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現代中醫學基礎理論體系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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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通史

中國醫學通史目錄

一、 中醫理論各專題內容的探討

(一) 陰陽學說

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醫界對陰陽學說的淵源、基本內容、性質、作用與地位等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研究。

例如任應秋在《陰陽五行》一書中,提出了陰陽學說「兩體合一」、「動靜升降」、「始終嗣續」、「兩極反覆」四大規律,以闡明陰陽的奧義。在各種中醫理論的教材和專著中,陰陽學說的基本觀點被歸納為:自然界一切事物均可被分為陰陽兩大類,是萬事萬物的根本。陰和陽又是無限可分的。陰陽之間存在著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陰和陽又處於動態平衡之中。八十年代以後,學術界進一步從多學科來論證陰陽學說的科學性。如許多學者從控制論、系統論、資訊理論的角度來分析陰陽的對立、依存、消長、轉化。

九十年代以來,應用控制論、系統論、資訊理論來研究陰陽五行學說的熱潮已逐漸降溫,代之而興的是以陰陽五行學說來說明醫學和易理的關係。「醫易同源太極」,太極圖的模式被認為可追溯中醫陰陽學說、健康和疾病觀的源起。雖然陰陽學說的科學性在現代不斷被從各個角度加以證實,但近年來也有人認為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束縛了中醫學在現代的發展,以致許多帶有先進科學性質的醫理,不是被排除在外,便是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而融合在陰陽五行學說之中了。

(二)五行學說

五十年代以來,在關於五行學說爭論的過程中,對五行的來源及發展研究得比較明晰。繼承整理並挖掘五行學說的內涵,探討它的理論和實用價值,是五、六十年代相關研究的主要方面。但在1966年「文革」開始後,這方面的研究中斷了數年。

七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有關五行的討論增多。除討論五行學說的內容、五行在中醫臨床上的實用性、形成歷史等內容之外,更為多見的是把五行學說與控制論、系統論、電子計算機技術原理和方法聯繫起來。

八十年代的五行學說研究已不僅僅是把它作為一個哲學概念,而且也是作為自然科學的內容加以研究。從天文、氣象角度探討五行學說的研究者認為,天文概念的五行是指宇宙的自然節律;氣象概念的五行是指風火燥濕五氣的運動。天文氣象五行學說已成為中醫氣象學的重要內容,貫串於中醫基本理論各個方面。

九十年代以後,用控制論、系統論、資訊理論來研究五行學說的熱潮已降溫。有的學者認為哲學中的五行轉變為醫學上的五行,並不在於粗疏的形式類推,而是基於相當縝密的數學群論原理,故五行學說的生命力具有合理性與實用性。在大量的從各個角度闡釋五行學說的合理性、科學性的同時,也有學者冷靜地反思陰陽五行學說對當代中醫發展的消極影響,認為中醫五行學說雖然有其合理核心,但糟粕成分顯而易見,必須從形式到內容進行改造。

(三)藏象學說

五十年代以後到「文革」前,中醫藏象理論研究主要運用的是傳統方法,如文獻考證或臨床驗證等。經過「文革」十年的沉寂之後的藏象學說研究,在傳統研究方法之外,又出現了用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藏象實質的新局面。

臟腑的文獻整理研究在六十年代就已是某些中醫研究機構的重要工作。七十年代中後期,脾胃的文獻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從文獻角度考證,中醫的脾包括現代醫學的脾和(或)胰,但其功能卻相當於現代生理學消化系統的主要功能,還涉及植物神經內分泌免疫血液代謝以及肌肉等方面的功能。從局部來看,還與胃腸局部變化、小腸吸收功能和胰腺功能關係較為密切。鑒於有關脾陽的論述較多,而脾陰則少有研究,故八十年代初有關研究從脾陰的含義與作用、脾陰虛證候進行探討,並分析脾陰虛與胃陰虛的異同。

腎及其相關的命門天癸的文獻學研究在五十年代以來逐漸深化。命門是近現代中醫學術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現代中醫學術界多傾向於認為命門不是一個解剖實體,而是機體某些重要生理功能的總稱。對命門的生理功能的認識也趨於統一。與腎相關的另一個有爭議的內容是首見於《內經》的「天癸」。現代通過對「天癸」和腎中精氣的關係及其生理效應的爭議,認識逐漸趨於一致。六十年代通過文獻整理,將歷代對「天癸」的不同見解歸納為8種:①男精女血說;②月經說;③腎水說;④元陰說;⑤元精說;⑥腎間動氣說。其中腎水說、元陰說、元精說在現代中醫學術界仍深有影響。但現代學者對「天癸」的爭議更傾向於其生成來源。「天癸」來源有源於腎氣、源於腎水、元陰、源於腎所藏的精氣諸說。圍繞作為腎中精氣充盛到一定程度產物的「天癸」產生的爭議,主要還是理論上的,很少與臨床治療相聯繫。

(四)辨證論治理論

五十年代初期,朱顏、任應秋、秦伯未等老一輩醫家已經提出了辨證論治的體系概念。

關於辨證論治的「證」字的含義,以及「證」與「症」、「病」義界的劃分問題,八十年代以來對此爭論尤為激烈。爭論的結果並不在於幾個詞義的界定,而是進一步明確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內涵,為證的規範化研究鋪平了道路。1983年組織成立了「中醫證候規範研究」課題組,專門對證的概念及其規範化問題進行了研究。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在1990年「全國中醫病名與證候規範研討會」上已形成的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證」是機體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它以一組相關症状與體征反映該階段的主要病變,揭示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關係。證與病有上下層次之別,「病」反映疾病全過程的本質,「證」反映疾病某一階段的本質,受疾病的特殊本質所制約。對將「證」歸屬於「病」的提法,也有的學者認為是一種觀念上的失誤。有關病、證的討論還在深入進行之中。

(五)治則治法理論

治則概念的拓寬,同時也就意味著內容範圍的擴大。印會河認為治則應包括治病求本。以平為期、調整陰陽、標本論治扶正祛邪三因制宜正治反治治未病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隨證治之等內容。姜春華曾提出「截斷扭轉」的治則,被認為是溫病治則的一定意義的突破和創新。他認為治療溫病不能拘泥於「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到氣才可清氣」的順應療法,主張採用先證而治,截斷扭轉的原則,即重用清熱解毒,抑制病原,使病程阻斷或縮短;早用苦寒攻下,迅速排出邪熱瘟毒,及時涼血化瘀。此理論經各地驗證,證明對中醫溫病的治療,可提高療效縮短病程。在某些治則的提法上現代仍存在爭議。如謂「月生無瀉,月滿無補」也屬治則。又謂在「三因制宜」之應外加一「因勢制宜」的治則等。

治法研究在現代一般中醫基礎理論書中很少提及,但治法卻是研究治則的基礎和落腳點。因而在建國後的第一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中,將治則與治法並列。

治則的實驗研究不多,但治法的實驗研究卻不少。現代中醫治則、治法實驗研究多集中在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熱解毒、通里攻下等方面。其中研究最多的莫過於活血祛瘀法。五十年代末以來,臨床運用活血祛瘀法治療的疾病非常廣泛,如心血管系統疾病、腦血管病血管病、廣泛性瀰漫性微循環障礙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增生性病變、婦科病、各種炎症、各種疼痛,以及某些癌症等。與活血祛瘀法機理相關的實驗研究報導也很多。

(六)運氣學說

建國後的17年(1949-1966),五運六氣的研究還屬於比較深奧的問題。某些醫史學者將運氣學說作為歷史加以探討,追溯其源起和演變。其中以范行准先生《五運六氣說的來源》一文影響較大。此後范先生又在1961年印行的《中國醫學史略》一書中再次重申他對運氣學說的貶抑態度。儘管范先生把運氣學說稱之為「近於宿命論」的「式占」之術,但在建國後17年間,並不妨礙其他學者介紹或運用運氣學說。當時對運氣學說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可以自由地在報刊上撰文或出版專著來介紹五運六氣的基本知識。1959年,任應秋先生出版了《五運六氣》(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是為現代第一本運氣學說的入門之書。該書以《素問》七大論為本,系統討論了運氣學說的各有關問題。至1962年,該書已印刷了4次。1962年,胡海天先生於《廣東中醫》發表連載文章,作「五運六氣」的講座,在中醫界亦有一定的影響。

在當時對運氣學說有存、廢兩種意見的情況下,中醫學院的教材如何處理這部分內容的問題上也出現了爭議。最後折中的意見是將運氣學說以附篇的形式列於書末,由學員據自己的興趣加以取捨。對運氣七篇是否是《素問》原文也採取迴避方式。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教材中連五行學說也遭到嚴厲的批判,更不用說運氣學說了。它連上教材接受批判的資格也沒有。「文革」結束以後,運氣學說才又重新登大雅之堂。但這次運氣學說的命運非同昔比,它不僅在中醫界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睞,而且也引起了某些其他學科人士的濃厚興趣和重視。研究運氣學說在七十年代末以來異乎尋常地成為熱門,研究專著也陸續問世。

八十年代以來,對運氣說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從理論文獻和實際驗證兩方面來進行確立自己的觀點。任應秋先生認為運氣學說「是中醫學在古代探討氣象運動規律的一門科學」,即中醫氣象學。方藥中先生認為,運氣推算的「干支格局」,是古人對天象、氣候、物候、病候長期觀測的總結。它吸取了當時天文、地理、歷算、哲學知識,運用陰陽五行和干支的排列組合形式來加以表述。但是,運氣推算只是的部分內容,因此不能以現代氣象驗證的符合率來評價運氣學說的價值。

(七)體質學說

現代中醫體質研究最有意義工作是進行了中國人的體質群體調查。薛崇成以中醫氣質陰陽學說為依據,把人的性格分成太陽、太陰、少陽、少陰、陰陽和平5大類,再根據心理測試原理製成了陰陽分型的問卷,在全國進行調查。他制定的DY性格測驗表已通過國家級鑒定。

疾病與體質的關係是體質學說與臨床緊密相關的具體體現。有關某些疾病的產生與體質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異常體質和異常情志較正常體質人更容易患胃病肺癌病人中,初步發現氣虛質的比例較大,這與中醫傳統的「肺主氣」是相吻合的。體質與體型、季節發病也有直接關係。

體質學說的實驗研究開展得還不多,但隨著研究向縱深發展,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研究者開始注意用實驗手段來探尋不同體質人群的生物學基礎。從現代病理學研究發現,痰濕體質的人其新陳代謝一般比較低下,脂肪代謝緩慢,而且血中低密度脂蛋白含量增高,高密度脂蛋白含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將多餘的膽固醇堆積在動脈壁上,從而容易引起動脈硬化冠心病。還有的研究從體質遺傳學角度,研究了廣東漢族健康人的中醫體質類型與HLA基因頻率分布的關係,獲得了不同體質類型的綜合性指標,反映了傳統中醫體質類型的遺傳及基本特徵,證實中醫體質類型的客觀性。

(八)中醫時間醫學

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中醫發展迎來了一段黃金時期。在理論上,隨著《內經》研究的深入,時間醫學也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1955年,四川名醫吳擢仙在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向中央首長獻出了子午流注環周圖,引起了世人對時間針刺療法的關注。承淡安的《子午流注針法》、任應秋的《五運六氣》等著作相繼問世,時間醫學的研究已經開始露出端倪。然而六十年代中期「文革」的掀起,使剛露頭角的中醫時間醫學研究又沉寂下去。子午流注在「文革」中也被作為封建的、迷信的東西而無人敢問津。

七十年代末期,「文革」結束後迎來的科學的春天,是為發展這一古老的中醫理論的契機。現代時間生物學的興起,為中醫時間醫學的再度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八十年代是中醫時間醫學研究達到了一個的高峰,以「中醫時間醫學」為名的一門新的學科已基本形成。周銘心等的《中醫時間醫學》、胡劍北等的《中醫時間醫學》、劉炳權等的《古今時間醫學》、張年順等的《實用中醫時間醫學》相繼出版。運用文獻整理、臨床觀察、調查分析和實驗研究等手段對中醫時間醫學進行的研究,為闡明這一學科的科學性作了大量的工作。

大量的實驗或觀察用於揭示臟腑、經絡活動的節律。從四時死亡病種來看,肺心病多死於冬季,肝經病多死亡於春季,心經的病多死於夏季。

診斷方面,對常人脈象的觀察,結論是與「人氣」一日四時的變化規律相合。在疾病狀況下,正常節律則被破壞。四季變化與脈象的關係是:脈率是冬快夏慢,脈位是冬偏沉、夏顯浮,脈波幅是夏最高、冬最低,春秋處於過渡狀。

時間治療學方面,中醫則講究「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根據這一原則,有的研究者在「夏至」開始給慢性支氣管炎患者服加味右歸丸,取得良好的效果。用藥的效果的確與時辰或季節有一定的關係。現代時間藥理學非常重視體內藥物酶的活性節律,因為所有的藥物包括中藥在內,進入體內後都要受到藥酶系的作用,從而影響其藥效和毒副作用。這說明中醫講究時間用藥是有一定科學性的。

子午流注針法的研究在近十幾年中已有大量的研究。子午流注針法被認為是最明確的時間治療學內容。現子午流注針法已廣泛用於治療痛症、高血壓癱瘓等40餘種疾病,大多數收到較好的療效。子午流注針法對心輸出量和心排出量的影響試驗中,運用肢體血流圖為指標,發現按時開穴施刺較隨機取穴組能顯著使舒張期延長,心率減慢。靈龜八法也是一種按時取穴法,用此法治療頭痛,其效果優於循經取穴組。

二、中醫診法的研究

(一) 腹診

十年動亂之前,對腹診注意不夠,很少有人專門論述。由於日本漢方醫界對腹診的起源曾有所涉及,從而引起了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並對此進行研究和論述。學者根據古代醫學經典的論述,認為腹診起源於我國;日本著名漢方學家大冢敬節則認為,日本漢方界的腹診可以分為難經派、傷寒派、折衷派等之不同,也說明其起源於我國。

隨著這些爭論的開展,使我國對腹診的研究迅速發展起來。1987年,我國召開了首屆全國中醫腹診專題學術研討會,交流了在腹診方面研究心得,使得這種診斷方法大大地繁榮起來,研究內容也十分廣泛。

近些年來,對腹診的研究,業已從單純臨證應用進而探素其客觀化的檢驗,如有人提出光電腹診儀的設想,通過用X射線熒光屏探測胃腸中含氣量的多寡,以判斷腹部脹滿的程度,還有的對群體進行了臨證調查研究,以使探索新的研究途徑與方法。

進入九十年代,腹診的研究有進一步的提高,表現在腹診技術的客觀化、標準化方面的探索和試驗。如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生部與清華大學有關部門研製的QZ-1型中醫腹診參數檢測儀,應用中醫理論,制定定量指標,對718例患者進行腹診檢查,提出了腹診的原理和新概念,對腹診進行了理論構建,為這一診斷方法的辨證數據化、定量化提供了新的依據。該研究課題組並編成《中國腹診》一書,從而使腹診這一古老的技術在診斷學上形成了獨立的體系,向一門獨立分支學科邁進。

(二)脈診

要客觀檢查患者的脈象,就要有檢查的器械,脈象檢測儀就是這種器械。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經有人設計簡單的脈象儀,對客觀檢查做了嘗試,由於影響脈象的因素很多,而且對脈象形成和構成脈象的各種條件也還沒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初期的脈象檢測儀器還不夠理想,但這畢竟為脈象的客觀化做出了初步的探索。

十年「文革」期間,檢測儀的製作基本上處在停頓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脈象檢測工作又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並且有迅猛發展之勢。隨著電子工業技術水平的發展,檢測儀的設計與製作水平日益提高。早期的檢測儀是北京醫療儀器廠生產的BYS-14心脈儀,隨後有南昌八一無線電廠生產的MX-811液態換能器,上海醫療器械研究所曾製造出HMX-3C脈象換能器和MX-3脈象儀,它較以前的同類器械有較大進步,它能取得脈象、脈速、時差、取脈壓力等多種信號,它對脈象的採集、建立定型圖譜、有較好的作用。

在「六五」期間,中醫的脈象檢測儀的研製被列入攻關課題,此期間研製出來的MX-4C和MX-5多功能脈象儀,它們不僅能檢測脈象的波形、脈壓力、還可以檢測、貯存、列印脈道形態的示意圖,脈波--脈位趨勢圖及脈率趨勢圖,這些脈象圖可顯示脈位、脈幅、脈形脈勢、脈寬和脈率等。

用脈象檢測儀所取得的脈象圖的判讀和分析,在八十年代取得一些成果,儘管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判讀標準,而只能用目測法讀出其拐點、幅值和時值,以了解脈動的頻率和節律,脈力的強弱,脈勢的虛實及脈象形態,並通過它來了解和測算或估計血管的彈性、外周阻力,脈象的勁弛、軟硬、滑澀等,但這些已為將來做出分析脈圖的統一方法打下了基礎。還有人做出「脈象信息計算機處理系統」,以自動採樣分析,並輸出包括脈率、面積及判別脈圖所必需的十多項通用的特徵值和擴充特徵值,以此確定脈象的類型,並以此繪出脈波圖、速率圖、從而使計算機在脈診中達到了實用的水平。此項成果也獲衛生部1985年科技成果二等獎。

研究工作者還對若干臨床上常見的脈象進行生理學和病理學的基礎研究。其中包括浮脈沉脈弦脈滑脈澀脈芤脈遲脈數脈結脈代脈促脈等。如對浮、沉脈的初步研究表明,動脈管壁的搏動幅度的加大,是出現浮脈的主要因素。如當管壁振幅較大時,取法壓力比較小,此時指感搏動明顯,脈位就顯得表淺但脈象的浮沉和此壓力大小並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

(三)舌診

「文革」期間,舌診研究與其他各項科研工作一樣,受到極大的干擾,陷入停頓狀態。

「文革」結束以後,舌診研究進入了繁榮時期,絕大部分研究工作幾乎都是在八十年代出現的,八十年代早期,有人報告了對大量正常舌象研究的結果。如陳澤霖通過對5403例正常人舌象的研究,孫遠嶺則板告了對2721例正常小兒的調查,提供了正常人的脈象報告。

八十年代早期還對舌脈進行了研究。早在1978年,就有人對舌脈做了初步研究,把其主幹的充盈度分成三度,即以十、二十、三十代表之。據作者統計,95%的正常人主幹的充盈度為十,其餘5%為 。而正常舌脈的顏色多為淡紫色。

隨著舌診研究的深入,極需對這些研究工作進行規範化,特別是有關舌診的詞語、舌的部位等進行統一。在這方面,上海的陳澤霖等做了較多的工作。他在1982年著成《舌診研究》一書,初步涉及這一工作,並公開出版。1984年,他們又發表了《有關舌診的統一名詞和舌上分部的規定(草案)》。

八十年代中期,又陸續有人對舌苔流行性出血熱急腹症的診斷價值做了報告,如認為流行性出血熱的舌質的發展是由淡紅而變紅或紫絳,而淡紅;而舌苔則由白、黃而變白;舌苔還由潤變干而再潤,其變化亦提示此病臨床上五個分期的發展規律。在急腹症中,舌象的變化基本上反映腹部病變感染程度,輕度炎症者,其舌質多淡紅,而紅絳舌則示腹內的化膿性及壞疽性病變;有些急腹症則表示炎症的性質,如在膽囊炎患者中,淡紅舌多示慢性炎症,而紅絳舌則示急性化膿感染。這些結論都經剖腹探查後證實。

九十年代以來,對舌象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如中國中醫研究院與清華大學有關部門合作,成功地研製成「中醫舌象真彩色圖象系統」。它是利用光、電、機械等學科的結合,攝取真彩色的舌象圖形,對舌質、舌苔、舌面積、舌紋理分析、瘀點瘀斑進行攝象,並將它儲存起來,可以與再現和舌色的三基色分析數字化。這種系統可通過系統硬體的設計,應用軟體的設計,通過對舌象的攝取,存貯、調用、色度學參數的分析、苔厚指數測定、舌苔的面積,齒痕程度的估計、反光點的消除等多項功能,建立了常見的舌象資料庫,從而製成了以國際色度學為依據的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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