縮短，骨折的不癒合率降低。北京積水潭醫院創立我國第一個手外科。1963年陳中偉、錢允慶成功地進行世界上第一例斷肢再植手術，以後在海撥4700米高寒世界屋脊西藏高原，斷肢再植手術成功。雙手中指斷離再植成功已有多例報導，利用拇甲瓣再造手指及皮辨移植的廣泛應用，都充分證明我國在斷肢再植和顯微外科工作開展，居世界領先地位。馮傳漢、宋獻文、過邦輔、陸裕撲等對骨腫瘤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我國有26個省市自治區參加骨腫瘤登記統計。骨巨細胞瘤體外培養已經成功。對骨肉瘤人工假體置換或保肢的化療及放療等綜合治療，延長了生存率。人工關節在我國自1957年應用臨床，對其應用範圍不斷擴大，可作全髖、肩、肘、脖、腕及指關節置換，並對其材料進行研製，還召開全國性人工關節併發症專題研討會。自1985年脊柱外科學組成立以後，不論在脊柱損傷方面，還是在脊柱畸形方面都有迅速躍進，AO技術廣泛應用，使其治療更符合臨床需要，又不影響脊柱的穩定性。對脊髓灰質炎後遺症的手術治療，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開展，使不少的患兒恢復功能。在地方性骨病，如大骨節病及氟骨病等的防治上都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
七、婦產科學
(一)婦女保健工作
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國各醫藥院校的衛生系，都設有婦幼保健學教研組織，五十年代中期，學習蘇聯教學經難驗時，取消了這個組織，但婦幼保健教學歸屬並未落實，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30多年來，我國婦幼保健機構和保健工作雖有很大發展。
自六十年代以來，農村也建立了縣、鄉和村三級的婦幼保健網，承擔了農村的婦女保健工作。1980年，衛生部婦幼司委派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保健組(現為北京醫科大學婦兒保健培訓中心)，將世界衛生組織推廣的高危管理辦法，在北京市順義縣進行試點研究，經過近十年的試驗，高危管理辦法適合在中國，尤其在農村實行，並由衛生部組織學習班，向全國推廣。 1982年，江西省婦產醫院在江西省10個縣，進行了4年的簡易農村孕婦系統管理試點研究，1985年又在上高縣進行農村圍產保健規範化的研究，經過五年，創立了3個「十」的措施，即防治十種病：胎位不正、骨盆狹窄、早產、過期妊娠、妊高征、多胎妊娠、產前出血、異常產、畸胎、內科合併症；運用十種監測項目：身高、血壓、尿蛋白、出生體重、妊娠中期平均血壓、宮高曲線圖、骨盆臨床測量、胎動自我計數、農村單線分區簡易產程圖、羊水肉眼監測；建立了十項管理制度：縣、鄉兩級協作組及搶救小組制度、婦女保健人員職責制度、村級產前檢查制度、村級產後訪視制度、村級孕期、產後衛生指導制度、高危管理程序制度、接生人員例會制度、轉院轉診制度、孕產婦死亡報告制度、資料表格及信息管理制度。
在婦女一生各個時期的保健方面，解放後即開展了「婦女四期保護」的工作，即月經期、妊娠期、生產期和哺乳期的保健工作。以後，又在四期保健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年期保健的內容。五十年代初期，在女工較多的工廠建立了沖洗室和月經卡片，使婦女了解月經常識，減少婦科疾患，並注意加強對孕產婦的照顧。不少工廠通過定期的孕產婦檢查和管理，產前和產後訪視，使孕產婦安全地渡過孕產期和產褥期。在勞動安排上，於1958年推行了「五調五不調」，後又簡化為「三調三不調」，即經期調干不調濕，孕期調輕不調重，哺乳期調近不調遠。1959年3月中央衛生部在北京召開了婦幼衛生工作座談會，強調進一步加強婦女勞動保護工作，衽婦女保健登記，繼續推行「五調五不調」，防治流產、早產及子宮脫垂等。1978～1980年全面開展了婦女月經生理常數的調查，1989年由南京醫院牽頭，組織了由全國23個單位參加的圍絕經期婦女健康情況調查，共調查了40～60歲婦女6174例，結果表明多數婦女在圍絕經期有程度不等的更年期症状，同時還易伴有全身性疾病。自1976年開始，應用我國自行研製成功的尼爾雌醇治療更年期症候群，效果較好。北京醫科大學婦兒保健中心提出，更年期症候群不僅需要雌激素治療，還應加強心理治療和全社會對更年期婦女的關注和理解。從八十年代起，解放軍總醫院開始對絕經後骨質疏鬆的婦女，進行預防和治療的探索。更年期和青春期保健，受到人們的日益重視。
(二)產科學
在產科生理及理論研究方面，柯應夔教授於1958年4月出版了《中國女性生理骨盆》一書。他指出，1927年Whitmore氏和1930年李士偉氏，曾對中國女性骨盆進行過測量，但都不夠全面，他用X線測量方法測量了1000例，獲得了大量數據。以後，上海、廣東、廣西、南京4個地區又對15192例女性正常骨盆進行了測量，1978年11月由青島醫學院附屬醫院婦產科進行了整理。以後，全國組織協作，擬共測定10萬以上生育婦女，測定我國婦女骨盆的生理學數及地區差異。此外，還對正常新生兒的身長、體重及兒頭徑線進行了測量。
在妊高征治療方面，七十年代以後，也在原來鎮靜、降壓、利尿、引產等傳統方法的基礎上有所改進。我國自1984年4月至1986年3月全國妊高征防治科研協作組進行調查結果，妊高征的發生率為10.32%，較國外統計資料為低。八十年代以來，子癇的發生率也有進一步降低。
產後出血是產科嚴重的併發症，五十年代，國內多以胎兒娩出至產後24小時內出血總量達500ml為出血標準。六十年代起，改為400ml。引起出血的原因很多，1978年哈爾濱醫科大學綜合全國13個單位資料，發病率為3.1%，出血原因以子宮乏力為主，佔78.5%，其它原因有胎盤、軟產道損傷、凝血功能障礙等。另外有些產科併發症如羊水栓塞、胎死宮內、胎盤早剝、妊高征、妊期肝炎等，常引起瀰漫性血管內凝血(DIC)，也已引起產科的重視。異位妊娠屬於產科急腹症，1949年前，也是引起產婦死亡的重要死因之一。至五十年代，由於診斷準確，手術技術提高及輸血技術的改善，由此引起的死亡已基本消滅。在妊娠合併內外科疾病的診治方面，四十多年的變化是十分顯著的。
妊娠合併心臟病是造成產婦死亡的原因之一。1949年以後，加強了產前的監護，成為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之一。七十年代以來，認為有些心臟病孕婦更宜於做選擇性剖腹產。指導心臟病患者不宜妊娠者勸說他們避孕，已懷孕者，根據其心臟代償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妊娠，對繼續妊娠者加強監護，都對改善心臟病合併妊娠的預後，起了重要作用。由於預防醫療工作的改善，八十年代統計，各類心臟病構成比有了明顯改變，死亡率也接近於0。病毒肝炎合併妊娠自七十～八十年代，已引起產科工作者的重視，孕婦肝炎的發病率約為非孕婦的5倍，暴發性肝炎為非孕婦的66倍。八十年代以來，有不少研究妊娠合併肝病的論文發表，提出對HBSAg陽性孕婦及嬰兒的管理、疫苗接種及防治措施等。
標誌現代科技水平的試管嬰兒和配子輸卵管內移植，先後在北京、長沙等地獲得成功。世界第一例試管嬰兒是於1978年7月在英國誕生的，北京醫科大學生殖工程組於1984年末開始了此項研究，1988年3月18日首例試管嬰兒在我國大陸誕生。此前，1985年4月在台灣，1986年12月在香港各有1例試管嬰兒成功的報導。截止1992年，我國大陸已有試管嬰兒49例成功。
(三)婦科學
婦科腫瘤
(1)子宮頸癌
1958年，全國各地相繼開始普查普治，共普查400多萬人，子宮頸癌被確認為我國發病率最高的婦科腫瘤，平均患病率為0.18%。1972～1973年20個省、市普查的結果，患病率為0.11%。
在診斷方面，50年代即開始用陰道細胞學檢查方法，並很快在全國得到普及。上海市宮頸癌協作組於1976年報導了他們五年來用紫外熒光檢查的情況，並於1975年普查時加用了熒光檢查法，提高了對子宮頸間變的檢出率。八十年代，北京報導了用流式細胞光度術測定子宮頸癌細胞DNA含量的方法，內蒙古採用特異紅細胞粘附試驗及免疫過氧化酶標記法測定組積中的ABO(H)杭原，指出免疫學的改變可先於形態學的改變。
在治療方面，自五十年代起，即採用了手術治療與放射治療相結合的方法。六十年代中期，全國各省、市、地區較普遍地開展了子宮頸癌根治術，八十年代，一些條件較好的縣醫院也能獨立開展，手術治療效果也有顯著提高。早期放療使用鐳和深部X線，自五十年代末，又增添了60鈷。七十年代末以來，放射治療有了新的進展，鐳療已基本被淘汰，代之以60鈷、137銫、192銥為放射源的後裝治療，高劑量腔內後裝治療在國內受到普遍重視。
在病因學及流行病學研究方面，1960年，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研究所用包皮垢及慢性刺激等方法，在小鼠內誘發子宮頸癌成功。湖北醫學院病毒研究室於1978年進行了皰疹病毒Ⅱ型與子宮頸癌關係的研究，1991年的全國婦產科第五屆學術會議上，協和醫科大學指出人乳頭狀瘤病毒HPV-16的E6、E7基因可能是宮頸癌的致癌基因。八十年代江西在子宮頸癌患者與對照人群配對調查中提出：性生活紊亂、配偶包皮垢及宮頸糜爛是子宮頸癌發病的高危因素。
(2)滋養細胞腫瘤
六十年代以來即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自1958年至1978年，以宋鴻釗教授為首的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小組，經過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在治療方法上應用6-MP有了創造性的成果，二十多年來，又陸續找到了5氟脲嘧啶(5-FU)、更生黴素(KSM)、溶癌呤(AT1438)、抗瘤新芥(AT581)、消瘤芥(AT1258)。自1978年開始，全國絨癌協作組對葡萄胎的患病率及惡變率進行了普查，對23個省、市、自治區共調查了202萬婦女，葡萄胎的發病率為0.29%，以千次妊娠計為0.78‰，提出我國葡萄胎髮生率至少比國外高一倍的觀點。1982年成立了國際滋養細胞腫瘤研究會，並在肯亞召開了第一屆國際會議，以後每兩年召開一次，1988年第四屆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對滋養細胞腫瘤自七十年代末即開始了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包括遺傳學和hcG分子結構及功能的研究。在遺傳學方面有關於染色體和DNA多態性、流式細胞計數分析、癌基因表達、多聚酶鏈反應等方面的研究。在惡性滋養細胞輔助檢查方面，我國70年代即應用B超作為輔助檢查手段，以後又使用了彩色都卜勒超聲檢查，hcG的測定方法也與激素檢查方法的改進同步進行，CT及MRI出現後，也迅速引入作為對滋養細胞腫瘤的輔助檢查手段。
(3)卵巢惡性腫瘤
從五十年代起，我國即注意了對卵巢惡性腫瘤的流行病學以及診斷治療的研究。七十年代的資料表明，它的五年存活率始終停留在25～30%，發病率卻逐年上升，近四十年增加了三倍。八十年代，廣州採用外周血作染色體分析，認為可作為一種預測卵巢惡性腫瘤的方法；武漢提出以淋巴轉化率、氚胸腺嘧啶核苷滲入、免疫複合物及血細胞粘附抑制試驗四項免疫學指標，作為進行診斷的參數。八十年代後期，北京協和醫院開展了腫瘤放射免疫顯象診斷，湖南和北京應用單株抗體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提高對癌細胞的檢出率等，都作了有益的嘗試。自八十年代以來，各種內窺鏡、B型超聲、CT、MRT等高科技醫療設備的引進與應用，發展很快，對卵巢和其他女性生殖道腫瘤的早期診斷，有著很大的幫助。以放射性同位素標記特異性單株抗體，對原發瘤及轉移瘤進行定性、定位診斷，對卵巢癌的診斷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絕大多數特異性不顯著，尚需進一步研究。在卵巢癌的治療方面，五十年代主要是手術治療，以後逐漸形成了以廣泛徹底的手術再輔以術後化療或放療的方法。
婦科炎症
1949年開始，由於控制了性病的傳染，推廣了新法接生，開展了計劃生育，對過去嚴重威脅婦女健康的生殖器炎症，在防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性病基本上得到控制，已很少見到梅毒和淋病。從世界範圍看，淋病是女性生殖道炎症的主要原因，約佔全部炎症的65～72%。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人口流動，性病主要是淋病又在我國死灰復燃，七十年代後期，我國性病重新冒頭。自八十年代初首次報導的獲得性免疫缺陷症候群(AIDS)。
女性內分泌
(1)卵巢功能的研究與測定
五十年代，我國一些教學醫院採用激素生物效應指標，探測卵巢雌、孕激素的變化，如陰道細胞角化指數、子宮內膜組織學及基礎體溫等一些簡單易行的方法，這些方法至今仍有廣泛應用的價值。六十年代，對更年期進行了調查研究，探討了我國婦女絕經年齡及更年期症状等。這一時期，對繼發性閉經、口服國產避孕藥婦女進行生物學試驗測定尿促性腺激素等方面的研究。七十年代後期，從世界衛生組織引進了激素放射免疫測定藥盒，對正常月經周期、更年期及哺乳期月經的雌二醇(E2)、孕酮(P)、促卵泡生長激素(FSH)、黃體生成激素(LH)進行了測定，在監測排卵和促排卵方面進行了研究。八十年代提出了以基礎體溫、宮頸粘液評分及血LH、E2測定、B型超聲測定卵泡與腹腔鏡下觀察卵泡發育、排卵、黃體的方法。在促排卵方面，北京、上海等地用國產人絕經期促性腺激素(hMG)治療垂體功能性閉經及垂體功能基本正常伴月經紊亂無排卵患者，並提出應警惕過度刺激症候群的發生。在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研究中，用不同促排卵方案測定卵泡液中的E2、P、睾酮(T)、FSH、LH水平與卵母細胞成熟度的關係，並可預測其受精率。八十年代，我國生產的不同放射免疫藥盒得到推廣和應用。1988年開始應用葡聚糖活性炭分離法(DCC法)測定子宮內膜癌患者的雌、孕激素受體，對激、孕激素受體，還可應用熒光組化定位。九十年代對不孕原因進行探討，提出和子宮內膜分泌期發育遲緩，孕激素受體下降有關。
(2)胎盤功能
六十年代，以化學方法測定妊娠期尿雌三醇(E3)排出量，觀察胎盤功能。八十年代以來，採用測定羊水中E3含量以探討胎兒畸形及宮內發育遲緩。1986年後又增加了胎盤泌乳素的測定。這一期間，應用放射免疫藥盒測定尿E3、唾液E3、，也是可靠的方法。八十年代前後，還開展了正常妊娠及妊高症患者血中前列腺素(PGE)、前列腺環素(PGI2)及血栓素(TXA2)代謝物的測定，發現妊高征患者TXA2升高，TXA2/PGI2升高，是和胎兒-胎盤血循環阻力增加有關。
(3)泌乳素和促黃體生成激素釋放激素
七十年代，泌乳素(PRL)分離提純，Friesen等發展了放射免疫測定PRL的方法。八十年代，PRL放射免疫藥盒在國內得到廣泛使用，經過研究，在閉經－溢乳症候群中，高PRL血症佔68。3%，對高PRL血症和閉經、不孕關係的研究，並結合CT診斷垂體微腺瘤和大腺瘤，發現了幾例空蝶鞍症候群，提出PRL升高與服用吩噻嗪類藥和應激狀態有關。在治療上用麥角衍生物溴隱停已在各地普遍應用，經治後排卵率和妊娠率達80%。不發現子宮內膜顯位症常伴有高PRL血症認為溴隱停治療單體PRL增高更有效。
1973年，Schally和Guillemin提純了促黃體生成激素釋放激素(LHRH)，我國於八十年代已合成不同效價的9肽LHRH類似物或增效劑，並用於臨床，合成了LHRH拮抗劑。還認識到人胎盤組織是一個完整的分泌系統，不僅分泌E和P，也分泌LHRH，參與hCG的調節。
(4)閉經及青春期內分泌
五十年代報導了數例Sheehan's症候群。八十年代，由於染色體核型實驗室的建立，認識到原發性閉經、性腺及生殖道發育不良與遺傳有關，如Turner's症候群，原發性XY性腺發育不良、睾丸素不敏感症候群等。在繼發性閉經中，發現以多囊卵巢症候群較為多見。自從促排卵劑氯酚胺(克羅米芬)合成後，1977年有人總結報導，它對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功能性出血、月經稀發、服用避孕藥後閉經及其他繼發性閉經，效果顯著。為了糾正LH/FSH不正常比例，還應用純FSH進行治療的方法。
(5)更年期及絕經期內分泌
更年期及絕經期內分泌的研究雖早已開始，但對它系統深入研究還是在七十年代以後。對絕經後婦女雌激素替代治療的研究，成為八十年代婦科內分泌研究的一個熱點。解放軍總醫院等單位研究了國產尼爾雌醇對女性更年期症候群的療效，證明尼爾雌醇不但可以改善更年期症候群的症状，而且對保護心臟，避免冠心病的發生，抑制骨密度下降，減少或延緩骨質疏鬆症的發生，具有較好的效果。在中藥應用治療更年期症候群方面，也有一定的進展。另外，β-內啡肽的分泌和絕經期症状的關係，也在深入研究中。
八、兒科學
(一)小兒腹瀉病
我國對小兒腹瀉的流行病學調查做了大量工作。我國四季分明，腹瀉發病各季度，各月發病不盡相同，通過歷年資料顯示我國腹瀉發病，每年有兩個高峰：一為6、7、8月稱夏季腹瀉，主要病原是致病性大腸桿菌與痢疾桿菌；另一高峰是10、11、12月稱秋季腹瀉，主要病原是輪狀病毒。
九十年代以來，一般性細菌性腹瀉顯著下降，而非傷寒沙門氏菌感染卻有增加趨勢。據302醫院報導5年中沙門氏菌感染增加5倍。其中鼠傷寒及嬰兒沙門氏菌感染，成為當前兒科關注的問題。
腹瀉的治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國北京、上海、天津等成功的解決了小兒腹瀉脫水的液體療法，大大地降低了死亡率。八十年代初又大面積推廣使用了ORS液病法。我國治療腹瀉濫用抗生素的現象，十分嚴重，造成細菌耐藥性增強，腸道正常菌群紊亂，使腹瀉遷延或加重。現在一致認為有70%左右的水樣便腹瀉為病毒產毒素細菌引起的，可以不用抗生素，可採用液體療法，中藥等綜合療法。抗生素僅適用於粘液，膿血便的患兒。
八十年代初興起的群體行為科學是控制小兒腹瀉病的好辦法。我國7省婦幼衛生示範縣小兒腹瀉預防研究取得成功。
(二)小兒腎臟病
小兒腎病症候群的病死率在五十年代初期在30%以上，以後由於應用抗生素類藥物有效地控制繼發感染，又採用了以腎上腺皮質激素為主的中西醫結合治療，經較長期隨訪，病死率已下降到10～17%。七十年代以來，在加用免疫抑制劑(最常用的是環磷醯胺)的部分病例，病死率又進一步下降到3%以下。
1975年5月召開了兒科腎臟疾病科研協作組第一次會議，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的協作組織。制訂了「關於小兒腎小球疾病臨床分類和治療的建議」1981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小兒腎臟疾病科研協組第二次會議，對1979年方案進行了修改。為以後統一診斷和分型，開展發病情況調查，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小兒血液病
中央衛生部自1986年5月頒發了《小兒四病防治方案》，其中包括營養性缺鐵性貧血防治方案。根據全國小兒營養性貧血防治研究協作組12個省市32，940名小兒調查，血紅蛋白<12g者佔55.5%，8省市7，499名小兒調查，血紅蛋白<11g者佔39.9%，可見我國小兒貧血的患病率是相當高的。部分地區小兒膳食分析調查結果表明，餵養方法不當是貧血的主要原因。
急性白血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小兒白血病緩解率極低，更不能長期生存。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際上小兒白血病的緩解率可達90%，但發生率亦達90%。到了七十年代後期，由於聯合化療和骨髓移植等項技術的發展，國外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的5年持續完全緩解率已達65～70%，部分長期緩解病例可被認為已經治癒。1980年我國完成了第1例小兒急性髓性白血病的骨髓移植。1989年起，他們採用PCR技術監測殘留白血病，研究TCRr，TCRS、IgH作指導化療及「分子複發」的信號，取得了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3年以上生存率達80%，急性髓性白血病達70%成績，使大多數白血病患兒獲得長期無病生存。
(四)小兒傳染病
1957年北京的病毒學者利用2～7個月胎兒的腎臟組織和猴腎單位層細胞等二種組織培養方法，成功培養出一株病毒、並試製滅活疫苗。1958年上海病毒學者在豬身上進行麻疹試驗，獲得成功。自1960年麻疹減毒活疫苗的製成標誌著我國對麻疹預防走上了新的階段。現在麻疹疫苗廣泛應用，使易感兒的發病率更降至3%以下。
1957年我國的病毒工作者從國內12個地區脊髓灰質炎患者的糞便中分離出63株病毒，其中Ⅰ、Ⅱ、Ⅲ型病毒分別為56.4%，30.3%及14.3%上海從344分類及中分離116株Ⅰ型83.6%，Ⅱ型12.9%，Ⅲ型3.5%；北京從303例患兒糞例中分離132例Ⅰ型27.2%、Ⅱ型69.2%，Ⅲ型3.6%。
自1960年我國開始用國產脊髓灰質炎口服減毒活疫苗以來，全國大中城市2個月至7歲的小兒服用液體疫苗的人數達4千多萬。1962年又試製成功了糖丸疫苗，在1963年經過1千多萬人的試用，說明它是容易保存、運輸和服用的一種劑型，便於農林及遠郊區工礦地區應用。
結核病
1950年在北京開辦卡介苗工作人員實習班，大力開展卡介苗接種工作，至1958年底，接種卡介苗的已達10，508，429人次。新生兒卡介苗接種率90%。由於大規模的預防接種和其它預防工作的逐漸開展，小兒結核病的感染率與發病率明顯降低，結核性腦膜炎與粟粒性肺結核已大為減少。由於預防的同時對結核病採取積極的治療，小兒結核病死亡率已顯著減少。
中毒型痢疾
1958年以來，廣大兒科醫務工作者終於採用了人工冬眠療法，使該病的病死率降低到5%左右。1963年我國兒科工作者對人工冬眠療法作了進一步改進，縮短了人工冬眠的誘導時間，積極降溫，進行企業的液體療法，使本病的病死率繼續下降。1961年上海錢潮等人報告了用大劑量阿托品靜脈注射的方法來改善血管痙攣狀態，4年治療145例，死亡2例，病死率為1.37%。同樣也有助於治癒率的提高。
自從石家莊中醫治療乙型腦炎，取得顯著療效以後，以北京市兒童醫院為例1948～1954年間以西醫方法治療乙型腦炎，病死率為13.2～25.2%；自1955年起以中醫治療為主，西醫為輔，病死率逐漸降低至1958年底為5.9%。隨著流行性乙型腦炎疫苗接種，該病的發病率大為降低。
九、眼科學
(一)臨床眼科學進展
五十～六十年代，白內障手術以囊內摘除術為主，方法有冷凍摘除、矽膠棒摘除、骨炭棒摘除，囊鑷法摘除等。傳統的老年性白內障針撥套出術也在開展。這些手術方法相對較簡單，術後矯正視力滿意，其中以冷凍摘除術較為常用。
隨著顯微手術技術的進步，現代白內障囊外摘除術得到了普及和提高，人工晶體植入成為可能。早在1953年我國就有成功植入人工晶體的病例，但直到八十年代後才逐漸發展起來。1982年Freamen與陸道炎教授介紹了現代白內障囊外摘除術後，在上海、西安、北京等有條件的各大醫院都相繼開展了顯微眼科手術。1991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國白內障及人工晶體學組，使我國在這一工作上逐漸步入正軌。
青光眼研究進展青光眼亦是我國主要致盲眼病之一。1977年，在衛生部組織制訂我國眼科學發展規劃中，青光眼被列為重點研究課題，1978年成立了青光眼研究協作組，後改為青光眼學組，學術上相互交流，促進了青光眼研究的進展。近年來，在青光眼早期診斷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區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青光眼的激發試驗，對視乳頭C/D值及盤沿面積的改變和視網膜神經纖維層缺損等早期改變的確認，微機程序控制自動靜態視野計檢查可定量顯示青光眼早期視野改變，非接觸眼壓計，氣體眼壓計以及微機電眼壓描記計的應用都可更精確地測定眼壓改變，以早期診斷青光眼。視誘發電位，對比敏感度和色覺檢查等對青光眼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信息。雷射已介入青光眼治療，開展了雷射虹膜切除術、小梁成形術等，是一種安全、方便，併發症少的治療方法，值得推廣應用。顯微手術的應用，使小梁切除術成為治療青光眼的主要術式，並得到不斷改良。降眼壓藥物亦推陳出新，不斷用於臨床，在治療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單皰病互性角膜炎(HSK)發病日益增多，通過多方面研究，單皰病毒分離、動物模型取得成功。免疫學方面亦取得成就，應用單皰病毒單克降抗體已成為HSK的診斷和鑒別診斷的重要手段之一。
1978年在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領導下成立了全國角膜病學組，在角膜病研究治療方面起到了有益推動作用。我國在諸如角膜組織細胞培養，單症病毒潛伏感染的研究、單皰病毒性角膜炎的診斷及治療、角膜材料的保存，角膜移植手術技術及一些角膜層光手術等方面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1984年制訂了「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臨床分期標準」。近十年來，對糖尿病視網膜病發病機理的探討進行了大量工作。八十年代後期在北京、成都、天津、上海等地以不同方面對發病機理和中藥治療進行動物模型實驗。糖尿病動物視網模顯微與超微結構的病理學觀察，和醛糖還原酶對視網膜毛細血管周細胞保護作用的探討，以及糖尿病鼠視網膜組織山梨醇、果糖、葡萄糖代謝狀況的研究等，均的一定的結果，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資料。視網膜毛細血管周細胞模型的建立，成功地分離牛視網膜的周細胞，並建立了細胞株，創立了體外病理模型，還發現高濃度葡萄糖能激活山梨醇途徑，降低細胞的肌醇含量，肌醇磷脂代謝異常以及應用醛糖還原酶抑制劑阻斷山梨醇通路，可改善周細胞對肌醇的攝取和肌醇磷脂代謝，並以信息調控的有關環節，證明周細胞的生長與醇磷脂代謝的密切關係，進一步闡明周細胞衰亡的生化機制。
1955年趙東生髮表的《關於鞏膜縮短手術及其適應範圍的意見》，1959年又發表了《用綜合原則的手術方法治療視網膜脫離124例》，促進我國眼科界更新了視網膜脫離複位手術的概念和技術，提高了總體手術成功率。雙目間接檢眼鏡的推廣使用，冷凍治療技術的應用，以及玻璃體注氣和切割手術對提高不同病情，包括巨大破孔的視網膜脫離的手術效果均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我國在視網膜脫離的診斷和治療上又上一個新台階。近年來，以玻璃體切割術為代表的眼後段手術興起，對大難度視網膜脫離、增殖性玻璃體視網膜病毒，以及對視網膜前模、異物和寄生蟲的清除有了較好的治療效果。雷射內封閉術，各種新型無毒害氣體和液體的應用，手術器械的不斷改進，使玻璃體手術取得了新的進展。
(二)現代科技的應用
近幾年，超聲都卜勒在探查眼部正常血管和眼病方面也顯示出優越性。超聲乳化吸出術用於白內障，使手術更簡化而快速。
眼底熒光血管造影技術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術在我國眼科界起步較晚。七十年代初期，南京、石家莊、廣州等地眼科工作者開探索。或靜脈注射熒光素後通過濾光片對眼底進行觀察；或以國產濾光片改裝舊式眼底照相機進行動物試驗。七十年代後期，由於行進了國外高速眼底照相機，造影連續拍片技術逐漸開展起來。八十年代初，河北醫學院出版了《眼底熒光血管造影釋義》一書，向國內初步介紹了這方面的知識。
磁共振成像(MRI)是八十年代初期開始應用於臨床的影像技術，用於眼部腫物或其它病變的診斷較CT更為清晰，可多方面多層面斷層及多種成像參數掃描，對球內非磁性異物，腫瘤及海棉竇動靜脈瘺均更易於成像顯示。
41956年，陳耀真、王文書教授已著手於建立臨床視覺生理實驗室。直到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我國視覺電生理測定逐步發展為系列化，1987年成立了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眼電生理學組。
雷射是近代重大的科學技術進展之一。應用於眼科臨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1971年上海市首先研製成功紅寶石視網膜雷射凝固器；楊冠等(1973年)報告了它的動物實驗和臨床應用後，1976年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報告了於1973年研製成功的我國第一台氬離子雷射凝固器在眼科臨床的應用。
十、耳鼻咽喉科學
(一)耳科學的發展
五十年代初期，我國的耳科學主要圍繞慢性化膿性中耳炎及其顱內外合併症的手術治療，總結成敗經驗。五十年代中期，出現了以恢復與保存聽力為目的鼓室成形術，1957年我國就有了成功引用的報導，此後迅速在全國普遍開展，到六十年代形成高潮，經驗總結和技術革新的報告迄今不斷。
耳硬化症在我國的發病率不高，為其所做的內耳開窗術在1947年開始，截止1959年據不完全統計共進行300餘例，成功率在80%以上。1956年鐙骨撼動手術傳入我國，曾流行一時。終因術後鐙骨易再固定而被鐙骨切除術所取代。
現代聽力學包括基礎聽力學、臨床聽力學和康復聽力學。直止六十年代初我國才有臨床聽力學方面的報導，內容只限於純音電測聽中的掩蔽問題、閾上功能檢查等。七十年代以來，隨著純音測聽日漸普及和專業學會的成立，雜誌的出版，特別是一系列相關國家標準的頒布，命名臨床聽力學在我國迅速發展起來。
我國耳神經學從六十年代初起步，從前庭冷熱和旋轉誘發試驗入手。稍晚有了應用眼震電圖代替裸眼觀察眼球震顫的報導。起初所用儀器是改裝的心電或腦電記錄儀。八十年代才有了能用計算機處理眼震訊號的專用眼震記錄儀。
七十年代前我國耳神經外科是以治療耳源性顱內合併症、梅尼爾病、面癱等為主。顱內合併症的了病率逐漸降低，由於CT、MRI的廣泛應用診斷也明顯簡化準確。治療方面現多主張徑乳突經路一次手術。對多發性或遠隔部拉者方採用開顱手術。對梅尼樂病的手術治療，我國從七十年初已經開展，到目前報導較多者有內淋巴囊引流術，前庭神經切斷術和各種破壞術。由於診斷和療效評定標準不夠統一，結果難以比較。面神經麻裨由於儀器和手段的長足進步，定性和定位診斷準確性更高。對它的部分減壓術首次報導於五十年代末。七十年後發展較快，出現了全程減壓、內聽道和迷路段減壓、膝狀神經節減壓和神經改道吻合，神經移植等手術，效果明顯改觀。八十年代我國出現了針對半面肌痙攣的手術治療。
(二)鼻科學的發展
鼻及鼻竇變態反應是我國建國早期就很重視的研究課題。開始是總結中西醫各種治療方法的經驗。接著開展了對致敏花粉的調查，到目前為止已普查完29個省市或地區。基本摸清了我國南北方致敏花粉的特徵。
鼻外科在五十年代初期主要圍繞鼻竇炎的手術治療方法與結果討論。八十年代後期，鼻內窺鏡及專用手術器械問世，國內仿製成功，鼻內窺鏡手術迅速在許多城市醫院開展。手術除主要用於多發性鼻息肉，篩竇上頜竇炎以外，亦被用於做鼻腔淚囊造孔、視神經管減壓等。
經鼻徑路做垂體瘤手術，我國從六十年代初就已開展，到七十年代末僅文獻報導的已五十餘例。目前全國各地已普遍開展，手術方式有了多種改良，適應症也漸擴大。近年來已有數篇依此檢救垂體卒中成功的報導。蝶竇局解的深入研究是應手術的需要而進行的，反過來它又提高了手術的準確性和安全性。
(三)咽科學的進展
急慢性扁桃體炎及其合併症是我國六十年代前討論較多的課題，由於缺乏統一的、公認的手術適應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手術有些過多過濫。七十年代以來發現扁桃體是產生免疫淋巴細胞和各種免疫球蛋白的器官，在胸腺蔞縮後，在維持人體正常免疫功能方面占重要地位。在各大醫院亂摘除扁桃體的現象已明顯減少。鼻咽癌在我國南方各省發病率較高，建國以來曾多次做過大面積，甚至於是跨省區的流行病學普查。基本摸清了發病原因和規律，確認EB病毒的致病作用，分離出EB病毒殼抗原等，並將其用於臨床診斷和預後判斷。七十年代以來先後建立了類淋巴母細胞株，鼻咽癌上皮樣細胞株和梭形細胞株。這是我國學者在鼻咽癌研究方面的重大成就，國際首創並被公認。我國學者在鼻咽癌的病理，超微病理、病理分型、動物模型建立等方面都有獨創性成果。用乳膠球和貢壓吸引法採取癌細胞供臨床診斷，陽性率較高，已被推廣應用。目前在我國採用的高能放療和分段放療，5年生存率高達85%以上。近幾年針對複發癌和有顱內轉移者還開展了手術治療。下咽(喉咽)癌較少見，常與喉癌或頸段食道癌伴發。目前多在放療後行喉咽切除或擴大喉全切除術，同時用帶血管的肌皮瓣游離空腸、結腸等修復手術後組織缺損，恢復其功能。我國學者採用食管內翻剝脫法與國外流行的後縱膈雙手鈍性游離法相比，術後併發症明顯減少。
(四)喉科學的進展
應用硬質喉直達鏡、氧管和支氧管鏡取除各種呼吸道異物，治療氧管結核、肺出血、支氧管擴張、肺不張取活檢診斷肺腫瘤等是五十年代初期，我國喉科學討論的熱點。七十年代後期光導纖維內窺鏡進入我國並迅速普及，擴大了醫生們的視野，提高了一些疾病的早期診斷率。
喉癌在我國東北多發，儘管三十年代我國就有人用喉全切治療，但是喉癌手術真正的發展與普及還是1949年後，特別是近十幾年的事。在基礎理論方面，我國學者曾對喉癌標本做過大塊連續切片，藉以對比病理和臨床分期。研究它的超微病理特徵，探討它與性激素、自由基代謝，特別是各種癌基因的關係。這些研究提高了對喉癌生物學特徵的認識。對癌和癌旁組織，轉移淋巴結所做的病理，組化免疫組化，基因等方面的對比研究，有助於了解喉癌局部擴展和轉移的規律。癌細胞株的體外培養和動物模型的複製成功為更深入的理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於纖維喉鏡，喉的CT和MRI的應用使判定癌的侵犯範圍與周圍組織器官關係的準確度明顯提高，使手術方式的選擇更趨合理。
十一、皮膚性病學
(一)科學研究和學術活動
1949年以來，我國皮膚性病科的科學研究首先是著眼於防治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皮膚病和性病的臨床和理論研究，一些傳染性皮膚病、職業性皮膚病、變應性及自體免疫性皮膚病、真菌性皮膚病、結締組織病、銀屑病、皮膚血管病等也都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促使各種皮膚病和性病的臨床診療工作都取得長足進展。
皮膚性病學除臨床研究外，在皮膚病的生理、病理、病理生理、組織病理、免疫學、生物化學等以及電子顯微鏡和其他先進設備、新技術的應用等也都進行了研究和開展，取得了不少成就，對銀屑病等作了全國性的流行病學調查和防治研究。各醫學院校和大中城市的大醫院的皮膚性病科大多建立了病理、真菌、免疫、生化等實驗室，結合臨床開展一些實驗研究。隨著國際間醫學交流的深入，近十多年來對國際間重點研究的課題也逐步開展，如對HLA、郎格罕細胞、淋巴細胞、病理、牲組織化學等。我國皮膚科學的研究工作已進入了分子生物的領域。
1949年以後，中華醫學會皮膚科學會舉辦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截止1991年前已經舉行七次。1949年前無皮膚性病方面的專業期刊，現代皮膚性病學專業性書籍甚少，1949年以後才有條件出版發行。1954年中華醫學會皮膚科學會創辦並發行了《中華皮膚科雜誌》，以後陸續創刊的全國性的專業雜誌有《皮膚病防治研究通訊》、《臨床皮膚科雜誌》、《中國麻風雜誌》、《中國皮膚性病學雜誌》、《皮膚病與性病雜誌》、《國外醫學皮膚科分冊》、《中國醫學文摘皮膚科分冊》；地方性期刊有雲南《皮膚病防治》、廣東《嶺南皮膚性病雜誌》、廣西《皮防通訊》、山東《皮膚性病學雜誌》等，在其它醫學雜誌、醫學院刊或學報中也常有皮膚性病學文章發表，《健康報》及各地衛生報刊等亦常刊有皮膚性病方面的論文和科普文章。皮膚性病學專著和大中醫學院校皮膚病學教科書陸續出版者累計已達數十種。
(二)診斷技術及治療水平的提高
梅毒的血清學診斷七十年代以前主要採用的康氏和華氏反應，已被新的梅毒血清試驗所代替。八十年代新的診斷方法聚合酶鏈式反應(簡稱PCR)近年在我國也很快應用於淋病、衣原體、支原體感染的非淋菌性尿道(宮頸)炎。
新的抗病毒藥如無環烏苷、肽丁胺、干擾素等治療病毒性疾病，用許多新的抗生素治療各種細菌和真菌感染性皮膚病和性病，用各種皮質類固醇製劑、新的抗組胺劑治療變態反應性、自家免疫性和非傳染性炎症性皮膚病，用免疫抑制劑治療自體免疫性皮膚病，用各種抗組胺劑治療一些變態反應性皮膚病，尤其是H1受體與H2受體抗組胺藥物聯合使用，治療蕁麻疹類過敏性疾病取得較好療效等。在物理治療方面，除原有的中波紫外線和淺層X線、境界線外、長波紫外線、同位素32磷、90鍶和雷射(Co2雷射、氦氖雷射等)等也被應用於皮膚科臨床。
(三)積極防治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皮膚病及性病
性傳播疾病(STD)
1949年以前性病在舊中國廣泛流行，嚴重危害了廣大人民的身心健康。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地一舉封閉妓院，解放妓女，對她們進行教育，治好性病，安排就業。首先在北京，接著在全國採取同樣措施，從而在我國永遠剷除了娼妓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言：「賣淫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它隨著私有制的消滅而消滅」。(《共產主義原理》)這不但消除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最醜惡的社會潰瘍，也是防治性病的根本性措施。新中國這一創舉獲得全世界正直人士的讚揚。據北京醫學院統計，1949年梅毒患者占門診人數10%，1963年下降至0.47%，其中傳染型梅毒的減少更為顯著，1972～1973年在全國又進行過一次大普查，未發現現症梅毒患者。
近十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性病又傳入我國，按其發病率高低依次為淋病、尖銳濕疣、非淋菌性尿道炎、梅毒、軟下疳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愛滋病患者在我國也有所發現，這些都引起了我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全國性病防治研究中心受衛生部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委託，在南京舉辦了愛滋病、性病實驗室診斷講習班，現在防治性病又已成為我國的迫切任務，各級防治中心已陸續建立，專門負責此項工作，防治的關鍵在於發揮我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加強社會主義道德教育，普及性病防治知識，切實抓好宣傳教育和監測工作，要動員各方面的力量，齊抓共管，採取綜合治理措施，徹底杜絕嫖娼賣淫活動，選用先進方法及有效藥物積極徹底治療現症患者，制止性病在我國蔓延。
1949年後，黨和各級人民政府非常重視麻風病的防治工作，1951年4月，中央衛生部召開的防疫專業會議，對麻風的防治問題作了重點討論，1951～1957年先後舉辦麻風防治高級進修班5次，進修醫師共114名，尤家駿教授親自參加授課訓練工作，1958年邀請阿根廷麻風專家司胡曼教授在廣東舉辦進修班，結業醫師40名，這些結業的醫師們又在各麻風流行地區舉辦各種麻風防治進修班，進修醫師前後共有3000多名，還有馬海德氏全力以赴地投身於麻風病的防治與研究工作。1957年全國麻風防治會議後，衛生部制定了防治規劃，1975年和1980年國家多次下達文件，對這一工作採取具體措施加強防治。從五十年代初至1981年止，我國有麻風醫院62處，防治站343處，麻風村794處，共計1199處，專業防治人員13432人。
1949年前，我國頭癬發病率較高，在未開展大規模頭癬防治前，全國各地均廣泛流行，尤以鄉村多見，嚴重危害著廣大人民的身心健康。1949年後，黨和政府號召除害滅菌，衛生部於1959年在江西寧都，1962年在南昌先後召開頭癬防治會議，推動此項工作，1977年在武昌舉行的全國頭癬防治工作經驗交流會，推廣湖北省的先進經驗，制定了防治規劃和方案，隨之在全國廣泛開展防治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在全國已基本消滅了頭癬。足癬是我國的多發病，建國初期約佔皮膚科門診病人的20%，有的城市如上海則高達50%以上，經驗證明不能單純治療，應當防治結合，重視預防。
職業性皮膚病的防治曾對許多廠礦企業、農村、服務行業等作了發病率的調查，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防治建議。從1953年到1977年有關這方面的報告就有125篇之多，由於加強了宣傳工作，使廣大職工了解預防職業性皮膚病的重要性及其防護知識，各廠礦企業單位逐步改善了勞動條件，不斷改進生產技術和操作規程，改革生產設備，逐步開展生產機械化、自動化、密閉化、盡量減少甚至避免接觸各種有害的生產因素，這是杜絕職業性皮膚病發生的最根本措施。
銀屑病是皮膚科常見病之一，近年來有增加趨勢。八十年代進行了全國性的大調查，在自然人群中發病率高達0.18～2%。銀屑病的治療方法繁多，不論現代醫學治療方法或中醫療法，中西醫結合療法均有一定療效。
白癜風的發病率也較高，近十多年來研究較多，認為白癜風是全身性疾病，可伴有多器官受損，10～15%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療方法較多，多以中西結合為主，已經取得一定效果。
十二、口腔醫學
(一)口腔醫學臨床醫療和預防保健工作的發展
建國四十多年來，口腔醫學的疾病防治工作，全國口保健網已有較普遍的布局。在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天津、西安、成都、重慶、廣州等均有設備優良和治療全面的口腔專科醫院或牙病防治所，並設有病床收治口腔頜面外科各種疾病。縣級以上的綜合性醫院也設立口腔專科，很多鄉、區衛生院、城市街道醫院都開設口腔科門診為居民及學校學生進行牙病防治工作。在設備齊全的口腔醫院，一般都採取分科治療，下設口腔內科負責治療齲病、牙髓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等；口腔頜面外科(包括美容整形外科)負責治療口腔頜面部畸形、外傷、感染、腫瘤及顳下頜關節等疾病；口腔正畸科負責主治牙列畸形、錯牙等；口腔修復科主治缺牙修復。有些口腔醫院還開設小兒牙醫科負責兒童口腔疾病的防治工作。據最近二年的統計，全國各省市設有口腔專科醫院共約55個，設有口腔科的綜合性醫院共6000多所。口腔科醫護人員約50000人以上，其中高級醫學院校口腔專業畢業醫師約佔1/3以上。
口腔內科
在牙體和牙髓病治療方面如牙髓塑化法治療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用自己設計和生產快速渦輪機作牙體各種同型的製備。在補牙材料的製造方面如高銅銀汞合金、複合樹脂、生物陶瓷等，已生產質量較高的系列產品，對牙體的美容修復起著重要作用。
在牙周病治療方面，近年來對牙周手術療法的改進，各種自體、異體骨製品的植入，各種生物陶瓷修復牙槽骨缺損；牙周病系統調牙治療及正畸等治療均取得較好的療效。
在口腔粘膜病的治療方面，應用局部對症及全身免疫製劑，配合廣譜抗生素，對口腔粘膜白色念珠菌感染的治療；對口腔粘膜病與內科系統有關的症候群及特殊的感染等的綜合治療，均獲得較好的療效。
口腔頜面外科
在口腔醫學的分科中，口腔頜面外科發展最快。近十年來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地的口腔醫院相繼成立了口腔麻醉科，使口腔麻醉方法增加了新的內容，如雷射穴位撥牙，經鼻腔盲目插管的「三頭位」方法解決經鼻盲插的難點等。
在診斷口腔頜面部疾病方面，口腔放射學從單純的放射診斷學逐漸發展為影像診斷學，如CT、磁共振已較廣泛應用於診斷頜面部腫瘤及顳下頜關節疾病。口腔介入放射學的發展將數字減影血管造影和一般血管造影技術及血管栓塞技術應用於診斷和治療口腔頜面部腫瘤。
近十年來，在口腔修復學得中發展了口腔修復生物力學，使口腔修復方法和效果更具有恢復正常咀嚼功能和面容美觀的效力。
在口腔修復材料中，國產高分子黏結材料應用於兒童齲齒治療、正畸附件的直接黏結等也有良好的效果八十年代初開始有國產的EB複合樹脂、光固化樹脂在臨床廣泛應用。此外，金屬烤瓷材料、各類鑄造合金材料的研製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口腔正畸學在七十年代，我國學者結合國情設計應用一些有效可摘矯治器如「環托式矯治器」固位力和支持力強，將可摘矯治器技術提高到新的水平。八十年代引進的功能矯治器提高了療效和應用範圍，採用引進的方絲弓、細絲弓等高效能的固定矯治器並自行生產帶壞、托槽、釉質粘合劑及鈦鎳弓絲等器材，臨床專業使用者已達60%～70%。傳統的牙列不齊和錯牙的矯治，目前已逐漸應用於成年人的正畸，與頜面正畸外科互相配合，對牙頜正畸矯治及青少年顳下頜關節功能紊亂症候群的治療，取得了良好效果。
近年來，對學齡前兒童大量開展局部氟化物塗擦和窩溝封閉，並試用矽膠、中藥製劑防齲。此外，用雷射幅照封閉溝隙防齲也取得一定的效果。
口腔預防保健
我國口腔預防保健近十年來有技快的發展，1983年北京醫大口腔學院研究所被任命為「世界衛生組織預防牙醫學科研培訓中心」，建立了我國口腔衛生工作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聯繫，與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建」相呼應。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培養了一批骨幹，在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鄉口腔保健工作，發揮積極作用。1983年我國首次使用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在10餘萬名中小學生中進行全齲病、牙周病流行病學的抽樣調查，為我國開展口腔疾病預防工作提供了參考資料。1989年在北京舉辦了第二屆世界預防口腔醫學大會，同年成立了全國牙病防治指導組的顧問組，指導組已制定出2000年我國口腔衛生保健的規劃目標第三次修改稿，待有關方面的批審實施。1989年9月由全國九個部委聯合發起每年9月20日在全國開展「愛牙日」宣傳活動。
(二)口腔基礎醫學科學研究的發展
在基礎醫學科研方面，近十年來不斷創造、引進先進技術和實驗方法。在口腔生理學，病理學、免疫學、結構學、生物力學、材料學、路學、雷射技術、組織化學、生物醫學工程等學科中，都取得了許多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成果，其中的些已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
口腔醫學研究所的設立，最早為華西醫大口腔醫學院於1958年經衛生部批准建立，下設17個研究室，在齲病和牙周病的病因研究取得顯著成果。該院於1989年經衛生部批准建立「衛生部口腔生物醫學工程重點實驗室」，對國內外開放以加強和促進口腔醫學研究的發展。此外有北京口腔醫學院、西安第四軍大口腔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大口腔醫學院等也相繼成立口腔醫學研究所，招收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進行各種高科技的專題研究。
我國口腔基礎醫學研究項目繁多，比較突出的成果在口腔解剖生理學方面有對正常人面部各器官形態及其間距離的測量數據，有修復頜面部畸形的參考價值。對面前靜脈內毗靜脈瓣膜的解剖觀察比較和對成人顱紇頦孔、頰脂墊解剖、頸外動脈主要分枝的觀察。
十三、精神病學
1949年至1959年我國精神病學的發展狀況和取得的成就從1950年開始精神病學教學工作使受到重視，在醫學院校中作為單獨課程進行講授。1954年統一了教學大綱，並進行教學實習，擴大教學基地。五十年代初期，因限於人力，只有約三分之一的醫學院校正式成立了精神病學或神經精神病學教研組，至1958年全國大多數醫學院校建立了專門的教學組織。1953～1958年，衛生部、民政部在南京、上海等地培養了高、中級專業醫師數百人；全國各大區基礎較好的精神病院也對各級醫師採取了多種方式進行了培訓和提高。
1958年，新建的精神病防治機構達62處，遍及全國21個省市，床位總數為1949年前五十年中總數的十四倍。
治療方面除原有的胰島素、電休克、發熱療法外，還逐漸開展了睡眠療法和各種藥物療法(包括鹽酸氯丙嗪、中藥驗方、眠爾通等)，各種綜合療法、針灸、電針、刺激神經療法等在許多醫院得到應用。由於當時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尚不普及，故在許多醫院新老療法並存。由於社會制度的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由於吸毒、梅毒、傳染病和營養不良等相起的精神病大大減少，至五十年代末，有的甚至完全消滅。這是本時期內我國精神病學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至五十年代後期，由於疾病譜的改變，有些療法(如發熱療法)已不復使用，以氯丙嗪為主的藥物療法輔以心理治療已在臨床醫療中佔主導地位。
中華醫學會於1954年年立了神經精神科學會，許英魁任主任委員，1955年3月創刊了中華神經精神科雜誌，初為季刊，1958年2月改為雙月刊，許英魁為總編輯，馮應琨、伍正誼、王慰曾、張沅昌為副總編輯。
1960～1977年我國精神病學發展狀況從1960～1966年初，我國的精神病學教育事業迅速發展，由四川醫學院主編的編編教材《精神病學》於1960年正式出版，英國《臨床精神病學》中譯本在上海於1963年出版，在此期間南京也出版了一本《精神病學》。中華神經精神科雜誌雖於1959年下半年因故停刊，但於1963年復刊。在此期間我國精神病學教育事業有了進一步發展。但從1966～1976年，精神病學由於受到「文革」干擾而幾乎停頓，學術著作及刊物極少。1974年湖南醫學院出版了《國外醫學·精神病學分冊》期刊，1975年廣州中山醫學院出版了《新醫學》雜誌的《神經精神疾病副刊》，後改名為《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誌》；1976年長沙出版了一本《精神病學》中型書籍。從1960～1977年，《中華神經精神雜誌》一直處於停刊狀態。
從1960～1965年，精神病防治機構和床位增加，除一兩個地區之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建立了規模較大的精神病醫院。儘管如此，精神病防治工作在這期間還是取得了一定成績。許多省市建立了以省、市精神病院為中心的防治網，防治網的設置大都分為三級。
六十年代以後，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明顯升高。當時的主要療法以藥物治療為主，包括氯丙嗪、泰爾登、奮乃靜、苯乙肼等。胰島素昏迷療法因為精神藥物的出現，在六十年代以後絕大數醫院已經停用。電休克治療在「大躍進」及「文革」時期由於政治原因被迫停用，但因為無法控制木僵狀態及嚴重的抑鬱症自殺，故不久又重新恢復應用至今。
精神病的實驗研究及臨床研究在1960～1965年間有一定發展，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調查從五十年代末就在幾個主要大城市進行，有些城市完成了初步的發病率及患病率的調查。上海還對精神分裂症的家族遺傳史作了大規模調查，所獲得的數據被我國精神醫學教科書廣泛應用。在臨床研究方面夏毓芬等人對一組與月經周期有明顯關係的精神病進行了研究；陶國泰等人對兒童精神病問題也進行了某些研究。
1978～1989年我國精神病學發展狀況自1979年以來，全國醫學院校除加強精神病學教育外，已有46所院校開設醫學心理學課程。
1980年衛生部還指定北京、上海、湖南、華西、哈爾濱等醫科大學及北京市安定醫院及南京神經病防治院等作為全國精神科醫生繼續教育中心。1982年在北京、上海兩地建立了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研究所和培訓中心。自八十年代實行學位制以來，許多醫學院校的精神科都設立碩士研究生點。北京、上海、湖南、華西醫科大學的精神科還授予培養博士研究生資格。八十年代以來，上述四個單位已畢業碩士及博士研究生160餘人，其中湖南醫科大學培養數量最多。第一批博士導師為夏鎮夷、沈漁村。另外，北京、湖南、華西醫科大學近年來還建立了精神衛生系。在此期間，精神病學出版物較多，影響較大的有《精神醫學叢書》、《精神病學》、《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精神病學分冊》等。
八十年代以來，精神衛生醫療機構迅速增加。1986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精神衛生工作會議。會議資料顯示，截至1985年為至，全國已有精神病院348所，床位60000多張。到1989年，又發展到80000多張。據1990年華西醫科大學編寫的《全國精神衛生醫療、教學、科研機構名錄》稱，當時全國有精神衛生機構803家。床位規模最大的是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和北京市安定醫院。
這一時期的科研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神病學流行病學研究：1982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協助下完成了全國12個地區關於精神疾病發病率、患病率的研究，是這10餘年中流行病學研究最大的成果。
2)精神疾病病因學的研究：主要是遺傳、生物化學、電生理、CT等方面的研究，但至今未有突破性發現。
3)心理量表的應用研究：這一研究發展很快，但有待於進一步規範化、標準化。
4)診斷和分類研究：1958年曾提出過一個精神病分類草案，但未正式公布執行；1978年又提出了一個修訂草案進行討論。參照美國DSM-III和國際疾病分類第9版和第10版(ICD-9，ICD-10)，結合我國的實際，我國在1989年出版了《中國疾病的分類和診斷標準》(第二版)，成為我國的「官方」診斷分類。
5)老年和兒童精神疾病的研究：在這10餘年裡得到了廣泛重視，在南京和福州，成立了一定規模的兒童精神衛生研究機構，在一些大醫院裡，還成立了研究老年精神疾病的病房。6)治療學研究：主要是心理治療和對精神藥物的試用研究。80年代後期創刊的《中國心理衛生雜誌》對心理治療有許多研究報導。對精神藥物的研究主要針對新型抗抑鬱藥、卡馬西平、氯氮平的藥效研究。
學術交流：1978年恢復了全國性學術交流。1978年7月4日至10日在南京召開中華醫學會第二屆全國神經精神科學術會議。會議期間召開了第三屆學會委員會議，宣布了主任委員為夏鎮夷，副主任委員為馮應琨、伍正誼、黃克維、黃友歧、於清漢。第三屆全國神經精神科學術會議於1986年6月3日～7日在重慶召開，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選出了第四屆學會委員會成員，陳學詩任主任委員，周孝達、沈漁村任副主任委員。1980年後，由中華醫學會組織的全國性學術交流基本上2～3年1次，每次交流事先定出主題，內容相對集中，在此期間，學會下面還成立了一些學組，各個學組也都定期組織全國性學術交流。1985年中國心理衛生協會成立，陳學詩任第一屆理事長。
十四、神經病學
(一)初創階段
五十年代初期使先後在北京、南京、上海、長沙、天津等處大量培養醫學進修人員。1952年，成立了中華醫學會神經精神科學會。在38個醫學院中，有30個開設有神經病學課程。1965年，我國除教學醫院有較齊全的人員配備外，省市級醫院和部分縣級醫院也有了神經科專業醫師。
流行性日本乙型腦炎，1948～1955年間，此病在一些地區曾有較大流行。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對本病的流行病學，免疫學，臨床和病理各方面均有深入研究。自1955年起，北京市兒童醫院以中醫治療為主，西醫為輔，治療腦炎取得顯著療效。病死率逐漸降低，到1958年由原來的25.2%降至5.90%。寄生蟲感染所致的腦型血吸蟲病，肺吸蟲病及腦囊蟲病的診斷和治療有較大進展。中樞神經系統梅毒與維生素缺乏所的社經炎已明顯減少。
根據上海第一醫學院及北京協和醫院的資料，癲癇的發病率在上海和北京分別為15.6%和9.79%。十五年間，對癲癇的病因，症状，診斷，分類，預後及治療的研究均取得一定進展。在對癲癇患者腦脊液氨含量的研究中，發現其平均值為0.25微克，癲癇發作時腦脊液氨含量增加二、三倍，癲癇持續狀態時氨含量更高，幾乎24小內還不能恢復正常水平。用咖啡因可治療小發作，而苯巴比妥或苯巴比土，溴化鉀合劑及苯妥英鈉對大發作有明顯療效。
(二)艱難曲折的發展階段
自1966年到1976年之間，多數醫院的神經科被取消而併入內科。《中華神經精神科雜誌》被迫停刊，神經科學術活動被取消，專業研究工作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
自1970年以來，各地區均有暫稱「散多性腦炎」的報導，對該病的病因、神經精神症状、全身情況、血清學、免疫學、腦脊液、腦電圖檢查等做了大量研究，提高了診斷水平。對急性多發性神經根神經炎進行了大宗病例臨床分析並提出病因學說。北京、上海對該病患者進行神經運動傳導速度測定，結果顯著減慢。結合肌電圖檢查，說明電生理改變能反映本病病理生理特點。
上海第一醫學院華山醫院自1974年以來，在血液流變學方面作了深入研究，測定血液粘度，聚集性，凝固性等項血液流變學指標，發現血液流變學異常是缺血性中風的發病先兆之一，並可作為區別於出血性中風的診斷參考，也是治療該病的一個動態觀察指標。河北醫學院應用腦超聲波鑒別腦出血與腦血栓形成具有一定的經驗。在治療方面，上海第一醫學院發現二磷酸腺苷(ADP)對缺血性中風病人血小板電泳有明顯減緩作用，丹參有改善血小板抗ADP聚集的作用；吉林等地開始應用國產尿激酶治療腦血栓形成有一定療效。此外，各地對腦出血手術治療和對缺血性腦血管病的顱內——顱外血管吻合術積累了不少經驗。
(三)飛躍發展階段
1978年《中華神經精神科雜誌》復刊，同年7月在南京召開了第二屆全國神經精神科學術會議。從此，神經病學無論在醫療、教學與科研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對國外的學術交流頻繁，目前，神經科病床已增至20000張左右。一些院校一級的研究所和神經科方面的專科人員培訓中心相繼成立。研究生制度的建立，為促進我國神經病學的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到1995年，全國共設神經病學博士點9個，導師26名，共招收博士生94名，已畢業79名，碩士生點40個，導師106名，招收碩士生486名，已畢業446名。國內定期出版的神經病學方面的雜誌發展到十餘種。出版的書籍130餘部。各項研究獲衛生部所頒發的醫藥衛生科學技術進步獎20餘項。
在中華醫學會神經精神科學學會下的學組學術活動活躍。自1984年到1991年先後成立了9個學組。這些學組對促進我國神經病學的發展，專業人才的培養都做出了許多貢獻。
綜合國內報告，對「散發性腦炎」的研究表明它實際上包括病毒感染及急性脫髓鞘兩大類疾病。故不再用「散發性腦炎」一詞。感染性多發性神經根神經炎發病率仍高，對本病病因的研究，大多認為與機體自身免疫有關，細菌及病毒感染為始動因素。對腦脊液及外周血淋巴亞群的觀察，發現腦脊液T細胞明顯增高，N細胞下降，周圍血則相反，腦脊液中IgG亦升高，故認為本病是免疫障礙所致的由T細胞介導的免疫性脫髓鞘病。寄生蟲感染已大為減少。
自七十年代末，引進第一台CT機起，我們診療技術有了較大的變化，提高了對卒中的性質，部位，範圍等的確診率，由於檢查方法簡單，安全、迅速、準確，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腦血管造影。腦血管造影技術由單支動脈穿刺發展到逆行定嚮導管選擇性腦動脈造影，較廣泛開展。更安全，簡便的數字減影腦血管造影(DSA)亦在少數地方應用。腦血流速度檢測，氚吸入或氫離子清除法測量局部腦血液等也在國內一些地區開展。核素腦血管造影，都卜勒超聲檢測，頸動脈，椎動脈的顱外段及腦血管病變等在少數地方也有應用。視、聽及體感誘發電位，腦電地形圖，神經心理檢查等有助於客觀地了解腦血管病所致的腦功能障礙。各種實驗性腦血管病動物模型的建立，有利於對各型腦血管病的病理，病理生理，生化改變等進行研究。發表了很多有關腦血管病患者或實驗動物的不同時期的酶，中樞神經介質，神經肽，前列腺素，環核苷酸及自由基，維生素E水平等的研究報導。與診斷手段相比，腦血管病的治療尚無重大突破。對缺血性卒中，除傳統的擴容稀釋療法外，用蛇毒治療的報告稱療效在80%以上，對出血性腦血管病的治療仍以綜合措施，中西醫結合等為主。
對癲癇的病因和該病機理研究涉及多方面。癲癇的遺傳學問題，引起了廣泛注意，在流行病學調查中，發現遺傳性癲癇患者率為219/10萬。對雙生子患癲癇的研究亦表明了遺傳的易感性存在。腦電圖及遺傳免疫學研究亦發現癲癇家系成員，尤其一級親屬中，腦電圖異常率及免疫球旦白異常率都較正常人高。關於遺傳方式，多數人認為屬多基因遺傳，但亦有常染色體顯性遺傳及常染色體隱性遺傳家系報告。對癲癇發病機理的探討，如對癲癇患者及實驗動物模型的腦脊液中單胺介質代謝物，胺基酸介質，酶，環核苷酸等的觀察，都有研究報告發表。血微量元素改變，免疫功能改變等亦有報導，但確切機制尚待研究。
十五、營養與飲食學
(一)我國公共營養事業的發展
我國1936年首次提出「中國民眾最低限度的營養需要」未列入維生素的需要量，1949年後前中央衛生研究院營養學系在編輯包括維生素含量在內的《食物成分表》時，提出了一個「我國的膳食營養素需要量推薦標準」。1962年召開中國生理科學會營養專業會議時，正式發表了我國膳食營養素供給量推薦標準。以後中國營養學會在大量實驗研究和實際調查的基礎上，於1981年和1988年進行了兩次修訂，修訂後的標準所包括的營養指標已由最初的10項增加至15項，人群的年齡劃分也由最初的11個增加至21個年齡段。1988年修定時，我國營養工作者在熱能需要量方面已對各主要工種的勞動項目及各兵種測出熱能消耗率；對我國的穀類、豆類等消化率，植物蛋白質的生理價值及營養效果的影響因素，蛋白質的互補作用，多種維生素、無機鹽和微量元素的營養效用及影響因素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
(二)食物與營養工作的發展
1952年由中國預防醫學科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的前身——中央衛生研究院營養學系，測定了北京300種食物中5種維生素的含量，並編製出版了我國第一本較完整的《食物成分表》，該表包括有約300餘種食物中15種營養素的含量。
八十年代以來我國還進行了一些食物營養成分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建立工作，1986年由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編寫了我國第一本「食物營養成分測定方法」一書，該書既考慮了最新儀器設備，又兼顧有益於普及的一般方法，對全國不同地區食物分析方法的統一起到了很大作用。1986年在王光亞和沈治平兩位研究員的主持下，組成了有15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有關單位參加的「全國食物成分測定工作協作組」，經過數年的共同努力，1989年完成了各地區食物中多種營養素的測定工作。經過四十年來對各種食物成分分析數據的不斷積累，食物成分表也進行了數次修定，1991年再次修訂出版的食物成分表中分析項目已達28大類，包括3282種食物中的24種一般營養素含量，1388種食品中的18種胺基酸含量，932種食品中26種脂肪酸含量和962種食品中的膽固醇含量。這表明了我國的營養分析工作在建國以來的40年中已取得重大發展。
五十年代初曾對市場上58種嬰兒代他食品做了營養成分分析，動物生長試驗以及氮、鈣、磷代謝觀察等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食品的營養成分比例都不適合營養素供給量要求，維生素均低於標準，經研究改進，提出了「5410」配方代乳品，向全國幾個大城市推廣生產，取得了較好效果。七十年代後期，在全國的南北地區因地制宜研製了多種代乳品配方，並彙編成冊向全國推廣介紹。八十年代以「5410」配方為基礎，加以補充、改進工藝過程，研究、試製了適宜於1～6個月嬰兒食用的「嬰兒營養粉」和6個月以後的斷奶食品「寶寶樂」，其營養效果均不低於以乳為主食的嬰兒代乳品。在衛生部及輕工業部組織領導下，對嬰幼兒配方乳粉，斷奶期配方食品、斷奶期補充食品及某些嬰兒強化食品都制定了營養衛生標準。
八十年代以來，國際上對母乳餵養的優越性有了更科學的認識，同時對孕婦、乳母的營養狀況與乳汁分泌的質和量，以及對胎兒生長發育的關係等進行了大量研究。
(三)營養與疾病的研究工作
1985年在衛生部、教育部的支持下，浙江醫科大學和中山醫科大學分別成立了營養專業和臨床營養專業，開始了臨床營養醫師的培養。八十年代以來，臨床營養工作的隊伍不斷得到擴大，衛生部也曾委託幾所醫學院校開辦過短期臨床營養進修班。1986年由關桂梧主編出版了「營養學基礎與臨床實踐」，1990年由顧景范、邵繼智主編出版了「臨床營養學」，這兩部臨床營養學專著的出版，彌補了我國臨床營養學專著的空白，對我國臨床營養工作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我國營養與疾病研究較多的是地方病和老年常見病。我國醫學人員經長期研究，首先發現克山病的發生與膳食中缺硒有關，大規模預試驗證實，亞硒酸鈉可以預防急性克山病的發生，並因此獲得了克勞斯施瓦茨國際獎。近些年來，我國在老年營養需要和衰老與營養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發現營養與促進老化程度的自由基有著密切的關係。適當限制進食(主要限制能量)，而蛋白質充裕時，能抑制脂質過氧化作用，維生素A、E、C、B、胡蘿卜素、硒等能提高機體抗自由基作用，因此有利於延緩衰老。研究認為癌症、心腦血管疾病、骨質蔬松、白內障、糖尿病等一些老年多發病均與飲食習慣和營養狀況有密切關係。如食鹽過多與高血壓的發生有密切關係，某些營養素攝入過高或過低以及某些飲食習慣的食物中含有較多的致癌物質，均與癌症的發生有密切關係。並且研究篩選出了大蒜、中華獼猴桃、沙棘、富硒麥芽粉、蔬菜、香菇、茶葉等一些具有抗癌防癌作用的食物，在合理膳食搭配防治這些老年常見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此外，我國兒童缺鐵性貧血的患病率很高，認為與膳食中鐵的攝入、吸收和利用有關，目前正在開展防治研究，已研製出一些由血紅素型鐵製做的食品和製劑，有較好的作用。對兒童缺鈣和維生素D引起的佝僂病、缺鋅引起的生長發育遲緩和異食癖等也正在研究中。
十六、放射醫學
1956年，謝志光教授、汪紹訓教授，創造了汪一謝氏公式，測量國人心臟表面面積的預計值。這一研究，是國內應用最廣泛的研究成果之一。此外有一些作者分析總結了支氣管肺癌的漏誤診原因，其中X線表現不典型，肺結核合併肺癌，發生於炎症或結核瘢痕之上的瘢痕癌，隱匿型肺癌等。由於CT的普及，使得縱膈病變的定位更加準確。八十年代後期，設備的進步，HRCT出現，使人們能在活體上觀察到肺小葉的結構，因而對於肺瀰漫性病變的研究受到人們的重視。李鐵一教授在關於胸部影像病理基礎的研究中，在國內首先介紹了完全復原肺標本的固定方法，對X線，CT檢查進一步的認識病變的發生、發展、發生部位以及解釋影像學表現等方面起到促進作用。八十年代中期，戴汝平教授在國內開展了冠狀動脈內溶栓治療急性心肌梗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與此同時，開展的項目還有肺A栓塞治療先天性肺動脈瘺，動脈導管未閉栓堵術，經皮穿刺球囊擴張瓣膜成形術治療二夾瓣狹窄，肺動脈瓣狹窄和主動脈狹窄。這些新技術的應用，廣大了傳統放射醫學的范籌，其發展和水平，幾乎與國際發展水平相當。在研究主動脈夾層的影像學綜合診斷中，發現我國人群中，主動脈夾層慢性病例(78%)，明顯多於急性和亞急性，其中又以Ⅲ型夾層(66%)明顯的多於Ⅰ型和Ⅱ型。
1964年，王雲釗教授等首創了中國墨汁骨血管造影的實驗研究方法。提出了血源性感染的好發部位，擴展方向及侵入關節的解剖學基礎。此後又對骨折進行微血管研究，提出骨痂形成主要來源於膜內和軟骨成骨的兩種方式。深入地探過了血管與成骨之間的關係，地方病是解放後的研究重點。錢致中教授於1955年提出了大骨病的X線分型，此分型對以後的大骨節X線診斷具有重要的意義。王雲釗、莫東旭教授等詳細的研究了大骨節病軟骨壞死的病理形態和X線徵象的演變規律，並根據大骨節病的546塊骨的X線，病理所見，概括地總結出大骨節病的20個基本X線徵象。這些研究，使我國的大骨節病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氟骨症的研究中，提出氟骨症的六種基本X線表現。如骨質硬化，疏鬆、軟化、關節退變、韌帶鈣化和間斷性地生長障礙線等。關於佝僂病的早期診斷問題，王雲釗教授提出尺橈遠側干骺端邊角突出，先期鈣化帶部位出現紊亂骨小梁等是佝僂病早期診斷的定性徵象，修正了以往延用的X線診斷標準。與此同時，我國學者在骨關節腫瘤等方面的研究也最得了令人注目的進展。
神經放射學是伴隨神經外科發展和進步而發展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國內主要開展了頭顱，五官的X線研究，腦血管、腦室造影等研究。這些研究與國外同期開展的工作相差不大。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CT、MRI、DSA等大型醫療設備的引進，國內的神經放射學發展迅猛，基本上與國外神經放射學發展同步。在推動國內神經放射學發展方面，吳恩惠教授等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於六十年代初，消化道的檢查方法，主要以傳統的粘膜法，充盈法和壓迫法主為。進入七十年代後，雙對比造影法的廣泛應用，使顯示胃腸道粘膜面的細微結構成為現實，其檢查範圍包括咽部、食道、胃、十二指腸、小腸和結腸，大大地提高了病變和腫瘤的檢出率。目前該檢查方法已基本普及到了基層。關於雙對比成像原理及其胃腸道粘膜面細微結構的研究方面，採用模型實驗，儀器測量等方法，對胃腸道的、結腸粘膜的正常、異常形態及臨床意義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除此之外，還發現了亞小溝、次小溝、蠶形小區、跨過線等現象，指出在臨床診斷中對小凹、小溝應較小區形態、大小更應予以重視。有人將異常胃小區分為增生型、萎縮型、糜爛型、破壞型等四種類型。這些研究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腹部放射學的另一貢獻是首次可用放射解剖學方法，獲得了肝三角韌帶將左肝區域分隔為左肝上前，上後兩個間隙，澄清了國外學者對此問題的長期爭論。在此基礎上有關左膈下膿腫的新的分型和各型的X線特徵，診斷原則及標準。又首次提出網膜囊的解剖變異，是由腹膜反褶形成的隔膜，是導致網膜囊腫局限於下部分或上部分重要解剖基礎，此項研究受到國內、外專家的重視。並為發展新興的邊緣學科——腹部放射解剖作出重要的貢獻。近年來，影像技術的發展，CT、MRI、DSA等不斷地被應用於消化道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關於肝腫瘤的微血管結構和血供研究，林貴教授在國內外首次提出門靜脈參與肝癌血供的問題，對肝癌的診斷和治療有重大價值。在血管的介入性治療方面，主要研究熱點集中在肝癌的治療方面，其中化療 栓塞治療中晚期肝癌已達國際先進水平。此外，腹部的血管成形術，出血與外傷的介入治療，非血管性和介入診斷治療等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在腹部的實驗性研究方面，國內應用自漢的X一氰基丙酸做了實驗性動脈栓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並應用中藥做為腎血管的栓塞劑進行了實驗和臨床研究受到一致好評。
十七、護理學
1950年夏，我國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有全國各地護士參加，大會對護理專業發展作了統一規劃，將護理專業定為中專,護校招收初中畢業生,學製為3年。
1957年12月9～15日,北京召開了中華護士學會理事會,到會代表137人,討論並肯定了舉辦正規高等護理教育的必要性,指出這是鞏固護理事業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
1966～1979年,十年動亂期間,護理教育倍受摧殘,校址被佔用,教師被解散。
1979年7月為加強整頓護理教育發出《關於加強護理教育工作的意見》的通告。
1980年8月,為進一步加強中等專業教育,衛生部發出關於試行《中等衛生學校三年制醫士、護士、藥劑專業學生基本技能訓練項目(草案)》。其中護士專業學生基本訓練項目包括基礎護理、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五官科、針灸、推拿等211項技術操作。
1980年6月2日，受中央衛生部和總後衛生部的委託,在中華護理學會和江蘇省分會幫助下,南京軍區後勤衛生部與江蘇省衛生廳共同舉辦了南京醫學院高級護理進修班,這是1949年後舉辦的第一次高級護理進修班。
1984年1月12～15日在天津,國家教育部和衛生部聯合召開了高等護理專業教育座談會,教育部黃辛白副部長,衛生部郭子恆副部長及兩部負責高級教育的同志及天津醫學院、上海第一、第二醫學院，中山醫科大學、首都醫科大學、北京醫學院等單位的院長、副院長、教務長和護理系主任以及有關的護理專家參加了座談會，黃、郭兩位副部長發言，指出舉辦高等護理教育的重要意義。
1984年5月14～16日，天津舉辦了中華護理學會高等護理教育研究班，學員52名，邀請美國李式鸞教授及國內護理專家講課，這次學習班對開展高等護理教育教學內容有促進作用。
1984年在國家衛生部領導下成立了高等醫學院校教材編審委員會，在委員會內分設各專業編審小組，組織編審了《護理學基礎》、《內科護理學》、《外科護理學》、《婦產科護理學》、《兒科護理學》五本教材，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為開展護理本科教育提供了教材。
1987年，北京市開展高等護理專修科自學考試，並逐步開展至全國有些大城市。中華護理學會、衛生部和人民衛生出版社共同組織編審了系列《護士晉陞自學叢書》共26個分冊，主要提供給具有中專以上文化程度護士自學培訓使用，為開展自學考試提供了教材。
1989年，已形成適合我國國情的護理教育體系，全國設有本科護理系的醫學院校八所(協和醫科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天津醫學院、山東醫科大學、南京醫學院、上海第一醫科大學、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廣州中山醫科大學、瀋陽中國醫科大學、西安醫科大學)，護理大專專修科教育30所，中等護士學校500所，比1949年增加了2.6倍。1987年一些大城市開展了護理專修科自學考試、證書班考試，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醫學校對全軍開展了護理大專函授教育。
中國護士會於1922年在日內瓦加入國際護士會，為第11名會員國，從此中國護士在國際上取得了應有的榮譽和地位。
1950年護理學會總會開始國際學術交流，如請在京蘇聯護士講課和撰文，與南斯拉夫、日本、冰島等國家進行護理工作間學術活動和友好活動。1980年7月13日在世界衛生組織支持下，中國護理學會總會理事王懿、安之璧、呂式媛、嚴渭然四位同志組成的護理考察團對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三個國家進行的訪問。1984年4月，林菊英理事長應美國加州大學及舊金山一些醫院護校邀請訪問並介紹了中國護理事業的發展。1986年4月20～5月3日英國皇家學院邀請王秀瑛副理事長訪問兩周，參加英國4月28日在黑池召開的七十周年慶祝大會並授予王秀瑛和其它國家五位護士英國皇家護理學院榮譽校友的證書和證章。1988年6月16～24日學會理事長林菊英、副秘書長李逸華應加拿大護士會邀請，去該國商談合作事宜。6月26～27日2日，林菊英理事長應西歐科研會的邀請參加該會第四次論文交流會。
十八、臨床腫瘤學
(一)病因學
我國自五十年代以來，對研究癌的指導思想工作從局部到整體，從個體到群體，根據臨床基礎理論研究和對環境中化學性致癌的研究，認為肯定性致癌的根據是：流行病學調查確定為人體致癌物，臨床醫師和科學工作者都承認這些物質對人和實驗動物有致癌作用，對多種動物或同一種動物有致癌作用小劑量即可引起一個或幾個臟器發病者為強致癌物，現知對人類具有肯定致癌物有：砷、鉻、鎳氮芥、芳香胺中的2-秦胺、聯苯胺、各種燃料不完全燒燃物及潤滑油、煤焦油中所含某種多環芳烴：如2-苯芪，石棉、氯乙烯等。
物理性致癌因素有：
放射能：放射能可引起癌症，較高劑量的放射能在無防護的情況下，長期接觸，可引起接觸部位的皮膚癌，胃腫癌和白血病。長期吸入放射性粉塵可致肺癌。因此對接觸放射性物質及工礦人員加強衛生防護措施，對防治腫瘤極為重要。2.紫外線的過多照射引起皮膚癌。3.熱與機械刺激：長期的熱與機械性損傷也可引起腫瘤，如食管癌。據祖國醫學記載：噎膈與「好熱飲」「過飲熱酒」有關。據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省的調查表明，食管癌病人好熱飲者佔50～70%，熱食溫度高達70%，因此改進飲食習慣對預防食管癌有一定意義。又如壞牙齒對口腔內的某一部位長期不斷的磨擦，加上口腔的不衛生，有可能發生舌癌。
生物性致癌物有：
病毒：我國腫瘤工作者發現對病毒是作為動物腫瘤發病的因子之一，已是完全肯定。對核糖核酸病毒反向轉錄酶的研究為生物學上一重大發現。EB病毒與人類患淋巴瘤，鼻咽癌及其它惡性腫瘤的關係，受到國內外學者及研究機構的重視。另外核糖核酸病毒與人類白血病有關。人腺病毒中的幾個不同血清型毒株中，其中有3個毒株在體外有致癌作用，6個毒株有弱誘發腫瘤作用，並在人體乳腺癌組織和乳汁中發現核糖核酸的病毒顆粒。在宮頸癌細胞中發現單純泡疹Ⅱ型病毒，在部分肉瘤中發現C型病毒的結構與動物肉瘤病毒相似。
除人的白血病細胞外，乳腺癌患者存有腫瘤病毒核糖核酸，在肺癌消化道腫瘤及腦腫瘤中亦有腫瘤病毒核糖核酸。黴菌毒素：致癌性黴菌毒素有多種，霉變的「黃變米」及其中提出的毒素引起小鼠和大鼠的肝腺病和肝癌。現已知黃曲霉素其衍生物有十餘種，其中致癌作用最強的是B1，其次為G1B2M1。據統計鈂-1對大鼠的致肝癌強度比奶莞大900倍，比二甲基亞硝胺大75倍。根據我國腫瘤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黃曲霉素污染重，實際攝入量多的地方，肝癌發病率也高。黃曲霉素對糧食的污染，我國南方較北方為多。玉米花生被污染的機會和程度較大米、麥、豆類為重。如我國某肝癌高發區與低發區對比調查，前者糧食污染黃曲霉素的程度尤重。寄生蟲：據臨床觀察，患大腸癌與血吸蟲病有關。我國南方患肝癌病人與患中華枝睾吸蟲病有一定關係。患肺癌在我國西北部地區與肺包囊蟲病有關。其他如慢性感染，經久不愈的潰瘍，可引起組織增生而發生腫瘤，如胃潰瘍引起癌變，下肢老爛腳引起下肢的皮膚癌，慢性中耳炎引起中耳癌等。還有如遺傳因素，營養因素，激素失調均可與腫瘤形成有關。
(二)發病率、預防、生長方式及轉移途徑
根據1988年上海市民居患惡性腫瘤發病率：氣管、支氣管和肺癌已超過胃癌，占常見十大惡性腫瘤發病率第一位，胃為第二位，以下為肝臟和肝內膽管癌、食管、乳房、大腸、直腸，直腸乙狀結腸連合和肛門、胰腺、白血病、膀胱為上海地區最常見十大惡性腫瘤，死亡率肺癌占第一位，胃癌占第二位，上海是我國最大城市之一，工業發達，大氣污染嚴重。尤其是交通擁擠、車輛繁多，所以引起呼吸道惡性腫瘤，如氣管、支氣管、肺癌等逐年增多，因此癌症的預防尤為重要。癌症的預防可分為三級，一級預防是針對癌症病因的預防，通過改善環境，消除或減少可能致癌因素，降低人群對危險因子的暴露水平以防止癌症發生。二級預防是指癌一旦形成，如何在其早期階段發現它，以予治療，從而防止其繼續發展，以提高其生存率。所謂三級預防即對症治療措施，當腫瘤已不可逆轉時，應儘可能減少病人痛苦，延長生命，癌症的三級預防，在我國取得可喜成就，盡量做到早預防，早診斷，早治療，大大提高對癌症防治效果，制定2000年控制腫瘤死亡率目標。對我國幾種主要癌症的危險因素進行調查，如食管癌與亞硝胺及其毒素，微量元素有關；肝癌與飲水污染，B肝感染與黃曲霉素攝入有關，鼻咽癌與EB病毒及亞硝基化合物有關，肺癌與吸煙，空氣污染有關。我國防治重點是肺癌、胃癌、乳腺癌、大腸癌、肝癌、食管癌、宮頸癌、鼻咽癌和白血病。
(三)診斷和治療
目前統計表明腫瘤患者如能早期發現和立即進行適當治療，有5%以上可以治癒，而且五年生存率可達80.9%，1986年我國衛生部門制定了我國腫瘤防治指導思想，戰略目標和對策。我國對癌症臨床分期，也根據國際統一的惡性腫瘤臨床分類——惡性腫瘤的TNM分類法，用三個大寫字母表示。T：-PrimaryTumor(原發腫瘤)N-RegionaLymph(區域淋巴結)M-DistantMetastases(遠處轉移)。我國目前對惡性腫瘤的診斷有下列幾種診斷方法及手段：1.X線診斷，2.內窺鏡檢查及診斷，3.細胞學診斷，4.病理學診斷，5.放射同位素診斷，6.超聲音像診斷，7.免疫學診斷等七種方法，已達到國際水平，特別近幾年來我國在免疫學上的診斷技術，突飛猛進。應用甲胎旦白免疫測定診斷原發性肝癌，陽性率可達70～90%，為了適應農村普查的需要，在方法上也有不少改進：簡化了標本採集方法，如耳血法，紙片吸血法等，改進了檢測技術，提高了靈敏度。
腫瘤治療：近十幾年來我國有主張對手術中發現的，無法完整切除的癌瘤，只要能切除其大部份，且不致增加手術後併發症，仍應採取手術切除，為術後殘留癌的藥物和免疫治療建立有利條件，又可以補充對放射線較敏感的惡性腫瘤治療如肺癌、肝癌、乳腺癌等術後在殘留腫縮區補充放射線和介質治療，提高其療效。近年來我國對早期(Ⅰ～Ⅱ)乳腺癌，採用改良式根治術或擴大根治術，保留胸大肌、胸小肌，但腋下淋巴結及乳內淋巴結與原發灶的癌瘤一起切除，並與原來的Holstla直切口，改為橫切口，既外觀美觀又效果良好，對於較早期的乳房患者，可考慮作改良式乳房癌根治術或擴大根治術，和原來根治術相比較，其生存率沒有降低，基本相似，但其生活質量大大改善。如需要可再施行人工乳房再造術，外觀與正常相似。
放射治療：根據腫瘤性質，分別進行單純放療或綜合治療，根治性放療，手術前放療，手術後補充放療，還是姑息性治療等，並可在治療過程中隨著患者全身情況，腫瘤變化可調整治療方案，我國在鼻咽癌，宮頸癌及淋巴瘤的治療中在世界上取得先進地位。
藥物治療：近30年來我國對腫瘤藥物治療有較迅速發展，尤其是與其他綜合手段應用，使常見腫瘤臨床治癒率有了一定程度提高，目前藥物治療已成為腫瘤的重要手段之一。
十九、核醫學
黨和國家對我國核醫學的發展十分重視，1956年國務院在新擬訂的科學發展十二年遠景規劃中，已將核醫學列為國家的一項重點任務。與此同時，中央軍委衛生部在西安創辦了同位素測量儀器訓練班及同位素應用訓練班，由丁德泮、王世真兩位教授負責，為全國各地培訓了一批技術骨幹，使之成為我國核醫學的學科帶頭人。
1958年，我國建成了第一座原子反應爐及回旋加速器，生產了常用的放射性核素。同年，先後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四地巡迴舉辦了放射性同位素臨床應用訓練班，此後，在各省、市有關部門的領導與支持下，北京、西安、上海、廣州、長春、重慶等地相繼建立了一批同位素實驗室，開展了131I、32P、198Au等放射性核素的臨床診斷與治療工作，國產放射性核素已能大量供應。60Co治療機治療腫瘤，131I吸碘試驗診斷甲狀腺疾病、多種臟器的核素顯像和放射性腎圖等項檢查都得到推廣，放射性核素示蹤方法在生物化學，藥理學、內分泌學、病理生理學、微生物學及其他形態學科中的應用也陸續開展了起來。1972年，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全國原子醫學專題經驗交流學習班；1973年中央衛生部委託醫科院在四川舉辦同位素新技術經驗交流學習班，王世真等50多位教授，研究員及工程技術人員，參加了授課及教材編寫等工作，來自全國各醫學院校、醫院、科研單位的60多位學員參加學習，這對全國核醫學的迅速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這些學員已是各單位的技術骨幹與學科帶頭人。1977年7月由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主辦，在哈爾濱召開了全國放射性同位素技術經驗交流會；並在一些城市巡迴進行放射性同位素在工、農、醫等方面成就的圖片展覽。
自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核醫學得到了飛躍的發展，核素標記技術、放射性測量技術，臨床上臟器顯象診斷技術，體外放射分析技術、短半衰期核素應用等都更廣泛應用和水平更加提高；核素示蹤技術在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的許多課題中充分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的自動液體閃爍計數器，自動固體閃爍體樣品計數器等儀器設備已能成批生產並更普遍推廣使用，外放射分析的檢測樣品的品種和應用範圍逐年增加，並加強了質量控制；與此同時，核醫學專業隊伍迅速增長，業務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為了適應這一形勢，1980年，成立了全國核醫學學會，此後，各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了核醫學分會；全國性和地區性的各種核醫學學術會議常被召開；1981年創辦了《中華核醫學雜誌》。核醫學已列為高等醫學院校學生的必修或選修課程。
據1993年3月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的不完全統計，除在個別省區外，我國已有近750家開展了核醫學工作，分布在其它省、市、區；從事核醫學專業人員達四千餘人，其中高級職稱人員佔16%；全國核醫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帶教點達18個，已培養出各類研究生500多名；放射性核素年使用量近1014貝可(2600多居里)；全國已有SPECT儀102台，γ相機75台、液閃測量器168台、γ計數器847台、各型計算機433台。另據統計表明：我國主要高等醫學院校及醫科院的學報上自1993年至1995年上半年所發表的論文總數中，採用了核技術方法者近15%，其中有的高達28%；從以上資料表明，我國核醫學已有相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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