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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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人類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會實踐，在文明古國中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人們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的系統總結便形成醫學。在文明出現的初期，許多醫療活動是由神職人員兼任的，對疾病的解釋和治療往往帶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後來，逐漸分化出以醫療為專業的醫務人員。隨著文明的進展，哲學思想逐漸替代神學的解釋。疾病不再被視為鬼怪的加害或神明的懲罰，急性的時令病常被聯繫到天氣的異常變化，而慢性緩發的全身性疾病則多被解釋為人體內某些假想成分的過剩、不足或這些成分間失去平衡。治療方法中既有經驗證明有效的措施，又夾雜著許多基於臆想的成分。在人類文明史中，這兩個階段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現代醫學只是近幾百年才逐漸建立起來的。
在古代醫學中，古埃及醫學和古印度醫學都曾輝煌一時，但綿延至今而且影響仍在擴大的卻只有中國傳統醫學。中國傳統醫學建立在中國各民族醫療實踐的廣闊基礎上，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還和希臘－阿拉伯醫學以及印度醫學有過交流。事實證明，中國傳統醫學總能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吸收新的營養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前進。以習稱中醫的漢族醫學為例，陰陽、五行和臟象、經絡等學說把漢族人民的豐富醫藥經驗組織成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理論體系；獨特的辨證論治診療體系不僅在近兩千年中一直成功地指導著中醫的臨床實踐，而且不斷地解決新出現的問題。現在有許多醫學家正在探索中西醫結合、互補共進的途徑。這一切，《中國大百科全書》另有學科卷《中國傳統醫學》捲來介紹，這裡不擬多談。
古代醫學中另一個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部分是古希臘醫學。在一定意義上講，羅馬醫學和中世紀阿拉伯醫學都是它的延續，而現代醫學則是對它揚棄的結果。古希臘以希波克拉底為代表的學派拋棄神學解釋而力求在自然界和人體中尋求疾病的原因；這個學派重視臨床觀察，推崇預防，強調採取有助於機體自然愈復的措施。這些思想乃是現代臨床醫學的重要歷史根源。希波克拉底誓詞中闡述的一些倫理學原則也仍為今日醫生所信奉。另一方面，亞歷山大學派的人體研究則代表了早期的科學探索。但西方進入中世紀之後，迷信和封建窒息了包括醫學在內的學術的發展。新的探索往往被視為離經叛道，而傳統的東西，即便一再被實踐證明為謬誤，卻仍被奉為圭臬，不容置疑。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代。
14世紀首先出現在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不僅僅表示古希臘文化的復興，實際上反映了更深刻的社會變革。在地中海沿岸一些城邦中，工商貿易的發展動搖了封建和神權的統治；人們擺脫神學的束縛後，思想得到解放；知識逐漸普及到廣大的世俗人群，過去受鄙視的工藝技術得到新興知識階層的關注。這一切為現代科學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在醫學領域中，先是科學觀察和實驗使人們開始對人體的結構和功能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繼而，臨床觀察結合病人屍體解剖所見，又把對疾病的理解置於人體病理的基礎上，從此醫學進入科學化的時代。
在現代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物質科學領先於生命科學，前者為後者提供了學理基礎和研究手段。物質科學的發展一直呈現著理論同實踐緊密結合、相互促進的局面。18世紀下半葉首先出現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證。社會需求促進對紡織機、動力機、冶金設備、交通設備等等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用於生產導致工業革命。反過來，工業革命又向科學提出更多的新問題，同時也為科學的發展提供更優越的條件。社會的發展和物質科學的進步又帶動了生命科學的發展，細胞學說和進化論都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作為生命科學的一個實用分支領域──醫學的進步更是同社會發展分不開的。到了20世紀，社會可以騰出更多的財力和人力用於醫學領域。在物質科學、基礎生命科學和工農業的進展基礎上，醫學取得了飛躍的發展。我們今日享受到的現代化服務，如抗生素、液體療法、新型手術等，大部分是20世紀的成果。
醫學包括許多科學門類，它們的共同之處都是為人類醫療保健服務。醫學的範圍還在不斷擴大，例如一切有助於診斷、治療和預防疾病的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知識和技術，都會成為醫學的內容。然而作為醫學的核心，還是分別以個體和群體為對象的臨床醫學和群體醫學。這也是本卷的主要內容。醫學的再一個組成部分是基礎醫學。這包括研究人體的結構、功能、遺傳和發育的一些學科，以及研究病原體、免疫及病理過程、藥物作用等內容的一些學科。基礎醫學也是一般生命科學的組成部分。但正是基礎醫學近年取得飛躍發展，帶動整個醫學的闊步前進。在本卷中為基礎醫學立有分支，而且論述一般疾病的條目也都聯繫基礎醫學的貢獻。
從根本上講，廣大人群的健康幸福是一切社會實踐的終極目的，而人群的健康同時又是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必要保證，醫學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僅以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製造為例，這兩個當今世界高科技的工業部門已在國民經濟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再就醫療衛生的消費而言，僅美國一年就達幾千億美元之多。要知道，一年中全世界因疾病而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比起支出的醫療費用不知要大上多少倍。所以世界各國都在大力發展醫學，而一個國家的醫學發展水平也被視為衡量這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誌。本卷的主體部分著重對現代醫學作一橫斷面式的描述，本文則從發展的觀點對現代醫學作一個動態的介紹。
科學的發展在不斷地加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十年中的進展遠遠超過過去幾百年的成就。不過在追溯歷史的步伐時，還不能忘記那些開創新時代的人物。這些先輩篳路藍縷，或者掙脫傳統的桎梏，或者有重大的發現，或者開闢了新的研究途徑，才使後人得以沿著他們走出的道路前進並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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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知識的取得
文藝復興時代是個發現迭出的時代。繼15～16世紀之交的地理大發現之後，在1543年這一年裡出版了兩部劃時代的著作：一部是波蘭人N.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它衝擊了教會支持的地心說的宇宙觀；另一部是佛蘭德斯人A.維薩里的《人體構造論》，它首次比較精確地描繪了人體結構。這時教會雖已取消關於屍體解剖的禁令，但迷信權威的傳統仍然根深蒂固。在解剖課上常常是由教授宣讀蓋侖的經典著作，示教員指出所講結構在屍體上的位置，再由解剖員動手操作。發現屍體實況與經典著作不符時，總是忽略客觀事實而堅持以經典著作為準。
維薩里當時在義大利巴杜阿大學工作，那裡的學術空氣比較開放，年僅20幾歲的維薩里在用拉丁文寫的《人體構造論》 一書中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大膽地糾正了蓋侖的多處錯誤。全書配有佛蘭德斯畫家加爾加精繪的插圖，圖文並茂。這本書出版後引起很大的轟動。一方面，維薩里受到教會和思想保守的學者的攻擊;另一方面，他卻開創了真正的人體解剖學，為臨床醫師提供了第一本比較精確的解剖圖譜。在那個沒有麻醉手段的時代，手術必須做得快，安全而成功的手術依賴於對人體局部結構的精確了解。法國外科醫生A.帕雷在1564年出版的《外科學教程》中大量引用了維薩里的著作，帕雷使用的是通俗的法文，這就使維薩里的成果為法國不懂拉丁文的一般手術師所掌握。維薩里的主要功績在於，他指出了解剖學應建立在科學觀察的基礎上。
過了八十幾年， 1628年又出現一部劃時代的著作:W.哈維的《心臟運動論》。這部書被後人視為現代生理學的開端。哈維是英國人，19歲赴巴杜阿大學求學，深受維薩里後繼者的影響。他的老師G.法布里齊教授發現了靜脈瓣，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英後曾用多種動物作了大量活體解剖，明確了靜脈瓣和心內膜瓣都是控制血液單向流動的結構。他計算出每天自心臟流出的血量超過體重的幾十倍，從而得出結論：只有封閉循環才能保持血液環流不息。當時的活體解剖都是在垂死動物身上進行實驗，儘管它不能像今日的動物實驗那樣能使實驗動物處於接近生理的狀態，但這種早期的實驗卻提供了前此無法得到的知識。
維薩里和哈維的工作指出了研究人體的正確途徑：科學的觀察和實驗。事實證明，不僅研究正常人體要用科學方法，就是研究異常人體也是這樣。人們深入理解疾病本質所依靠的正是科學的觀察和實驗。
對疾病認識的逐步深入
根據蓋侖的體液學說，疾病是體液的盛衰或失衡造成的，因而儘管病人的表現千變萬化，疾病的本質卻被視為是同一的。不過細心的醫生還是逐漸區分出許多本質不同的疾病來。
17～18世紀一些醫生遵照希波克拉底的教導，強調臨床觀察，反對盲從經典。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英國人T.西德納姆和荷蘭人H.布爾哈維。西德納姆提倡細緻的臨床觀察和描述，強調要區別一種疾病的「獨特且恆定的」表現和偶然的變異。他主張對疾病要像對植物一樣進行詳細分類。他對天花、瘧疾、風濕性關節炎、猩紅熱等都留下精確的描述。布爾哈維則以臨床教學著稱於世。他所培養的歐洲各國學生，把他的重視臨床的思想傳播開來。由於當時的社會習俗還不允許對病人作詳細的身體檢查，他們主要根據病人的主訴和表面所見來作出判斷。這時獲得的疾病概念只能是：一種病對應於一組特定的症候群。
1761年，義大利人G.B.莫爾加尼出版了《疾病的位置與病因》一書，這是他幾十年工作積累的成果，其中記載了640具屍體的解剖報告，還附有這些人的生前疾病記錄。莫爾加尼並非這樣作的第一人，但他解剖作得比較細緻，臨床資料收集得也比較完整。這本書的影響很大，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把臨床表現同病理髮現聯繫起來。疾病的概念深化到病理層次，這是一大進展。不過莫爾加尼主要還是停留在器官的水平上，而且他只觀察了疾病的後果，至於這些器官病變又是怎樣造成的，他未能作出解答。
臨床觀察也在進展。就在1761這一年，奧地利人J.L.奧恩希魯格著書介紹了叩診法。半個世紀後，1816年法國人R.T.H.拉埃內克又著文闡述了聽診法。不過這些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的。定量觀察還有待於檢測工具的創造發明，而根據定量數據作出臨床判斷更需要對人們進行大量測試才能確定正常和異常（病態）數值之間的分界線。到19世紀，隨著生理學的進展，身體功能的動態變化更受到重視。在18世紀發明的華氏水銀溫度計，這時在臨床上得到了廣泛的應用。1868年，C.溫德利希出版了《病中的體溫》一書，總結了近25000病人中檢測的記錄，奠定了體溫檢查在臨床工作中的地位。這時臨床化驗也已萌芽。1827年，英國人R.布賴特發現水腫病人（現知是腎病病人）的尿加熱後可出現蛋白沉澱。19世紀的顯微鏡也有很大的改進，細胞學說和細胞病理學都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但病理學家並不滿足於靜態地觀測疾病的最終結果，而要探索疾病發生和發展的動態過程。事實上，正常生理研究和病理生理研究是不可分的。那時的生理學家常常依靠摘除某個臟器製造病理狀態來從反面論證臟器的正常功能。細胞病理學創立者德國人R.C.菲爾肖就作過不少實驗研究。例如他曾在動物血管內注射各種顆粒來研究血栓的形成和發展。不過這一切也還未能解釋當時大量常見疾病的原因。
19世紀醫學上重大的進展之一就是細菌學的建立。過去也曾有不少人推測疫病是外界一種看不見的致病因子造成的，它可經過各種途徑在人群中傳播。疫情發生時的隔離檢疫措施就反映了這種認識。但直到19世紀才明確找出這推想的病因。這時顯微鏡有了很大的改進。在發酵和腐敗的研究中研製出一些培養基。到了19世紀的下半葉，法國人L.巴斯德和德國人H.H.R.柯赫終於奠立了細菌學和免疫學的基礎。特別是柯赫利用固體培養基可以分離出一個菌的純培養。他將純培養再注射於實驗動物身上複製出同一疾病，最後由動物身上再分離出純培養，這樣就明確肯定了細菌的致病作用。
在這些進展的基礎上接著又研製出一系列特異性血清，用於診斷和防治疾病。到20世紀30～40年代又研製出磺胺藥和抗生素。這些特異性血清和藥物的驚人效果也反過來更加證實了細菌致病的學說。多少世紀以來，感染性疾病一直是給人們帶來病痛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於是以感染性疾病為原型的疾病概念也就成為當前的主流看法：疾病是由特異病因造成的具有特異病理改變和特異症候群的臨床診斷單元。從這種認識出發，沒有找出特異病因和明確病理改變的精神異常就被稱為障礙而不稱為疾病了。
在臨床上，原發病因的消除並不意味著疾病的必然痊癒。繼發的功能紊亂和結構的病態改變可持續存在，甚至導致死亡。而且慢性疾病常是多因素作用的結果。近年來隨著病理生理學的進展，許多病理生理狀態引起了普遍重視，例如器官系統的功能衰竭(如心力衰竭、腎功能衰竭)，內環境的紊亂（如體溫、體液容積、滲透壓、酸鹼度、血氧含量和重要離子濃度等的偏離正常範圍），內分泌及代謝紊亂和免疫系統障礙等。同一病況可來源於多種疾病，如腎功能衰竭就是多種腎臟病的共同結局。另一方面，同一疾病可並發多種病況，如革蘭氏陰性桿菌敗血症可同時並發休克、呼吸衰竭、腎功能衰竭和瀰漫性血管內凝血。針對這些病理生理狀態，目前已研究出種種特異性的對策和療法。作為臨床診斷單元，這些病理生理狀態的重要性決不弱於上述的疾病。這說明我們對疾病的認識還有待於不斷地深入。
疾病防治上的突破
英語中medicine一詞，作醫學解，也作藥物解，特別是指植物藥。幾千年來，植物藥一直是主要的治療手段。許多植物藥可能是古人在尋食的過程中偶然發現的。時至今日，植物仍是新藥的重要來源，不過現在是結合成分提取和動物實驗來定向篩選。與動物不同，植物在長期進化過程中演化出數以萬計的次生代謝產物，包括生物鹼、黃酮和萜類。植物利用這些對自身生命活動無直接關係的產物的毒理作用來驅避食草的昆蟲鳥獸，人們則利用它們的藥理作用來醫治人類疾病。
採用藥物作為治療手段的這一部分醫務工作一直被視為是醫學的「正宗」，從業者在社會上地位較高，但也最受傳統束縛，進步緩慢。採用手法操作作為治療手段的這一部分醫療工作則長期被輕視，從業者社會地位低下，以至由理髮、搓澡、修腳的手藝人兼事。手法操作治療業務包括由放血、拔罐、導瀉等簡單操作直到助產、拔牙、正骨、拔障（白內障）、取石（膀胱結石）等專業。這部分人的文化不高，為了謀生，技術不輕易傳人，但一些有價值的醫療手段（如產鉗），也是他們創造出來的。
18世紀時，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還很缺乏。當時用的藥物大都來自民間，有效的不多，而且大都是對症的，如嗎啡鎮痛、毛地黃緩解心力衰竭。真正針對病因的藥極少，如喹寧最初還只是當作一般退熱藥，後來才發現它能殺滅瘧原蟲。18世紀末發生了一件預防醫學上的大事，就是英國人E.詹納在中國的人痘接種法的啟示下研究出牛痘接種法。不過總的說來，這個時期人們對當時最猖獗的感染性疾病還是束手無策。這時還流行基於體液學說的放血療法，對於肺炎和結核病人一次可以放掉一二百毫升的血，結果只能給病人帶來危害。在手術治療方面情況也不高明。手術範圍只限於四肢和體表，因為沒有麻醉手段術時疼痛難當，較大手術如截肢，常需數人束縛才能倉促施術，止血草率，組織創傷大，感染在所難免，死亡率相當高。因而手術治療常是情況危急時萬不得已之策。
到19世紀情況起了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在群體醫學方面，環境衛生的改善大大地降低了傳染病的發病率。在臨床醫學方面，手術治療也出現了突破。19世紀是西歐、北美各國迅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期，一些都市中居民住房擁擠不堪，環境條件惡化，霍亂、傷寒等水源傳染病猖獗。經過醫學家的呼籲，各地相繼開展公共衛生運動，情況逐漸好轉。醫學調查證實了霍亂與水源污染的關係，這也有利於隨後的細菌學說的發展。
手術方面的突破應歸功於基礎學科的成就。早在16世紀，化學家便已合成乙醚，人們發現它有鎮靜作用。18世紀末制出笑氣（氧化亞氮）後不久，就有人注意到它能止痛。19世紀初，醫學校學生常吸用這兩種氣體引發一種欣醉感作為娛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在19世紀40年代中連續有幾位醫生試用乙醚和笑氣全身麻醉，進行拔牙和切除表面腫物的手術。試驗成功的消息傳開，麻醉方法很快就被廣泛接受。止痛的問題解決之後，抗感染的問題上升為主要矛盾，但它的解決卻費了較長的時間。19世紀中葉巴斯德的細菌學研究成果傳出，英國人J.利斯特受到啟發，乃著手研究手術抗感染問題。他先是採用石炭酸清潔傷口，再敷以浸泡石炭酸的紗布以隔絕可能入侵的微生物，結果他所處理的複雜骨折大部分未出現感染。繼而他又在石炭酸噴霧的情況下為一老人摘除上臂腫物，老人順利康復。他的抗菌方法名聲遠揚。不過推廣的阻力很大，有人根本不相信細菌學說，有的效法者未嚴格遵循操作要求造成失敗卻歸咎於抗菌方法，再加上方法本身也未臻完善。此後許多人對此作出改進，石炭酸消毒逐漸讓位於器械和敷料的加熱滅菌，手術人員開始重視清潔並穿戴滅菌的手術衣、手套和口罩，過去手術室內的大量圍觀者也被禁止入內。抗感染的效果越來越好，到19世紀末終於確立了無菌術的地位。
解決了止痛和抗感染問題之後，手術範圍由四肢和體表逐步深入到體腔。在這方面，麻醉技術的進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加深麻醉使病人腹壁放鬆，便利了腹腔內操作。氣管內插管正壓維持呼吸，保證了開胸後肺臟不致塌陷，才得以對肺臟進行手術。
對比之下，內科方面的進展卻緩慢得多。僅僅否定一些傳統的錯誤療法就費了很長的時間。1840年法國人P.C.A.路易用統計資料證明，放血治療對肺炎毫無好處。再加以此後生理學的進展和細菌學說的出現，人們才逐漸放棄放血療法。19世紀下半葉美國醫學家W.奧斯勒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使醫學界能用批判的態度對待傳統的療法。一些無益甚至有害的作法相繼被捨棄。不過除了以休息、營養促進自然愈復力之外，當時還提不出多少有效的對策。
這種情況到了19世紀末也有了轉機。先是細菌學家研製出一些疫苗，如狂犬疫苗、白喉和破傷風抗毒素、百日咳疫苗等，解決了一些感染性疾病的防治問題。20世紀初又相繼發現了一系列維生素，到20年代還提取出胰島素，於是一些特異營養素和內分泌的缺乏症也開始有了特效藥物。不過最大的突破還是化學療法的創立和抗生素的發現。首先是1908年德國人P.埃爾利希合成抗梅毒藥物606，開創了化學療法。1928年英國人A.弗萊明發現抗生現象。1935年德國人G.多馬克發現磺胺藥的抑菌作用，解決了一些常見感染的特效治療問題。由1940年起人們又相繼提取出青黴素、鏈黴素等抗生素，擴大了治療範圍，到今天，大部分細菌病的治療都有了特效藥。剩下的病毒病，雖然還缺乏殺滅病原體的藥物，但也相繼研製出一些有效的疫苗，如小兒麻痹症疫苗、麻疹疫苗、風疹疫苗和B型肝炎疫苗。在廣泛使用前兩種疫苗的國家中，小兒麻痹症和麻疹的發病率已大幅度下降。
在治療醫學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曾出現偏差。一段時間內以醫院為基礎的現代化醫療成為時尚，因而佔用了社會醫療費用的絕大部分，預防工作受到相對的忽視。幸好這種偏差很快便被發覺，特別是因為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裡疫病和飢饉時有發生，這些國家大多數居民根本負擔不起現代化醫療的高昂費用，保健預防遠比發病後再治療更為有效。近年來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倡導下，各國相繼開展了以健康教育為中心的健康促進運動，加強了預防工作。
醫學的全面發展
古代的醫療方法的發現多帶有偶然性，當時的理論或者出於比附臆測，或者是思辨哲學的簡單移植。主觀臆斷和教條的盲目遵循曾造成許多錯誤的實踐（如放血療法），直到近代才逐漸被糾正。現代醫學重視經驗的系統積累、在經驗基礎上的理論總結和在理論指導下的技術發展。從19世紀初葉開始，基礎醫學就大力尋求疾病的原因和有效的療法，探究疾病發生和藥物作用的機理。這些基礎研究取得越來越大的成果，到20世紀帶動了醫學的全面發展。
19世紀，在法國F.馬讓迪、C.貝爾納和德國J.P.彌勒等人的努力下，生理科學取得很大的進展。特別是貝氏提出內環境概念，指出生物體內各臟器都活動於同一個內環境（細胞外液）中，內環境的穩定與否決定了各臟器能否發揮其正常功能。他還在1865年出版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一書中，闡述了醫學研究中的對照實驗研究方法，這對後世學者產生很大影響。19世紀有機化學的發展也為隨後的生物化學的發展打下基礎。
到了20世紀，醫學的發展日益加速。各國政府的衛生保健支出和醫藥企業的投資規模越來越大，醫學科研人員持續增加，物理、化學和工程部門也不斷為醫學研究提供現代化的基礎理論、技術和工具，特別是出現了學科間的交融並進和多學科協作研究專題的局面，因而醫學重大成果層出不窮。
20世紀醫學研究的一個特點是，分析和綜合併重。古代醫學也多標榜整體論，但在當時的條件下無法窺知人體奧秘，推斷只能出於臆測。現代科學整體論是建立在「分析－再綜合」的基礎上，因而可藉以作出科學的判斷來指導醫學實踐。以生理研究為例，一方面是從系統、器官到細胞、分子，逐層深入；另一方面是把這些成分再綜合起來，在整體上研究它們如何在神經、內分泌和免疫系統的控制下協調行動以適應環境的變化。在微觀方面，形態研究越來越細，現代電子顯微鏡可以觀察到細胞內的超微結構。生物化學研究在20世紀上半葉側重於營養素和內分泌；及至中葉，酶和代謝成了焦點所在；最後從60年代起，基因成為研究的中心。現在可以用組織化學染色，用標記的特異抗體，用標記的核酸探針把要研究的特異成分定位在亞細胞結構上。於是形態研究和化學研究便在亞細胞水平上統一起來。這樣許多病的發病機制和許多藥的藥理作用第一次得到滿意的解釋。在整體水平上，美國人W.B.坎農根據貝爾納和他自己的研究提出內環境穩態的概念。人們認識到大多數重大疾病都是破壞了穩態，醫生的任務就是要協助機體恢復這個穩態。由此醫學界開始重視體液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創立液體療法。
在20世紀，發病機理的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過去許多難以著手研究的疾病，由於研究出病理模型，而得以深入探討其發病過程。不過，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當推對免疫的研究，即研究在機體和致病因子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機體所起的作用。人們逐漸了解到免疫過程的許多細節，發現免疫機制也會給機體造成病害，如過敏性疾病。對血型和異體組織移植的研究則帶來實際的好處，安全輸血和器官移植都是這種研究的成果。免疫學還給醫學提供一種靈敏的方法，即我們可以利用抗原抗體反應檢測特異蛋白。
50年代出現了細胞系選擇學說，指出人體內原來就存在千百萬個淋巴細胞的細胞系，外界入侵的抗原選擇性地刺激了某個對應的細胞系增生，從而產生大量免疫活性細胞和抗體而實現免疫應答。正常情況下，對自身組織可以產生免疫反應的細胞系被排除或受抑制；但在異常情況下，體內可以出現對抗自身組織的自身抗體，造成自身免疫性疾病。人們開始認識到免疫是個識別「己」與「非己」和排除「非己」的過程，它是維持自體穩態的重要因素。此後發現人體細胞上都帶有個人獨有的組織相容性抗原分子，它們可能就是區別「己「與「非己」的主要標誌。70年代出現的單株抗體技術使我們能大量生產由單一細胞系製造的高度特異性的抗體。現此法已廣泛用於臨床，可藉以檢測病原體、腫瘤抗原、組織相容性抗原，區分淋巴細胞亞群，還試用於治療某些腫瘤。80年代進一步認識到，免疫系統同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相互作用組成一個龐大的功能網路。外界刺激作用於神經感受器引起行為和生理反應，異物分子進入體內作用於淋巴細胞則引起免疫反應，三個系統通過信息物質（神經遞質、激素、淋巴因子等）和相應細胞受體這樣的信息傳遞環節交互作用共同維持機體穩態。
醫學上的這些進展是同物質科學和工程技術部門的幫助分不開的。它們為基礎研究提供了大量靈敏高效的儀器設備和相應的技術，包括光學觀測、電學檢測、化學分析、顯微操作，以及電子放大和計算的裝置和技術。此外還為臨床直接提供了許多醫療器械，其中以內窺鏡為最早：在19世紀就已製成喉鏡、眼底鏡、膀胱鏡和氣管鏡，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光導纖維鏡，使檢查更為便利，可以觀察過去難以達到的死角。目前大部分與外界連通的管腔以及腹腔、關節腔等封閉腔均可窺查。19世紀末製成的X光機在20世紀也不斷得到改進，出現了利用對比劑的各種造影技術。在20世紀70年代研究出計算機輔助斷層成像技術(CT)。到80年代根據磁共振原理又研究出磁共振成像技術 (MRI)。這兩種技術連同50年代出現的超聲成像技術等組成了醫學影像學。這些技術對機體基本無害，卻可以查出體內微小病變。再一方面，生物電的檢測技術開始於20世紀初，先是心電測定，繼而腦電測定和肌電測定技術也用於臨床。然後又研究出誘發電位檢查和心臟電生理檢查等技術。目前心電檢查已成常規身體檢查的必要組成部分。 X光還有一功用，就是癌症的放射治療。放射性核素則是另一種重要的放射源，後來各種粒子加速器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增加了放射治療的效能和安全幅度。研究利用核素進行診斷和治療的學科稱為核醫學。最後，人造器官和器官功能輔助裝置是另一項重大成就。40年代出現人工腎，此後又有人工心肺機、人造心臟瓣膜，甚至整個人工心臟進入臨床應用。輔助裝置如助聽器、心臟起搏器等應用更為廣泛。現在，一個先進的醫院備有各種監測儀器，它們組成網路記錄著病人的主要生理指標，可在發現異常變化時自動告警。病案記錄都存儲在計算機里，便利了醫務人員的及時檢索。利用人工智慧技術研製的專家系統還可幫助醫生分析檢查結果、作出診斷、選擇療法、決定治療劑量和判斷預後。在醫學領域中已經出現一個新學科──生物醫學工程，它的任務包括研製各種先進的儀器和裝置。
基礎醫學對臨床的貢獻可以舉出很多，首先應提到藥物的研究。除了上述化學治療藥物和抗生素外，現在廣泛應用的避孕藥物、抗癌藥物、精神作用藥物和許多植物神經作用藥物，也都是20世紀的產物。現代藥理學是廣義生理科學的組成部分，它的研究層次已從早期的器官系統深入到現在的細胞和分子水平。受體、第二信使和離子通道都是目前研究的熱點。這些研究不僅為新藥的研製提供基礎，反過來說，許多藥物又是現代科研不可缺少的手段。20世紀的一些驚人成就，如器官移植和試管嬰兒，也都離不開藥學的幫助。在當代，基因工程（重組體 DNA技術）的進展特別引人矚目。例如高純度的特異生物製品（如胰島素、生長激素、干擾素、肝炎疫苗等多肽或蛋白製劑）原先很難製造，但現在可以求助於基因工程。首先利用適當方法找出能編碼所求蛋白的DNA，再將它引入細菌或酵母細胞內，讓這些細胞製造所求蛋白。基因工程還可以幫助診斷，例如利用一種稱為限制內切片斷長度多態性（RFLP）的方法可在產前從胎兒羊水中檢測出遺傳病。60年代以來對癌基因的研究表明，癌可能是調節細胞分裂生長的環節（生長因子、生長因子受體以及細胞質和細胞核內有關因子）失控所致。80年代又明確了細胞分裂周期 (CDC)主要受一組蛋白質的控制，這組蛋白質包括CDC2蛋白和循環素。這些發現為我們研究抗癌對策指出了方向。
基礎研究直接進入臨床應用的最好例子莫如實驗室醫學，即在醫院內建立實驗室並利用實驗室方法檢測取自病人身體的標本或直接對病人的器官系統進行功能測試。其中很多項目現已成常規檢查的內容。一些常規操作如輸血、輸液，以及在急救和手術時維持循環呼吸功能的種種技術，也都是基礎醫學的研究成果。至於器官移植、皮膚移植的歷史，則可追溯到公元前，但內臟的移植完全是20世紀的成就。1954年首次移植腎臟成功後，至80年代中葉腎移植手術已超過10萬例，成功率持續增長。這主要因為現今可在術前通過免疫學試驗來選擇組織相容的供者的器官進行移植，可用比較有效的免疫抑製藥物防止排斥反應的發生。試管嬰兒也是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其中生殖生物學作出重大貢獻，但從誘發排卵直到維持一個良好的胚胎髮育環境各個階段，藥學都提供了必要的幫助。
除了基礎醫學和生物醫學工程的貢獻外，臨床醫學還得力於科學方法的引入。群體醫學處理群體問題，一向離不開統計方法。基礎醫學研究也常使用實驗設計方法。臨床研究引入統計和實驗方法主要是從20世紀中葉開始的。症状的模糊多變一直給臨床觀察和判斷帶來困難，直到採用雙盲法(服藥的病人和觀察記錄結果的醫生都不知道誰吃的是待測的藥和誰吃的是安慰劑)之後，人們才發現許多過去視為有效的止痛劑起的只是心理作用。所謂的臨床流行學正是這方面的經驗和方法的總結。這個例子也說明臨床現象的複雜性，實驗室成果應用於臨床時會出現新問題。臨床藥理學的建立就反映這種認識。基礎藥理學僅著重於對藥物的吸收、分布、轉化、排泄以及藥物的作用機理進行實驗室研究，而臨床藥理學則還要討論諸如病人是否遵醫囑按時按量服用藥物以及如何在複雜的臨床場合中使用藥物以取得最佳效果等實際問題。
20世紀的醫學研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研究的時空尺度越來越大。群體醫學的視野本來就很大，社群衛生和環境衛生一向是它的傳統課題。但現代研究不僅範圍更加廣闊而且工作更加深入，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使我們認識到宏觀環境萬物間的複雜聯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規模的工業污染帶來若干公害病，引起人們對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的重視。人們開始學會用全球觀點來考慮問題，影響廣大人民福利和健康的人口問題就是在這時提到國際論壇上來的。從社會角度來探討醫學問題成為時尚，隨後又出現從行為角度來研究醫學問題的潮流。總之，在20世紀下半葉系統觀點深入人心。由微觀到宏觀，由大分子、細胞，經器官、生理系統、個體，直到種群（社會）、生態系統、生物圈，每個層次都自成一個系統。它們有相對的界面，在系統內和系統間都有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這樣的系統模型正指導著現代的醫學思維。同時在組織上，世界各國都在加強政府對衛生事業的領導和支持。國際合作日益密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經常協調著世界範圍內的衛生運動，傳播現代化的醫學知識和技術。
一個學術領域有別於其他學術領域的獨特之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特定對象和它採用的特異方法。醫學是古老的學術領域，但它的科學化卻起步得很晚。時至今日，同數理化等精確科學比較起來，臨床醫學還常常被視為是實用技藝而非嚴密科學，或至多是「軟科學」。這一切都起因於現代醫學的對象的特點。這些特點中，一部分是醫學固有的，它們一直困擾著古代醫家，直到現代有了適當的方法才得到解決；另一部分是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生活緊張化而出現的，只有找出有效的對策，現代醫學才能前進。
模糊多變的醫學現象
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正常和異常的分界是模糊的，特別是主觀感覺。比如說，疲勞感的正常上限在什麼地方，到什麼程度才可以肯定為病態，就很難回答。於是現代醫學力求尋找客觀的指標，現在的種種化驗和特殊檢查都屬這方面的努力。不過這些指標實際上也存在極大的波動範圍，正常值只是一統計學的結論，它的制定帶有權宜性質。例如正常血壓的上限就是這樣一種數值，略超過這個上限的人一般也沒有什麼症状，只是他們發生腦血管或心臟血管意外的幾率大一些，而且經驗證明對於這些人進行治療會減少發生上述血管意外的危險。正常血壓的上限就是這樣確定的。
一種病和另一種病之間的界線常常也很模糊。同一種症状可能源於多種疾病，而患同一疾病的人的症状卻可能有很大的個體差異。在古代，許多種感染性疾病就因為區分不開而被籠統稱為「熱病」。微生物學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檢驗方法，如檢查血中的抗體或直接培養微生物，但這些方法也頗有問題。有些方法靈敏但特異性卻不高，也就是說一部分沒有患這種病的人也當成患這種病了(假陽性)。有的方法的特異性雖高卻不靈敏，以致一部分有病的人未被發現（假陰性）。靈敏性和特異性很難兩全。
自然現象的變異度隨物質結構的複雜程度而增加。一般說，化學現象比物理現象的變異度大，而生命現象的變異度則更大。醫學的對象是人，是人的異常現象，包括體質和心理兩方面，變異度自然就更大了。影響疾病的表現和演變的因素很多，同一類致病因素間也有質的區分，每個人接受的致病因素的量不同，每個人的反應性也不同，疾病的表現當然也就不同了。而到了治療階段，致病因素和具體病人對藥物的反應又有不同，治療的結局自然存在差異。
在古代，沒有現在這樣的特異診斷方法，可能需要長期追隨觀察一個病人直到終局才能得出一個比較肯定的結論。那時，理解一種疾病要對大量病人進行觀察；要從同種病人中找出共性，還要對比他種疾病以明確本病的個性。到了現代，診斷的方法增多了，方法的特異性也比較高，特別是因為有統計方法幫助我們設計和分析實驗，我們可以很快得出明確的結論。同物理、化學實驗不同，醫學實驗由於大量無關因子無法一一控制，主要依靠對照組的設置來顯示實驗因子的效應。現在已為此研究出多種有效的設計方案和分析方法。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醫學正在由「軟」的技藝發展為「硬」的科學。
動物實驗和臨床實驗
醫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對人是不能隨意進行實驗的，這是醫學有別於其他學科的一個重要特點。在迷信靈魂存在的時代，屍體解剖也是禁止的。後來屍解解禁了，但要研究活體的功能還是受到限制的，於是醫學家轉而研究動物，特別是與人較為接近的哺乳動物。動物同人之間雖然存在種屬差異，但基本的生命過程相同，因此動物實驗提供了大量的生理學知識。早期的動物實驗沒有止痛、抗感染和維持生命的種種措施，取得的資料常只是垂死狀態的反映。隨著技術的進步，對動物已能在接近生理狀態的情況下進行實驗了。但研究病理生理仍存在很多問題。人類的許多疾病在動物身上不存在，用人工方法在動物身上可以製造出類似病態（病理模型），但用這種病理模型做實驗（如藥物實驗），其結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人體，還要另行驗證。
事實上，醫學的進展畢竟離不開人身實驗，自古至今一切療法都是人身實驗的產物。古代創製新藥的醫家，確信這種藥物對病體有益無害或益遠大於害，就在病人身上試用，被認為有效就留傳下來。後人接著使用，其實也帶有實驗性質，因為個別人可能出現異乎尋常的反應，所謂根據具體反應來調整劑量的作法就是實驗的過程。這裡的關鍵在於確保無害或益遠大於害。
現代醫學把這種實驗過程納入科學規範。仍以藥物實驗為例，就是把動物實驗和臨床的人身實驗結合起來。現代新藥不外來自兩個途徑：天然產物的篩選和已知藥物的化學改造。發現有治療功效苗頭的藥物後首先是用狗鼠之類哺乳動物進行實驗，明確其藥效範圍和毒性情況。藥物毒性實驗包括急性和慢性毒性實驗，和檢測能否致畸形、致癌和致突變的實驗。測出能引起不良反應的最低劑量，取其百分之一或稍大些的劑量作為在人體測試的首次劑量。一般在作過急性和亞急性實驗之後就可以在少數正常人身上進行實驗，確定藥效與劑量的關係，研究藥物在人體內吸收、利用和代謝的情況。這時可發現一些對人類的毒性。然後再到病人中做實驗，人數可由幾十直到過百。這種實驗常設置只給安慰劑和使用目前常用藥物的兩個對照組，進一步觀察療效和毒性反應。這兩個階段的實驗一般在專門研究中心進行。最後還要擴大到更多的病人中實驗，人數可達千人，實驗地點設在將來會使用這種藥物的一般類型的醫院，但要有專家的指導。這時要採用複雜一些的實驗設計來減少因病程不同或因合併其他疾病或風險因子而帶來的誤差。許多少見的藥物過敏反應可能在這個階段發現。一般說，從幾千種類似的合成藥物中選出一種成功的藥物，經過實驗獲得批准並投放市場，通常要經過許多年，花費巨額資金。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證安全。
生物、心理、行為和社會
病人有活的思想和情緒；病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許多種疾病就是不良行為習慣或惡劣社會條件造成的後果；醫生診治病人的過程也是一個心理交流和社會交往的過程，這一切構成醫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說，疾病不僅有生物基礎，另外還有心理、行為和社會等方面的原因。
一般病人的主訴包括大量主觀症状，難以定量描述，還可能有誇張偽飾或縮小隱瞞的情況而難以驗證。疾病常給病人造成一些心理反應，如抑鬱、焦慮和煩躁，這會影響病人對症状的描述和對治療的反應。體質的原因還可以造成精神上的症状。急性感染或中毒可使病人出現譫妄狀態，產生幻覺；而慢性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神經梅毒則可引起誇大妄想，甚至最後發展為精神機能的全面衰退。反過來說，心理的原因也可以致病。精神障礙的發作就常因某種精神刺激而引起。
精神病學在醫學中一直佔有特殊的地位。在大部分精神障礙中找不出特異性原因和明確的病理改變，而症状本身又模糊多變，再加上精神症状與正常心理之間漸變過渡，以致連發病的時間都難以確定。20世紀上半葉流行的解釋，如弗洛伊德學說，其中頗多思辨臆測的成分。因而許多學者視精神病學為不成熟的科學。到了20世紀下半葉情況起了變化。一方面是發現了一些有效的精神作用藥物能夠控制精神分裂症、躁鬱症等主要精神病的症状。而且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些藥物的作用與腦內固有的神經遞質有關，這反過來說明這些病有其生物學基礎，可能是神經遞質的代射發生障礙。另一方面，有些學者用心理量表等方法對精神病的表現作定量分析，在診斷分類上他們強調對精神現象的客觀描述而排除主觀的「理論」解釋。其成果是制定出《精神障礙診斷統計手冊》這樣比較客觀的診斷分類系統，有利於臨床和科研工作的開展。
內科疾病也有心理因素。臨床觀察表明，精神刺激可以加重或誘發高血壓、消化性潰瘍、哮喘、甲狀腺機能亢進等疾病。實驗證明，情緒可通過植物神經影響內臟活動。因此有人提出心身性疾病的概念。目前對於心理因素能否獨立地引起這些內臟疾病還有爭議，但心理因素的部分作用則是可以肯定的。
在現代社會中，生活和工作的節奏不斷加速，各種矛盾和壓力給現代人帶來越來越沉重的精神負荷。研究表明很多疾病同適應不良性的行為有關，由此引發出一門眼界更寬廣的新學科──行為醫學。它力求從矯正行為入手來解決醫學問題。醫學統計顯示，隨著社會的富裕、公共衛生的改善以及疫苗和抗感染藥物的不斷湧現，在已開發國家和一部分發展中國家裡感染性疾病的比重大幅度地下降，剩下冠心病、癌症、中風和創傷等成為致死的主要原因。進一步調查表明，這些疾病和個人的生活方式有密切關係。例如高膽固醇飲食同動脈粥樣硬化、吸煙同肺癌、飲酒同交通事故和暴力損傷之間都顯示高度相關。這些行為習慣都是可以矯正的，矯正這些行為就成為行為醫學要著手解決的一個主題。
視野再進一步擴大就到了社會層次，這是醫學界早已認識到的。從宏觀上講，貧窮、戰爭、災荒、飢饉、疫病和大面積污染等可以造成大量人口害病、受傷和死亡，這只能在社會層次上求得解決。從微觀上講，不良的人際關係既能觸發精神障礙，也能影響體質性疾病的發生、發現和處理。
20世紀中葉以來，生物醫學的光輝成就吸引了社會的注意力。在醫學教育中，生物醫學佔用了主要的學時，造成新一代醫生對心理、行為和社會等方面的相對忽視和無知。臨床訓練過分專業技藝化，病人在醫生的眼目中變得有若待修理的機器。在醫院裡，病人像在工廠傳送帶上的工件一樣，在各科室間輪轉。大夫在診斷上一味依賴化驗和特殊檢查，在治療上只在個人專業範圍內考慮，治病不治人。這種偏向引起了醫學界的警覺，首先由精神科醫生在1977年提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得到醫學界的普遍贊同。現在許多醫學院校增添了心理學、行為科學和社會學方面的課程，加強了以病人為中心的臨床訓練。40年代出現的臨床社會工作和50～60年代出現的會診聯絡精神病學一直致力在社會和心理方面提高醫療服務的質量，目前也受到更大的重視。
由上述可以看出，醫學涉及多層次和多因素，而且其中許多因素是難以客觀定量測查的（如心理因素），另一些因素(社會因素)則要求大範圍長時間的調查，這就造成研究上的困難。此外還有一個情況更是臨床研究所特有的，就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係（醫患關係）。他們之間是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會影響醫生對病人的理解，也會影響治療和諮詢的效果。一般說，醫生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和深厚的同情心，醫生自己可能也得過類似的疾病，他能「投入」到對象中去，能設身處地去理解病人的感受。他能取得病人的信任，使病人感到溫暖和安慰而願意同他合作。但在作臨床判斷和決策時，他又要能「跳出」，能客觀而冷靜地思考和分析。在進行臨床研究時也需要這種「投入」和「跳出」的本領。
伴隨醫學研究而來的這許多複雜問題現在已得到初步的解決，在解決的過程中，醫學借鑒了心理學和社會學方法，這也說明多學科綜合研究的重要性。
現代醫學基本上是近一二百年形成的，如果溯源求本，應該說它脫胎於古代醫術。醫術重在實踐，它的分科反映技藝的分工，不同專業人員承襲不同的專業技藝。今日的內外科之分就是本著這種精神，熟悉使用藥物的和精通手術操作的人分別處理不同的醫學問題。在醫學科學化的過程中，學科傾向於按研究對象來劃分，內科下再分為心血管、呼吸和胃腸等科。20世紀50年代以來，學科相互交叉滲透，又呈現重新組合的趨勢，出現如性醫學和腫瘤醫學這樣跨學科的研究領域。
本文對現代醫學的分科作一簡介，但本卷的主體部分卻不按學科體系設條，不採用教科書方式介紹知識，而是以單元客觀事物(疾病、病原體、症状、藥物等)為主題，分別立條綜述，條目再按漢語拼音排序以利檢索。這樣做是因為，不同的專業只不過是採用各自專長的方法去研究或處理這些獨立完整的客觀事物的一個側面。例如對於同一維生素，生理化學、藥理學、營養學和兒科學等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而同一消化性潰瘍病，內科和外科分別採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如將這些事物只作為某專科的子項來介紹，內容可能只偏於某一側面。如各科都來介紹同一事物，勢必又造成重複。更重要的是，按主題來標引便於檢索查閱，特別是對於一般讀者。同時這種按主題綜合介紹的方法也符合現代醫學發展的趨勢：針對典型醫學問題，各有關專業協作進行綜合研究和解決。
下面按照臨床醫學、群體醫學、基礎醫學的順序介紹現代醫學的三個組成部分。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主要以求診病人為對象，探討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問題。雖然有時也承擔常人體檢工作，但並非主要任務。臨床醫學是傳統醫學的主體，也是現代醫學科學的核心。古代以藥物為治療手段的部分演化為今日的大內科。古代以手法操作為治療手段的部分，即今日大外科的前身，情況則比較複雜。這一部分大多以專項技藝的形式單獨出現。有的出現極早，如產婆助產。有些技藝通常並無專業人員，如由理髮師兼事拔牙，搓澡師兼事按摩，木匠兼事骨折和脫臼的複位。但某些技術要求較高而且風險較大的技藝，如處理創傷、撥障（白內障）和取石(膀胱結石)，則有賴於專業人員。這些技藝到了18～19世紀才逐漸演化為類似今日大外科的各分支。這時，各個學科才初具規模並各自形成一套系統的方法。
內科是大內科中最大的科。內科現在常按疾病侵犯的器官系統或病原體的類型分為心血管、呼吸、腎、胃腸、肝膽、血液、腫瘤、營養、代謝、內分泌、感染性疾病、寄生蟲病、免疫、風濕(結締組織)病等科。兒科的許多疾病和內科是相同的。但在兒科，營養問題、感染性疾病、先天性疾病等較為突出。另一方面，新生兒的問題又同產婦密切相關。新出現的圍產醫學就是兒科和婦產科兩者之間的邊緣學科，它的研究對象還包括未娩的胎兒。皮膚科處理的疾病包括具有明顯皮膚表現的系統病，因而與內科和兒科都有重疊。梅毒可有複雜多變的皮膚表現，傳統上把性病（花柳病）和皮膚病合在一起，稱皮膚花柳科。臨床神經學到19世紀末才有較大發展，才逐漸有醫院成立專科。精神病科的情況最為特殊。在古代，精神病人曾被視為鬼怪附體而受虐待或被驅逐，後又被視為社會不安定分子而被拘禁，直到19世紀才逐漸被當作病人對待，所以精神科形成也較晚。神經科和精神科一度合在一起，後精神科獨立出來並有很大的發展。此外還有急症醫學，它是高技術的產物，專門負責處理危重病情，如心肺功能衰竭等。
在大外科中，專門化的技藝常成為分科的基礎。一般外科經歷了由處理體表和四肢而逐漸深入到體腔的發展過程。腹部手術目前仍歸屬於普通外科，但顱腔和胸腔手術則分屬神經外科和胸部外科(包括心肺外科)。其他歷史悠久的技藝分別演化為產科、口腔科、矯形科、泌尿科、眼科等。婦科是隨著外科技術的進步才獨立成科的。耳鼻喉科出現較晚，整形外科和血管外科出現則更晚。
在臨床醫學中，護理學佔據重要位置。對病人身心的細緻護理是促進康復的必要保證，其中有技術也有科學。製藥調劑是另一個重要的部門。此外還有許多輔助診斷和治療的學科，如醫學影像學、實驗室醫學、放射治療學、核醫學等部門。物理治療科也在擴大，並傾向融合於範圍更廣的康復醫學。
從20世紀初特別是中葉以來，學科又有新的分化和組合，這些新學科常和原有學科並存。如醫學按對象的年齡和性別進一步分化和組合。在年齡方面，除了兒科學外又出現了老年醫學、青春期醫學和畢生醫學。畢生醫學並不替代這些按年齡區分的學科。按年齡區分的學科分別側重於生命不同階段的特點，畢生醫學則著眼於從生到死連續發育的整個過程。在性別方面，出現了男科學，它包容原泌尿科中與男性生殖系統有關的部分，而同廣義的婦科學（包括產科學）相對應。此外還有不少學科的內容發生了質的變化。例如在過去一提到風濕一語，便會聯想到關節病，但現在的風濕病學已擴大到一般的結締組織病了。而且由於許多結締組織病的發病涉及免疫機制，風濕病的研究以及診斷和治療都不可避免地要應用免疫學的方法。這樣就使風濕病學包含有大量免疫學的內容。
臨床醫學的教學不同於一般學科的教學，這也間接反映出它的一些特點。一方面，臨床問題複雜、急迫，關係病人的禍福安危；另一方面，醫學思維、醫學技藝和醫德修養都不是短期內所能培養出來的。這需要有經驗的醫師言傳身教，結合具體病人進行臨診指導。在古代，師徒傳承臨診教學是固有的傳統。及至科學的醫學時代，科學知識的講授佔據了大量課時，教室和實驗室成了主要的教學場所。但在學習後期的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不足，目前醫學教育改革家正在探討使醫學院校學生早期便接觸病人的可能性。
群體醫學
群體醫學以一定的社群為對象，研究人群的健康情況和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著重探討致病原因及相應的預防措施。這門學科脫胎於過去的公共衛生學。公共衛生學產生的背景是：都市化造成嚴重的衛生問題，醫學家進行調查並提出建議，最後市政部門著手改善衛生條件，包括興建衛生工程等。因而群體醫學有著濃厚的社會實踐性，同衛生行政部門關係密切。
相對而言，臨床醫學曾被稱為治療醫學，而群體醫學則被稱為預防醫學。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人們早就認識到預防的重要性。例如中國傳統醫學就是一直在強調「治未病」。不僅如此，中醫的「既病防變」的提法早已預示了現代的預防概念。現代的預防工作包括三個層次：初級預防指預防疾病的發生，也就是中醫的「未病先防」；二級預防著重於對疾病的早期發現和早期治療，其目的是預防病程綿延，預防病情惡化，預防傳染病的波及他人以及預防併發症和後遺症，這相當於中醫的「既病防變」；三級預防則著眼於康復，力求減輕疾病的不良後果，預防後遺症的發展。這後兩級預防實際上包含了治療的內容。由此看來，治療和預防兩者是互相交錯的，彼此存在著漸變過渡的關係，臨床醫學和群體醫學也只是各有側重而已。
流行學調查是群體醫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調查結果常表示為以某個時間內人群總數作為基數的統計指標，如發病率、患病率、死亡率等。探索致病因素從而制定預防措施是流行學的一個主要目的，這部分工作特稱為分析流行學，以別於僅作一般了解的描述流行學。對於社會群體，在多數情況下是無法進行實驗的，只能依靠對照觀察。作為例外的是預防實驗和治療實驗，這兩類大規模的實驗現在做得比以前多了。
早期的群體醫學研究對象側重於感染性疾病，隨後才把視野擴大到其他疾病。目前連創傷、毒癮，甚至污染事件都在調查之列。在已有的成功事例中，吸煙同肺癌的關係是靠對照觀察查明的；而水源加氟能有效防齲，則是用實驗法確定的。有很多資料說明，群體健康水平的提高主要應歸功於預防。目前的預防工作範圍很廣，包括環境醫學和行為醫學的內容，由衛生工程、防污染工作直到健康教育。
此外，還有一些學科包含臨床醫學和群體醫學兩方面的內容。這是些研究特殊環境和特殊職業背景的醫學問題的學科，如工業醫學、軍事醫學、航海醫學、航空醫學、太空醫學等。
基礎醫學
基礎醫學包含許多基礎學科與醫學結合的內容，因而可視為是一類邊緣學科。如基於數學的醫學統計學，基於物理學的醫學物理學，基於化學的藥物化學，基於心理學的醫學心理學，基於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醫學社會學和醫學人類學，結合法學的法醫學，以及基於工程技術的生物醫學工程。此外還有起步較晚的醫學倫理學、醫學情報學等。
在基礎醫學中，基於生物學的部分是核心。這包括以正常人體為對象的生物學科，其中傳統的學科有生物化學、細胞學、組織學、解剖學、生理學、免疫學、遺傳學和胚胎學等。20世紀50年代起，學科有新的分化和組合。新出現的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和發育生物學等的內容都比傳統學科廣得多，例如分子生物學就包括分子遺傳學和分子免疫學的內容。以異常人體為對象的生物學科主要有病理形態學和病理生理學，目前常把一切疾病過程的研究都歸入病理生理學的範圍內。研究藥物作用機理的藥理學主要是探討藥物對人體的作用機理，它也是基礎醫學的傳統內容。以上各科都是以個體為研究對象的，以群體為對象的生物學科主要是醫學生態學。它把人、病原體，以及其他環境因子，統一放在環境大系統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以病原體、媒介生物為對象的生物學科也是基礎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括病毒學、細菌學、真菌學、寄生蟲學和醫學節肢動物學等。
這裡舉出的是基礎醫學的主要學科，但基礎醫學的範圍並不是固定的，隨著醫學的需要和條件的成熟還會出現新的分支學科。
回顧現代醫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以基礎醫學為主導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是現代醫學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重要關鍵，這個經驗已受到現代化國家的重視。另一方面，在現代醫療實踐上也可以看出一個整體化發展的趨向。以現代化醫院為例，許多科系都設置了基礎研究室。經驗證明，科研工作的開展提高了醫療服務的質量。醫院還承擔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保健工作，正在逐漸變成一個群體醫學的工作基地，一個社區保健網的重要環節。醫學的進展越來越快，在職醫生也要不斷學習才能跟上時代。因而醫院不僅要承擔醫學院校學生的臨床培訓任務，還要組織醫生的繼續教育。於是現代化醫院就成了集治療、預防、科研和教學四項任務於一體的綜合性醫務單位。這種有分有合、分而再合的變化正反映了醫學發展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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