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中西醫結合醫學的基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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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陰陽五行學說研究
（一）陰陽學說的研究
方法論意義的陰陽學說研究：自西醫學傳入我國，陰陽學說作為方法論在近現代對中醫學是否還具有意義，在學術界就有爭議。五十年代，在中醫科學化的背景下，這一問題更發展成為一場較大規模的爭論。「文革」中，有關教材對陰陽學說大多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樸素唯物主義和自發的辯證法給予定位。「文革」後，隨著新的文化「啟蒙」運動，國外自然科學界的最新觀念被迅速介紹，在中醫界這一事件被作為重新認識中醫的契機。以多學科（如高能物理、模糊數學、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耗散結構理論、混沌理論等）研究中醫為名義，對陰陽學說的意義有趨於積極方向的評價。至九十年代，工作仍在繼續。
作為生理、病理、診療模式的陰陽學說研究：陰陽的對立統一模式，在中醫臟象、生理、病理、診斷、治療、預後等方面均有明確的運用。「人生有形，先別陰陽。」「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陰陽的對立消長，依存互根，相互轉化規律在以前易被認為只是一種思辯理論。陰陽模式的現代研究開展較多的是從cAMP/cGAP來研究其物質基礎。1973年，國外學者Goldbeig首先提出人體信息傳遞的第二信使系統cAMP/cGAP兩種環核苷酸之間存在著類似陰陽的關係，一般以cAMP為陽，cGAP為陰。上海內分泌研究所鄺安坤1978年在《中華內科雜誌》上發表「陽虛病人內分泌，免疫和環核苷酸變化的初步觀察」，經20多種疾病的研究，證實了這一學說，從而引起對陰陽學說關係模式的重新肯定。1979年上海第二醫學院夏宗勤在《中醫雜誌》發表「中醫『虛證』理論的初步探討（陰虛和陽虛病人血漿環核苷酸含量變化的比較）」一文，指出陰虛時，cAMP含量明顯增高，cAMP/cGAP比值無明顯降低；而陽虛病人，cGAP含量明顯增高，cAMP/cGAP比值明顯降低。1980年陳奇在江西中醫藥雜誌上發表「cAMP、cGAP與中醫陰陽學說」的文章。隨後在各類證候如陰陽虛證，氣血虛證，寒熱證等開展了與cAMP/cGAP變化的相關研究。在對臨床辨證為陰虛、陽虛的病人所作大量工作表明，陰虛時主要為cAMP升高；陽虛時主要為cAMP/cGAP的比值降低。
作為有特定生理、病理、診療含義的陰陽學說的研究：即一般稱為陰氣、陽氣的研究。這方面又有整體的陰氣陽氣和具體臟腑的陰氣陽氣的區別，後者可參見證候研究部分。二者的本質是一致的，從具體的研究內容看，整體的陰氣陽氣和具體臟腑的陰氣陽氣之分往往只是見仁見智之別。此外，寒熱的研究與陰陽學說研究也有密切關係，可參照。
（二）五行學說研究
五行學說的研究主要是著眼於其方法論意義，而作為生理、病理、診療模式和有特定生理、病理、診療含義的五行學說的研究較少。其發展歷程與陰陽學說同步。五、六十年代對五行學說的研究主要也在於闡述其哲學意義，但已有從控制論角度論述五行學說的論文，如當時的《中醫--世界科學史上的奇蹟》一文在八十年代有較大影響。在「文革」後的多學科中醫研究中，有關控制論原理與五行學說原理的研究是這一熱潮的肇基，也是其重點。1978年劉冠軍在浙江中醫學院學報上發表「從控制論看中醫五行學說」，這一研究的結果之一是出現了對計算機中醫診療系統的大量研究。並形成了如宋瑞玉的《控制中醫學》等系統性著作。吉林省中醫中藥研究院王慶文90年代運用計算機控制論原理探討五行學說的科學內涵及在辨證論治中的應用。
二、臟象經絡研究
臟象，即「藏於內，象於外」之意，臟象學說也即中醫的生理學說。中醫學的特點是治療學較病理學完善，病理學又較生理學完善，因此，生理學說雖有其自身內容，而大量的是從病理學說（證候學說）甚至治療學說逆推的部分，可參見證候學說、治則研究章節。但要注意此二者的研究內容往往名同實異。廣義而言，中醫生理學研究還包括解剖學，心理學，體質學等的研究。經絡是中醫生理學的另一重要方面。從學科結構而言，生理學是中醫學的前沿。
（一）臟象學說研究
臟象學說研究總論：
李聰普1955年在《新中醫藥雜誌》上有系列的「中醫生理學研究」。七十年代季鍾朴形成現代中醫生理學的學科框架，認為中醫生理學的指導思想有四個方面：即陰平陽秘——對立統一觀；五行生剋乘侮——聯繫整體觀；天人相應——機體與環境統一觀；司外揣內——宏觀生理學的方法論。系統地論述了中醫生理學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現代醫學的應激學說在中醫生理和病理研究中一直發揮重要作用。八十年代，美國生理學家坎農1928年提出的穩態學說被引用於說明中醫的陰陽穩態學說，而有陰陽穩態、自穩態、自組織穩態等多種學說提出。1991年季鍾朴主編出版《現代中醫生理學基礎》一書，分總論，中醫「氣血」理論的生理學基礎，中醫「心脈」理論的生理學基礎，中醫「脾胃」、「肝膽」理論的生理學基礎，中醫「腎」的生理學基礎，中醫整體論的生理學基礎六篇論述。山東中醫學院張穎清提出生物全息胚學說。
臟象學說的解剖意義研究
我國古代的人體生理解剖學至奴隸制社會的末期和封建社會的初期就處於滯緩狀態。聶青保提出中國在公元前就在解剖上與西方不同，且一直未形成嚴格科學意義上的人體解剖學。侯寶璋《中國解剖史》認為：「以整個解剖言之，實極幼稚。」因而中醫臟象學說中有關解剖部分出於揣摩者居多，甚至有中醫臟器是「功能性臟器」之說。較早對中醫解剖學及生理學進行現代意義的探討的是劉廣州，在1955年《中醫雜誌》上有「祖國醫學對解剖及生理學的認識」系列文章。黃勝白1955年也在《中醫雜誌》發表「二千年前中國的人體解剖學」。後，對古籍中中醫臟器僅有的解剖學記載與現代人體解剖學的臟器多有比較，有用於探討古代解剖的科學性，更用於探討二者的真實聯繫與區別。如對脾與胰腺關係的研究。1977年廣州中醫學院王建華從脾虛證候實質研究結果認為脾臟與消化、神經、內分泌及免疫系統等有關。北京中醫研究所危北海1980年分析80例中醫肝病，其中急慢性肝炎12例，說明中西醫學對肝臟解剖位置、生理功能有一些共同認識等。黃鐸香1982年前後在《泰山醫學院學報》發表系列文章，論述中醫五臟的解剖生理學基礎。中醫臟腑的解剖定位討論從時間來看以六十年代為主，尤以三焦的爭論更突出，如「三焦有形和無形問題」，「關於三焦之我見」等。
三、氣血研究
（一）氣血虛證的研究
1964年上海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舌象研小組建立慢性失血氣虛證模型。劉亞光1979年在浙江中醫學院學報發表「從分子生物學角度探討「氣」的本質」，產生了較大影響。湖南中醫學院王明輝對「氣」的本質也有較多理論研究。北京中醫研究所1980年對發現慢支氣虛患者紅細胞電泳率明顯降低。在氣虛證與第二信使系統(cAMP/cGMP)相互關係的研究中，多數作者報導血漿及局部組織的cAMP含量下降。宋崇順1981年對部分心肺疾病的氣虛證病人，以及模擬氣虛動物模型進行血液流變學測定，發現其血粘度增高。鮑延熙等1981年對冠心病研究發現氣虛患者以血液動力學改變為主，與血瘀病人之全血比粘度改變為主不同。丘洪發等1981年從肝粒線體氧化磷酸化的角度研究其本質。廖家珍等1982年從血漿及心肌細胞cAMP含量角度研究。1982年上海第一人民醫院氣血研究室報導氣虛患者存在心血管植物神經功能紊亂以及對副交感和交感神經功能有不同程度影響。北京中醫學院陳文為1983年等提出從生物能學和血液學角度研究氣的本質的思路。李冰星1983年對氣虛病人脈圖參數作觀察。羅陸一等1986年報導了與血清銅、鋅、銅鋅比值、錳、鉻含量的研究。韓明向等1987年報導氣虛患者全血比粘度、體外形成血栓的長度和重量均明顯增加，說明了氣虛可致瘀。呂志平等1987年觀察了氣虛患者的甲皺微循環變化。在氣虛證與微量元素研究方面。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鄭俐利1989年報導氣虛患者血漿cAMP、cGMP均下降。1990年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第九人民醫院中醫科胡國慶等對氣虛證與甲皺微循環關係進行研究。1991年周光耀等探討了氣虛證的能量代謝研究。
活血化瘀是中醫治療血瘀證的重要治則。活血化瘀的研究開始於五十年代末，對活血化瘀方「冠心Ⅱ號」復方及芳香溫通復方寬胸氣霧劑進行了抗心肌缺血及其機理研究。「文革」中，隨著中西醫結合治療冠心病、宮外孕研究的開展，活血化瘀治則的機理研究漸受重視，並進一步發展為對血瘀證實質的研究。這一研究已成為我國治法和證候研究中最為活躍的領域。研究方法上，在明確血瘀證診斷標準的基礎上，臨床與動物實驗同步研究，在血瘀證動物模型研究已取得長足進展。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成立了活血化瘀研究專業委員會，出版了《血瘀證及活血化瘀研究》等專著。
活血化瘀治則研究：在活血化瘀法對心血管系統及免疫功能的影響，對血液流變性、血液系統的作用，對腫瘤的影響，活血化瘀的抑菌抗炎作用，對疼痛的作用，降脂作用，對急性肝損傷的保護作用的研究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不少成果。如1982年中醫研究院鑒定的成果「中西醫結合益氣活血注射液治療急性心肌梗塞臨床及實驗研究」。
活血化瘀治則研究始於1960年，用固定方劑通脈靈治療硬皮病系列工作。1960～1964年以通脈靈為主進行辨證加減治療全身性硬皮病104例、局限性硬皮病84例，絕大多數病人有一定療效，治療後皮膚變軟，少數病人皮膚形態學顯示不同程度的好轉，血液循環特別是微循環有明顯改善。按異病同治的原則，治療燒傷瘢痕（23例）、象皮病（10多例）等，均收到一定的效果。1971年，有單位成立了全院性活血化瘀研究協作組，從臨床、藥物、理論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研究。山西中醫研究所內科腎炎組1975年報導運用活血化瘀藥物為主的「益腎湯」具有抗變態反應性炎症的作用。
七十年代根據中醫辨證論治原則，採用活血化瘀治則，選用冠心Ⅱ號、川芎等藥物，對冠心病尤其是心肌梗塞，腦卒中，高血壓急症及血栓形成，具有較好療效。在臨床實踐的基礎上，對冠心Ⅱ號、川芎、丹參、赤芍、紅花、益母草、蒲黃、莪術、當歸等活血化瘀藥進行了生化、藥理、心肌血小板超微結構的實驗研究。初步闡明活血化瘀一些作用原理，活血化瘀藥物的抗血栓形成、溶血栓、改變血栓結構、降低纖維蛋白血栓穩定性作用及抗心肌缺血和壞死作用等。
血瘀證實質研究：「七五」期間，國家攻關項目「對血瘀證的證候特異性，證候引起的機體內部形態、生理功能的變化及證候發生機理研究」。包括血瘀證診斷研究、血小板功能改變與血瘀證辨證關係的研究、肝鬱氣滯血瘀的臨床和實驗研究、血郁證實驗動物模型的研製，活血化瘀方藥的研究五部分內容。北京醫院呂秉仁1995年歸納血瘀證的病理包括：①血液循環障礙，特別是靜脈血和微循環障礙造成的缺血、瘀血、出血、血栓、水腫等病理變化；②炎症所致的組織滲出、變性、壞死、萎縮、增生病理變化；③代謝障礙引起的組織病理變化。
四、寒熱虛實的研究
寒熱虛實的研究實質上是中醫「八綱」研究的主要內容。國內研究較早見於侯燦1962年在《廣東中醫雜誌》上發表「八綱作為機體典型反應狀態學說對現代醫學的理論實踐意義」，1964年在《中醫雜誌》發表「『八綱』病理生理學初步探討」，1965年在《中醫雜誌》上發表「關於八綱病理生理學的一些實驗研究」等系列文章。徐上林1962年在《廣東中醫》發表「對『寒熱虛實』實質的初步探討」文章。以及重慶醫學院新醫病理研究小組1973年重慶醫學院新醫病理學研究小組在《新醫藥學雜誌》發表「虛損之病機探討」，1975年在《新醫藥學雜誌》發表「『八綱』之病理解剖學基礎初探」。其後，寒熱研究主要見於北京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謝竹藩、梁月華等的研究。
寒熱是八綱的兩個重要方面。寒熱含義有二：病因與病證。1962年徐上林報導，寒證患者基礎代謝率偏低。寒證患者神經類型多為抑制型，熱證患者偏於興奮型。1963年林果為報導虛寒證患者受冷刺激後血壓不升高反而降低，恢復也慢，虛熱證患者相反。1963年嚴守正報導虛熱證患者基礎代謝率偏高者佔30%。侯燦於八綱病理生理學基礎初步探討中已提出「寒」或「熱」也許可以看作是以熱量不足或熱量過剩為其共同發病學原因的一種機體典型反應狀態。病理形態上，1975年重慶醫學院報導，寒證患者多為慢性炎症病變，血管充血已不十分明顯，滲出的炎性細胞以淋巴細胞、大單核細胞為主，熱證患者則多為急性炎症。
北京中醫研究所1975年證明虛寒證患者皮膚電位減弱，是交感神經活動減弱的表現。虛寒證患者基礎代謝率偏低。1978年桑木崇秀研究寒涼藥和溫熱藥的作用，他選擇健康人於分別服熱藥和寒藥後觀察冷水刺激皮膚的復溫過程。1979年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提出脾胃虛寒患者基礎代謝率偏低者佔56.2%。
北京醫科大學1979年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中醫寒熱本質的初步研究」，注意到寒證患者與大鼠模型尿17－羥明顯減少，熱證患者及模型則排出量增多。並證明熱證患者交感神經－腎上腺系統機能活動加強。寒證患者則降低。為了客觀地綜合反映整體的植物神經平衡狀態，北京醫學院1979年用因子分析方法製成了回歸方程式。
1979年北京中醫研究所用熱性中藥喂飼動物建立陰虛模型；李樹毅、郭永惠1981年報導有虛寒表現的脾陽虛患者尿17-羥排量下降。1982年張萬岱提出脾胃虛寒者中樞抑制過程增強。趙偉康等1982年發現虛寒證的甲亢患者尿17-羥也低下。
1982年起北京醫學院梁月華經多次改進，用寒涼藥、溫熱藥建立寒證、熱證動物模型；並在以後對造型方藥作不斷簡化、改進；在動物模型基礎上進行了腎上腺皮質功能、卵巢功能、體溫調節、消化系統等的研究。1982年北京醫學院也證明了寒證時中樞抑制佔優勢，熱證時中樞興奮性增強。1984年劉光旦報導有虛寒表現的腎陽虛患者月經周期錯後者（大於38天）比虛熱證患者多一倍。葉雪青1984年證明月經失調的熱證患者交感神經功能偏亢，虛寒證者大多交感神經功能減弱或副交感神經功能亢進。謝竹藩等1986年發表「從尿中兒茶酚胺及cAMP、cGMP的排出探討中醫寒證、熱證本質」；梁月華1988年從動物實驗上對此提出進一步根據。
1989年起上海中醫學院匡調元、張偉榮等開始從動物實驗角度研究寒熱體質。1991年張偉榮報導以體表溫度為標準篩選自然寒體和熱體動物；1991年北京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建立補氣法實熱證動物模型；1994年匡調元建立熱體加五三粉法內燥模型；寒體加蜂蜜豬油法內濕模型；1995年江西蕪州中醫學校何曉暉建立辛溫燥熱食物法陰虛內熱證模型。
多種研究表明，熱證時機體的物質代謝特別是分解代謝亢進，能量代謝升高，產熱效應加強。寒證則相反，神經系統功能活動、內分泌系統、環核苷酸、前列腺素進行的研究。從神經系統方面，早年即有報導寒證患者的神經類型多為抑制型，熱證患者偏於興奮型。早年從植物神經系統功能活動研究「證」的本質大多是結合陰虛和陽虛進行的。
虛實的研究多見於各臟腑虛實證的研究，可參見證候研究一節。虛勞的研究中與血液病相關的「血勞」研究較多，如中日友好醫院梁貽俊1995年對血勞與紅細胞免疫功能關係的研究。
五、診法原理研究
（一） 舌診研究
我國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有不少學者著手以現代科學方法從事中醫的客觀化研究，大體有兩種情況，一是直接對中醫的某些診斷方法的客觀化研究；一是通過對中醫學中的一些臟腑功能的本質、作用機制的探討進行客觀化研究。
（二）脈診研究
中醫診脈全憑經驗和手指主觀感覺，缺乏客觀指標作為判定脈象的標準，所謂「心中易了，指下難明」，不僅初學者難以掌握，即使在有經驗的中醫師之間，有時對同一脈象也會作出不同的判斷，所以脈診的客觀化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在脈診客觀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重點是探求、研製能全面反映中醫脈象特點的精確度大、靈敏度高、重復性好的脈象儀。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人應用槓桿式脈搏描記儀，試圖通過機械能的作用，直接描記高血壓弦脈脈搏波形，但失真性較大。五十年代末，有人研製出以酒石酸鉀鈉壓電晶片為換能器的脈搏描記器，將中醫寸、關、尺的脈搏，通過換能器轉換為電能加以放大描記，初步確定了中醫弦脈、滑脈、平脈等的特徵圖形，1959年，進行高血壓弦脈及其機制的研究。
六十年代初研製的「20型三線脈象儀」，首先實現了寸、關、尺三部切脈壓力的任意調節和客觀定量測定，以及與指感基本一致的壓力脈象波型的描記。該儀器在臨床試用取得大量的實驗數據。之後，全國各地陸續研製出各種不同換能器（如半導體矽應變片換能器，電感式壓力換能器，電阻抗式換能器）的脈象儀，不斷提高換能器的靈敏度，精確度，並改進探頭的造型。
近年來有些單位還將聲象圖儀、頻譜分析應用於中醫脈象研究。七十年代初，中國醫學科學院分院利用電子學的新進展，研製出性能較好的脈搏圖機（後來改進為BYS-14型），所描記的脈搏圖能反映出十餘種脈象。為用脈搏圖形識別這些脈搏打下了初步基礎。七十年代末北京中醫學院採用測量脈搏圖參數，進行系統分析，來描述弦、滑、細、平等脈象的脈搏圖特徵，從定性推進到定量。八十年代初魏韌提出多因素脈圖識別法，將切脈時醫師的應指感覺分解為八種成分，其不同組合構成各種脈象。還研製出MTY-A型脈圖儀，在傳統的波形圖外尚可描記各種取脈壓力下的脈搏幅度趨勢圖及脈管粗細圖，認為可綜合上述八種指感成分，因而能反映出所有各種脈象。
近來（1987年）李景唐對這種多因素脈圖識脈法作進一步論證，並研製出MX-5型多功能中醫脈象儀，在以上三種圖之外，增加了脈率趨勢圖，利用這四種圖設計出27種中醫脈象圖譜。此外，浙江大學研製出一種多維脈象信息檢測系統。中醫科院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研製出中突型三探頭感測器以及測寸口動脈彎曲振動的感測器，特別是研製出一種能測定表淺動脈運動和截面變化的儀器。並研製了不同類型的中醫脈象教具，如脈象模擬裝置，電子脈象教學儀等。物理學中的進展，如流體力學的研究，各種感測器的設計和研究，都對研究中醫脈象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脈象的形成機理的臨床研究上，北京中醫學院1975年觀察上消化道出血病人與孔脈的關係，並描述其脈搏圖特徵。在脈象形成機理上，成都中醫學院附院內科1975年，陳德奎1983年探討弦脈的形成機理，認為主要涉及總外周阻力、心輸出量和動脈順應性三個因素。1983年蘭州軍區軍醫學校在《陝西中醫學院學報》發表對脾胃虛證患者虛脈脈象的研究，湖南中醫學院李紹芝1987年報導對心氣虛證病人脈圖參數的觀測。1977年以來，上海中醫學院費兆馥等採用脈象儀進行了脈圖的定型，辨識以及脈象信息的模擬發生；觀察生理狀態下的脈圖變化，脈象形成機理的探討，脈圖的臨床研究等。黃世林1986年從臨床實用出發，用阻抗感測器研究了各種脈象的寸口橈動脈血流圖。廣西中醫學院唐農等1992年報導了冠心病心氣虛患者寸口脈超聲都卜勒血流圖的初步研究。報導妊娠與脈象關係的實驗材料較多，結果也較一致，驗證了「婦人脈滑數而經斷者有孕」的中醫理論。如傅驄遠1987年在全國四診研究第二屆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滑脈的實驗研究」。有的學者還進行了正常人的脈象及影響因素研究。
在脈象動物模型研究上，1982年左箴建立戊巴比妥鈉應用脈微欲絕模型；1983年陳德奎建立去甲腎上腺素應用弦脈模型，及桑寄生應用滑脈模型；1985年黃世林建立去甲腎上腺素應用鬼祟脈模型；並通過改變心率，改變心臟、血管功能，改變血液粘度，改變血容量等方法建立了浮、遲、數、滑、澀、弦、緊、細、弱、伏、孔、結、代、釜沸、蝦游、交替脈等模型；1990年鄭小偉建立冷凍法遲脈模型。
（三）其他診法研究
腹診的研究：蕭熙1955年在《新中醫藥雜誌》上發表「腹診的整體性和實用性」的文章。較為系統論及腹診的古籍是《黃帝內經》，對瘀血腹診進行系統闡發，使之成為獨特診斷瘀血而辨證用藥的一種方法，是《傷寒雜病論》的貢獻，十六世紀以來，日本古方派勃興之後，對《傷寒論》中的腹診內容作了系統研究，發展了瘀血腹診。八十年代，中國中醫研究院對瘀血腹診法進行了研究。
國內近年研製出根據經絡感傳規律與特點的經穴電參量自動循回檢測系統。可多點同步檢測體表的電參量等。
六、證候實質研究
證候實質研究的發展。呂維柏認為，辨證論治與對症治療的區別在前者治療時針對體現整體變化的「證」，後者則針對症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認識層次上後者較淺，屬於感性認識；前者較深，有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是深入到事物內部規律的認識階段。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中西醫結合科研以臨床實驗性描述研究為主，西醫診斷，中醫藥治療或聯合用藥，按西醫指標觀察療效；1958年以前，中醫臨床研究側重於單驗方研究。辨證論治雖被廣泛運用，但沒有被科學地研究過。辨證論治的科學研究開始於1958年，那時候第一批西學中班學員畢業，並開始了其對中醫學的科研工作。
六十到七十年代開始採用西醫診斷，臨床上辨證分型治療的方式，並開展實驗研究，這種科研模式至八十年代初一直是中西醫結合科研的主體，在骨折研究，針麻和經絡研究，血液病研究，慢性支氣管炎研究，急腹症研究，腫瘤研究，急症研究等領域中得到體現；並總結出「肯定現象，掌握規律，提高療效，闡明本質」的科研程序。以血瘀證和臟象生理學研究和證候實質研究為代表的基礎理論研究和診法研究起源於七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得到迅速發展。從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的性質看，五、六十年代實驗研究人員以西學中醫務人員為主，七十年代末以後則和中醫中藥人員並重。
八十年代中，證候研究列入中醫「七五」攻關課題，本領域引起中醫界廣泛重視。其研究復蓋面廣，據不全統計，全國除三省一個自治區外，約26個自治區及解放軍共計百多個單位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其重點地區為：上海、北京、遼寧、吉林、廣東、福建、貴州等。
此期間獲得較大數量的成果如：「腎陽虛證的下丘腦—垂體—甲狀腺、性腺、腎上腺皮質軸功能的對比觀察」，「性激素在男性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中的變化和中醫虛證（腎虛）的聯繫以及應用不同的中醫治療方法的效果」，「腎虛證β腎上腺素受體M膽鹼受體環核苷酸系統的關係及某些滋陰助陽藥的調整作用」，「中醫『腎主耳』理論的實驗研究」，「補腎法對老年男性下丘腦—垂體—性腺軸作用的臨床和實驗研究」，「『脾主運化』的實驗研究和健脾益氣法則的作用探討」，「脾虛型重症肌無力臨床及實驗研究」，「脾虛型萎縮性胃炎臨床及實驗研究」，「重症肌無力脾虛證型的辨證論治、療效和治療機理研究」，「瘀血與衰老的關係——衡法Ⅱ號抗衰老的臨床和實驗研究」，「高原低氧環境與氣虛、血瘀證關係的研究及高原中藥防治氣虛、血瘀證療效分析」，「血瘀證證型研究」，「肝陽上亢證的研究」，「肝瘀氣滯血瘀臨床和實驗研究」，「心氣虛的實質及生脈散對左心室功能作用的研究」，「心氣虛證的臨床辨證規律及党參、黃芪治療作用研究」，「陰陽計量辨證模型與辨識軟體系統」，「勞倦飢飽致脾虛動物模型研究」，「痹證的實驗模型與現代病理基礎研究」，「中醫氣血理論指導冠心病治療的臨床及實驗研究」，「氣血相關理論及其在冠心病治療中的作用」等。
七、治則治法研究
（一）扶正培本治則研究
扶正固本治則的提出是隨著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肺心病的研究形成的。七十年代全國慢性支氣管炎的中西醫結合研究非常活躍，取得可喜的進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津市、福建省等九省市慢性支氣管炎中西醫結合標本診斷分型研究協作組的工作，其已有專著出版。
1977年11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慢性支氣管炎臨床專業會議上，根據九省市協作組的研究結果，修訂了《慢性支氣管炎中西醫結合診斷分型防治方案》。在支氣管哮喘上，最重要的進展是發現本病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紊亂並提出「發時治肺、平時治腎」的觀點。30年來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成績主要表現在：治療學的中西醫結合既提高近期療效，也提高遠期效果，為防治呼吸系統疾病而發掘的「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治則具有普遍意義；陝西防治慢支炎協作組七十年代以來對痰飲丸防治慢性氣管炎扶正培本作用做了較系統的研究。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腫瘤組1974年後對六味地黃丸抑制食管上皮細胞增生在臨床及動物上做了系統實驗，肯定了其效果。上海龍華醫院1975年報導補陽藥能使動物抗體生成時間提前，養陰藥能使抗體存在時間延長。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1976年報導了對「扶正培本」治則實驗研究的結果。從腎上腺皮質激素、免疫、抗疲勞等方面作闡明。張文亮1979年報導「在特別注意檢測條件的一致」的前提下研表明，党參、白朮、茯苓煎湯內服，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黑龍江中醫學院1979年報導用扶正一號方（仙靈脾，熟地，胡桃仁，五味子，陳皮）治療嚴重肺心病病人，提高細胞免疫功能。醫科院1978年報導黃芪能使機體產生干擾素，增強機體對病毒的抵抗能力。
扶正藥物對腫瘤病人免疫狀態的影響引起廣泛注意。天津人民醫院1974年報導用補腎健脾扶正藥配合化療，治療48例淋巴瘤，對保證化療的順利進行有明顯作用。劉亞光1978年報導不少扶正中藥如茯苓、薏苡仁、黃芪、白朮、百合、麥冬、白芍、山藥、豌豆、蘑菇、甘草、糯稻根等均具有扶正和抗癌的兩方面作用。王殿祥1979年綜合不少單位報導用溫補腎陽或益氣養陰藥物為主，適當配合清熱解毒，活血化瘀等藥物治療多種腫瘤，使淋巴細胞轉化率明顯提高，臨床症状也趨好轉。
補腎治療的研究：通過病理觀察，發現腎陽虛者腎上腺、甲狀腺、睾丸等內分泌腺體有功能低下的形態學改變。溫補腎陽藥可調節下丘腦—垂體及其靶腺軸的功能，其中對腎上腺軸的影響較大；鹿茸、仙靈脾、附子、蓯蓉、補骨脂及六味地黃丸等補腎方藥有調節神經內分泌的功能。沈自尹等1984年至1987年對補腎法和健脾法延緩衰老的效果作比較研究，認為前者效果更為顯著。鄺安坤發現附子和肉桂兩味助陽藥之間也有明顯的互相制約現象可相互緩和它們過於猛烈的作用。
溫補腎陽藥（肉桂、仙茅、菟絲子、鎖陽、黃精等）能使以粗製胎兒甲種蛋白作抗原免疫家兔的抗體提前形成；滋補腎陰藥（鱉甲、玄參、天冬、麥冬、北沙參等）能使抗體時間延長。發現補腎藥黃精、首烏、杜仲葉、狗脊、鎖陽、仙茅、生地、熟地、桑椹、桑寄生有中輕度的免疫激發作用。補腎陽方藥動物灌服有增加紅細胞、血色素及網狀紅細胞的作用；滋陰藥可防止化療引起的白細胞減少；川斷、杜仲、當歸、鹿茸、熟地、補骨脂、菟絲子、枸杞子、白芍、陳皮等能促進骨折癒合，並可改善動物摘除睾丸後所引起骨質疏鬆和溶骨現象。溫腎方、利水方，溫腎利水方能改善家兔實驗性腎炎腎臟的病理變化，延長造型動物存活時間。仙靈脾提取液對正常麻醉家兔和腎型高血壓大白鼠有降壓作用，其降壓原理可能由於周圍血管擴張；補骨脂對離、在體心臟均有擴張冠狀動脈作用，從補骨脂中分得的補骨脂甲素和乙素（兩種新黃體酮），後者有刺激Hela細胞的作用，並能顯著增加離體豚鼠心臟的冠脈血流量。
（二）通里攻下治則研究
通里攻下治則研究是隨著急腹症的中西醫結合治療開始的。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從1958年開始起步。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的探索階段。通過臨床實踐探索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方法，在肯定療效的基礎上研究規律。大量實踐證明，這一探索是成功的。六十年代初期，在《中華外科雜誌》等刊物上發表的大量文章，反映了這一階段的進展。1958年一股發揚祖國醫藥學的強勁東風吹進天津醫學院，隨之開展西醫學習中醫工作。1963年把南開醫院改為中西醫結合基地。
七十年代是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逐步深入的階段。1971年2月6日，周總理接見了參加第一次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代表，對中西醫結合工作給予了明確的指示，使中西醫結合工作恢復了生機。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在天津及遵義連續舉辦了幾期學習班，交流了各地的診治經驗，培養了一大批技術骨幹，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又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起來。1970年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衛生部開始籌辦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1971年開第一次全國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證學習班。1975年成立天津急腹證研究所。這一階段的主要進展是，辨病與辨證的研究不斷深入，對手術與非手術療法的選擇漸趨合理，實驗研究初步展開，劑型改革取得進展，同國外的學術交流也開始起步。這一階段的成果在天津市南開醫院與遵義醫學院合辦的刊物《急腹症通訊》與共同主編的《新急腹症學》一書中作了較充分的介紹。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找到了「以法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科研途徑。
八十年代以來，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進入了向高層次發展的新階段。「七五」規劃，擬在「證」（急腹證有代表性的實證與虛證）的實質探討。「法」（主要治則）的深入研究，「理」（新理論學說）的探討等六個方面進行研究。
（三）清熱解毒法的研究
清熱解毒法殺菌抑菌作用的研究：魚腥草、穿心蓮、銀花、黃芩等在臨床上廣泛使用。魚腥草注射液防治外科手術刀口感染52例，其中48例獲甲級癒合，且優於抗菌素組，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作用量強，在稀釋到1∶40000濃度下仍有抑菌作用；急腹症常用的清熱解毒藥物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抑菌作用，僅其抑菌譜及抑菌強度各有不同。抗病毒作用研究：白虎湯能明顯提高被乙腦病毒感染小白鼠的存活率，螃蜞菊（又稱空心莧）注射液對流感病毒（70-5株）、乙腦病毒（P3株）及狂犬病毒（固定毒）等均有明顯的抑毒作用，用螃蜞菊治療880例乙型腦炎（其中極重型97例，重型90例，余為較重型與輕型），治癒率達89.5%。此外，清熱解毒藥物有減毒、解毒，對無菌性炎症有抗炎、抗滲出及提高吞噬細胞功能以及調整交感神經—腎上腺系統等方面作用。
河南醫學院等1973年觀察山豆根，白花蛇舌草、炒苡仁、喜樹果等清熱解毒藥可使幼鼠胸腺萎縮。上海兒童醫院1976年報導以中藥三黃湯為主（茵陳、山梔、大黃、黃連、黃柏）治療新生兒黃疸38例，近半數獲顯效。黃芩有效成分黃芩甙能抑制肥大細胞的巰基蛋白酶，因此有抗過敏作用。劉亞光、汪承柏1979年綜合報導洋金花、麻黃、蒼耳子、秦艽、防己、枳殼、枳實、牛膝、黃連、甘草、澤瀉、柴胡、龍膽草、荊芥、葛根、豬苓、白芷、桔梗等，均能抗介質釋放、抗組織胺、抗乙醯膽鹼，以利於治療多種病理性過敏反應所致的疾病。
（四）氣功療法實驗研究
氣功實驗研究於五十年代就開始了。1959年徐豐彥即發表「氣功療法機制的研究」，觀察到氣功鍛煉對呼吸系統功能最明顯的影響是可使呼吸減慢和加深，呼吸運動描記發現練功效果好的，呼吸曲線柔和而均勻。X線下練功時比一般狀態膈肌上下活動幅度增大3～4倍。上海市高血壓研究所1959年報導氣功對血壓的影響與單純休息和自然睡眠不同。莫浣螈1959年報導練氣功對腧穴皮膚電流的影響。上海第一醫學院氣功專題研究小組1960年發現氣功可明顯增強和調節消化系統的功能狀態。練氣功時吸氣、呼氣對心輸出量有影響。上海第二結核病院1961年發現氣功狀態下腹式呼吸明顯。「臥式內養功」有使胃腸排空加快的作用。武漢醫學院衛生系1961年觀察到練靜功時，可使心率明顯減慢。血管通透性加大。廣東醫科院胸科疾病研究所1961年報導氣功對大腦耗氧量的影響。趙連雲1962年觀察到氣功治療矽肺病人觀察中，可增大胸圍，增加止息時間、肺最大通氣量等。肺結核病人練功達有效階段時，氧消耗量及二氧化碳排出量均減低。上海第一醫學院生理教研組1962年報導內養功與血管舒縮關係的研究。練功入靜時可使氣體代謝率降低。對血糖較高者有降糖作用。項殿芳、肖俊等1962年岱功姿勢與氧消耗量改變的關係。氣功對血壓有明顯影響。重慶醫學院生理教研組等1963年發現氣功狀態下血管運動中樞活動狀態趨於穩定。諸雲清等1963年報導氣功對支氣管哮喘患者尿17-酮排出量的影響。趙光勝等1979年發現高血壓病人練氣功者可使腦電圖α波明顯增強。且有一定後續作用。王伽林1980年報導氣功對膽汁分泌也有明顯影響。通過腦電圖觀察認為氣功狀態下的大腦皮層活動可能是一種特殊的保護性過程。鄺安坤等1980年報導練功前後血漿cAMP含量變化很大。梅磊等1981年也探討了氣功的腦電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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