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現代醫療衛生與康復醫學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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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醫療衛生事業
1949年以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1949年，我國共有醫院2600個，床位8.46萬張。到1994年，我國醫院總數已達67857所，其中縣及縣以上醫院有14763所，鄉衛生院51929所，城鄉其他醫院1166所，全國病床達到了3133617張，衛生技術人員4199217人。一些大中型綜合醫院科室較齊全，設備較好，技術力量較強，具備解決疑難重症，培養專業人才，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是人民醫療事業和骨幹力量。此外，1994年底我國有療養院、所578個，床位117893張，這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隨著醫學科學的飛速發展疾病模式的轉變，各地建立了各種專科醫院。到1994年底，全國專科醫院有1645所，專科防治所、站1905處，病房床位29769張。隨著中醫事業的發展，全國中醫醫院已達到2494所，病房床位230004張，各高等醫學院校及其附屬醫院207所，病床114136張。各企業實行「勞動保險醫療」制度，分別建立了自己的醫療保健系統。到1994年底，我國工業及其他部門的醫院有6971所，療養院200餘所，專科防治所、站1872個，設床位有816204張。到1994年底，全國私人開業的醫療機構共143個，其中醫院74個，門診部、所69個。私人開業人員176864人。此外，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到1994年底，衛生部已批准48家啊、中外合資醫療機構。當前，我國已形成一個結構比較健全，布局比較合理，門類比較齊全，設備比較配套，技術隊伍素質較好的龐大醫院網路。據1994年統計，各級醫院全年完成了22.42億人次的門、急診醫療任務，收治住院病人4992萬人次。
城市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建設
為了解決城市人口醫療保健問題，1949年以來，國家除接管了舊政權的官辦醫院和教會醫院加以改造、擴建外，又新建和改建了一大批大、中、小型醫院，並將眾多的個體開業醫院和聯合診所組成街道衛生院。城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逐步建立、健全起來，形成了城市醫療預防保健網。本網路分為三級：一是街道醫院(衛生院)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內部的保健機構為初級。它承擔著地段內居民群眾的初級保健任務；二是區級綜合醫院、部企事業單位的醫院為二級。該級醫療機構主要協助基層醫療單位解決醫療預防中的一些難題；遇有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再轉請上一級醫院協助解決。三是省市級綜合醫院為三級。醫院主要面向本省或所在市的患者，其主要任務是處理本省市內的疑難重症病人，全面做好醫療、教學、科研工作。
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核心是健全與完善劃區分工醫療制度，建立雙向轉診關係，強化上下級醫院之間的業務技術推導關係，更好地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作用。在城市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中，醫院每天要完成大約100～500多萬人次的門、急診醫療任務；負擔分管區域居民的健康普查、預防接種、家庭訪視、流行病調查、傳染病報告、疫情統計、疫區處理等工作，還承擔計劃生育宣傳，婦幼保健衛生宣傳與技術指導，職業病與多發病的防治，學校青少年兒童保健，群眾衛生隊伍培訓，指導群眾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和指導飲食服務行業的衛生管理等各項工作。
八十年代末，上海共有107個地段醫院完成了全市45%的門、急診任務。天津市根據不同社會環境和人群特徵，在10個區(縣)的12個街(鄉)40萬人口中建立了長期開展以心臟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腦卒中的人群監測活動和干預實驗。1990年以來，天津市在監測人群中檢出14535例高血壓病人，有11742例納入計劃管理範疇，已有5030人血壓得到控制。該市在戒煙、防病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實施醫院分級管理
從1989年建立的中國醫院分級管理和評審制度，在我國在劃區分工醫療和創建文明醫院經驗的基礎上，吸收了一些已開發國家的區域衛生發展規劃和醫院評審制度的作法所設計的醫院宏觀管理的新體制。按照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的概念和現代科學管理的原則，依照醫院的功能、任務、水平，把我國的醫院大致分為三級，對不同層次醫院制定不同的標準。衛生部對如何實施醫院分級管理，進行了部署，制定了「積極穩妥、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由點到面」的工作方針，規定了醫院評審的重點是醫療質量、醫德醫療和科學管理，強調醫院要在「軟體」和內函建設上下功夫。
衛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衛生系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全社會改革開放形勢下，積極探索和推進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辦醫的形式上，以公有製為主體，實行多渠道形式辦醫。
在城市，鼓勵企業醫院、部隊醫院向社會開放，同時挖掘地方醫院的潛力，以緩解社會上「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的矛盾；還採取了大、小醫院技術掛鉤、橫向聯合，結成醫療服務聯合體。同時，允許個體行醫，作為公有制辦醫的補充。
在衛生機構機制方面，逐步改革醫療服務價格體系，建立合理的補償機制。在醫療服務領域，開展醫療服務成本核算，合理確定作為複雜勞動的醫療技術勞動成本。部分省、市分步驟調整醫療服務收費標準，從而使長期陷於經濟困難的醫療衛生機構增加活力，逐步建立起宏觀調控有力，微觀運行富有生機的新機制。
在醫療衛生機構內部管理方面，實行了綜合目標管理責任制，體現了責、權、利相結合；對醫療衛生技術人員實行聘任制或勞動合同制；在分配上體現按勞分配原則，並向技術性複雜勞動傾斜等。為了滿足社會多層次醫療服務需要，實行分層次服務，在保證社會大多數群眾基本醫療服務的前提下，開展了適應不同層次需求的特殊醫療服務，由患者自主選擇。
當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導致了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一部分城市衛生資源的人均佔有水平較高，疾病流行和死亡模式已經轉變到以慢性病為主導原因的模式，面臨的社會衛生問題是：不良生活方式導致的疾病不斷地增加，人口老化引起的疾病，以及環境污染對健康的危害等，而在部分地區衛生資源的人均水平還十分低，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還是主要的社會衛生問題。其次，衛生投入不足，資金短缺，衛生資源的利用率還有待於提高。各級政府財政預算對其投入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從而使醫療衛生機構的補償機制和運行機制不健全，形成入不敷出，舉步艱難。
在深化醫療衛生事業改革中，為了遏制醫療費用增長過快的勢頭，上海市從1994年7月1日起，出台了一項重大改革措施：「總量控制，結構調整」。其方法是，由政府制定一個醫療費用增長率控制指標，不許超過，同時改變醫院的收費結構，提高技術勞務費用。這項改革措施實施一年多以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總結經驗，堅持醫療衛生工作的正確方向綜上所述，我國城市醫療衛生事業通過40年的發展建設和近十多年來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醫療衛生服務總體能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在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不斷提高其健康水平的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幾十年來，我國城市醫療事業，儘管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擾破壞，但是，經過多方面的努力，仍然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並在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主要是：第一，衛生部門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他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衛生醫療部門在工作中，要正確處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防止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的傾向。我國衛生事業是政府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各級政府有責任按照衛生事業的性質和衛生工作方針來領導，管理衛生工作，給予必要的投入和各方面的支持。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也不能要求公共衛生機構象工商企業單位那樣自負盈虧，謀求利潤，到市場上去「自謀生路」。第二，加強衛生系統的精神文明建設，深入開展職業道德教育。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是古今中外為醫之本。要教育廣大醫務人員堅持發揚優良的醫德傳統，弘揚白求恩精神，樹立救死扶傷，忠於職守，愛崗敬業，滿腔熱忱，開拓進取，精益求精，樂於奉獻，文明行醫的行業風尚，自覺抵制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及一切有損於群眾利益的行為。堅決貫徹執行《醫務人員醫德規範和實施辦法》。要以病人為中心，創優秀服務，樹行業新風。要以良好的醫德醫風，維護醫務工作的形象和榮譽，也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添彩增色。
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民的健康狀況，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整體健康素質，更關係到新中國經濟的振興與發展。因此，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與發展，就一直受到黨和政府的極大重視。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國民經濟急待恢復、百業待興的形勢下，黨和政府在強調發展經濟的同時，即著手大力發展衛生事業，並把加強農村衛生事業建設，改善農村的衛生狀況列為工作重點，大力建立健全農村基層的醫療衛生組織，培訓醫療衛生技術人員，以解決農村人口缺醫少藥問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決定有步驟地發展和健全全國的基層衛生組織，要求農村的每個鄉都要有醫療衛生組織。國家在縣和區一級逐步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衛生院和衛生所，在鄉一級興辦了集體所有制的聯合診所。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興起，出現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保健站。這些農村基層衛生組織成為初步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主導因素。
1959年底，衛生部在山西省稷山縣召開全國農村衛生工作現場會議，推廣稷山縣依靠群眾力量，依靠科技力量，依靠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經驗。中共中央相繼批轉了衛生部黨組關於稷山現場會議的報告。各級衛生部門把支援農業擺在突出地位，推進了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196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黨組《關於城市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防病治病的報告》，衛生部當即組成北京第一批巡回醫療隊共12個隊，分赴湖南湘陰及北京郊區縣開展巡回醫療，為提高農村基層衛生組織防治疾病水平，培訓衛生技術人員起了很好的作用。當年6月26日，毛澤東主席又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衛生部負責同志率領農村衛生工作隊，分赴北京、湖北、江蘇的農村地區蹲點，進行農村衛生試點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終未能完全扼殺農村衛生工作的發展。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為了維護人民的健康，親自過問衛生工作，接見農村基層衛生人員和下鄉醫療隊，使農村衛生工作衝破動亂的干擾，繼續取得一些成績。在此期間，毛澤東主席也對人民公社培養赤腳醫生和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作了肯定的指示，推進了赤腳醫生隊伍和合作醫療普遍開展。
、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改革開放和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衛生部門更加主動地貫徹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的方針，在中央各部門的重視支持下，農村衛生事業顯示出新的活力。原來的公社衛生院更名為鄉鎮衛生院，擴大了自主權，實行了多種形式的責任權利相結合的責任制，預防工作職能得到加強，一部分衛生院逐步發展為有某種專科特長的綜合性衛生院，方便了群眾就醫。1990年3月，衛生部、國家計劃委員會、農業部、國家環境保護局、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聯合發布《我國農村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規劃目標》，對農村衛生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為振興農村衛生事業指明了方向。1997年1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頒布實行，把「加強農村衛生工作，實現初期衛生保健規劃目標」作為一項重要工作，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採取有力措施，切實予以加強。
40多年來，農村衛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有效地保障了農民群眾的身體健康。當前，我國農村的經濟文化水平與已開發國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但農村人口的幾個主要健康指標，已接近已開發國家的水平，從而贏得國際社會的讚許。我國之所以能夠在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文化落後的農村取得顯著的成就，取決於農村衛生工作的三大支柱——一個網路、一支隊伍和一項制度。
一、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
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是指以村衛生所為前哨、鄉衛生院為樞紐、縣級醫療衛生機構為中心，把預防、保健、醫療工作聯結在一起，在全縣範圍內組成一個完整的醫療預防體系，為廣大農民提供醫療預防保健服務。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組織的關係是：各有分工，相互協作，上下支援，逐級指導。縣級醫療衛生機構有責任對鄉衛生院，特別是中心衛生院的工作給予指導；鄉衛生院有責任對村衛生所實行業務指導和支援。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在六十年代已基本形成，改革開放以來，更加趨於完善。進入九十年代，國家計委、財政部、農業部和衛生部聯合開展了農村「三項建設」工作，對鄉鎮衛生院、縣防疫站和縣婦幼保健機構進行重點建設，更加促進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發展與完善。僅1991至1994年間全國農村衛生「三項建設」的投資，即達59.6億元，使13635所衛生院、716所防疫站和730所婦幼保健站改變了落後面貌。至1994年，全國已有縣醫院2062所，縣衛生防疫站1777所，縣婦幼保健所、站1625所，全國鄉衛生院5.19萬個，全國醫療點的行政村有65萬個，占行政村數的88%。
二、鄉村醫生隊伍
目前，全國約有鄉村醫生125萬人，其中經過考試考核獲得鄉村醫生證書的約有90萬人。他們在不脫產的同時，踏實地履行著鄉村醫生的職責，動員群眾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負責環境衛生和飲水衛生的技術指導，進行計劃免疫和傳染病管理，預防和治療當地各種疾病，宣傳衛生科學知識，落實計劃生育措施及指導婦幼保健等，把常見病的防治工作都控制在基層。
三、合作醫療制度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是農民群眾創造的適合我國農村的醫療保障制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和有關部委，多年來予以關注和支持，對於保證農民獲得基本醫療服務，落實預防保健任務，防止農民因病致貧具有重要作用，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和支持。但是，由於認識上的不盡一致，有關的政策、措施沒有跟上，致使這個制度發生了很大波折，極不穩定，而在農村經濟體制變化中，合作醫療制度又跌入了低谷，近來雖有所恢復，也僅有10%左右的行政村實行這個制度。農村再次出現看病難、醫療負擔重的狀況，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各級黨和政府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領導，正在總結經驗，採取有利措施，使合作醫療重新獲得生機，加快恢復和新建的步伐。
四、農村衛生的「龍頭」——初級衛生保健
「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是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全球戰略目標。對此，我國政府已作了承諾。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關鍵是實施初級衛生保健。為了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決定在全國農村分地區、分階段、分層次地實施全面初級衛生保健。從此，我國農村的初級衛生保健，成為農村衛生工作的「龍頭」，牽動著農村衛生工作向縱深發展。根據我國農村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規劃目標，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分為兩步。第一步，1995年前有50%的縣達標；第二步，到2000年再有50%的縣達標。到1994年底，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四川、河南、山東三個人口大省均已提前完成了普及階段的任務；甘肅、寧夏、新疆等省、區貧困地區的初級衛生保健工作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績。尤其是在農村改水改廁、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的體制改革、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完善等初級衛生保健的難點問題上不斷創造出新經驗，推動初級衛生保健的不斷發展。到1995年底，全國已有50%以上區縣達到農村初級衛生保健目標的低級標準。為了貫徹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六中全會精神，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的衛生工作任務，保證跨世紀宏偉目標的順利實現，黨中央、國務院於1996年12月召開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會上江澤民書記和李鵬總理作了重要講話，都提出要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目前，衛生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正在積極貫徹落實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和發展的決定］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精神，在各級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充分發動各有關部門和廣大群眾積極參與，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推進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工作的深入開展。在初級衛生保健這個「龍頭」的帶動下，全國農村工作必將再躍上新的台階，取得新的成就，我國2000年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將會勝利實現。
我國療養事業的發展
我國擁有豐富自然理化因子的療養資源，如礦泉、海濱、湖泊、名山、森林等。但是，全國解放前，而在解放區，在陝北老革命根據地、東北解放區就興辦有療養院、修養所，為革命軍人、職工和學生服務。1951年2月國家正式公布了《勞動保險條例》，工會系統首先有計劃地舉辦療養事業，與此同時，中央各部委、各省也陸續舉辦了療養機構。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9條規定了「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並提出「工人職員的工作時間和休假制度，逐步擴充勞動者休息和休養的物質條件，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這部憲法的頒布，更加促進了療養事業的發展。1961年療養事業曾達到高峰，全國療養院(所)達1363所，床位113000張。之後，由於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進行了調整，到1966年，仍有療養院(所)818所，床位50700張。
「文化大革命」期間，療養事業遭到嚴重的破壞，被歪曲為修正主義的產物而橫遭摧殘。到1972年，全國療養院僅剩183所，床位驟減到27000張。
1976年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療養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1979年5月，衛生部、國家醫藥管理總局，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出了《關於恢復與加強職工療養事業管理工作的通知》，於是，被拆散、佔用的療養院，不僅得到了恢復，而且有所增長。到1994年底，全國有療養院(所)587所，床位117893張，其中屬於工會系統的有151所，床位41367張；屬於鐵路、煤炭、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部門有療養院(所)約100餘所，床位約1萬張。
我國療養事業的一個特點，就是各地根據自己的條件，逐步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各種類型的療養區。著名的海濱療養區有北戴河、南戴河、青島、大連、廈門等處；著名的礦泉療養區有遼寧湯崗子、北京小湯山、陝西臨潼廣東從化，重慶南溫泉、黑龍江五大連池等處，而遼寧興城、山東威海則兼有海濱和礦泉的優點；著名的山林療養區有廬山、黃山、莫干山、河南雞公山等處；著名的湖濱有無錫太湖、杭州西湖、武漢東湖、牡丹江鏡泊湖等處。這些療養區又多是景色宜人的風景區，更為提高療效、增進健康添加了有利條件。
我國眾多的療養院和各俱特色的；療養區成為一支人民衛生保健事業不可缺少的力量。
醫療保險制度
(一)職工醫療保險制度
我國自1951年起，先後在實行醫療保險制度和公費醫療制度，前者是解決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的醫療保健問題，後者則是對各級政府、黨派、團體及其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這兩者的享受範圍和人數都逐漸擴大、增多，截止1992年底，享受勞保醫療的人數達到14431萬人(不包括其直系親屬5000萬人)；享受公療的人數達2900萬人(含大學生204萬人)勞保醫療的資金來源是由企業職工福利基金支付，按工資總額的5.5%提取，實際超過這個百分比；公費醫療的資金則是由各級財政預算支付。據1992年資料，勞保醫療費高達314億元人民幣，人均開支218元；公費醫療支出58.3億人民幣，年人均支出203元。
我國現行的職工勞保醫療和公費醫療與勞保醫療制度，對保障職工健康、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安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著嚴重缺陷，主要是：
缺乏有效的費用制約機制，職工醫療費增長過快，除了保障人數增加，職工老齡化，慢性病增加，藥品、器材等漲價和醫療技術進步等客觀因素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現行醫療制度對提供醫療服務的醫院和享受醫療服務的職工，都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因而導致醫療費用居高不下，浪費嚴重。
缺乏合理的醫療經費籌措機制，醫療經費來源不穩定，撥付的預算和勞保醫療提取的比例，離實際開支，差額很大，尤其部分企業經營發生困難時，所在的職工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醫療保障制度的覆蓋面窄，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程度低，不利於勞動力的流動，也增加了企業的社會負擔。這種醫療制度不僅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本身也難以運轉下去，因此，職工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乃是勢在必行。
近幾年，有的地方採取不同形式，改革醫療保險制度。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鎮企業職工醫療保障要實行社會統籌醫療基金與個人醫療帳戶相結合的新制度；社會保障的水平要以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適應。根據上述全會決定精神，國務院有關部門草擬了關於建立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試點意見，並決定先在江西九江和江蘇鎮江兩個中等城市進行試點，探索經驗，而後再逐步推廣。
(二)合作醫療制度
合作醫療制度(亦稱集體保健醫療制度)是伴隨著農業合作化，由群眾創辦、民辦公助、互助共濟的農村健康保障制度。早在1955年，衛生部就已肯定推廣。1959年11月，衛生部在山西秸山縣召開了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會後向黨中央的報告，再次提出了實行集體保健制度的意見，黨中央批准了衛生部的報告。
1978年3月5日，第五屆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明確了國家逐步發展合作醫療的條文。但是，推行合作醫療的進程中，卻歷經曲折，大起大落。在農村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合作醫療曾經一哄而起搞所謂「一片紅」等「左」的做法，既違反了自願原則，又損壞合作醫療的聲譽，很快就夭折了。
九十年代初，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變化，合作醫療沒有及時進行改革和完善跌入了低谷，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據1989年資料，全國行政村實行合作醫療的只有4.8%。合作醫療的「滑坡」是多種因素造成的，而關鍵在於衛生部門有些領導人認為合作醫療是「左」的產物，不適合現階段的經濟基礎，與農村經濟改革後的體制不適應，於是在言論上和政策上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不予支持。應當指出，合作醫療在其成長過程中受到了「左」的影響，但是，這個制度早已存在，不是「左」的路線產物，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合作醫療的解體使不少地方的農民再次出現看病難，一些原來已被消滅或控制的地方病、傳染病再度發生甚至流行，庸醫、賣假藥者以及各種封建迷信乘虛而入，農民負擔明顯加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屢屢出現。這種情況實際上已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發展的一個制約因素。
鑒於上述情況和歷史經驗，第八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報告》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都重申，要發展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經過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努力，合作醫療又逐漸呈現上升的趨勢，1994年底全國行政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約為15%。中國農村的情況很複雜，合作醫療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形式不能千片一律，要因地制宜、探索經驗，使之日臻完美，並擴大實施地區。
少數民族衛生事業的建設與發展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社會主義國家。全國除漢族以外，還有蒙、回、藏、維吾爾、苗、壯、布依、朝鮮、滿等55個少數民族，總人口1億600餘萬。內蒙古、新疆、西藏、廣西、寧夏五個自治區和貴州、雲南、青海等省都是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地方；全國90%以上的縣、市都有兩個以上民族的人共同居住。
在偉大祖國悠久的歷史發展中，各民族都做出過自己的貢獻。維護祖國統一，堅持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也是維護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關係到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重大問題。少數民族衛生事業，既是中國衛生事業的組成部分，又是體現民族政策，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的一項重要內容。
1949年以來，黨和政府為發展各少數民族衛生事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和幫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據統計，截止1994年底，全國民族自治地方的衛生機構由1949年的361個發展到30545個；專業衛生技術人員，由1949年的3531人發展到553770人。如今，五個自治區和幾個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省都建立了較大規模的綜合醫院和醫學院。從地(市、州、盟)到各縣(旗)基本上都有縣醫院、衛生防疫站和婦幼保健站(院、所)。還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專醫學教育、科學研究、藥品檢驗、專科疾病防治、邊境口岸檢疫等機構和民族醫藥的醫療、教學、科研機構。大部分農村、牧區都建立了衛生院、中心衛生院和村級衛生組織(所、室、點)，培訓了大批鄉村醫生、衛生員(保健員)和接生員。
隨著衛生事業的發展，疾病防治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早在五十年代末，鼠疫、性病、回歸熱等傳染病曾被基本消滅，基本控制了瘧疾的大面積流行。六十年代初，天花即已絕跡，其他疾病也顯著減少。少數民族地區的衛生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所有這些，都深得各少數民族乃至國外邊民的稱讚與歡迎。
新中國成立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長期處於滯後狀態，各族人民在「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下，生活十分貧苦，缺醫少藥，過著疾病叢生、貧病交加的悲慘生活。因此，黨和政府對少數民族衛生事業的建設與發展給予了特殊的關注。1951年8月，衛生部召開了全國民族衛生工作會議，確定在少數民族地區逐步建立衛生機構，配備並培養少數民族衛生專業技術幹部，根據地區及疾病的實際情況，實行收費、減費或免費的醫療政策。為迅速開展民族地區的衛生工作，政府動員和組織了一大批衛生人員到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工作。國家每年除撥給正常的衛生事業經費外，還另撥給衛生事業補助費。到1965年，全國少數民族地區的衛生機構增加到25306個，為建國初361個的70倍，專業衛生技術人員增加到156889人，為五十年代初3531人的44倍。
「文化大革命」給少數民族地區的衛生事業造成很大的破壞，許多地方又出現缺醫少藥，疾病回升，封建迷信抬頭等情況，少數民族衛生事業和人民健康遭到很大損失。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撥亂反正，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和衛生工作方針，衛生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部、勞動人事部先後聯合下發了關於培養少數民族醫學人才、繼承發揚民族醫藥學、經濟發達省、市對口支援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衛生事業建設的文件，因此，推動民族地區的衛生事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綜觀我國少數民族衛生事業四十多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中央有關部、委密切配合，經濟發達省、市的大力相助，依靠各族人民的親密團結和共同努力，逐步發展起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各民族地區的特點和需要的實際出發，在培養衛生人才，加強防病保健工作，繼承發揚民族醫藥學，鞏固和加強農村、牧區初級衛生保健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為加速培養少數民族衛生人才，壯大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專業衛生隊伍，國家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開辦民族班，發展大、中專和職業教育，還委託衛生部直屬的北京醫學院、北京中醫學院、上海第一醫學院、中山醫學院、四川醫學院五所重點醫學院(現均改為醫科大學)培養少數民族高級醫學人才。
開展內地和沿海地區對少數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衛生事業建設的對口支援。如：北京支援內蒙古，河北支援貴州，江蘇支援廣西、新疆，山東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肅，上海支援雲南、寧夏，全國支援西藏等。
通過以上這些措施，對於緩和少數民族地區衛生技術人才緊缺的矛盾，取得明顯的效果。據統計，到1994年底，全國民族自治地方的專業衛生技術人員，由1985年的423733人，發展到553770人，10年間增加了13萬多人。全國支援西藏的成效更為顯著。自1984年以來，按照對口支援的分工，全國14個省、市和衛生部所屬高等醫學院校等，組派73批醫療隊共787人到西藏工作，重點支援自治區和地、市兩級衛生機構。在衛生管理、臨床、預防、保健、教學、科研等各項工作中進行傳幫帶。此外，還接受了大批的西藏進修生和代培醫學生，為西藏培養了一批學科帶頭人和業務骨幹。
隨著衛生改革的不斷深化，各少數民族地區進一步加強了預防保健工作。衛生部對少數民族地區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設備缺乏等情況，在技術設備等方面給予了特殊支持和照顧，儘力保證開展計劃免疫工作的需要，以提高免疫接種率。內蒙古自治區1987年的調查，兒童建卡率達到98.04%；四種疫苗接種率分別為94.97%、87.84%、79.29%和44.19%，各種相應傳染病發病率顯著下降。西藏日喀則地區城市四周復蓋率達80.66%，農牧區達78.68%，1993年全區傳染病總發病率比1985年下降了96.8%，病死率下降了97.4%。對甲狀腺腫、大骨節病、氟中毒、克山病、布氏桿菌病的防治，各省、區加強科學研究和防治工作，不少地區已達到國家控制的標準。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婦幼保健機構開展了檢查治療婦女兒童多發病工作，對孕產婦和嬰幼兒的科學化、系統化管理，促進了婦幼保健工作的發展。
九十年代初對9個省、區少數民族地區整體健康狀況的調查和人口普查報顯示，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情況已逐步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轉變，人口素質正在不斷提高，人口平均期望壽命由1949年前的30歲、40歲提高到現在的60歲以上。
隨著民族政策的進一步落實，有關各省、自治區普遍開展了搶救、振興民族醫藥的工作。首先在內蒙古、西藏和新疆建設民族醫藥人才培訓基地，同時辦好各種民族醫師班和進修班，有條件的則辦職工中專或專修科，並繼續採取帶徒等形式，加速人才培養。到1994年底，全國已有民族醫院121所，床位4400多張，民族醫藥技術人員2460餘人。在西藏、內蒙古、新疆、雲南、遼寧、吉林、廣西等省，還相繼建立了一批民族醫藥科研機構，有些項目已獲得衛生部、省級科技成果獎，並擴大了民族醫藥在國際上的影響。英、美、德等國還引進藏醫藏藥，邀請藏醫專家出訪講學。
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不斷加強。在加強鄉鎮衛生院、衛生防疫站，如：婦幼保健站建設的同時，民族地區的基層衛生組織得到恢復，並出現多種形式辦醫的局面。新疆各地積極整頓建設村衛生室，人員、房屋、設備三項建設基本得到落實，使大部分村衛生室得以恢復和重建。該區1994年統計，在16個初級衛生保健試點縣中，村衛生室的覆蓋率已達84.95%，全面實行合作醫療的村有2968個，佔總村數的36.24%，高於全國水平。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還分別建立了多種形式的醫療點，基本上做到了農村牧區有醫有藥，能防能治，為進一步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發展民族地區衛生工作，必須貫徹民族政策和衛生工作方針，從民族地區實際出發，對於邊遠貧困地區予以特殊照顧，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多予支持，以保證各少數民族的衛生醫療保健狀況不斷得到改善，從而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安定，加快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40多年來民族地區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明，這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衛生事業的根本保證。由於歷史的原因，少數民族地區長期處於衛生資源匱乏，不適應保護人民健康，防病治病，發展生產的需要。黨和政府除組織經濟發達地區予以支援外，必須著力加強民族地區的衛生建設，而關鍵又在於培養本民族的醫藥衛生人才，壯大衛生人才資源，為發展衛生事業奠定堅實的基礎，這是加速民族衛生事業的基本條件。重視振興與發展民族傳統醫藥遺產，是我國衛生工作方針的要求。在重視發揮現代醫學、中醫中藥在保護人民健康的作用的同時，要特別重視發揮民族醫藥的作用，使之為共同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衛生事業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我國康復醫學事業的興起
我國現有六千多萬殘疾人。同時，我國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目前，60歲以上的老年人超1億，並以年均3%的速度增長。此外，慢性病的功能障礙者為數也不少。為適應客觀的需要，九十年代初，我國引進了現代康復醫學的理論和方法，並同中國傳統康復醫學相結合，使在我國土地上成長起來的這門新興學科，既吸收了國外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又具有中國特色。黨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委陸續制定頒布了有關康復醫學的法規和計劃，以促進其發展。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同時，國家主席第36號令予以公布，並且決定自1991年5月15日起實施。《殘疾人保障法》第二章《康復》，對於培養康復醫學專業人才、設置康復醫療機構及其網路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為了貫徹執行《殘疾人保障法》，衛生部、民政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共同制定並於1991年7月31日頒發了《康復醫學事業「八五」規劃要點》。為使上述法規和計劃落實到實處，衛生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積累了初步的經驗。
一、把培養康復醫學人才放在首位
康復醫療中需要集中多個學科的專業人員，不僅要有經過訓練的合格的康復醫師，對於體療理療、作業治療、語言矯治、康復工程、心理治療、康復護理、社區康復等專業人員的培養，都需要統籌安排，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為此，衛生部採取醫學院校設置康復醫學課程或專業與舉辦在職醫務人員短期培訓相結合、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原則，多層次、多渠道、多種形式辦學。1982年6月，廣州中山醫學院(現為中山醫科大學)率先設立了康復醫學教研室，隨後，南京、上海、武漢、北京等地高等醫學院校也相繼成立了康復醫學教研室。1983年11月，衛生部確定中山、南京醫學院為康復醫學進修教育基地。(九十年代初又增加了河北省人民醫院康復中心等幾處)。1984年8月，衛生部致函各高等醫學院校，要求增設康復醫學課程，1996年底為止，已經有30餘所高等學院開設本課程(40學時)。增設康復醫學課程，目的是向醫學生普及康復醫學知識，擴大眼界，也有利於臨床醫療中康復醫學科相互配合。目前，少數醫學院試辦了從醫療系中分流的康復醫學專業；中山醫科大學則在護理系中設置了五年制的康復醫療師專業。中山、南京、上海等高等醫學院還招收了康復醫學專業的研究生。上海、湖北舉辦了三年制的康復治療班。所謂康復治療師，是一專多能，掌握多種康復治療技術(諸如體療理療、作業治療、針灸、推拿)，適合發展中國家國情的一種康復治療專業人員。
關於在職醫務人員的培訓，1983年1月，衛生部同世界衛生組織合作，首次在河北省人民醫院舉辦了康復醫學培訓班；1989年8月起，在同濟醫科大學舉辦了一年制的實用康復醫師培訓班，每年招生50名，1992年止已經連續辦了四屆；1991年9月又在安徽醫科大學辦康復治療班，培訓人數、年限與同濟醫科大學的培訓班相同。1983年，中山醫學院受衛生部的委託，舉辦了康復醫學師資班。此後，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陸續舉辦了對象、內容、時間和規模不同的康復醫學培訓班。
為落實《康復醫學事業「八五」規劃要點》，探討康復醫學教育向正規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衛生部醫政司、教育司於1992年3月在北京召開康復醫學研討會。1992年8月，醫政司下發了《康復醫學教育方案》，其中包括康復醫師、康復醫療士(師)、物理治療師、作業治療士的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以上各項教學計劃，都安排有中國傳統康復醫學的課程。
二、探索創建適合我國國情的康復醫療機構
目前，我國獨立的康復中心，綜合醫院、療養院中設立的康復醫學科等。獨立的康復中心，多數以專科為主，也有綜合性的，如在北京的中國康復研究中心。衛生部1989年12月頒布的《綜合醫院分級管理標準》，把設置康復醫學科作為一項內容，並對不同級別的綜合醫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現在，不少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級的綜合醫院和高等醫學院校(含中醫學院)附屬醫院設置了康復醫學科。在療養院，有的根據現有條件設立了康復醫學科，在城郊或交通便利的療養院，有的採用一個機構掛兩個牌子的方式。
我國康復醫療機構的人員構成，一般既有西醫醫師、護士和醫療技術人員，又有中醫的有關人員，中西醫團結合作，這體現了我國康復醫學的一個特色。
為發揮社會各界興辦康復機構的積極性，我國目前已形成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康復機構並存的格局。
三、發展社區康復
《殘疾人保障法》規定：「國家和社會發展社區康復」。為貫徹上述規定，衛生部門側重提供經濟有效的醫療康復服務，諸如：宣傳預防殘疾發生和發展的常識；推廣適宜的技術；訓練鄉村醫生、社區志願者服務人員和殘疾人家屬等。同時，配合有關部門的教育康復、職業康復、社會康復，使全面康復在基層的層次上得以實現。1986年，衛生部委託山東、吉林、廣東、內蒙四個省、自治區進行社區康複試點工作。1989年9月，衛生部與世界銀行合作，在浙江、陝西、江西三省實施綜合性區域衛生規劃，也包括有康復項目。衛生部多次舉辦社區康復培訓班。1989年7月編輯出版了《社區康復教材》，並組織「實用康復醫師」培訓班的畢業生開展巡迴教學活動，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培養社區康復人才。
四、宣傳康復醫學，普及康復知識
1984年出版了我國第一本《康復醫學》的專著。1986年2月，創辦了《中國康復醫學雜誌》，隨後又相繼出版了《中國腦血管康復醫學雜誌》、《中國心血管康復醫學雜誌》等。我國目前最大一套共有93本分卷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也於1988年初出版了《康復醫學》分卷。1988年10月出版了《中國傳統康復醫學》，較為系統地反映了我國傳統康復醫學的理論和長期積累的經驗，這也是發揚中醫藥學優勢的一個措施。1990年9月，衛生部、民政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共同組織編寫了大型綜合性康復醫學高級參考書——《中國康復醫學》。該書榮獲1991年頒發的第五屆中國圖書獎二等獎。隨著康復醫學事業的進展，武漢、南京、上海、哈爾濱、北京等高等醫學院校，河北、南京、陝西省人民醫院、康復中心、民政部門，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及其所屬單位，也相繼出版了有關康復醫學的書籍和刊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健康報》、《中國醫院管理雜誌》、《大眾醫學》等報刊，也時有康復醫學的文章和報導。
五、加強過內外康復醫學學術交流
為活躍學術風氣，衛生部於1983年4月批准成立中國康復醫學研究會，1987年經中國科協並報國家科委批准，該研究會更名為中國康復醫學會。這個學會經過努力開拓，有了較大的發展。據1998年的資料，中國康復醫學會有康復醫學教育、中醫與中西醫結合、康復工程、老年病康復等19個二級專業學會；已經有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分會。多年來，中國康復醫學會及其專業學會、各地分會，在團結康復醫學工作者，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傳播科學信息、培養專業人才等方面，都作了不少的工作。
在國際交流方面，我國曾多次派遣人員出國進修、考察，也多次參加國際上的康復醫學學術活動。同時美國世界康復基金會主席臘斯克教授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澳大利亞、東南亞等國家和香港地區的康復醫學專家、教授，也先後來華訪問講學和考察。我國還陸續翻譯出版了臘斯克教授主編的《康復醫學》(1977年，第4版)，世界衛生組織的《在社區訓練殘疾人》、《國際殘疾分類》、《殘疾的預防與康復》，日本的《康復白皮書》(增訂版，1981年)、《康復技術全書》等。英、美、日本、荷蘭等國家的康復醫學刊物也轉載了我國這門學科的有關文章和信息。中山醫科大學康復醫學教研室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在廣州成立世界衛生組織康複合作中心。
六、落實預防為主的方針
我國在部署有關康復醫學工作時，需要特別重視落實預防為主的方針，側重點要放在一級預防上，諸如預防接種、健康教育、優生優育等等。目前我國大力開展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糖丸、食鹽加碘等，正是預防工作的具體實施。這些投資低、效益高的舉措，有利於防止殘疾和慢性病的發生，有利於保護勞動力，保障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也有利於減輕群眾疾苦和經濟負擔，要堅持下去，並擴大實施項目。同時，也要重視二級預防和三級預防。
此外，為使殘疾人最大限度地得到康復，到1997年末，已完成白內障復明手術129萬例，矯治小兒麻痹後遺症30萬人次，聾耳語言訓練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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