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民族醫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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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醫學史研究
一、自由發展階段
1980年以前的民族醫史研究，可以說是一塊荒蕪的園地，沒有人提及，也未見到專文論述。少數幾篇關於少數民族醫學的文章，大多是介紹性質的，談不上研究。如「西藏醫學」，其中有一段文字談到藏醫的發展，但把《四部醫典》這部藏醫學經典著作歸入「印度古代名醫龍樹菩薩的著作」，文中未曾論證，顯得有些武斷。1949年前的其它民族醫史論文更少得可憐，醫史界前輩范行准「胡方考」，朱中德的「胡醫考」是較早的論文，也有一些深度，但其所指的「胡」，與今日我們所說的少數民族，在概念上尚有一些差別，「胡」不僅包括漢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甚至連鄰近國家或中國以外的其它民族和國家，一概以「胡」字概括之，而不是專指我國的少數民族而言。
1949年以後至1980年這一段時期，在黨的民族政策和中醫政策的正確指引下，民族醫學作為祖國傳統醫學（廣義的中醫）的一個有機組成養分，得到了應有的重視。民族醫學史的研究工作也初見端倪，各民族地區陸續出現了一些民族醫史的研究論文。如壯醫陶針考、蒙醫史的初步研究等。值得提出的是，根據中央的指示組成的藏醫古代文獻整理小組於1976年進藏，對藏醫豐富的文獻進行了初步調查，對於藏醫史的研究，無疑像一種催化劑，使藏醫史的研究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七十年代末，有不少藏醫藥史研究論文開始零星地出現在全國各地報刊上。如《上海中醫藥雜誌》、《新中醫》、《新醫藥雜誌》、《中草藥通訊》等，都開始有少量藏醫藥史的論文刊載，雲南省還發掘出罕見的彝醫古代文獻，引起了人們對彝醫古代文獻及彝醫藥的興趣，也開始發表一些有關的學術論文，一股研究民族醫學史的新潮已有呼之欲出之勢。
二、奠基階段
在中華醫史學會復會、《中華醫史雜誌》復刊的過程中，鑒於70年代中期以來民族醫史研究出現的新形勢，民族醫史研究被列入議事日程，作為重點加強的薄弱環節，並得到了中華醫史學會學術會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
1980年，《中華醫史雜誌》復刊後，專門開闢了「民族醫史研究」專欄，有組織、有計劃地加強我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它標誌著我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進入一個新階段。從此，民族醫史研究的論文逐漸增多，其學術質量也在逐步提高，並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這一新的形勢發展，鼓舞了我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者的極大熱情。幾乎與此同步，我國民族醫史研究的專業隊伍也開始形成。1980年，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正式組建了少數民族醫史課題組。不到兩年，隨著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課題組升格為少數民族醫史研究室，成為我國最早的一個民族醫史專業研究機構。此後，一些民族地區的民族醫學研究所也設立醫史研究部門，如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延邊朝醫研究所、新疆維醫研究室等，這表明一支民族醫史專業隊伍已經形成，這又是我國民族醫史研究進入新階段的另一個標誌。
從這一階段在《中華醫史雜誌》及其它中醫藥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民族醫藥史的論文看，學術研究不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與前一階段相比，都有很大的變化。《中華醫史雜誌》從復刊到1987年，刊登的民族醫史論文25篇，涉及九個民族。經分析認為在這一時期發表的學術論文與1980年以前的論文進行比較，有四個特點：一是涉及民族多，涉及面廣，它不僅研究像壯、彝這樣一些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也探究了朝鮮等這樣一些人口中等的民族，涉及面廣。二是學術水平較高，有較深入的研究，比前一階段的研究有所不同。最後是有些論文已經深入到原始文獻的考據，從而使論文的可靠性和質量都有較大的提高。其中包括對藏醫敦煌卷子、回鶻文醫書、西夏文辭典《文海》等等的考證。
這一階段還有幾件民族醫史研究大事。1984年由衛生部和國家民委在呼和浩特聯合召開我國首次全國民族醫藥工作會議，會議制定了「民族醫藥事業『七五』發展規劃的意見」，把民族醫藥的發掘、整理和提高的工作列為七五規劃的重大任務之一，還初步制定了「1984～1990年民族醫藥古籍整理規劃」，對藏醫、蒙醫、維醫、傣醫及其它民族醫藥古典著作的搜集、整理、翻譯和出版工作，提出明確的計劃。
1987年12月在雲南省昆明市召開第七屆全國醫史學術會議。這次會議以民族醫學史為主題，是對我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的一次檢閱。參加這次會議有來自17個省區的代表近百人。論文涉及的民族有藏、蒙、彝、壯、朝、維、回、畲、苗、土家、布依、鄂倫春、黎、納西、拉祜等，還有古代少數民族如匈奴、契丹等。論文的內容包括醫藥衛生發展史、民族醫學人物評價、古典醫籍、考古文物、學術思想等等。
與會代表提出組建我國少數民族醫史研究工作者自己的組織的要求，認為組織一個民族醫史研究會的學術機構，對於促進我國民族醫藥學術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時機也已成熟。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在當時成立全國性的民族醫藥學術團體還不成熟；因而，經中華醫學會批准，會議成立了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民族醫史專題組，蔡景峰任組長，洪武娌為學術秘書。在會議閉幕式上，對我國的民族醫史研究工作做了總結，認為：一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的高潮已經到來。
至此，一門新的醫史學的分支學科即民族醫史學在我國已經形成，其標誌是：出現了一支民族醫史研究的專業隊伍。儘管這支隊伍還不大，只有幾十人，但我國還有眾多的兼搞民族醫史的研究人員，業餘愛好者則難於統計其數；民族醫史的專業機構已經建立，民族醫史工作者更有了自己的組織，有交流學術研究心得的園地。更重要的一點是，民族醫史研究的理論問題已經提出，並開始形成一定的體系，如蔡景峰曾先後在全性民族學術刊物《民族研究》及《中國醫藥學報》上發表論文，論述民族醫史研究中若干理論問題，討論民族醫學中研究人才的學術修養與素質、研究方向、各民族醫學歷史形成條件及其與社會及有關科學的關係，與民族學、民俗學等人文科學的關係，還提到民族醫學人物評價，民族醫學古典著作的發掘與整理，民族醫藥學歷史分期及其它理論問題，民族醫史的研究方法等等一系列理論性問題的探討。
可喜的是論文已涉及一些過去很少涉及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台灣島上的泰雅、布農、鄒、卑南等多個未統計在大陸55個少數民族之內的少數民族，以及鄂倫春族等較小的民族。
在研究方法上除一般醫史所用的文獻考察、調查研究之外，比較研究的方法也已經應用。不僅對大陸各少數民族進行比較，還把我國少數民族醫與鄰近國家的民族醫進行比較研究，理論探討也較多地涉及，如關於一些民族醫學歷史的分期等等。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已經在民族醫史學的研究領域裡開展不同學術見解的討論和爭鳴。不僅如此，民族醫史學研究的理論問題，也開始引起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如洪武娌在第二屆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論文，強調總結經驗，提出使民族醫史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意見。論文中認為研究我國民族醫學史要從整體研究出發，把民族醫史作為中國醫學史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從整體加以研究。這樣，中國醫學史才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面貌，不致殘缺不全。在研究方法上要求從本民族醫學的特點出發，進行歷史分期，要深入實地調查活的經驗，收集散落於民間的文獻，從中總結出民族醫學發展的一些規律。還要注意研究以本民族醫藥經驗為核心、吸收其它先進醫學體系經驗的發展過程，以及漢族醫學與各民族醫學在歷史上的雙向互相影響的歷史事實等等。對理論問題開展研究，表明民族醫史學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三、繁榮階段
在前一階段民族醫學史研究所取得成績的基礎上，我國民族醫史事業進入了一個繁榮的階段。這種繁榮的局面，表現在民族醫史研究工作的廣泛開展，全面發展並獲得累累碩果。
（一）學術論文
由於1987年以民族醫史為主題的學術會議的推動和促進，加上民族醫史研究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組織和園地，學術論文大量湧現。除各省市中醫藥雜誌刊出個別與民族醫史有關的論文以外，《中華醫史雜誌》民族醫學史專欄上幾乎每期有論文刊登，少則一篇，最多時可達三幾篇。
這個數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民族醫史學學術迅速發展的趨勢。
從1987年以後在《中華醫史雜誌》發表的論文的情況看，民族醫史學的研究不僅是數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涉及面廣和論述問題深。就論文涉及的族別而言，已有蒙、藏、彝、等17個以上的古今民族；論文涉及的內容有一般醫藥衛生史及其調查研究、理論探討，如果把其它學術刊物的這類論文也統計在內，那麼可以看出，在民族醫學史這塊園地里，已經全面開花，其對醫學史函蓋和問題所涉及的面與我國一般醫學史的研究面幾乎沒有二致了。
難能可貴的是一支包括專業和業餘愛好者的研究隊伍，已經由全國的不同民族組成，中華醫史學會民族醫史專業組的成員就是由幾個主要民族醫史工作者組成的。從上述這一時期發表論文作者的族別看，已經有半數以上作者為少數民族，充分表明民族醫史學科已經深入各族科研工作者心中，成為團結我國各族的紐帶。
1995年，一份《中國民族醫藥雜誌》創刊了，該刊也辟有民族醫學史專欄，為民族醫學史的學術繁榮，展現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二）學術專著
過去，許多民族醫史工作者，尤其是少數民族醫史工作者對一般標以「中國醫學史」的專著提出意見，認為把民族醫史排斥在外，使中國醫學史變得不夠完整，這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是極不相稱的，也是不利於民族團結的。這種情況已開始改觀，七十年代以來出版的多種醫史專著，不論是高等醫藥院校的教材，還是一般學術著作、參考書、都已經把民族醫學史放在應有的位置，有的還有專章介紹，使民族醫學史在中國醫學史這一學科從整體上佔有相應的比例。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民族醫學史在我國醫史學術中逐步成為獨立學科的總趨勢。
這一階段綜合性的、族別性的民族醫史專著不斷出現，確有使人目不暇接的勢頭。早在此前，蔡景峰就譯出《西藏醫學》一書。此書雖標以西藏醫學，但書中介紹了《四部醫典》的部分章節，並將3/4篇幅譯出「宇陀·元丹貢布傳記」，實際上是一部醫史著作。此後，又有一些專著出現，包括《蒙醫簡史》、《中國北方少數民族醫學史》、《西藏醫學史》、《彝族醫藥史》、《內蒙古醫學史略》。還有在一些有關民族醫藥的著作中，如《雲南醫藥衛生簡史》、《侗醫學》、《彝族醫藥》、《彝族醫藥學》、《中國藏醫學》、《中國彝醫》等書中，民族醫學史都佔有相當的比重。值得著重提出的是，由洪武娌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醫學史》一書，作為「八五」中國科技史的重點出版計劃「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叢書」的組成部分，業已完成，並於近期出版。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部中型的少數民族醫學史綜合性專著。此外，尚有以下幾部專著出版，即《藏族歷代名醫略傳》，全書收入藏醫古代名醫共123人的傳記。這是我國迄今為止唯一一部民族醫史人物專著。還有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四部醫典系列挂圖》。這是古代藏醫一種特殊的教學工具「曼湯」（挂圖）的縮印出版物。該書已經出版了藏漢對照版（強巴赤列、王鐳譯註）、藏英對照版（強巴赤列、蔡景峰譯註），兩種版本均為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民族醫藥工作
一、現代藏醫學發展情況
藏曆第十五甲子繞迥的鐵兔年，也即公元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了，這標誌著雪域土地的新生。藏醫藥學從此也翻開了新的一頁。雪域以外地區的藏醫藥學，隨著這些地區的解放，則比西藏高原早一些獲得新生。
黨和人民政府一貫重視傳統文化遺產，制定了正確的衛生方針，要求認真繼承和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其中當然也包括藏醫藥學在內的各民族的傳統醫藥學。以高原雪域而言，1951年和平解放時，就有西南、西北兩支醫療隊隨軍進藏，為藏胞治病防病。1953年，一支中央民族衛生工作大隊入藏，隨後於1961年，由中國醫學科學院的藥物研究所組成了工作組，會同西藏軍區衛生部、後勤部和拉薩藏醫院等，一同組織了對藏醫藏藥的研究工作，並且寫出了調查結果報告。1963～1964年，再次組織藏醫及西醫一道，整理藏醫藥學，並進行學術交流。
當然，藏醫藥學在現代的發展，也與祖國整個政治形勢密切相關。例如，十年「文革」的浩劫，與內地的中醫藥學走入低谷一樣，藏醫藥學也受到很大衝擊和浩劫。尤其是傳統藏醫藥學每每與宗教有密切關係，有不少藏醫藥工作者、著作，都成為被清除對象，受到一些損失。但也不可否認，一旦形勢有所好轉，民族醫藥學也將首先受惠，因為畢竟它還受到黨的民族政策的多一層的保護。例如，「文革」進入末期，中央即指示衛生部組織了藏醫古籍調查整理小組進藏，對藏醫藥的珍貴遺產，包括浩如湮海的文獻和醫藥珍寶「曼湯」進行調研，從而使許多瀕臨絕跡的文獻得到很好的保護。
（一）西藏地區藏醫發展概況在
和平解放前，雪域的醫藥衛生事業主要集中在「門（曼）孜康」。正如前述，儘管藏醫藥學在近代有一定的發展，但這主要集中在上層統治階級。即便有一些慈善事業，廣大農奴也只能是可望不可即，沒有得到實惠。從這個角度說，藏醫藥的發展是不夠理想的。
「門（曼）孜康」在和平解放時，既是醫療機構，也是教育場所。
醫療工作
在1959年，「門（曼）孜康」與原藥王山門巴札倉合併，建成拉薩市藏醫醫院，1980年，該院改為西藏自治區藏醫院，直到如今，經過10多年的發展，藏醫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大型的藏醫藥綜合機構。其醫療部分除原有的門診部以外，醫院擁有30678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其門診部設在原「門孜康」舊址，有人員332人。住院部有200張床位。全院平均每年看病人數達25萬多人次。光醫務人員就多達427人，其中有高級職稱人員（包括主任醫師和副主任醫師）達29名（系1991年統計數字，下同）。該院還擁有1名國家級的專家。
醫院附設藏醫研究所（前身為研究小組），天文星算研究所（原附在藏醫小組內），另有藏藥廠一個附屬於藏醫研究所，集中了大量研究人員研究藏醫藥古典醫經，並附設刻印車間，修整及重刻一些重要的典籍；天文星算所還每年印製藏曆曆書，供各地農材使用，對雪域的農業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藏藥廠的面積比過去擴大近百倍，達4789平方米，產藥量由幾千斤猛增至10萬公斤以上。所生產的藥有多種劑型，包括丸劑、散劑、糖漿、沖劑。全廠生產已經半自動化，並向自動化過渡，其產品不僅在國內暢銷，而且遠銷國外，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南亞、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歡迎。還有不少名貴藏成藥在國內取得很高的聲譽，如「七十味珍珠丸」，在治療腦神經系統疾病中取得良好的療效，深受國內、外患者歡迎，並兩次獲國家經委銀質獎。
藏醫的醫療事業有了相當大的發展。過去，看病不分科別，一個醫生是什麼病都看。後來，在現代醫學的啟示下，醫院開始分科診治。在藏醫院，已設立內科、外科、五官科、婦兒科等。從藏醫發展史上，分科診治是一個大進步，它表明藏醫臨證學的發展。不僅有了分科治療，還成立一些臨床小組，對某些疾病進行治療，以取得臨床經驗。如對「差龍」（即「血風」，相當於高血壓病）「嬰兒脈病」（神經方面的疾病），都取得一些寶貴經驗。
醫院的建設，也逐漸走上正規化、現代化。
就全藏而言，七個地區中已有五個建立了地區級的藏醫院；在全藏的75個縣中，有5個縣也成立藏醫院，其他70個縣醫院中，都設立藏醫科，全區藏醫的病床位多達380張。藏醫醫務人員僅1989年底，全藏共有1503個，其中有高級職稱者多達73人，中級職稱者有138人。
科學研究工作
在舊西藏，談不上有什麼科學研究，尤其是沒有利用現代科學的辦法和條件來進行研究。只有在解放後，藏醫才走上現代研究的道路，進行藏、西醫的研究，對藏醫一些獨特的治療方法，採用藏醫傳統治療手段進行治療，用現代西醫診斷及評定治療效果的指標，兩者結合。如對慢性胃炎的研究，曾按嚴格的科學要求做了對比觀察，結果表明，其療效顯著，大大降低了由於慢性萎縮性胃炎長期不愈而發展為胃癌的發病率。這項研究獲衛生部先進科技成果三等獎，這也是西藏衛生戰線上第一次獲得的最高國家級獎勵。另外還有其他11種藏醫成藥具有較好的抗菌及消炎作用。不少藏草藥及藏成藥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收載。
在臨床研究之外，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績。對藏醫學史、藏醫基礎都進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例如對藏醫的起源曾進行過討論，以歷史事實論證「藏醫外來說」的錯誤。
對珍貴的歷史文物「曼湯」，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整理出版了《四部醫典系列挂圖全集》，計有藏漢對照版及藏英對照版兩種，在國內外引起藏學界的注意。
多年來，通過研究工作總結，寫出了一些質量較好的研究論文，彙編成集。如為了編寫一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藏醫分卷》，藏醫學界做了深入的工作，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工作。先是1979年9月在拉薩召開了中華醫學會西藏分會，在建會的會議上，檢閱了藏醫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理論及臨床經驗共50餘篇論文，彙集為《藏醫學論文彙集》，1983年，又在拉薩召開會議，討論了《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藏醫分卷》初稿討論審稿會，同時召開全藏第二屆藏醫技術交流會議。會上宣讀了各類研究論文共60多篇，並精選其中部分論文，彙集為《藏醫學論文集》。
1986年，在拉薩召開了慶祝藏醫院成立70周年大會暨振興藏醫大會。會議除有本區的醫務工作者外，又約請北京、內蒙、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參加。同時召開了第三次藏醫經驗交流會。會上提出的論文很多，其精選部分又彙集成《西藏醫學歷算論文彙編》，具有較大影響。
對藏藥學的研究也做出了成績。在1977年，1978年，兩次召開制定藏藥標準的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應用藏藥為主或較多的六個省和自治區，對174種藏藥和290種藏成藥的配方制定標準，導致了《藏藥標準》一書的出版。
醫學教育
雪域的醫學教育事業，一向以曼巴札倉的形式進行。西藏和平解放後，除原有的形式外，新的教育形式已經引入藏醫教育領域，如先是在拉薩由一些名醫任教、創辦一個藏醫中等專業學校，為藥王山及「門（曼）孜康」培養了15名藏醫，可以說是第一批現代化的藏醫學生，於1962年畢業。次年，藏醫院又招收了一個藏醫班，其收學員45名，男女生都有，都是高中畢業生，這批學員後來都成了藏醫的骨幹。1972年，又在拉薩市衛生學校中增設了藏醫班，擴大招收學員達181名。這些學員畢業後分配全藏各地，他們象種子一樣，在各地生根、開花、為進一步發展藏醫作出了貢獻。
此後，從1981年至1986年，每年都在自治區藏醫院舉辦一期藏醫進修班。學員不僅來自本區，而且有鄰近省區的，包括青海、甘肅、四川、雲南、新疆等地。儘管學習期限只有一年，但由於教學質量較高，多數教員來自該院之主任級和主治醫師。這些學員畢業後，都回到原地行醫，在各地成為骨幹分子。
1984年，經有關部門調研結果認為，創辦一所藏醫高等教育學府的條件業已成熟。次年，計劃先在西藏大學校內，設立一個藏醫系，招收高中畢業生入學，逐漸過渡到獨立的藏醫學院，首批學員先收27名。這是有史以來藏醫第一批高級人員。1980年9月，西藏藏醫學院正式成立。學院里設有大學部、中專部、共有學生、包括進修生348人。
（二）藏區以外的藏醫學發展
藏族同胞在我國分布較廣，除西藏地區外，青海、四川、雲南、甘肅等地也都有藏胞聚居。這些地區的藏族人民也應用藏醫藥防治疾病，有其自身的藏醫藥發展歷史。
甘南地區
前面已經談到拉卜楞寺中的曼巴札倉，即醫方明學校和印經院的情況，也提到古代藏醫醫聖宇陀·元丹貢布曾到過內地遊學等事迹。事實上，被譽為第二個藥王菩薩的宇陀·薩瑪元丹貢布在十二世紀時，就到過內地安多一帶，其中也包括甘南地區，這從《四部醫典》中便可知道。歷史上甘南地區也是名醫輩出的地區，如十三世紀的碌曲幾倉的吉格，他與當年被元王朝為國師的八思巴在安多時，曾討論過密宗教義，其中當然也涉及醫方明。同一地區還出現過另一名醫年倉·卡龍曼加，他當年曾隨同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朝見順治皇帝，由於他的高明醫術，曾以藏醫療法治癒順治帝的病，並受到重賞。這些事實既說明當時清統治者對藏醫學的信任，也顯示出甘南地區的確出現過出類拔萃的藏醫學家。甘南人民至今仍以此為榮。
甘南地區的寺廟很多，其中當以拉卜楞寺最為有名，具有代表性的是於1784年建成的一所曼巴札倉，還有卓尼本巴溝貢巴寺的曼巴札倉，以及碌曲郎木寺的藥師佛殿等。其中以拉卜楞寺最具代表性，至今仍有大量醫方明刻版藏書，其中不乏珍本、孤本等善本書。
正是在近代這些傳統醫學教育的基礎上，甘南地區在新中國發展成藏醫教育基地，這不是偶然的，原有的曼巴札倉仍以固有的形式，培養一些藏醫人才。1979年，在甘南地區成立了一年衛生學校，內設有藏醫專業，開始時學員較少，如首屆只收10名。以後逐漸增多，平均每一期只要招30名上下。到1990年年底，總共已培養出150名左右的學生。從1989年起，甘肅省中醫學院建立了藏醫系，這種高級藏醫學校在全國也算是較早的一所。藏醫系設在甘南，而不設在蘭州校本部，就是考慮到甘南地區雄厚的藏醫力量之緣故。第一期共招收學員28名。曾先後派30多名有培養前途的學員，前往西藏、青海、四川及內地的有關醫藥院校進修深造。
不僅在教育方面取得成績，在藏醫藥科研工作中，還有不少成就，這在舊社會是根本沒有的。如1980年在甘南就成立了一所藏醫藥研究所，它在全國也屬比較早的。在這裡既開展文獻整理繼承和臨床治療研究，同時也做一些基礎理論，包括藏藥的生產和研究。對現代醫家的研究心得和經驗，也出版了著名藏醫學家旦巴所著的《醫學錦集》一書。另外供秋仁青所著的《藏族醫學發展史》，也於1992年出版了。
甘南地區的藏醫，除平時的醫療任務外，還積極參與防治流行病、傳染病的任務。比如解放初期，甘南地區有麻疹、鼠疫流行，當時的防疫力量比較薄弱，對當地自然環境、流行病史也不夠了解。拉卜楞寺的曼巴札倉配合政府大力防治流行病。如寺內名藏醫扎西嘉措，就曾查閱大量的材料、檔案，向領導提供了甘南地區在解放前將近200年期間該地區鼠疫流行的情況，特別是藏醫治療這種病的一些寶貴資料，從而為五十年代防治鼠疫的流行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為了撲滅麻疹的大流行，拉卜楞寺的曼巴札倉於1955年派了8名藏醫協助政府在夏河、卓尼等縣開展工作，有效地防止了麻疹的蔓延。
就醫療機構而言，原有的曼巴札倉規模過小，顯然不能為廣大人民服務。於是，現代形式的藏醫院也開始建設起來了。如1970年，夏河縣藏醫院正式開診，隨後，其他縣也都陸續建立藏醫院，其中包括碌曲縣的郎木寺藏醫門診部、卓尼縣的麻路藏醫門診部、碌曲縣藏醫院、瑪曲縣藏醫院、卓尼縣中藏醫醫院；這樣，到80年代，一個藏醫診療衛生網已經在甘南地區形成。它為甘南地區的人民衛生保健故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青海省地區
青海省是除雪域以外藏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區。省內的塔爾寺是藏傳佛教有名的大寺院，在這裡建立有曼巴札倉，它是舊中國藏醫醫方明發展的中心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從醫療到教育，都在這裡進行，其中當然也包括繼承整理古典文獻、刻印醫書等內容。可是到近代，藏醫藥事業在這裡發展遲緩，這是與全國的政治形勢分不開的。
1949年，新中國創建以後，青海省的藏醫藥事業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首先，醫療工作在原有曼札倉的基礎上不斷發展，開始具有零散的門診診療，沒有正規的醫院。到1978年以前，首先出現了藏醫科，設在一些綜合性醫院裡，另外還有些門診部。次年，在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最早建立了一所蒙藏醫院。此後，各地也相繼設立藏醫院，到1990年，全省已有這類醫院達23所，其中包括青海省、海南地區、海西地區、玉樹地區、黃南地區幾所，其餘則屬縣級醫院，鄉則設藏醫門診部。統計表明，縣以上藏醫院的建築總面積達33000多平方米以上，絕大多數是藏式的現代化樓房。
醫院的制度都較完善，對診病都有詳盡記錄，以便統計、比較、研究。據縣以上之藏醫院統計表明，藏醫治療以常見病為主，其中對B型肝炎、慢性萎縮性胃炎、骨髓炎、皮膚病、風濕病、療效甚佳，門診的治癒率一般在80.7%，住院的治癒率則可達85.2%。藏醫的藥浴最具特色，對如風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療效均甚滿意，深受患者的歡迎。
其次是教育。原來，全省有塔爾寺、廣惠寺、夏瓊寺、拉加寺等寺廟設有曼巴札倉。儘管從這些札倉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多，卻有較高的水平，都成為著名專家，如尕布藏、尼瑪、優寧等，都是藏醫事業的重要骨幹，但曼巴札倉的規模都很小，只能培養一、二個骨幹。新中國建立後，醫學教育採用不同類型的進修班及培訓班，尤其是短期掊訓班，能解決燃眉之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初級形式已顯然不能滿足要求了。於是，層次較高的藏醫學校也逐漸出現。如先是在衛生學校內設藏醫班（如黃南自治州），由西藏藏醫學校代培。這樣，在青海省到1990年左右，總共培養出來的藏醫藥人才已將近千人。至1987年，青海藏醫學院也已建成。
再次是藏醫科學研究的開展。科研在藏醫藥學中是一項新工作，起步較晚，而且主要也多限於對臨床治療的總結和對比等。
最早成立的藏醫科研機構是青海省藏醫藥研究所，成立於1983年。隨後，州一級和縣級的科研機構也陸續建立。這些都大大活躍了青海省藏醫藥學的學術交流和學術水平。1986年，成立了藏醫學會，促進了這種學術交流。
過去，由於青海是個內陸省，與外界幾乎隔絕。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青海也對外開放了，開始與外國學者有了接觸。如1988年，在湟中縣的藏醫院舉行了一次省藏醫專家與外國學者關於藏醫藥的學術交流會。參加會議的是以尕布藏為首的省藏醫講學團與來自澳大利亞、聯邦德國、荷蘭的11名醫生，他們交流的內容包括藏醫的歷史、脈學診斷、藏藥學等方面。
其他地區
除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地區所取得的成就外，新中國成立後的藏醫藥學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和發展，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我國藏醫藥學的蓬勃發展。
在出版業方面，除雪域、拉卜楞寺、德格等舊有印經院所出版的古典醫經外，還有青海、四川、甘肅等省的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藏醫藥學著作。
北京的民族出版社是一個綜合性民族出版社，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藏文醫藥著作，這裡包括旺堆的《藏醫詞典》、古代的《月王藥診》、強巴赤列等的《四部醫典形象論集》、強巴赤列的《藏族歷史名醫傳略》，而古代的藏文《大藏經·醫藥學選編》、蔡景峰的《西藏傳統醫學概述》，則都系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人民衛生出版社還第一次出版了一本《四部醫典》的漢文譯本，系由藏學專家李永年以偈頌體的形式譯出的。這可以說是除去18世紀的蒙文版以外的首次全譯本，在國內外引起較大的反響，其內容在青海省已全部輸入電腦檢索程序。
藏醫學出版物在其他省、市也時有問世。如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另一種漢譯本《四部醫典》，此譯本由青海的馬世林等人譯出，系以白話文形式譯出的，與北京的偈頌體譯文可互相對照。上海還出版了另一部古代藏藥學著作《晶珠本草》的漢譯本，這是我國第一部漢譯的古代藏藥著作。
還應該提及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迪慶藏藥》一書，全書涉及藏藥598種，並對澄清藏藥的品種、名稱混亂，均有精闢的見解，是不可多得的藏藥學佳作。
北京的人民衛生出版社還出版了《中國民族藥志》，該書是新中國第一部有關民族藥的大型著作，其中包括較多的藏藥。
在西藏山南藏醫院的協助下，在北京設立了藏醫醫院。院內有著名藏醫應診，全國各地的患者及國外患者如要求以藏醫藥治療，就用不著遠涉青藏高原，而只在北京就可以接受藏醫的治療了。
二、蒙醫學發展概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蒙醫學在原有的基礎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發展迅速，成績可喜。與其他民族醫藥不同的是蒙醫的現代史比其他醫藥要早一些，這是因為內蒙古自治區比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解放時間要早近兩年，即1947年，在這一地區已經成立人民政權。也是在這個時候，第一個蒙醫機構蒙醫學校就在烏蘭浩特成立，它的前身是醫務養成所。學校的成立，開始了蒙醫人才的現代教育，培養了一批專業蒙醫，為牧區廣大牧民的醫療事業做出貢獻。與此同時，自治區還在1948年對中蒙醫進行考試，保證蒙醫的技術質量。
第一屆少數民族衛生工作會議於1951年召開後，蒙醫形勢有新的發展。如在全區5000多名中蒙醫中，到1953年止，就有4千多人被吸收參加工作，蒙醫的社會地位在逐步提高。雖然如此，從總的方面看，蒙醫的發展在五十年代初期仍不夠理想，進步不大。這也與當時全國中醫（廣義中醫包括少數民族醫學在內）總的形勢處在低潮有關。只有到了1953年中共中央發出了糾正在中醫工作中的偏差和錯誤的指示之後，蒙醫的情況也隨著全國中醫大形勢的好轉而逐漸走上軌道。如在1955年，在呼市就曾召開全自治區的中蒙醫代表會議，其中有49名代表是蒙醫。次年，中央衛生部先後發布通令，廢除了有關限制中蒙醫的規定，吸收蒙醫藥人員參加國家醫療機構，極大地調動了蒙醫人員的積極性。1956年，在呼市成立了內蒙古中蒙醫研究所，把區內各地學術水平較高、具有豐富臨床經驗的老懞醫藥人員調來舉辦蒙醫研究班、進修班，同時組織老懞醫對蒙醫藥古籍進行翻譯、整理。1958年，又在呼市成立內蒙古中蒙醫院，各級醫院根據實際需要出發，相繼成立蒙醫科，農牧區旗縣增設蒙醫醫院和中蒙醫院，在邊境地區成立以蒙醫為主的邊特區蘇木衛生院。同年，在哲盟庫倫旗建立蒙藥廠，蒙醫藥機構日臻完善。
為了培養蒙醫人才，使蒙醫學術後繼有人，五十年代初中期，普遍為老懞醫配備助手，招收徒弟。正規的學校教育，也開展起來了。1956年在呼市開辦蒙醫進修學院蒙醫系，通過正規院校來培養人才。
五、六十年代，對蒙醫古籍開展整理和翻譯工作，僅中蒙醫研究所一家整理的蒙藏經典就有十多部。還新編了一些新的蒙醫著作，如《蒙醫藥學概要》、《中蒙醫驗方集》及其他一些臨床疾病的診治專著。蒙醫的醫療事業也有很大發展，常用的一些蒙醫獨特療法如酸馬奶發揮了很好的治療作用，並獲得自治區獎勵。
近二十年來，蒙醫藥的各個方面都有飛速的進步。到1995年統計，全區有蒙醫醫療機構47所，也是1995年的統計，目前全區共有蒙醫藥人員3972人，其中蒙醫人員3214人，蒙藥人員758人，其中高級職稱人員共64人。蒙醫藥人員佔全區衛生技術人員的3.88%。
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並在通遼新建一所蒙醫學院，設蒙醫、蒙藥專業，成為培養蒙醫藥高級專門人才的基地。同時，盟級5年中等專業衛生學校增設蒙醫專業班。此外，還通過舉辦為期二年的蒙醫研究班來提高蒙醫的科研水平，培養科研人才。
在蒙醫藥科學研究方面，也獲得可喜的成績。如1986年獲國家衛生部科技重大成果獎；蒙藥通拉嗄601治療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及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研究，1991年獲內蒙古科委科技進步二等獎。
改革開放以來，在整理蒙藏醫學古籍、翻譯註釋、發掘研究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原有蒙譯《醫藥月帝》（藏醫稱《月王藥診》）、《四部醫典》、《晶珠本草》等經典著作外，蒙著古代著作如《觀者之喜》、《方海》、《珊瑚驗方》、《蒙藥正典》（出版時改名為《無誤蒙藥鑒》等，也都重新整理排印出版。此外，現代新的蒙醫著作也不斷出現。這值得提出的有，集全蒙醫界精英著成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蒙醫分卷》，已於1986年正式出版，其漢譯本也在1992年問世，獲得好評。還有吉格木德的《蒙醫簡史》，此書於1985年出版。1991年補譯成日文，並獲第二十九屆日本翻譯文化獎；包金山的《祖傳正骨》，介紹了蒙醫正骨歷史，蒙醫正骨特點以及整骨方法和技巧、專論（或各論）部分介紹了人體骨酷解剖、骨酷和關節構造、形狀、作用、連接大致情況，並論述了骨折脫臼的原因、分類和分析、正骨原則、正骨和按摩醫術。
三、朝鮮醫學發展概況
1945年，在延邊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人民政權——吉林省延邊專員公署。在專署民政科內設保健股，主管衛生行政，各縣（市）也在民政科內指定一人兼做衛生工作。1946年6月，延邊專署頒布「重新認可漢醫暫行條例」，重新登記了日偽時期從事漢醫業（包括朝鮮民族醫）的漢醫師，批准了420名漢醫（包括朝鮮民族醫），允許他們開辦漢醫診療所，為發展壯大中國朝鮮民族醫隊伍，振興朝鮮民族醫學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自1921年至1945年近二十五年間的朝鮮民族醫隊伍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朝鮮族人口繼續增加，1843年已增至60多萬人，1920年以後，延邊各地陸續出現了醫學研究會，該會大量吸收民族民間醫及有志於學醫者為會員，組織他們學習民族醫學理論，把他們培養成為朝鮮民族醫。這樣，到了1928年朝鮮民族醫人數增加至319名。1938年以後,延邊各地成立漢醫會,該會舉辦兩期漢醫講習班，培訓了民族醫567人次。因而這個時期取得許可的朝鮮民族醫數量又增加了一些。據1945年的統計，延邊境內的朝鮮民族醫人數達到460名，藥業人員數為270名。當時朝鮮民族醫隊伍數量並不多，但已經出現了不同學術觀點的四大學派：一是主張以《東醫寶鑒》為軸心注重臨床實踐發展民族醫學的經典學派；二是主長以《醫方活套》為軸心、注重臨床實踐發展民間醫學的民間醫學派；三是主張以《東醫壽世保元》為軸心發展四象醫學的四象醫學派；四是主張以《東西醫學要義》為軸心發展民族醫學的「西診東治」學派。
自1945年經1953年建國初期至今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衛生工作三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指引下，朝鮮民族醫藥隊伍得到迅速發展。據1953年的統計，朝鮮民族醫人數達到了750多人，進入了中國朝鮮民族醫隊伍最興旺發達的鼎盛時期。後來，由於「左」的思想干擾，未能實事求是地處理朝鮮民族醫隊伍里的「活套醫生」（即：以《醫方活套》為教材自習並注重臨床實踐的民族醫），沒有正確地區分朝鮮民族醫與中醫的界線，一律用中醫教師施以考試，對不合格者剝奪行醫與帶學徒權，使朝鮮民族醫隊伍驟減，很多寶貴的民族醫學遺產失傳，朝鮮民族醫學瀕臨絕代。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黨的民族政策的正確貫徹，中國朝鮮民族醫學得以復生。1984年在全國少數民族醫藥工作會議上制定的《全國少數民族醫藥「七五」規劃》把中國朝鮮民族醫藥列為重點加強項目之一：同年10月，成立了延邊朝鮮民族醫藥研究會；同年11年，建立了延邊朝鮮民族醫藥研究所；1986年7月，《朝鮮民族醫學》正式納入《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分卷編寫計劃，1993年國家正式出版發行；培訓了百餘名朝鮮民族醫；延邊民族醫藥研究所培養了20名大專朝鮮民族醫；1991年，延邊醫學院內設置朝鮮民族醫系，已招生兩屆本科學生，正在培養之中，使瀕臨絕代的朝鮮民族醫隊伍的重建大有希望。
四、北方少數民族醫學的發展
（一）維吾爾族醫學的新起點
新疆解放後，維吾爾醫重見光明，獲得新生。1956年自治區衛生廳專門組織考察小組分赴南疆地區、市、縣、鄉村調查研究維吾爾醫，並寫了「這是一支潛在的有生力量，她在維吾爾聚居區擔負著醫治疾病的重任」的報告。同年，在和田縣成立了各族衛生工作者協會和維醫第一聯合診所。繼之，在喀什、伊寧、哈密、庫車、烏魯木齊成立了維吾爾醫診所和醫院。1959年，國家把喀什民族醫診所轉為全民所有制的喀什民族醫醫院，設病床40張。許多富有經驗的老一輩維醫，一方面精心培養新人，同時著手翻譯整理古醫籍，並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編寫整理了一批醫學著述。如《卡農且（小醫典）》、《維吾爾醫療手冊》等。這些醫著的出版，極大地豐富了維吾爾醫藥學的內容。
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維吾爾民族醫藥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截止1989年底，醫療機構發展至88所（區級1所、地市級5所、縣級26所、鄉級56所）。專科學校1所，此外，成立了維吾爾醫研究室，後改為研究所。維吾爾醫藥人員由五十年代初期200多人增加至2127人。畢業於維醫專科學校學生423人。從1979～1990年，先後收集整理古醫籍36種，其中維醫醫籍8種。
維吾爾醫在其發展過程中，兼收並蓄鄰近國家和兄弟民族醫學之精華，形成一整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醫療體系。於白癜風、糖尿病、肝炎、冠心病、胃潰瘍、風濕病等頗有研究，有一定療效。維醫工作者在疾病的防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正在不斷地為我國的醫學衛生事業作出貢獻。
由名老維吾爾醫編纂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維吾爾醫分卷》，已出版維、漢兩種文版。它與藏醫、蒙醫、朝醫一樣，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佔有一席之地，表明維醫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受到普遍重視。
（二）鄂倫春族醫藥史料
鄂倫春族是居住在我國東北部的一個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其歷史也較短。鄂倫春又作俄爾吞、鄂爾吞、俄倫春等，是通古斯語的音譯，意為山嶺上的人或使用馴鹿的人。現主要聚居在鄂倫春自治旗，屬內蒙古呼倫貝爾盟。
鄂倫春人的醫療經驗，還處於比較原始的巫、醫混雜階段，其治病方式主要是薩滿巫術。一般說，巫術師多兼用藥物治病，而鄂倫春薩滿並不用藥，其薩滿有莫昆薩滿及多尼薩滿兩種。前者的治病能力比後者大，是屬於正神，只有一個人擔任，後者則可有多人。奇怪的是薩滿只給別人治病，卻治不了自己的病。做為溝通人間與神的世界的橋樑，本人也參加生產勞動，社會地位較高，受到人們的尊敬，一般治病不收報酬，有時由病家給一些實物如毛巾、皮毛或布等。
薩滿在治病時，邊跳邊唱，並裝做會求神託夢，按夢境分析病情，以確定患者之病系觸犯何神，當即畫出神的像，供患者供奉。一般不用藥物，但對嚴重的病人，有時就讓其裸臥，再向其身上噴洒水。據查，凡患有天花、麻疹者，薩滿即不給他治病，而由其他同樣也患過天花或麻疹的人來治療，這種人稱「屋托欽」。薩滿儘管不用藥物治療，但它具有一定的精神治療作用，對疾病的復原是有其積極作用的。心理治療作用可能是鄂倫春人還信任薩滿巫師的主要原因。
這並不是說鄂倫春人不會用藥。在生活過程中，他們認識並學會了用藥。調查結果表明，對包括外傷、瘡瘍、關節疼痛等病的將近20種疾病，他們會用草藥治病。常用的藥物都是自然界的賜予，即植物和動物。
（三）回族醫藥
回族是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人數較多，分布頗廣的一個少數民族。比較集中聚居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其他如甘肅、河南、新疆、青海、雲南、山東、河北、遼寧、安徽等省區也有較多分布，散居者遍及全國各地，與漢民雜居，但也相對集中。如福建泉州晉江有一陳埭鎮，全村均為丁氏回族，有如漢族汪洋大海中之一小島，一直保留著回民的風俗習慣。
最能集中反映回族醫藥的，目前尚存世的僅有《回回藥方》的殘卷。這既可以說是回回醫藥的結晶，也可以說是迄今可見到的僅存的回醫專門著作。
此書題名《回回藥方》，其著作時代尚有爭論，但基本上均以為是元、明之作品。有作者認為，其中有言「北平」之內容，故應為明代之作品。此語雖有理，但似不夠全面，因其中之「北平」，乃系書中之注文而非原文，系抄寫者對原著之註疏。由是觀之，《回回藥方》之原文當為元代之著作，似較合理，也適合於元代回回醫藥鼎盛之形勢。
關於此書之作者，原書未具名，但從全書內容看，亦很可能是多人之合著。
從此書殘卷，亦不難看出當時之回族醫藥業已涉及一些理論內容。如有關於病因學方面的一些內容：時氣、熱、寒、風、濕、干（氣候外因）、喜、怒、驚、恐、愁、思（情緒內因）等。元代形成了回回醫學的高潮，以回回藥物院的建立以及《回回藥方》之著成為其主要標誌。認真核對《回回藥方》中的內容，我們將會發現其中有比較大的比例與中世紀的阿拉伯醫學的相似之處。
五、南方少數民族醫學的發展
（一）傣醫學的形成與發展
傣醫在歷史上，為人類的健康作出了很大貢獻。但由於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發展一度較緩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傣醫藥越來越受到重視，為搶救傣醫傣藥，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先後在西雙版納成立了州民族醫研究所，景洪縣傣醫傣藥研究所，德宏、思茅也相繼成立了民族醫藥研究機構。1984年在內蒙古開的全國少數民族醫藥工作會議上，正式把傣醫列入全國「五大民族醫」（藏、蒙、維、朝、傣）之內。傣醫藥的研究工作被提到議事日程。
1988年建成了規模為100張床位的西雙版納州民族醫藥研究所附屬傣醫醫院。形成了科研、臨床、教學為一體的新格局。1986年招收43名傣醫中專醫士，擴大了傣醫藥的隊伍，提高了隊伍的素質，緩解了傣醫後繼乏人的局面。
近十年來，傣醫藥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尤其是對古傣醫藥文獻的發掘、研究整理工作，先後出版了《西雙版納古傣醫驗方注釋》、《檔哈雅》、《西雙版納家庭衛生常識》、《傣族藥物故事》、《嗄牙山哈雅》、《西雙版納醫藥》、《西雙版納傣藥志》、《傣醫傳統方藥志》等。西雙版納自治州民族醫藥研究所還編寫了《傣醫中專班臨床課試用教材》。
傣醫藥書籍的出版發行，擴大了傣醫的影響，為更多的人學習傣醫，了解傣醫藥打開了方便之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入，傣醫學也逐步走向世界。1990年和1991年傣醫曾派出學者參加國際第二屆民族生物學大會、北京國際傳統醫藥大會，並在會上作了交流。
（二）彝醫藥的發展概況
隨著黨民族政策的進一步落實，民族醫藥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自八十年代初以來，彝醫藥史及文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一大批有志之士正在致力於彝醫藥的研究工作。他們兢兢業業、忘我工作。從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短短十年中，發掘整理、翻譯註釋出版的彝醫古文獻數十種。如：《明代彝醫書》、《醫病好藥書》、《醫病書》、《看人醫書》、《藥名書》、《啟谷署》等。大量古彝醫藥文獻的整理出版，對某些人持「彝族俗尚鬼巫」、「彝族無醫藥」的錯誤觀點是有力的批判。一個民族要和存繁衍，醫藥是保證其生存的條件之一，不可忽略。
近年來，編寫出版了《彝醫志》、《彝族植物藥》、《彝族動物藥》等彝藥著作。值得提出的是李耕冬、賀廷超合作編寫的《彝族醫藥史》全書例舉大量事實，追根溯源，旁徵博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充分再現彝族先民自古以來與大自然和疾病作鬥爭所積累的豐富的醫療經驗。1990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新近還有彝族學者郝應芬也出版了另一部《彝族醫學史》。
（三）苗族醫藥概況
由於苗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因而也沒有自己的文獻材料或記錄。其有關古代的醫藥資料，只能散見於其他漢文資料中。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民族醫藥開始受到重視。在民族政策、中醫政策的正確指引下，苗醫改變以往那種自生自滅，無人過問的狀態。苗族醫藥同樣納入各地各級有關部門的發展計劃中。各地老苗醫有計劃培養接班人，五十年代也開始搜集苗醫單驗方，編成《貴州民簡方藥集》，主要以苗醫經驗為徵集對象。八十年代編集的《中國民族藥志》，苗醫藥也佔有一席之地，共有40多種苗藥編入其中。
1984年，苗族較集中的地區貴州、湘西、及鄂西都派代表參加在內蒙召開的首屆民族醫藥會議；1992年，在首屆民族民間醫藥學術交流會議上，苗族醫藥的學術論文佔有一定比例。
1986年7月，首屆苗族醫藥學術研究會與黔湘鄂苗族醫藥研究協作組片區會議聯合召開，地點在貴陽市，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它象徵著苗族醫藥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四）壯族醫藥的發展
過去由於種種原因，對壯醫藥的研究不夠重視，起步較晚。50年代末期，廣西柳州地區人民醫院覃保霖曾對壯醫陶針療法進行發掘整理，並在1958年《中醫雜誌》第三期發表了《壯醫陶針考》一文。隨後，在1959年出版了《陶針療法》專著。書中繪製了常用的陶針穴位圖譜，並詳細列出各科疾病的治療方法。1981年發表了《壯醫源流綜論》一文，對壯醫的內涵及常用的傳統醫療技術作了詳細介紹。廣西桂林鐵路醫院蘇漢良醫師曾對流傳於柳州、河池地區的壯醫脈診法進行了初步整理，發表了《壯醫民間脈診的探討》的學術論文。
這些只是出於個人對壯醫的熱愛，在長期從事壯醫工作中，取得的成績。真正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開展壯醫及壯醫史的研究，是80年代中期開始的。
1984年6月，廣西中醫學院成立了壯族醫藥研究室。1983年5月，國家科委批准建立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1986年6月，區黨委、區人民政府決定將南寧地區人民醫院改建為廣西民族醫院。壯醫機構的建立與完善，為壯醫藥的發掘、整理與進一步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985年，廣西中醫學院壯醫研究室主任班秀文教授，招收了我國醫史上第一批壯醫研究生。
198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衛生廳把壯醫研究列為重點課題，組織有關科研人員，從文獻搜集、文物考察和實地調查等方面，對壯醫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研究。對壯醫驗方、秘方、單方及歷史文物進行搜集整理。據不完全統計，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10年中，發表有關壯醫及壯醫史的研究論文近百篇，整理出版了具有壯醫特色的《壯醫藥線點灸療法》及《壯醫針挑療法》，並創辦了《民族醫藥報》，在全國發行。
壯醫及壯醫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賀的成績，前景令人鼓舞。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已將發展傳統醫學作為今後世界衛生保健事業的目標之一。有理由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古老的壯醫必將自立於世界傳統醫學之林。
（五）高山族醫藥
高山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的一員，人口在1986年調查為32萬餘人（此為台灣當地調查數字，大陸1982年人口普查時，大陸高山族人口為1,549人）。分布在台灣及福建省，以台灣為主，福建只有少數散居。無本民族文字，故亦未見醫藥文獻流傳。
據調查，台灣之高山族因接受漢文化之影響，逐漸漢化。部分漢化程度高之「平埔族」，其本民族特色業已消失無遺。目前在台灣之高山族分布在台灣島之山區，族內又分成九個亞族，稱為泰雅（Atayal）、賽夏(Saisiat)、布農（Bunnun）、鄒(Tsou)、魯凱（Rukai）、排灣（Paiwan）、卑南（Puyuma）、阿美（Ami）及雅美（Yami）。
這些台灣島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因缺少文獻記載，故其醫藥之歷史僅能依靠實地調查，從口口相傳中的資料加以了解。現時在該民族中遺留下來的醫療衛生習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早期醫藥歷史的側面。
根據台灣省台中市中國醫藥學院哈鴻潛等人調查的資料表明，現時台灣島高山族居民的醫療，仍然處在醫巫合一的狀態。有病多請求巫師相助。他們調查的排灣族、布家族及卑南族之巫師治病，多需先求病因、或直接由病人陳述或問神，或圓夢，也有占卜者。占卜多於其他方法失敗之後使用，其法系所謂葫蘆卜或瓢卜。即以一種珠子在葫蘆之圓端輕輕滾動，並數問各種病因，當珠子停留不動時，口中所數及者即為致病之病因。蔡景峰1985年在美國東西方中心任客座研究員時，與該中心原籍台灣之吳燕和研究員進行學術交流，吳氏亦曾以此法相告。
巫師還用一些祭鬼神的工具，如盛器、樹葉、肉等，進行各種祭神鬼活動；其治病之工具則以巫石、法石、茅草類植物等充任。如以茅草在病人面前揮動或鞭打，或用口吸出病人體內之「法石」等等，以達到驅除疾病之目的。
除巫術外，高山族中還用青草藥治病。台灣所產植物甚多，供藥用者不下數百種，其常用者有紅藤草、檳榔等，都是日常的果品。所治療疾病多為常見病、多發病。
台灣省考古學者雖然在島上進行了發掘，有不少發現，包括一萬年至三四百年前的歷史時期，但目前尚未見與醫藥學有關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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