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現代基礎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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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學Basic Medical Sciences亦稱臨床(醫學)前期學科Preclinical Sciences是醫學教育中介於醫預(學)科Premedical Sciences(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等)和臨床醫學Clinical Sciences(包括內、外、婦、兒等各科)之間的各學科，包括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寄生蟲學、病理學和藥理學等。

一、醫學生物學

生物學是我國近代科學中發展較早的學科之一，但在解放前基礎薄弱，專業研究機構很少，學科分支殘缺不全，全國從事生物學研究和教學的人員不超過400人。其中只有吳憲及其少數合作者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對蛋白質變性，免疫化學，血液分析和營養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後，生物學有了很大發展。目前已形成一支有一定規模和學科比較齊全的研究機構，在專業設置上，新建了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分子遺傳學，遺傳工程讚美批新學科，形成了生物研究中心。在醫學生物學方面，40年來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首先是生物化學方面的研究，使臨床診斷的各種物理化學方法得以建立和不斷改進，對正常與病理狀態下各種常數進行了測定，開展血漿代用品、疫苗等多方面的研究和應用。六十年代以來，對癌症和心血管病的致病病因，發病機制，藥物治療與預防等方面也從生化角度積極開展了研究，在肝癌的早期診斷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通過對高發區幾十萬人的普查，肯定了甲胎蛋白作為早期診斷指標的應用價值。同時在甲胎蛋白的提純，理化性質測定和生理的功能，正常肝臟信息RNA對離體肝癌細胞的逆轉分化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結果。中國醫學科學院日壇醫院，江蘇啟東肝癌研究所以及江蘇南通地區醫院，關於早期肝癌及癌前期甲胎蛋白血清學規律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後，中國還首次篩選出了選擇性較高的肝癌單株抗體，並將它製成生物飛彈，用於殺傷肝癌細胞。在胃癌的相關抗原研究中，雜交瘤細胞株的建立是一項重要成果。

在分子生物學研究方面：自本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生物學研究已發展到亞細胞結構和分子水平，通過對生物體的主要物質基礎，蛋白質、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結構和運動規律的研究，來揭示生命現象的本質，我國在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各個領域也積極開展研究，其中一些成果已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但無論從事研究的人數和每年發表的文章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及美國一個中等水平的州。比先進國家落後5～10年，也落後於南美，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

生物大分子特別是蛋白質，酶和核酸的結構和功能的研究是分子生物學研究的基礎。我國六十年代開展了對生物高分子空間結構的研究，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獲得人工全合成的結晶牛胰島素，經鑒定表明其結構，生物活性，物理化學性質，結晶形狀都和天然牛胰島素完全一樣。七十年代蛋白質研究被相對冷落達一段時間，但隨核酸分子生物學研究進一步發展，到八十年代蛋白質的研究又活躍起來，1971～1979年，我國先後兩次用X射線衍射方法完成了豬胰島素晶體2.5埃［2a］和1.8埃〔2b〕解析度的結構測定。使我國生物高分子的X光晶體分析進入了先進行列。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開展的胰島素及其衍生物的結構，功能和作用原理的研究，從局部切斷β鏈或置換胺基酸觀察功能變化，到比較不同種屬胰島素活力，都有不少進展。此外，還從腦脊髓垂體和人胎盤中分離出一系列活性多肽，其中以肌球蛋白的研究較為系統和深入，提出了原肌球蛋白的生理功能可能與肌肉的支持和緊張收縮有關，對不同類源的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進行了純化結晶，發現了原肌球蛋白的類晶體。此後，1981年人工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在分子水平弄清了生物控制和調節的主要問題。1985年測定第一個膜蛋白結構(紫菌光合作用中心)，並首次報導了一個人感冒病毒(HRV)的高解析度結構。

二、組織胚胎學

我國組織胚胎學的發展與中國解剖學會的關係十分密切。1920年在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實驗室建立「中國解剖學會及人類學會」，會員49人，12為中外學者任理事，美籍組織學家E.V.Cowdry任理事長，但會後學術活動很少，處於停頓狀態。由我國學者組建的中國解剖學會於1947年6月在上海籌備，當年8月在上海醫學院召開大會，當時全國會員73人，以通信的形式推選出理事7人，盧於道任理事長，王有琪任秘書。出席會議的15位代表通過第一個會章，規定解剖學會包括比較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實驗形式學及體質人類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解剖學會由上海遷至北京，於1952年9月在北京召開首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當時全國會員195人，出席會議代表30餘人，通過了會章，選馬文昭為第二屆理事長。1962年中國解剖學會第三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時已有全國會員逾千人，組織學和胚胎學工作者約1/3以上。六十年代起初幾年，我國組織學和胚胎學事業有所進步，教學和科研水平有明顯的提高，並開始跟蹤已開發國家的發展趨勢。如專業隊伍擴大，師資培養工作十分活躍，重點院校都年年舉辦師資培訓班或技術培訓班，鮑鑒清、王有琪、童第周、李肇特等開始招收培養研究生。引進多種國外重要期刊、專著和教科書，我國學者也編著一些專著和教科書，如王有琪主編［組織學］，張作干譯著［組織學］，李肇特譯著［組織學］，薛社普等編著［細胞學進展］等。組織化學、組織培養、顯微放射自顯影、電鏡技術逐漸推廣應用，科學研究和學術活動相當活躍，中國解剖協會1953年創辦的［解剖學通報］(現稱［解剖學雜誌］)稿源豐富，生動活潑，1964年全國解剖學學術年會收集的論文達644篇，其中組織學和胚胎學論文約佔一半。不幸的是1966年開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國醫學教育和科研事業遭到嚴重破壞，教學混亂，科研幾乎停頓，解剖學會活動完全中斷，組織學和胚胎學幾乎毫無進展，某些方面甚至呈倒退狀態。

1978年科學春天來臨，至今17年來我國科技教育事業蓬勃發展，進展迅速，組織學和胚胎學事業也繁榮昌盛，是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專業隊伍逐年擴大，目前在醫學院從事組織學和胚胎學工作的估計有2500人以上，1994年中國解剖學會全國代表大會時的會員數已逾5000人，其中從事組織學和胚胎學的會員約佔1/3以上。1978年恢復碩士研究生招收培養，規模逐年擴大，至今導師約百人，已培養碩士生近千人。1981年開始博士生培養，王有琪、李肇特、陸振山、許天祿、薜社普等為首批導師並開始招生培養，此後逐批擴大，目前醫學院校組織學和胚胎學博士點約10個，導師20餘人，已培養博士生數十名。大批學科中青年高級人才茁壯成長，其中不少出國深造後回國奉獻，國內外培養的許多碩士和博士已成為學科帶頭人並作出突出成績，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以他們為主力完成的。組織學和胚胎學教學面目一新，生動活潑。1978年以來在衛生部領導下，編著並由人民衛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國統編教材《組織學與胚胎學》，部分醫學院校還合作編著多種協編教材《組織學和胚胎學》。眾多醫學院校還合作編著大型高級教學參考書，如《組織學》，《組織學與胚胎學進展續集》(1989，成令忠主編)。我國學者還首次與國外學者合作編寫並任主編的英文教本《Textbook ofHistology》。17年來組織學和胚胎學科研成果豐碩，有的成果具有開創性並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如棉酚抗男性生殖作用研究，男性生殖生物學及不育和抗生育研究，女性長效避孕藥應用的遠期安全性問題，男子生殖細胞CDNA之庫的構建，腫瘤細胞生物學研究，紅細胞去核因子的發現及其意義，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及其他各種免疫細胞的微細結構和功能，胸腺等淋巴器官的微細結構和細胞生物學，神經元的分離培養及移植應用，神經內分泌細胞的多科神經肽的表達和意義，肽類神經末梢的分布和意義，腺垂體內肽類神經末梢的發現，針刺與脊髓的再生，肝再生及其調節因子，人卵細胞的形態結構，人工授精與胚胎移植，1988年首批"試管嬰兒"在北京、長沙誕生，300餘位胚胎學工作者歷經8年測量國人胚胎標本近萬例獲得30萬個數據並總結編著《中國人胚胎髮育時序和畸胎預防》。

三、生理學

生理學的科研工作除了在研究所進行外，醫學院校的生理教研室也進行科研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生理學科研工作有較大的發展。

神經肌肉生理學在我國發展較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已有一定基礎。新中國成立後該領域的研究工作獲得了繼續的發展，主要的工作有：有路及無路神經對鉀的彌散率不同，提出神經鞘是有效的彌散障礙物的觀點；用環形切割或剝去蛙坐骨神經的外鞘，證明電緊張快速成分主要是神經外鞘的作用。六十年代開始，該領域有一個迅速的發展，並取得了一些有意義的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肌纖維收縮和肌原纖維結構方面的工作。2.首先報導了對蝦內側巨大神經纖維的傳導速度為80～200米/秒，並研究了其精細結構。3.肉毒桿菌毒素阻斷神經肌接頭傳遞的研究。4.運動神經元與骨骼肌細胞間營養性關係的研究。十年動亂期間，基礎理論研究被迫停頓，但結合針刺鎮痛仍有一些神經肌肉生理學的工作在進行，1978年後，該領域的研究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神經對骨骼肌的營養性作用機制研究進一步深入，神經毒素的工作有了較多的發展。近年來，單離子通道的研究工作和採用片膜鉗技術觀察乙酸膽鹼受體通道的開放時間的研究工作也已開展，某些方面已達到國際水平。

我國特殊感覺器官生理學的研究起步較晚，在五十年代還是一個空白，到1960年後，感官研究才開始發展，主要從事視網膜電圖分析、人光譜敏感度曲線測定、視覺通路電生理等研究。1974～1979年，視覺研究轉人應用方面，完成了中國人標準眼有關研究、鐵路信號定標、閃光盲、臨床視網膜電圖等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實用價值的資料。八十年代後，視覺研究開展了不少新的工作，如外膝體單細胞放電特性的定量分析和視網膜生理研究等；其中關於視網膜水平細胞的輸入和迴路分析、光感受器信號向雙極細胞和水平細胞傳遞的化學基礎等工作，得到國際的重視，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在五十年代初，血液生理的研究工作有藥物及自然睡眠對血液濃度的影響等。在六十年代初，開展了植物性神經活動對外周血白細胞與血量的影響等研究工作。十年動亂，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中斷。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後，開始了造血幹細胞的研究，這一研究工作與急性放射病的治療結合起來具有重要實用價值。近年來，進一步開展的血液生理研究工作有：生物活性物質對造血干細胞分化作用的研究、纖溶系統的研究、免疫血液學的研究等，其中維甲酸對早幼粒白血病細胞分化機制的研究具有獨創性。

我國從事心血管生理研究的隊伍比較龐大。從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幾個方面：1.注意觀察了各種心血管和呼吸反射之間的相互作用；2.對祖國醫學中針灸療法機制進行探索，認為針刺或其他非特異性刺激在不同的機能狀態下，通過影響邊緣系統的活動可使異常的血壓向正常的方向變動；3.對交感神經中樞機能分化進行了研究，觀察到在給予不同刺激時各器官血流改變的程度是有差別的；4.對心血管中樞的定位及其下行通路開展了研究。十年動亂後，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發展很快，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心肌電生理的研究，開展了電壓鉗、單細胞電壓鉗、片膜鉗的研究；2.心肌力學和心肌功能調控的研究，在整體、離體心臟和心肌三個層次採用新技術開展工作；3.心血管活動的神經調節的研究，開展了延髓頭端腹外測區和其他心血管調節有關核團的作用分析，並結合針刺機制進行研究；4.心血管活性物質的研究，觀察了腎素一血管緊張素系統、心鈉素、前列腺素等對心血管系統的作用，特別在心鈉素的生物合成、人工會成、受體分布和鑒定、代謝和臨床應用等方面的工作比較系統深入；5.血管活動的研究，主要應用片膜鉗和膜生化技術對血管平滑肌離子單通道、細胞鈣的轉運和代謝、內皮細胞舒張因子的性質和作用等開展研究。6.心血管的病理生理，主要研究高血壓病的血管機制、緊張應激導致的高血壓模型的神經機制、心肌缺血及冠脈再造時引起的心肌損傷等。

在呼吸生理領域內，我國的研究開展比較薄弱。五十年代內，主要進行一些呼吸反射性調節的工作。五十年代後期，研究聯繫氣功機制進行，提出吸氣中樞活動時可引起體內廣泛的交感興奮，而呼氣中樞興奮時則可導致交感活動的抑制和副交感活動的加強，並認為氣功的機制可能與這一假說有關。1978年後，呼吸生理的研究工作得到迅速發展，主要的方面有如下幾個：1.對隔神經放電的研究；2.與呼吸活動有關中樞核團的研究；3.不同傳入衝動對呼吸中樞活動調節的研究；4.中樞遞質對呼吸的調製作用；5.藥物的呼吸作用機制的研究。這些研究工作集中在呼吸的神經調節機制方面。

在消化生理研究方面，我國有較好的基礎。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研究工作主要是論證神經系統在消化活動調節中的主導作用，明確地證實了胃泌素也參與神經反射期的調節機制，還觀察了進食活動對代謝的影響等。十年動亂期間，研究工作基本停頓。1978年後，為趕上國際消化生理的發展，開展了如下幾方面的工作：1.胃腸激素的研究，自行製備了十幾種胃腸激素的抗體，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在激素的生理功能和作用機制，激素分泌的調節等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2.腦一腸肽的細胞保護作用研究，對保護作用的機制進行了細胞和分子水平的探討。3.消化腺分泌和消化道運動調控的研究，主要觀察不同腦一腸肽作用於腦內不同部位時的活動變化。消化生理的研究成果，在不少方面處於國際前列。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國內分泌和生殖生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激素在排卵中的作用和機制分析，這些研究成果對動物繁殖有實用價值。六十年代中期，我國成功地從胰島素A與B鏈合成有全部生命活力的胰島素分子，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生命物質的創舉，贏得了全世界學術界的稱讚。十年動亂後，內分泌和生殖生理研究發展較快，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生殖內分泌的研究，例如：著床訊息和細胞識別在著床過程中的作用、胺基酸對下丘腦一垂體一性腺軸活動的影響、激素對著床的作用、胚泡在輸卵管中運行的神經和激素調控等。2.激素調節的研究，例如腎上腺皮質激素對胰島素分泌的作用、神經與內分泌對實驗性肥胖的調控機制、垂體激素分泌的調控機制等。

四、生物化學

近年來，生物化學又與分子生物學融為一體，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體，改造生物體，研究內容蓬勃發展，產生了一些邊緣性學科如分子藥理學，分子病理學、分子免疫學及分子遺傳等等。

1949年前，我國不少醫學院校的生化教師在極不完善的條件下，已進行了研究工作，但是限於條件早期從事的大多為維生素和內分泌這些與營養學及生理學交叉的研究。其中較有成績的是協和醫學院吳憲領導下進行的有關蛋白質的提取，純化及物理化學性質的研究，在四十年代由他們所提出的蛋白質的變性學說，至今仍認為是正確的。此外在吳憲的博士論文中創建的血液樣品製備法，為近代臨床備樣分析開闢了途徑。

在1947年林可勝籌建了醫學研究所，1948年王應睞離開中央大學醫學院調到這個研究所。1949年後改為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由王應睞主持生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考慮到要迅速發展我國的生化研究，一是要緊緊圍繞國際上的研究生長點，二是要有一批學科帶頭人。建所以來，為我國生化研究及人才的培養所作的貢獻是顯著的。以生化所為首，在1965年成功地完成了結晶牛胰島素的全合成。1981年與細胞所，有機所等單位合成了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tRNAAla)，這些工作都列入世界生化科研工作的前列。1975年生化所在國內首先開始了基因工程研究，帶動了國內分子生物學研究。目前有些基因工程產品如重組B型肝炎疫苗，α-干擾素及白細胞介素-2等已經進入到臨床試用階段。

應該提及的是在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紊亂階段，我國腫瘤生化工作者，在極困難的條件下，下到江蘇啟東等肝癌高發地區，進行了大面積的肝癌早期普查及防治，普查達百萬人次之多，結合及時治療，從而延長了肝癌患者的壽命。大多數量的早期肝癌診斷，被世界上列為肝癌研究上的重大成果。另外在北方以醫學科學院為首的腫瘤工作者，深入到食道癌高發的河南林縣，創造了食道拉網法進行普查，結合患者的食物儲存習慣，提出了有關該地區食道癌高發的理論機制。

五、生物物理學

我國生物物理學在其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在高度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也十分注意將基礎理論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及時應用於醫學，開展對疾病的診斷、防治以及病因研究，並取得了許多優異成果。首先，圍繞細胞的多種結構成分，如粒線體、心肌細胞膜、肺和腎細胞膜、精子膜等，對克山病、心肌梗塞、急性白血病、慢性肺心病、腎病、心肌缺血再灌注、急性缺氧和類風濕性關節炎等進行了較多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尤其是其中在克山病與心肌細胞粒線體的關係研究上，提出了「克山病是一種心肌細胞粒線體病」的新觀點，從而發展了克山病發病機理的研究。再次，圍繞紅細胞的膜結構和骨架以及血液流變學所重點研究的紅細胞的聚集性和變形能力這兩大生理功能，對血栓性疾病、高血壓、糖尿病、肝硬化、尿毒症、燒傷和惡性腫瘤以及中醫的血瘀症和活血化瘀等也進行了許多研究，結果表明各種血栓病(包括心腦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在內)是由於紅細胞的聚集性過強而造成的疾病，而高血壓，尤其是其中的原發性高血壓是由於紅細胞的變形能力低下和剛性過強所引起的疾病。另外，人工膜的研究，特別是利用蛋白質對非雙層脂的作用可以有針對性地在體內尋找疾病細胞(例如癌細胞)、致病因素(例如血栓)或病變部位(例如動脈狹窄、硬化或擴張)，這不僅可以減少藥量、降低毒性，而且尚可以進一步提高療效，從而可使醫學在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上進入所謂「飛彈療法和飛彈診斷」的新時期。在自由基，特別是內源性自由基的研究方面，由於內源性自由基的產生和清除之間的失衡已成為需氧生物維持生命健康成長以及疾病的發生和防治中的關鍵問題，與醫學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也是研究最多的一個領域。對微量元素與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的關係，活性氧自由基、超氧陰離子自由基和羥基自由基，特別是各種脂質自由基對細胞膜的攻擊和損害作用，心肌、腦、腎等缺血再灌注損傷與自由基的關係，腫瘤與自由基的關係以及天然抗氧化劑對自由基的清除作用等也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這些研究使醫學對疾病的病因認識和防治進入了分子機理的更深結構層次和水平。

六、微生物學

1952年12月，成立中國微生物學會，設有獸醫微生物，人畜共患疾病病原學、病毒學、醫學微生物學等專業，1953年《微生物學報》創刊。當時的《微生物學報》不僅包括細菌學、免疫學內容，而且還登載病理學和寄生蟲專業的論文。至此，中國的微生物學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組織和刊物。

新五十年代初期，人間鼠疫、天花、霍亂、斑疹傷寒、回歸熱、脊髓灰質炎、麻疹等急性傳染病在城市和廣大農村猖獗流行。黨和政府對控制和消滅傳染病十分重視，1949年10月27日政務院召開防疫會議，決定採取緊急措施，撲滅察哈爾省北部的鼠疫。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將防治鼠疫、天花、霍亂、傷寒、斑疹傷寒及回歸熱、黑熱病、流行性腦炎、預防結核等傳染病列入工作計劃大綱。

1949年10月察省發生鼠疫流行時，需要緊急趕製大批的鼠疫疫苗。當時儲備的鼠疫桿菌原苗數量有限。為解決問題湯飛凡等採用無毒性的鼠疫桿菌Otten菌株製備活菌菌苗以滿足需要。大量的活菌苗製備不僅手續簡單，而且注射用量比較少。為減少雜菌的生長，用肚肝湯瓊脂培養基替代常規的羊血培養基。第一批活菌苗還經過了工作人員的自身試驗後方始發出。當時世界各國尚未普遍採用這種疫苗，在我國大批的製造和應用也還是第一次。

自從1952年美軍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進行了細菌戰。散布的病菌有鼠疫、霍亂、炭疽等。微生物學工作者又積極投身於粉碎敵人細菌戰中，湯飛凡專門撰寫了《對細菌戰的認識》講座文稿宣傳反細菌戰的知識。細菌專家提供的科學證據，從各個方面證實了美軍使用細菌戰的罪行。

流行性乙型腦炎病毒曾經是威脅我國青少年的一種季節性流行病。流行性乙型腦炎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微生物學者們研究所關注的重要對象。對其生物學特性、免疫性、流行規律等的研究有重要成果。分離了我國各流行區的毒株，確定了乙腦的主要傳播媒介為三帶喙庫蚊，豬是本病的擴散宿主。五十年代初期，吳皎如在開展"乙腦"病原學、流行因素及臨床診斷的研究中，發現台灣蠛蠓等也是乙腦的傳播媒介，打破了醫學歷史上一直認為"乙腦為單媒介(蚊)傳染的論斷。

沙眼的病原問題，經世界許多學者幾十年的研究，一直懸而未決。當時任中國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的湯飛凡教授，在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主任張曉樓協作下自1955年6月至1956年7月經過多次試驗，採用立克次氏體的研究技術，用雞胚卵黃囊接種和抗生素抑菌的方法分離培養沙眼衣原體成功。在世界上首次分離培養出沙眼衣原體，1958年元旦他又把所分離的衣原體種進自己的眼睛，造成人工感染並且堅持40天才接受治療，以便觀察典型沙眼的病理過程，並又把衣原體從自己的眼睛分離出來，從而無可質疑地證明了這株衣原體對人類的致病性。沙眼衣原體的分離培養成功震動了世界微生物界，稱沙眼衣原體為「湯氏病毒」。沙眼衣原體的分離培養成功及對其生物學性質的研究成果，證實了爭論了半個世紀的關於沙眼衣原體假說，促進了對沙眼衣原體乃至衣原體的研究。當時我國發表的培養方法紛紛為世界各國所仿效，我國提供的沙眼衣原體TE55株，被用作國際標準參考株。

引起世界大流行的流行性感冒的三個新亞型，即1957年的甲2型、1968年的甲3型和1977年的新甲1型，都是首先從我國或我國附近發現的。該株抗原性與以往的豬型、原甲型、亞甲型完全不同。對甲型流感的變異規律的認識我國學者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認為流感病毒抗原性變異是連續性的，變異是不定向的。變異過程可看作是：變異→選擇→傳播→再變異的過程。這些見解對於選擇製造疫苗的毒種，預測流感趨向和識別新變異株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脊髓灰質炎曾在國內傳播很廣，我國科學工作者在1958年開始引進Sobin病毒後，又成功地用自己分離的病毒株製成活疫苗。同時用人胎肺二倍體細胞代替原代猴腎細胞製備活疫苗應用證明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好。基本上控制了脊髓灰質炎的流行。

在麻疹疫苗問世以前，我國兒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高。1959年國內分離出麻疹病毒，1962年成功地製成減毒活疫苗。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的流行。

乙腦疫苗的研究始於五十年代初期。通過對乙腦病毒的變異規律的研究，篩選出有效的減毒株，製備出滅活疫苗在人群中廣泛應用，保護率為80%，用於預防孕豬流產，保護率82～92%。

1966年以後，遭到了十年動亂的嚴重破壞。研究機構無法進行正常的科研工作，專業雜誌被迫停刊。「文革」後期各項工作才有了轉機。

七十年代初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了感冒和氣管炎病原病因的研究工作，促進了國內呼吸道病原的分離工作。從感冒患者鼻咽分泌物中分離出多株鼻病毒、副流感1、2型、流感甲、乙型等多種呼吸道病毒。並在國內首次分離出冠狀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1971年流行性出血性結膜炎在上海發生流行，有8個單位參加的協作組對病原進行研究。分離出了流行性出血性結膜炎的病原體，並證明是一種新的微小RNA病毒，屬腸道病毒70型。

微生物和免疫學會於1978年12月在天津正式成立。1981年2月將《生物製品通訊》改為《中華微生物和免疫學雜誌》。至八十年代免疫學又逐步從微生物學科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古老而又新型的獨立學科。1984年在我國病毒學創始人黃禎祥教授的積極倡導下創建了中華醫學會醫學病毒學會，並創辦了我國第一個醫學病毒學刊物《中華實驗和臨床病毒學雜誌》。

許1979年2月至3月中央衛生部派人對雲南、西藏地區進行了天花既往流行病學的調查結果證實中國最後1例天花，是1960年3月在雲南孟連縣發生。於是中國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自1960年起中國已徹底消滅了天花。

我國對流行性出血熱病原學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1981年宋乾等在國內用黑線姬鼠和細胞培養分離培養出流行性出血熱病毒後，不久又證明我國另有一類輕型出血熱的存在。從褐家鼠中分離到相應的病原，褐家鼠是該病原的貯存宿主。1982年洪濤在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到出血熱病毒在細胞內的形態。

我國自1982年以來，不斷發生全國性的成人流行性腹泄，1983年我國學者在這種傳染性腹泄病人的糞便中發現了一種不具有通常輪狀病毒共同抗原的新輪狀病毒即成人腹泄輪狀病毒(ADRV)，確立了病因學關係。

1983年初上海市衛生防疫站，在國內首次分離到三株A肝病毒。1984年8月14日，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征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廖萬清，發現了一種能導致腦膜炎的新型隱球菌變異菌種，在我國尚屬首次。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微生物學中的組成部分免疫學有了飛速的發展。在開展淋巴細胞轉化、E花環形成試驗、免疫球蛋白的製備、純化和鑒定的研究基礎上，1979年舉辦了全國酶聯免疫吸附試驗學習班，推動了這一技術的廣泛應用。1979年下半年，我國開始進行了淋巴細胞雜交瘤工作。1981年10月，報導獲得了抗脊髓灰質炎病毒單株抗體對實驗動物進行了系統的治療研究，取得較好的效果。酶聯免疫吸附試驗、單株抗體等新型免疫技術在我國的應用，對我國微生物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帶動作用。

1980年中國微生物學會被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正式接納為成員學會。不少單位相繼成為WHO的合作中心，國際性的學術交流日趨擴大。中國醫學微生物學事業已經走出中國，走向世界。

七、免疫學

1949年以後，針對五十年代以後面臨的鼠疫、天花、霍亂、脊髓灰質炎等烈性傳染病嚴重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局面，免疫學工作者們迅速行動起來，投入到傳染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研究工作中去，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1961年消滅了天花，1958年以後基本控制了鼠疫。我國學者於1959年分離出麻疹病毒，成功地製成了麻疹減毒活疫苗。1962年我國第一批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研製成功。這些疫苗以及免疫學工作者們研製出的各種類毒素、抗毒素、菌苗等等對於控制白喉、麻疹、脊髓灰質炎、破傷風等疾病，增強我國人民的身體健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了上述抗感染免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外，我國的免疫學工作者在五、六十年代還及時了解國際免疫學研究的最新動向，在免疫化學、腫瘤免疫學、移植免疫學、神經內分泌系統對免疫功能的影響等方面做了一些較出色的工作。

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使我國的免疫學事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基本上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我國的免疫學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明顯地落後了。

1976年以後，我國的免疫學事業重新迎來了發展的春天。1978年中華微生物學與免疫學會成立，1989年中國免疫學會正式成立。兩個學會的會刊《中華微生物學與免疫學雜誌》及《中國免疫學雜誌》也相繼創刊。目前我國的免疫學已經發展成為包括細胞免疫學、分子免疫學、免疫病理學、免疫藥理學、腫瘤免疫學、移植免疫學、中醫免疫學等免疫學分支的一個門類齊全的獨立的學科體系。單株抗體技術、分子克隆技術、酶聯免疫、放射免疫、流式細胞術等先進技術在各研究單位得到了普遍的應用。

這一階段取得的成果很多，如基因工程干擾素的研究，我國雖起步較晚，但進展迅速，現已能生產全部亞型的基因工程干擾素，並對其理化性質、生物學活性做了深入的探討，取得了世界先進水平的成就，所生產的干擾素不僅用於國內的基礎研究及臨床應用，還出口到國際市場；B型肝炎及其相關疾病長期以來一直嚴重危害我國人民生命健康，B肝血源疫苗及基因工程疫苗的研製成功及推廣應用，將在不久的將來使我們能初步控制這種疾病；A肝疫苗的研製成功則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能生產此疫苗的國家，對於控制A肝的大規模暴發流行具有重要意義；測定EB病毒免疫球蛋白抗體方法的建立對於鼻咽癌的早期診斷、及時治療具有重要的作用；國人HLA及補體多態性的研究成果，無論對於免疫遺傳學還是人類學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HLA的研究中，我國學者還發現了一種新的白細胞抗原。HLA配型在器官移植中已得了普遍的應用；胸腺細胞的發育過程是免疫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無論是對基礎免疫學還是對臨床免疫學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中，工作有自己的特色，得到了國際免疫學界的公認；細胞因子、細胞因子受體、細胞因子拮抗劑、粘連分子及其受體、白細胞分化抗原的研究是當前國際免疫學研究中的熱點，我國的免疫學工作者緊跟國際研究的最新動向，在這些分子的克隆、表達、性質、結構、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腫瘤是一種危害我國人民生命健康的常見病，我國的免疫學工作者在腫瘤免疫學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並在國際上較早開展了包括LAK、TIL回輸等在內的腫瘤免疫治療，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八、病理學

五十～六十年代，我國病理學主要是病理學人才的培養，全國組織機構的建設。病理學研究主要是結合國內常見病和多發病的形態病理學研究，包括臨床病理研究分析和實驗病理研究。如傳染病方面關於肺吸蟲、日本血吸蟲、鉤端螺旋體病、病毒性肺炎、病毒性傳染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熱、結核病等；腫瘤如全國及各地腫瘤發病率的統計，食管癌、胃癌、宮頸癌、鼻咽癌、肝癌、絨毛膜上皮癌、乳腺癌、肺癌、淋巴瘤等我國高發腫瘤的病理學研究；地方病如克山病、大骨節病、地方性甲狀腺腫大、克汀病等；心血管病如動脈粥樣硬化、高血壓病等。

1954年12月，中華醫學會總會病理學會成立。推選中國協和醫學院(現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病理系胡正詳教授為總會病理學全國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議決定編輯出版中華病理學雜誌，以胡正詳教授為總編輯。1955年4月，《中華病理學雜誌》創辦發行。

八十年代，是我國病理學快速發展的年代。

免疫熒光、免疫酶以及各種電鏡技術已較廣泛地應用於疑難病理診斷和科研、教學工作。兩次召開了有關免疫病理和超微結構病理的專題學術會議。國內的一些院校和研究所的病理科室已製備了一些有關的多克隆、單株抗體和酶抗體等，一些生物製品研究單位開始小批量供應常用的有關抗體，用以鑒定某些病變的性質。同位素或膠體金顆粒標記技術也在科研中推廣，標記的中間絲抗體(角質蛋白、波形蛋白等)，微絲或微管抗體被作為探針已用於鑒別疑難病例的診斷或明確某些腫瘤細胞的分化階段及來源。一些單位還開展了有關植物凝血素及纖維粘連蛋白的研究。細胞培養技術較廣泛地應用於病理學研究並和動物實驗互為補充，器官培養已用於研究腫瘤的發生、侵襲和轉移。免疫缺陷動物(主要為裸小鼠)用於研究腫瘤的發生、發展、轉移等生物學特性。少數單位已成功地應用同位素及生物素標記的DNA探針，在切片上或塗片上進行分子原位雜交，以明確腫瘤診斷，開展有關腫瘤基因或一些遺傳病的研究。引進的細胞顯微分光光度計和流式細胞計，用於檢測細胞DNA含量。不少單位應用電子計算機進行病理形態學方面的定量測量，明顯地提高了效率，也大大地提高了表達病變，形態變化的精確度。

二十多年來，病毒性肝炎是我國臨床和病理工作的重要科研碩目，八十年代初在鄭州、南寧等地幾次會議訂出病毒性肝炎的病理組織學分型和診斷標準，結合對B肝表面抗原標記的檢測、免疫組織化學、電鏡及隨訪觀察總結肝穿刺活檢病理診斷與臨床診斷符合率已達67.01%。還重點研究了重型肝炎肝穿刺活檢和隨訪觀察。國內對紅面猴、樹鼩及恆河猴感染A型肝炎病毒獲得成功。

九、病理生理學的發展

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醫學基礎教學中沒有病理生理學這門學科，一些有關的內容往往由內科學或生理學中講授，僅有少數學者在實驗醫學範圍內做了一些先驅性研究工作。

1949年後，我國病理生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有較快的發展。1953年哈爾濱醫科大學，正式成立了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並於1955年翻譯出版了蘇聯阿里丕林著的病理生理學教材。長春第三軍醫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前身)是在1952年建立病理生理學教研室，編寫了教材，1953年開始醫本科系統的教學，部隊的其它軍醫大學相繼開設立病理生理學課程並成立了教研室。

1954年中央衛生部決定在醫學院校內建立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並聘請一批蘇聯學者以北京醫學院(北京醫科大學前身)為基地，舉辦全國性師資進修班。蘇聯日沃夫(ЛъЪоЪ)市日沃夫醫學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主任費奧德洛夫(федояов)教授於1954年12月抵華，組成以李秀琴為主任的北京醫學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並即籌備「中國首屆病理生理學師資進修班」。衛生部從全國省級以上三十一所醫學院校調集學員50人，從1955年2月至1956年初經過一年學習後結業，全部返回原來單位工作。1955起，全國各高等醫學院校先後普遍建立了病理生理學教研室，開設了這門新的課程。1957年9月3日～11月23日第二軍醫大學聘請蘇聯軍事醫學科學院馬依斯特拉赫副博士來華講學，並舉辦了師資學習班，有全國醫學院校的教師參加，共60人。上述兩期培訓的師資已成為中國病理生理學科教學和科研工作上的骨幹力量。

中國生理科學會於1961年9月4日至10日在上海市組織召開了中國第一次病理生理學術座談會，討論了教學和科研問題，但著重於魏爾哨細胞病理學說和疾病病因學說的探討和爭鳴。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中國生理科學會病理生理專業委員會籌委會」這是中國生理科學會下屬的一個組成部門(二級學會)。

1963年10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生理科學會第二次全國病理生理學術討論會。

1962年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了大連醫學院編寫的供高等醫學院校內部使用的病理生理學講義。

在本階段，雖然在師資培養，教研室建立和病理生理專業委員會成立等方面得到了發展，但是在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期間，在批判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和打破舊的學科界限的方針的引導下，對病理生理學科進行了不公正的批判。在1966年以前，病理生理學科還處於奠基時期，學科剛剛成立，有了自己的學術組織，並有一批骨幹力量，使這學科得到在新中國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也正因為它還處於初創階段，還沒有牢固的基礎，人們對它還比較陌生，不免會受到社會動蕩的影響。

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給黨和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對整個國家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對文化教育界的損害特別深重，因為「文化大革命就從他們開刀」的。從總體上說，在這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階段內，病理生理學科是處在停滯時期，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的成就或發展可言。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特別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一)全國一級學會的建立和其活動

1976年後，中國生理科學會逐步開始恢復學會工作。1978年10月病理生理專業委員會參加在青島市舉行的中國生理科學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暨學術會議。1980年12月在廣州召開全國第三屆病理生理學術討論會。1985年5月23日中國科協批准中國病理生理學會為中國科協團體會員(即一級學會)。1985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成都市召開了獨立後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即中國病理生理學會第四屆代表大會暨學術會議。

1990年10月29～30日在上海市召開全國第五屆代表大會暨學術會議，並慶祝中國病理生理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共430人參加大會，其中正式代表250人。蘇聯病理生理學會會長。國際首屆病理生理籌委會主席，莫期科普通病理和病理生理研究所所長克魯沙諾夫斯基教授和蘇聯病理生理學會秘書長，國際首屆病理生理籌委會秘書長、莫斯科普通病理和病理生理研究所辛卡林可博士出席了會議。大會選舉產生63位理事組成的第五屆理事會，並推選伍貽經為理事長、李楚傑、薛全福(兼秘書長)和金惠銘為副理事長。大會對曾經為學科和學會創建發展作出貢獻已告別人世的華光(1927～1968)，劉永(1912～1986.6)和朱益棟(1911.1～1986.12)教授表示深深敬意和緬懷，並對退下上屆常務理事趙修竹、徐也魯、程立、嚴儀昭、畢涉、陸鋼、吳炳庸等教授頒發了榮譽證書。

(二)各個分會(專業委員會)的建立

由於病理生理學科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且其發展迅速，參加全國一般性學術會議難以進行深入的技術對口交流，故自1985年起在中國病理生理學會指導下籌組各個分會(現統稱專業委員會)為二級學會，到1990年10月時已成立的有11個。

(三)發行《中國病理生理雜誌》

1984年2月11日國家科委正式批准《病理生理學報》(季刊)出版，於1985年3月正式發行，在1986年3月更名為《中國病理生理雜誌》，仍為季刊，1987年1月6日中國科協批准改為雙月刊。

(四)出版《病理生理學叢書》

《病理生理學進展》等專著為了滿足廣大病理生理學工作者和臨床醫師迫切希望有較詳細的參考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委託潘世成、朱益棟、趙修竹、吳中立教授負責組織編寫叢書，以病理生理學專題分冊形式陸續出版。

1983年中國病理生理學會決定恢復出版《病理生理學進展》，並於1987年4月出版第三冊(潘世成、羅正曜主編)和1989年7月出版第四冊(程立主編)。此外，由畢涉任主編，馮新為、杜傳書為副主編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病理生理學》，在1985年9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五)病理生理學教材建設

1979年後，病理生理學工作者對教材的建設和質量的提高作了很大的努力。由衛生部醫學教材辦公室組織編寫的《病理生理學》教材已出版三次：1979年5月第一版是以《病理學一一病理生理學分冊》形式出版的，全書共27.9萬字，主編單位為武漢醫學院(同濟醫科大學前身)。這是十年內亂後第一本較為完整的教材。由於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病理生理學早已獨立進行教學和科研的學科，故在1985年6月第二版時單獨以《病理生理學》教材出版，共36.5萬字，教時為72學時。編審小組組長為馮新為(主編)，副組長為朱益棟。該版略去「遺傳與疾病」一章，增加「發熱」和「炎症介質」兩章。1990年5月第三版《病理生理學》發行，全書為49.6萬字，教學時數為72～90學時，馮新為任主編。該版的內容與第二版大致相同，但有以下更動：略去「免疫病理」章；為了教學和學習的方便，將水、電解質和酸鹼平衡的正常生理學基礎納入本書範圍內；另外增加了腫瘤、應激、缺血與再灌流損傷和分子病概論四章，以及高血壓和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兩節。

除上述統編教材外，有些醫學院校還單獨或協作編寫了病理生理學參考書或教材。

(六)科學研究隊伍的形成和其主要成就

1955年時，中國病理生理學科的隊伍從數十人開始，不斷的發展壯大雖然經歷了「大躍進」時期和「文化大革命」內亂的折騰，到1989年經登記統計的全國會員為1412人。1990年10月中國病理生理學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是，已有不同科研專題組成11個專業委員會和3個聯絡組，全國會員已達2005人。到1990年10月的不完全統計，病理生理學科研人員獲國家、部委、省、直轄市三等以上的為50項和其它表彰20項，為我國的科學發展和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此外，各專業委員會在召開學術交流會時，還進行優秀青年論文的評選，再經中國病理生理學會常委會審批後公布，這對發現和促進青年病理生理學工作者人才迅速成長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七)國際交往和參加國際病理生理學會

1986年6月蘇靜怡、羅正曜和陳華粹等參加在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召開的首屆國際休克會議，休克專業委員會被邀為國際休克聯合會(IUSS)成員、心血管、缺氧與呼吸和實驗血液專業委員也相應參加了國際學術組織、1992年5月16～17日，由國際心臟研究會中國分會(即心血管專業委員會)、北京醫科大學和中國醫學科院心血管研究所聯合舉辦北京國際心臟研究學術會議(BICHR)，除中國來自各省市322位代表外，尚有16個國家的51位心臟研究學者參加，進行了高水平的學術交流。1989年9月中國病理生理學會理事長蘇靜怡應蘇聯病理生理學會邀請，赴莫斯科參加蘇聯第四屆病理生理學工作會議，並參加其後將在1991年5月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病理生理學術會議的籌備工作，為組織委員會委員，1990年4月薛全福代表蘇靜怡參加第二次籌備工作，並補為該委員會委員。1991年5月28日至6月1日國際病理生理學學會(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pathophysiology，ISP)成立大會暨學術會議如期召開，中國有14人參加會議。大會選舉產生35人的理事會，蘇靜怡和伍貽經當選為理事。

十、醫學遺傳學

醫學遺傳學是遺傳學的一個分支，是遺傳學與醫學相結合研究人類疾病發生的遺傳基礎及遺傳規律的一門學科。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及在醫學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醫學遺傳學發展迅速，已成為現代醫學研究的前沿學科之一。早期的醫學遺傳學研究主要是以孟德爾和摩爾根的經典遺傳學定律為主導思想，注重於遺傳病傳遞規律及系譜特徵的研究。隨著染色體製備技術和觀察方法的建立，人類醫學細胞遺傳學迅速發展。諸多染色體病的發現和七十年代顯帶技術及八十年代染色體高分辨技術的出現和在染色體病研究中的應用，加速了細胞遺傳學的發展，並促使了細胞分子遺傳學這一學科的形成和臨床應用。染色體原位雜交技術及間期細胞遺傳學的發展為人們研究染色體病提供了更為有效的手段。生物化學理論和研究手段的不斷發展，使生化遺傳學得以迅速成長。DNA雙螺旋結構和闡明和基因檢測手段的出現，奠定了現代醫學分子遺傳學的基礎。七十年代開始出現和發展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在醫學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大大的加快了醫學遺傳學的發展步伐，使醫學遺傳學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一大批遺傳病的發病本質從基因水平得以闡明，基因診斷和產前基因診斷迅速發展並在臨床上廣泛推廣應用，並為基因治療奠定了基礎。

(一)中國醫學遺傳學發展歷程概述

六十年代初期，項維(1962)，吳(1962)等人首先報導了中國人的染色體組型，隨之哈醫大等單位也開展了染色體畸變的研究，與此同時1962年初和1963年分別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病理系和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成立了人體細胞遺傳學組和醫學遺傳室。湖南醫學院盧惠霖建立了醫學遺傳研究組，衛生部在1963年初成立了醫學遺傳學專題委員會，制定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的十年規劃。醫學遺傳學研究在全國許多城市開始啟動。中國醫學科學院和中山醫大有GGPD缺乏的研究，上海第九人民醫院血紅蛋白病的研究，標誌著我國生化遺傳學研究的開始，哈醫大有關PTC嘗味能力的調查體現了我國群體遺傳學研究的萌芽。從1963年到1966年三年時期，我國在人類細胞遺傳、生化遺傳和群體遺傳學方面取得一些可喜的進展，培養了一大批的醫學遺傳學工作者。從1966～1976年這十年間，只有到了七十年代的初中期，才有數篇不關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報導。

七十年代末期，產前診斷、遺傳門診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尤其是1978年中國遺傳學會及人類和醫學遺傳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有力的推動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1979年底在長沙召開的第一次人類和醫學遺傳學論文報告會不但檢閱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的研究現狀，而且為進一步開展人類醫學遺傳學研究進行了總動員，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細胞遺傳學，血紅蛋白病，群體遺傳學為八個協作組。尤為重要的是，吳教授在這次大會上提出的重視計劃生育，加強優生學研究引起了全國的熱烈反響。

從1983年至1987年的這四年間，細胞遺傳學的研究更為深入，各種顯帶技術、高分辨技術更為成熟和普及，有的單位還開展了順性位點，尤其是胞性X染色體症候群的研究，積累的核型分析病例更為增多，首報的核型數量也不斷增加。血紅蛋白的研究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更為深入，產前診斷在羊水細胞培養的同時，絨毛細胞染色體直接製備技術在全國迅速興起和普及。在這四年間，發展尤為迅速和突出的有兩個領域，第一是生化遺傳學和分子病在血紅蛋白病研究的同時，加強了先天性代謝缺陷的研究，不僅進行長久先天性代謝缺陷的群體普查，而且在先天性代謝缺陷的診斷和產前診斷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第二是醫學分子遺傳學開始在我國興起，血紅蛋白病的研究從蛋白質水平開始進入基因水平。苯丙酮尿病、血友病B的研究也開始進入DNA水平。這些標誌著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新階段的開始。

從1987年至1990年這四年是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的一個新轉折點，在這一階段分子和生化遺傳學在我國迅速發展，分子遺傳學迅速興起，探針技術，PCR技術在全國許多單位迅速開展用於遺傳病的研究，開展的區域從早期的北京和上海迅速擴散至全國眾多單位。在細胞遺傳學方面分子細胞遺傳學在我國的興起引人注目，染色體原位雜交技術更多的單位已掌握，並利用高分辨染色體進行產前診斷和基因定位。另外細胞遺傳學更為普及，全國已有206個從事細胞遺傳學工作的實驗室。全國的首報核型也達到了700餘種。

(二)中國的醫學細胞遺傳學研究

六十年代初期，細胞遺傳學在我國的萌芽階段。項維，吳等人首先報導了中國人的染色體組型。

在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間，我國的細胞遺傳研究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但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盧惠霖教授領導的湖南醫學院醫學遺傳學研究室，他們自1972年開始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工作，並最早引進了G顯帶技術，建立了C帶，Q帶及高分辨染色體G顯帶技術，結合臨床開展了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1979年成立了全國性的染色體研究協作組，並先後在長沙，南京，重慶等地舉辦了染色體研究講習班，普及了染色體G帶，C帶、Q帶，SCE，高分辨等技術。許多單位建立了細胞遺傳學實驗(研究)室。中國人的G帶染色體模式圖也於1979年正式發表。羊水細胞和絨毛組織細胞培養的染色體技術開始在全國推廣。人類高分辨G顯帶技術開始在臨床應用。至1982年，是完成近萬例新生兒染色體病的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國新生兒染色體病的發病率。並對一些常見染色體病作了深入研究，發現許多國外首次報告的染色體異常。

在這一階段，我國的G顯帶，C顯帶，SCE等技術在全國各個細胞遺傳實驗室普及，並成為染色體病研究的常規技術，通過對不同人群的研究，發現了更多的異常核型及染色體畸變，至1990年，約有700餘種。除常規的染色體技術外，八十年中期，染色體腹性位點的檢測開始興起，並趨於技術上的成熟。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現了一組有關腹性X染色體症候群的研究報導。高分辨技術亦趨於成熟，並於八十年代中期發表了中國人850～1000條的高分辨染色體G顯帶模式圖。至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分子細胞遺傳學在我國興起。細胞遺傳學研究在全國更為普及，至1990年，全國共有206個單位從事細胞遺傳學工作。

(三)中國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

簡史六十年代的初中期，中國醫科院和杜傳書直關GGPD缺乏症的研究，林修基等人有關異常血紅蛋白的研究，體現了我國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的萌芽。由於「文化大革命」，這方面的工作被迫中斷。直到七十年代初中期，曾溢濤等人有關異常血紅蛋白的研究才使生化遺傳和分子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復。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我國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才開始了系統的研究工作。

這一階段及根據研究的主要內容劃分為兩個時期。(1)1979～1982，此階段生化遺傳以血紅蛋白異常研究為主要內容。(2)自1985年開始，血紅蛋白的研究繼續深入外，其它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迅速崛起，從1982至1984年，完成了GGPD，PKU，先天性甲減及DMD，成骨不全，肝豆狀核變性，血友病，粘多糖沉積症等數十種疾病的我國群體發病情況普查。

七十年代崛起的分子遺傳學將醫學遺傳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我國的分子遺傳學起步較晚，1984年，上海曾益濤等人首先利用基因探針技術對HbH和HbQ-H兩種異常血紅蛋白的X珠蛋白基因進行了分析。開創了我國遺傳病基因診斷的歷史。醫科院基礎所還在我國自行克隆製備了相應的探針，並將其應用於臨床研究，繼Hb異常之後，PKU基因診斷的成功，標誌著我國的生化遺傳學研究開始進入分子遺傳學階段。

八十年代的中後期至九十年代初為我國醫學分子遺傳學的蓬勃發展時期，全國許多單位紛紛建立了分子遺傳學實驗室，積極引進基因診斷技術。繼地中海貧血、苯丙酮尿症後，DMD、血友病也開始應用基因診斷的方法，至1990年第二次全國醫學遺傳學學術會議時，在我國利用分子遺傳學技術診斷和產前診斷的病種有地中海貧血、血友病、苯丙酮尿症、DMD，W；lson病。強直性肌營養不良、Hiutington.S舞蹈症、21-羥化酶缺乏症等數十種病。並開展APO基用，癌基因、人DMA指紋圖、性染色體基因階段的研究。所採用的技術包括探針技術、RFLP、ASO及八十年代剛剛興起的聚合酶鏈反應技術。

(四)我國遺傳病產前診斷研究簡史

我國的產前診斷開始於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初中期，我國開始了利用早孕絨毛進行性染色質檢查以預測胎兒性別的研究和臨床應用，1977年我國羊水細胞培養成功，隨後許多單位開展羊水細胞培養及染色體製備的研究，並很快在臨床上推廣應用。在八十年初期，湖南醫學院夏家輝等人成功的進行了絨毛細胞培養及製備了可供分析的核型。

絨毛細胞染色體標本直接製備技術的出現為染色體病的早期診斷提供了有效手段。我國於1983年開始引進該技術，1984年已有關於絨毛細胞染色體直接製備的報導。1985年協和醫院發表了絨毛染色體產前診斷染色體病的臨床應用報導。同年中國衛生協會在桂林召開絨毛早期產前診斷的學術討論會。隨著羊水細胞培養技術及絨毛染色體製備方法的日臻成熟，在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利用培養的羊水細胞進行酶體貯積症的產前診斷。至1990年，共進行了近五十例高風險胎兒的產前診斷。

十一、神經生物學

(一)我國神經生物學發展的充實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我國的神經生物學研究的發展的充實階段。由我國著名神經生理學家馮德培、王應睞主持，在上海組建了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後來，生化部分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所獨立出來，不久，生化所在胰島素的合成方面取得了成功。從現在神經生物學定義上講，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屬於神經生物學的範疇。由馮德培領導的生理所的幾個與神經科學研究有關的研究室，開展了神經肌肉生理、中樞神經系統生理及感覺神經生理的研究。由於出色的研究工作，這個所很快成為了中國的神經生物學研究中心。尤其是1956年，在中樞神經系統研究方面成績卓著的張香桐自美國回國，更加強了研究力量。

最值得稱讚的一件事是，1961年由馮德培、張香桐、劉育民等組織了一個面向全國的神經電生理訓練班，這在當時對傳播神經電生理學的知識方法，推動神經生物學在我國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二)神經科學蓬勃發展階段

1980年底，在張香桐先生的領導下，又成立了中科院上海腦研究所。該所主要從事中樞神經系統的結構的功能及導致神經和精神疾病的腦內基本過程的變化的基礎研究。在八十年代後期在中國許多醫科大學也相繼成立了腦研究所、神經科學研究所或神經生物學專業實驗室：如曹小定領導的上海第一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韓濟生領導的北京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心，陳以慈領導的中山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鞠躬領導的第四軍神經科學研究所，陳宜張領導的第二軍神經科學研究所等。其實驗室規模、設備及研究人員的質量、數量均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為了迅速提高整體研究水平和科研隊伍的技術水平，各個與神經生物學研究有關的專業學會組織的各種學習班、講習班不斷舉辦，為我國神經科學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以神經解剖學學會為例，在中國解剖學會神經解剖學專業組長李繼碩教授的組織和領導下，在1981年後十年間，先後舉辦了全國性的各種神經生物學技術講習班14次，參加人數超過500人次。

一些來自其他領域的科學家紛紛加入神經科學研究隊伍。這些領域包括生理學、生物化學、心理學、精神病學、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解剖學、遺傳學、物理學、信息科學、計算科學、計算機科學等。神經生物學研究隊伍不斷增大，於1995年成立神經科學會。

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神經生物學領域與國外學術交流迅速增加。在IBRO、WHO、美國NIH和中國科學院幫助下，1980年10月在上海首次舉辦有關神經科學的國際講習會，與會有23名外國科學家，60名正式參加會議者。

如在鎮痛機制方面，中科院院士張香桐等通過實驗，提出了丘腦髓核心群，尤其是束旁核是痛覺整合的高級中樞，受到國際學術界承認。因為他的一系列重要工作獲得1980年世界休爾獎，並被比利時醫學院授予名譽院士稱號。

前面已提到，神經科學包含了神經解剖、神經生理、神經生化、神經藥理等內容。這些學科分支，早就存在於其他科學當中。1995年10月，中國第一屆神經科學學會代表大會和學術年會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正式召開。從大量論文中篩選出725篇參加這次大會，內容包括從神經解剖、神經生理到經分子生物學的各個方面的內容。與會者多達450人，盛況空前。代表大會確認了1994年在武漢成立的中國神經科學學會理事會。

(三)腦的十年

1989年6、7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聯合決議，命名始於1990年1月1日後的10年為「腦的10年」，並授權美國總統發表聲明，號召美國人民用相應的研究計劃和活動來支持腦研究。此後，國際上許多國家及神經科學會加入到「腦的10年」中，腦研究呈現出一個蓬勃的確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

十二、醫學分子生物學

(一)發展概況

1949～1966年由於國際分子生物學處於初級研究階段，我國幾乎沒有分子生物學研究，僅在生物化學遺傳學等學科中有相關理論的介紹。

七十年代中期DNA重組技術創立後，醫學分子生物學日新月異，迅速發展，如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科學院病毒研究所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成功地提取了人干擾素的RNA。

八十年代，隨著世界範圍內醫學分子生物學的迅速發展，我國相繼建立了與醫學分子生物學相關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如：1985年建立癌基因與相關基因研究室，醫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室。1986年建立分子腫瘤學實驗室。1987年建立蛋白質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實驗室，病毒基因工程實驗室。

(二)分子生物學密切相關的主要學科研究成就

分子遺傳學

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兒童醫院醫學遺傳學研究所利用醫學分子生物學技術和分子遺傳學的理論，創立了微量因相DNA分子雜交技術，並成功地應用於X地中海貧血的產前診斷。1985年以來，該所與國外研究所合作應用RFLPC(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連鎖分析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苯丙酮尿症的產前診斷。隨後與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合作，系統地分析和鑒定了中國人以及東方人種中導致苯丙酮尿症的基因突變情況，為苯丙酮尿症的基因診斷和產前診斷奠定了基礎。1986～1990年間，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所通過對「B地中海貧血基因的類型與相應寡核苷酸右B地貧產前基因診斷中應用的研究」，設計了限制酶引子延伸法，獲得高比活寡核苷酸探針，建立了直接檢測B地貧突變的方法，並在原有寡核苷酸直接檢測法的基礎上，建立了應用聚合酶鏈反應結合寡核苷酸探針進行斑點雜交(PCR-ASO)檢測B地貧突變類型的方法，大大提高了檢測率。北京醫科大學和上海醫科大學在「七五」期間合作，分離製備結合國外引進特異性探針，開展對高發遺傳病的基因診斷，應用人生長激素(hGH)基因探針，發現中國人種中第一例生長激素基因缺失家系。

腫瘤分子生物學

八十年代一開始，分子生物學技術立即為腫瘤研究所利用。從1983年起，我國開始腫瘤基因的研究工作，經過2年多的時間，很快在國際或國內首次在肝癌，食管癌，鼻咽癌等多種腫瘤中找到癌基因。1986年以來，活化癌基因譜及作用機制的分析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如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首次證明化學致癌物甲基苄基亞硝胺(NMBZA)在食管癌發生中作用，它可以在癌變的啟動階段就能激活細胞原癌基因。認為癌基因的被激活可能是癌變的原因，而不是癌變的結果，據此機製成功地誘發出人胚食管上皮鱗癌，為人食管癌亞硝胺病因提供了直接證據。九十年代初，本所應用改良的基因組消減雜交策略，分離出數個食管癌缺失的DNA片段，其中一些在現有GenBank中未查見同源序列。上海市腫瘤研究所在國家「七五」間首先發現人原發性肝癌至少有七種癌基因和生長因子與受體基因的參與。北京市腫瘤研究所在1985年通過細胞轉染，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在一個胃癌細胞株中發現並克隆出具有轉化活性的癌基因C-Hα-ras，證實該閱基因的點突變與病人預後有密切關係，而且是胃癌發生髮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因工程

早在1973年，中國預防醫學中心病毒所開始從事體外干擾素生產的研究。1979年該所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成功提取了干擾素的RNA，為干擾素的基因調控研究奠定了基礎。八十年代初期，在我國首次建立了人干擾素基因無性繁殖素，以後又使人干擾素在大腸桿菌中獲得高效表達，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七五」期間，肝炎診斷試劑盒有重大突破，利用DNA重組等手段獲得了基因工程高效表達HBeAg(e抗原)並成功地取代了血源HBeAg，達國際先進水平。截止1993年底，我國正在研究開發的基因工程活性多肽和疫苗在30種以上，干擾素和B肝基因工程疫苗已經投產，並用於臨床和預防。

分子病毒學

病毒性疾病及病毒與腫瘤相關性的研究是分子病毒學的主要任務。從八十年代開始，病毒與相應的人腫瘤(肝癌、鼻咽癌、宮頸癌)的關係及致癌機制的研究，是國家重點攻關課題。在「六五」研究基礎上，「七五」期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如：上海市腫瘤研究所1988年首先報導了人肝癌中存在游離複製，但有缺陷的HBV 病毒基因組。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在「七五」發現：EB病毒與鼻咽癌密切相關。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與基礎醫學研究所合作在1986年～1990年研究了HPV(人乳頭瘤病毒)與宮頸癌的關係。

基因診斷

八十年代初期，DNA探針，核酸雜交技術等開始用於實驗室研究，因操作複雜，條件要求高，而未能廣泛應用於臨床。1985年聚合酶鏈反應技術發明後，八十年代末期很快在我國傳開。同時，西安等地成功地研製出自己DNA合成儀。九十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研製成功肝炎病毒、結核等診斷試劑盒。1993年底用聚合酶鏈反應技術診斷疾疾病已普及全國。目前，基因診斷作為國家「863」高科技項目，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建立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基因診斷技術。

基因治療

基因治療是八十年代末期在國外興旺起來，這一結果是醫學分子生物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我國九十年代初開始基因研究工作，1994年8月衛生部藥品評審中心在北京召開了「人體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的審評及研討會。1995年國家衛生部已經通過血友病B基因治療的首例藥審，並批准其進一步擴大臨床研究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