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近代中醫臨證醫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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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
在近代百餘年動蕩的社會環境里，中醫為保障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同時，醫療實踐又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近代中國傳染病流行猖獗，中醫中藥治療熱病（包括喉、痧、痘、麻等）有很好的療效。在總結臨床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實了仲景的傷寒學說和清代的溫病學說。而且近代醫家趨於從臨證實際出發，吸收經方、時方之長，融合傷寒溫病學說；此外，臨證各科之間相互滲透明顯，如在外傷科的診療中，注重運用內科理論指導，採用大量內科方藥診治外傷患者，取得了明顯的臨床效果；西醫傳播對中醫診療方法的影響也是這一時期學術發展的特色。臨證各科在醫療實踐中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如婦、兒、針灸、推拿、氣功等均取得相當進展，刊行了大批的專科醫著。總之，臨床醫學內容十分豐富，它是近代中醫學發展的核心。本章僅就學科發展的主要趨勢和突出成就作一概述。
一、溫病學的形成與發展
在近代醫學發展的歷程中，對溫病學最有貢獻的醫學家當首推王孟英。王孟英《溫熱經緯》中，突出的特點是，將濕病分為伏氣、新感兩大類，詳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王氏關於伏氣、新感溫病的觀點並未得到一致贊同，葉霖批評他說：「溫暑為病多屬外邪逗引伏氣，惟當視其內外之輕重而消息治之，苟無伏氣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海寧每譏吳鞠通界劃三焦，而自卻強分內外，葉香岩發揮景岳全書於溫暑條下言之綦詳，此篇（葉天士溫熱論）辨論營衛氣血之理，內外輕重之機，而示人以活法，何得更定為外感溫熱而不系伏氣，豈必陽明白虎梔豉數證始可謂之伏氣哉，強作解人妄事穿鑿陋矣。」（鄧鐵濤，溫病學說的發生與成長，中醫雜誌，1955，6(5)：）。
關於新感伏邪，雷豐也有自己的認識。雷豐著有《時病論》(1882）一書。他以四時為主線，闡述了不同季節外感病的發生髮展機理和特點。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四時又各有主氣，感受不同的時氣，可引起不同的疾病。雷氏將四季之病的因、脈、證、治，條分縷析，互相比較，對後世全面認識和治療四季新感之病，大有裨益。除了新感病之外，雷豐還對伏氣病多有發揮，他極力推崇伏氣學說，《時病論》就是將《素問·生氣通天論》中「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饗泄；夏傷於暑，秋病亥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八句經文作為全書的綱領，足見其對伏氣學說之重視。他將不同季節的伏氣為病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概述了時病62種，擬定治法64則，臨證驗案85例，附論13首，在治療方面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論述。
柳寶詒（1842～1901)，主要著作有:《溫熱逢源》、《柳選四家醫案》、《柳寶詒醫案》、《惜余醫話》等。在溫病學方面，以《溫熱逢源》(1900年)貢獻最大。《溫熱逢源》共三卷，是專門論述伏氣溫病的著作。柳氏的學術觀點，進一步發揮了王孟英的有關伏氣溫病的學說。
對溫病的治療
自1840年以後，由於江浙一帶經濟、科學、文化比較發達，再加上交通便利、河流密集、人口流動大等原因，溫病流行頻繁,因此,溫病學家積累了豐富的治療經驗。有些醫家雖然從理論上承襲前人，但在治療方面卻有自己的獨特見解。
王孟英根據葉天士、吳鞠通的經驗和自己的臨床體會，明確提出了治溫以保陰為第一要義。他對喻嘉言所謂「人生天真之氣，即胃中之津液」論點推崇備至，認為保陰要以生津益胃、滋補腎陰為其要旨。胃中津液不竭，人必不死，因而「救陽明之液」是治溫熱諸病之真詮。王氏常用石斛、沙參、西洋參、花粉、麥冬等濡潤胃津，尤善用西瓜汁、梨汁、蔗漿等果汁以甘涼生津。同時，考慮到病人多為真陰不足，上盛下虛，感受溫邪往往導致肝風驟動的營血險證，僅用清解涼營法已不能效，故常加入「三甲」、「二至」、阿膠、枸杞等滋填真陰之品，以獲良效。
金子久（1870～1921），名有恆，近代浙江名醫。金氏對溫病學派探研甚勤，尤得力於葉氏《臨證指南》和喻氏《寓意草》，並有所發揮，而且能結合臨床，隨宜而用。他將溫病概括分為四個階段。病在氣分時，金民沒有拘於吳鞠通的大熱、大渴、大汗、脈洪大「四大」學說，常根據病人體質和證情的不同，靈活化裁。如同時兼有表證未解或陽氣不足的，用桂枝白虎湯；兼有濕熱症状時，加蒼朮為蒼朮白虎湯等等；病在營、血分時，選用三甲復脈湯以滋陰養血，柔肝熄風；恢復期，強調養胃陰。陳良夫(1869～1920)，名士楷，自號靜庵。近代浙江名醫。對於溫病時邪，陳氏推崇葉、薛、吳、王諸家，他認為溫病有新感溫病、伏氣溫病和新感引動伏氣等不同，其診療以衛氣營血為辨證依據，以汗、下、清作為治療的大法。對於溫病夾痰、夾肝氣的治療尤有獨到經驗，並特別重視溫病治療中的養陰保津。範文甫(l870～1936)，名賡治，晚號文虎，浙江鄞縣西郊人。他家學淵源，儒而後醫。他尊《內經》、《傷寒論》為醫學源泉，並參合後世諸家以兼收並蓄，善於治寒，長於治溫。他認為，治溫病之法，當以護津為要，常用梨頭、花粉、蘆根、生地等藥，辨證論治予以應用。在學術方面，他贊同陸九芝指出的陽明病就是溫病，白虎湯即為溫病的治法。認為「傷寒方可治溫病，溫病方，又何不可治傷寒。」因而，仲景之白虎、承氣、復脈、黃連阿膠諸方，為其治溫病所習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對傳染病的認識
清代以後，由於中外交流日趨頻繁，許多新舊傳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紅熱、實性霍亂等都嚴重地流行，1840年以後，雖然傳染病學沒有成為獨立的專科，但卻受到醫學家的普遍重視。
（1）鼠疫
此時期有關鼠疫的著作，主要有：1891年吳學存撰《鼠疫治法》，在此基礎上，羅汝蘭1895年改編增補為《鼠疫彙編》；1901年又經鄭奮揚重新編纂，增訂為《鼠疫約編》，該書列有探源、避疫、病情、提綱、治法、醫案、驗方共八篇，論證鼠疫病因是由地氣爆發，熱氣熏蒸，鼠先受之，人觸其氣，流行成疫；病機是熱毒迫血成瘀，主張採用上、中、下三焦辨證，治療移用王清任《醫林改錯》中的活血解毒東加減，其著述有一定見解。1910年余伯陶農吳、羅、鄭著述的基礎上作《鼠疫抉微》，分成病情、治法、藥方、醫案四部分。郁聞堯於1910年作《鼠疫良方彙編》，曹廷傑1911年著《防疫芻言》。另外，何廉臣編撰的《全國名醫驗案類編》中，載有鼠疫驗案十餘則，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中醫治療烈性傳染病的水平。
（2）霍亂
根據范行准先生所考，西方於1817年出現第～次霍亂大流行。之後在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由海路帶至廣州，至此，中國才有真性霍亂，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統症状外，伴隨大規模的流行，死者不計其數。由於此病傳入之初，不分其病源，故也與鼠疫一樣，根據其病狀而命名，如「吊腳痧」、「痧症」、「絞腸痧」、「癟螺瘟」、「麻腳瘟」等。
有關霍亂的著述，主要有：
王孟英於1838年(道光18年)著《霍亂論》。王氏生值霍亂流行時期，尤以江浙、上海一帶為甚。他在整理臨證經驗的基礎上，闡發見解，詳細論述了霍亂的病因病機和辨證治療，並附有醫案驗證，對後世的影響較大。其治療方法：熱霍亂——兼濕者，分利陰陽，祛除暑濕，用胃苓湯；熱甚者，清其暑火，潛消其濕，用桂苓甘露飲。傷暑霍亂兼厥逆煩燥者，用燃照湯；霍亂轉筋者，宜蠶矢湯。寒霍亂——病輕者，用藿香正氣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見元氣耗散，陰盛格陽，宜理中湯或四逆東加食鹽並服。除此之外，王氏還廣泛採集治療霍亂的簡效方法，王氏還詳辨了霍亂常用藥物75種，並創訂新方8首，皆有卓效。王氏對於該病的治療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方連撰《霍亂輯要》。田晉元，於1847年著《時行霍亂指迷》，他將霍亂稱為「時行霍亂」，基本接近現代醫學中流行霍亂的含義。徐予默，於道光中期作《吊腳痧方論》。其它有關霍亂的著作有：華岳的《急救霍亂方》(1857年)，江曲春的《霍亂辨證》(1888年)，姚訓恭的《霍亂新論》(1902年)，惲鐵樵的《霍亂新論》(1928年)，凌禹聲的《霍亂平議》(1930年)，劉亞農的《霍亂痢疾合編》（1934年)，徐相任的《徐氏霍亂論》(1938年)。
關於霍亂的治療方法，多數醫家主張回陽救逆。尤其是張聿青，力剖煩渴之假象，指明「投理中回逆而得生」。有些醫家，還自擬方劑，也有較好的療效，如張錫純用「急救回生丹」治霍亂陽證，「衛生防疫寶丹」則陰陽雙調，頗為當時同道所稱頌。範文甫則採用王清任的「急救回陽湯」、「解毒活血湯」予以治療。
（3）天花
牛痘術自1805年傳入我國(邱浩川《引痘略》)後，已開始廣泛傳播。當時許多地方還成立了牛痘局推廣接種。此期關於天花的論述，從理論上沒有太多的發展，主要是記載種痘方法，如1847年王錫鑫的《痘科切要》，1847年王伯偉的《天花八陣編》，1865年郭崑山的《痘證慈航》，1885年武榮綸的《牛痘新書》等。
4、與傳統溫病理論持不同觀點的論述
在近代的100多年中，溫病學從顛峰時期到開始有人對它提出懷疑，醫學家們對溫病學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爭論，這在學術上是值得稱道的。只有這樣一門學科才能真正有所發展。遺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並未形成一門學說，這種狀況值得我們深思。
二、經方學說的發展及其學術思想
明清以來，由於溫病學派的興起，外感熱病的診治研究打破了以《傷寒論》一統天下的局面，並逐步蔚為主流。但是傷寒學派的發展並沒有停滯。相反，由於對立面的存在，更促進了學術間的爭鳴。此期的經方學家，其言行論著多具論爭色彩，更加重視臨床療效的提高與理論的探索，並嘗試溝通中西醫學為其時代特色。
陸懋修(1818～1886)字九芝，推崇仲景之學，屢以經方治癒溫熱大病。著有《傷寒論陽明病釋》四卷，認為《傷寒論》中，除桂麻二首外，大半皆治溫治熱方，傷寒由太陽傳入陽明則為溫病，「陽明為成溫之藪」(引柯氏語)，惟寒涼之撤熱力始足以救陰。他通過對陽明病證的深研覃思，豐富了對陽明病證的認識。
唐宗海(1846～1897)，對《內經》及經方學說有深刻理解。他曾為陳修圍的《傷寒論淺注》、《金匱要略淺注》增補訂正。撰寫《傷寒論淺注補正》七卷(1890年)、《金匱要略淺注補正》九卷（1893年)。
陳伯壇(字英畦1863～1938)，廣東新會人，行醫於廣州、香港。臨證之餘主要致力於仲景學術的研究，曾主辦中醫夜學館，專授《傷寒論》。暮年復設伯壇中醫專校，傳授長沙之學。撰有《讀過傷寒論》(1929年)、《讀過金匱》(1938年)、《麻痘蠡言》(1933年)等。
曹穎甫(1866～1937)所撰《經方實驗錄》是他一生應用經方治療疾病的忠實記錄。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數治而不驗終至不起的病案。通過此書，使學者和《傷寒論》方並非不能治今病，惟貴在通變。曹氏又以數十年研究心得，撰寫《傷寒發微》、《金匱發微》二書，考據精詳，專務求實。推崇張隱庵、黃坤載二家。
包識生，（約1874～1934年）名一虛，字德逮，福建上杭人。祖父輩精醫，幼承庭訓，宗尚經方。著有《包氏醫宗》三集，所論多為仲景學說。
惲鐵樵嘗問學於婺源汪蓮石。汪是傷寒名家，有《傷寒論匯注精華》行世。惲氏對傷寒方的信任來源於家人愛子存歿的切身體驗。當時廢止派攻擊中醫理論的勢頭正盛，而中醫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學說已經過時」的言論在客觀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惲氏對此進行了駁斥與批評。他在有關《傷寒論》及寒溫之爭方面的著作有《傷寒論研究》(1923年)、《傷寒論輯義按》、《溫病明理》(1928年)等。
祝味菊(1884～1951)，臨證好用溫熱重劑，擅用附予，人稱「祝附子」。他對於傷寒的學術思想與世醫頗不相同。著作有《傷寒新義》、《傷寒方解》、《傷寒質難》等。對傷寒發病病理，祝氏重視機體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種階段」代替六經。他說，「一切外感，無論其為何種有機之邪，苛其有激，正氣未有不來抵抗者。其抵抗之趨勢不分五種階段，所謂六經證侯，亦不出五段範圍」，「署之所謂六經者，乃代表五種抵抗程度耳。太陽為開始抵抗，少陽為抵抗不濟，陽明為抵抗大過。太陰少陰同為抵抗不足，厥陰為最後之抵抗」。祝氏的五段說證之今日，與西醫免疫學說的某些內容相符，為近代外感熱病研究中的新見解。
對於傷寒的治療，祝氏不以祛邪為首務，而強調匡扶之法：「疾病為正邪格鬥之行動。醫之任務，協正以祛邪也」。在匡扶正氣方面，祝氏尤其重視對於陽氣的維護與扶持，「陽衰一分則病進一分，正旺一分別邪卻一分」。祝氏對《傷寒論》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的理論模式，許多觀點未經人言，使人耳目一新。
陸淵雷撰《傷寒論今釋》八卷(1930年)，即其所謂「持科學以尋大論之旨」，「用古人之法釋以今日之理」者。他對傷寒病因證治的認識主細菌感染和分泌毒素。發熱惡寒為人體產生抗毒力即正氣抵抗病毒的表現，仲景治外感熱病主要即在於調動機體的抗毒能力——自然療能，發表解肌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謝廢物等，這也是當時不少醫家的普遍認識。
譚次仲(1897～1955)，字星緣，廣東南海人，通過自學對中西醫都有涉獵，曾在香港任廣東保元中醫學校校長。撰有《傷寒論評志》(1935年)。
閆德潤，1923年畢業於南滿醫學堂。1927年赴日留學於東北帝國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閆氏雖出身西醫，但受家庭影響，對中醫研究有素，又熟諗日本人近代研究漢醫的著作，對中醫基本持肯定態度，論著甚多，是近代西醫界少數認真研究中醫而成就較高者。所撰《傷寒論評釋》(1936年)分「證狀明理論」和「治療辨正論」兩篇。上篇運用近代知識對《傷寒論》的基本問題進行研究，下篇分傷寒方為12類，每方藥味除綜合記載古人論述外，並結合近代研究成果對生藥鑒定的有效成分、藥理作用以及每一處方都作了介紹與評釋，有助於今西醫之間的互相學習。
余無言(1900～1963)，字擇明，江蘇阜寧人。幼隨父奉仙學醫，喜鑽研仲景學說。後問學於西醫俞鳳賓。余氏治西醫較深。有關仲景學說的著作有《(圖表注釋)傷寒論新義》(1939年)，《(圖表注釋）金匱要略新義》(1952年)等。近代較有影響的經方學家尚有四川吳顯宗（棹仙），陝西黃謙(竹齋)等。
三、寒溫融合學派的興起
傷寒學說是溫病學說的基礎，溫病學說是傷寒學說的發展，二者有著密切的聯繫，所以寒溫兩說發展到清代後期，又在寒溫分立的局面中逐漸派生出寒溫融合的醫學流派。
所謂寒溫融合，是二者從病因、病理變化、診斷、治療等各方面融合成為一個體系。這種過程是逐漸形成的。
寒溫融合學說的學術思想的產生來源於古代，可追溯到清代中葉。如俞根初的《通俗傷寒論》(1776年)，吳貞(坤安)的《傷寒指掌》等書，雖並冠以「傷寒」之名，但卻包括溫病的內容。《通俗傷寒論》初稿為俞根初(1734～1799年)原著。俞氏祖藉浙江，世居紹興陶里村，為紹派傷寒的奠基人。他認為傷寒是外感百病的總名，因當時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不傳，王叔和整理此書混名以《傷寒論》而不名為「四時感證」。因此，俞氏傷寒是包括四時感證外感百病的，故後人奉為「四時感證之診療全書」。吳貞、俞震等認為傷寒是熱病的總名，而風溫等因六淫兼氣或非時之戾氣所發的為「類傷寒」，病熱雖同，所因各異，不可概以傷寒法治之。俞氏在《傷寒指掌》卷二「六經本病」中增入「太陽新法」、「陽明新法」、「少陽新法」等。後來何廉臣重訂《傷寒指掌》時即徑將書名改為《感證寶筏》。這裡既指出了風溫等與傷寒的區別，又以「類傷寒」之名說明它們和傷寒的聯繫。楊栗山則說：「溫病與傷寒初病散表，前一節治病雖曰不同；而或清或攻，後一節治法原無大異。」
近代對伏邪研究較為深入的，首推蔣寶素。蔣寶素(1785～1873），號問齋，京口(今江蘇鎮江)人，一說丹徒人。承其父椿田之學，又得同里名醫王九蜂傳，所著《醫略十三篇》(1840年)有六淫門十三卷。蔣氏將人體與寒邪的關係分為三種，認為伏邪溫熱諸證都是由於冬時伏寒所致。寒是冬日的正邪，根據《內經》理論「正邪之中人也微」。冬三月為陽氣閉藏之時，寒邪本不能傷。如逢腎虧形勞之人，精搖於內，汗泄於外，雖能避嚴寒殺厲之，而不知避正邪的潛入，寒邪乘虛深入少陰，「真陽復斂，進不能攻；腠理返密，退無歸路」，勢必盤踞於膜原。並說膜原在臟腑之外，形骸之內，此處有形積聚尚且能容，何況無形寒氣。伏寒因春天溫氣而發，故名溫；因夏天署熱而發，故名暑；因濕而發，故名濕溫。此其一。假如其人腎氣不虛，腠理密而不避風寒，觸冒嚴寒殺厲之氣。因腎不虛，寒邪不能入腎，直襲足太陽膀胱寒水之經，則為正傷寒，當從仲景傷寒治法。此其二。如腎虛之人，又不避嚴寒殺厲，則為直中三陰之危證。此其三。關於治伏邪大法，以攻邪為上策，輔正祛邪為中策，養陰固守為下策。（蔣寶素：《醫略十王篇》卷三，「傷寒第三」，卷八「伏邪第八」快志堂藏扳刻本，1850：），蔣寶素對伏邪的闡發對後人啟發較大，柳寶詒即在蔣氏認識基礎上予以發揮。
陸九芝是有名的維護《傷寒論》的醫家，但他並不否定溫病的存在。他承認傷寒自傷寒，溫病自溫病，但認為溫熱有發自陽明和傷寒傳入陽明之分，傷寒入陽明赤即為溫病。在治療方面，陸氏控治溫熱，善用經方。批評溫病學家對陽明證不敢用承氣、白虎等方，主張惟寒涼之撤熱力始足以救陰，重視胃系溫病，反對治胃用肺、撤熱不力。總之陸九芝融合寒溫主要在於治療，認為傷寒方即足以治溫病，傷寒溫清兩法分治寒溫兩疫亦甚合。
柳寶詒主張外感應以六經為辨證的總綱。他對葉吳學派廢六經的做法曾有批評。
莫文泉(1862～1933）《研經言》認為傷寒、熱病有別者，別於診，不別於症；別於法，不別於藥：「傷寒皆先汗後下，溫熱或先下後汗，法之別也。然而汗則麻葛，下則硝黃，傷寒之汗下以是，溫熱之汗下亦以是，非藥之無別者乎。由是推之，傷寒雖因於寒，一經化熱，舍黃連石膏吏用何藥以涼之；溫熱雖已為熱，倘或過治，舍乾薑附予更用何藥以溫之。」（莫枚士：研經言·傷寒溫熱證治論，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
歷史上的紹興為江浙重鎮，地處卑下，病多濕阻，其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決定其傷寒發病的特點。歷代醫家，因地制宜，創建了許多相應的治療法則並積累了獨特的醫療經驗。紹派傷寒之學說可上溯於《內經》、仲景及明代張景岳。清代俞根初奠定其學術理論基礎。稍後於俞氏有任鳳波，為任越安之孫，任雨辰之子得乃祖乃父之傳，精於傷寒，在嘉道咸同年間頗負盛名。越安著《傷寒法祖》，糾柯韻伯《傷寒論翼》傳刻之誤。鳳波繩之，若《醫學心源》四卷，《何氏簡易方》一卷。予廣生承家業，光緒間辦有盛名，四世皆精傷寒，與俞根初學術思想先後輝映。與任鳳波同時有何廉臣祖父何秀山，首先對俞氏《通俗傷寒論》進行系統研究。他將俞書分條分段備如按語，作了闡發補正。至清末民初，何廉臣以他廣博的學識，豐富的臨床經驗，編著重訂了許多傷寒名著。他初尚葉派，後經多年實踐，感到葉氏學說亦有不妥，乃主張以六經辨熱病，商椎衛氣營血學說，1916年對《通俗傷寒論》逐條勘證，加以發揮，極大地豐富了此書的內容，堪稱此派之中堅。如俞氏「六經形層」一節，把六經假定作機體方面的六個層次，即太陽經主皮毛，陽明經主肌肉。少陽經主腠理，太陰經主肢末，少陰經主血脈，厥陰經主筋膜。又以太陽內部主胸中，少陽內部主膈中，陽明內部主脘中，太陰內部主大腹，少陰內部主小腹，厥陰內部主少腹。這樣，就把六經和三焦聯繫起來，故何秀山指出；「六經為感證傳變之路徑，三焦為感證傳變之歸宿。」何廉臣勘語則更進一步指出：「張長沙治傷寒法，雖分六經，亦不外三焦。言六經者，明邪所從入之門，經行之徑，病之所由起所由傳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飲瘀血渣滓為邪所搏結，病之所由成所由變也。」並說：「病在軀殼，當分六經形層；病入內臟，當辨三焦部分。」（何廉臣，通俗傷寒論·上海科技出版社鉛印本，1959）
在上述基礎上，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經總訣；「以六經鈴百病為確定之總訣；以三焦概疫證為變通之捷訣」，將六經與三焦聯繫起來作為熱病知常達變的訣竅。何秀山復予闡發：「病變無常，不出六經之外，《傷寒論》之六經乃百病之六經，非傷寒所獨也，惟疫邪分布充斥無復六經可辨，故喻嘉言創立三焦以施治。上焦升逐，中焦疏逐，下焦決逐，而無不法重解毒，確得治疫之要」。指出在疫證治療上三角辨證對六經體系的補充作用。何廉臣由此總結出：「定六經以治百病，乃古來歷聖相傳之治法；從王焦以治時證，為後賢別開生面之治法」，（何廉臣，通俗傷寒論·上海科技出版社鉛印本，1959），可謂不薄今人厚古人。綜觀紹派傷寒，其辨析諸證顏為明晰，條列治法，溫寒互用，補瀉兼施，實有將傷寒、溫病以及重要內科雜病專婦兒分科病證融於一爐之慨，而無偏主一格之弊。
同時有傅懶園(1861～1931)，字菎笙，亦紹興人。其學術思想大抵體現在兩方面，一為用六經辨時病，二為辨證重視濕，施治主張化，用藥樸實穩健，注意邪有出路，亦為紹派傷寒的骨幹。
丁甘仁在治療外感病方面，不以經方和時方劃分界限。辨證論治中採取傷寒辨六經與溫病辨衛氣營血及其主治方藥的綜合運用（黃文東：丁氏學派的形成和學術上的成就，見：近代中醫流派經驗經選集，上海科技出版社，l962）。
惲鐵樵反對溫病病因為溫熱的說法，認為傷寒為溫病之原。「溫病者，熱病也；熱病者，傷寒也。」「冬之熱病是傷寒，春之熱病是傷寒，夏之熱病，秋之熱病，依然是傷寒。」他說傷寒而病熱之所以有風溫、暑溫、濕溫等不同名稱，「是因時令之異而兼六氣之化，故命名如此。」「凡熱之而熱，寒之而寒，惟死體為然，生物則否。」人體惟受寒而病熱，「謂受熱而病熱無有是處，須知受熱竟不病熱。」（惲鐵樵：藥庵醫學叢書·溫病明理，上海：新中國醫學出版社鉛印本，1949）。
時逸人(1896～1996)，江蘇儀徵人，後遷居鎮江，從師汪允恭習醫，以擅治溫病時疫著稱。著《中國時令病學》（1930年），將因時令氣候變遷所發生的病證，如春之春溫、風溫，夏之暑溫、濕溫，秋之秋燥、伏暑，冬之傷寒、冬溫等四時發生而無傳染性的疾病列為時令病。對於各病分定名、原因、病理診斷、治法等予以科學整理與論述。對新感伏邪、六經三焦、營衛氣血與太陽的關係以及兼病、夾病、並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見解。如他認為吳鞠通三焦為病證深淺界限的符號，上焦代表病證初期，中焦代表病證續進期，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等。書中彙集傷寒與溫病學說，並汲取俞根初、石芾南、何秀山、何廉臣之論。
從寒溫一統到寒溫分立，又到寒溫融合，這並非歷史的重複，而是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統一。它標誌著學說的發展，學術的進步，透過這一至今末衰的寒溫融合過程，反映出近代中醫在外感熱病的辨證論治方面取得很大的進步。
四、雜病治療的進步
近代醫家在雜病論治方面承襲了一份十分豐厚的財產，得以在比前人更高的層次上進行新的探索與研究，因而立論更為公允、全面、準確。
費伯雄主張本病由正虛而外風侵襲所致；由正虛而外風侵襲所致；「正氣一虛，外風乘間伺隙，由表入里，中絡中經中腑中臟」（費伯雄：《醫醇剩義·卷一》「中風」，引自：孟河四家醫集，江蘇科技出版社，1985）。丁甘仁認為真中類中二者確有緩急之分。在體質方面必須辨別陽虛與陰虛，有痰與無痰，以此來決定治療方法。
清末民初，對於中風病因證治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得益於對於腦功能的重新認識。周學海(1856～1906)在《讀醫隨筆》中強調陰虛陽虛為中風兩大關鍵，而「真之與類正無庸瑣瑣也」。在治法上主張陽虛注重氣之辛，陰虛注重味之酸，而總須重佐以活血，因陽虛血必凝，陰虛血必滯。並說：「西醫謂病此者腦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陽虛而水凌也；死血者，陰虛而血沸也。皆中氣暴亂，激之以至腦也」（周學海：讀醫隨筆，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卷4，江蘇科技出版社：1983）。王仲奇(1881～1945)特別重視腦的功能與病變，並以此作為處方用藥的依據。根據其脈案可知，他認為腦為髓海，神之所舍，心腎精神薈萃於腦。心主元神，腎主骨髓，肝脈據循巔上入絡腦。腦虛精髓不充，元神不振，宗脈失養，腎陰不能鎮其下，肝陽乘隙越諸上，以致腰部酸痛，頭眩耳鳴處舟車，怠惰欲眠，手顫足酸，寫字則一塌糊塗，舉步則趑趄不前，而成偏枯痱中之漸。或因性情躁急，肝氣自盛，肝亢陽升，腦筋震動，引起偏癱。在臨床上,王氏提出「柔肝清腦」的治療方法，可謂開風氣之先。（王蕙娛等：近代中醫流派經驗選集，王仲奇醫師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簡介，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28～57）。
唐宗誨的弟子張士驤(字伯龍)，重視實證，於「類中」一病多所研究。曾參西醫之說，以錐傷二兔之前後腦，觀察動物的腦與知覺運動的關係。在1903年刊行的《雪雅堂醫案》(附「類中秘旨」)（張士驤：《雪雅堂醫案·附》「類中秘旨」，1918年紹興醫藥學報社鉛印本）中說：「西醫以中風沖腦氣筋，謂人身知覺運動專由於腦，」他通過實驗，證實了生物的知覺運動「專由於腦」的說法。從而得出「蓋此症皆由水火內動，肝風上揚，血氣並走於上，衝擊前後腦氣筋，昏不知人」的結論。認為《內經》所裁諸風，皆指外邪而言，而今人所謂卒倒暴仆即痰火上壅的中風，是《內經》的「厥證」，也就是《素問·調經論》的「大厥」。在病機方面，他推崇河間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及立齋養葵主真水枯竭之論。由於水虛不能涵木製火，肝風內動，因而血並於上，衝擊腦筋，與西醫之說相驗。治療主張此時切不可用風藥再行升散，愈散則風愈動，必將導致氣不返而死。應使用養陰熄風，潛陽鎮攝法，藥宜龜板、磁石、阿膠、甘菊、烏豆衣、女貞子、生熟地、蟬蛻等。認為若用小續命湯及附子四逆湯法，則水源立絕，血之並於上者不能下降；若遵東垣氣虛說，用參芪術，則氣壅血凝不下，日久上揚之血凝滯，朽壞腦筋則成癱瘓。
張氏對於類中病因病機治法方藥等的闡發，對其後及現代治療中風病有很大影響。《類中秘旨》是第一本詳細論述中風病的專題著作。蘭溪名醫張山雷(1873～1934)在張土驤觀點基礎上進一步發揮,撰有《中風斠詮》(1922年)三卷（張山雷：《中風斠詮·卷一》，引自：近代中醫珍本集·內科分冊，浙江科技出版社，1991）。卷一為中風總論，卷二為內風暴動的脈因證治，卷三列古方平議。他對中風一病，於張伯龍《類中秘旨》服膺最摯。認為西醫對於中風腦血管破裂的原理未明，而張伯龍據《親問·調經論》一節參用西學，謂由肝火自旺，化風煽動，激其氣血，並走於上，直衝犯腦，震擾神經而為昏不識人。既能申明《素問》氣血並走於上的真義，復能闡發西學血沖腦經的原由，使新發明的學理與舊說遙相呼應。其《中風斠詮》一書，推崇張伯龍之說，就其《類中秘旨》逐段詳加闡析評論，有讚揚也有批評，指出其用鎮肝滋腎不分次序之誤，主張應以潛鎮開痰為主。初起於腎虛之本非惟不暇兼顧，亦且必不能兼顧，必至氣逆已平，肝火已戢，痰濁不升，脈來和緩，然後徐圖培本，不應早用二地阿膠滋膩之品。《中風斠詮》對中風病的研究深入詳盡，是一本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佳作，代表了這一時期中醫在專病研究方面的水平。
張錫純(1860～1933)倡導「衷中參西」，主張以中醫為主體，取西醫之長補中醫之短，因而在對疾病的認識上接受不少西醫思想。他曾讀過《中風斠詮》，對二張之說深有同感，張氏並指出，中風有充血性者缺血性兩種。河間之主火，為腦充血；東垣之主氣，為腦貧血。一實一虛，避不相同。清末王清任對於此病專以氣虛立論，設補陽還五湯重用黃芪至四兩。張氏認為，若遇脈虛而無力的，用之可以見效；若其脈象實而有力，證屬腦充血重用甘溫升補之黃芪，以助其血上行，必至凶危立見，不可不慎。關於腦出血與知覺運動受損的關係，如云：「其所出之血著於司知覺之神經則神昏；著於司運動之神經則痿廢。此證左半身偏枯，當系腦中血管所出之血傷其司左邊運動之神經也」（張錫純：醫學哀申參西錄·三·醫論·論腦充血之原因及治法，河北人民出版，1975）。在引進西醫知識方面較前人進了一步。在治療和用藥方面，他吸取友人朱缽文經驗，主張：「宜於引血下行藥中加破血之藥以治之」。自擬建瓴湯如大黃和鎮肝熄風湯為時人所賞用。張氏重視本病的早期發現，認為中風朕兆較他病尤為顯著，出現也早。
綜上所述，近代醫家對中風病的研究不再屑屑於真中類中之爭，在病因發病方面傾向於內外因結合而以機體內在病理變化為主。對中風與腦的關係受到西醫知識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啟發，從識病角度對疾病本質有較前更為深刻的認識，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費伯雄認為，勞是五膿積勞，傷乃七情受傷。他把勞病分為思慮太過則心勞，言語太過則肺勞，怒郁日久則肝勞，飢飽行役則脾勞，酒色過度則腎勞，分屬五臟。指出初起氣血尚盛，雖日日勞而不自知。等到愈勞愈虛，水谷之氣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血耗氣虧，諸症蜂起，遂成虛勞。又把傷病分為喜傷、怒傷、優傷、思傷、悲傷、恐傷、驚傷，分系七情，重祝情志在傷損病中的致病作用。並認為喜怒憂思悲恐驚人人皆有，若發而中節，何傷之有。惟未事而先意將迎，既去而尚多留戀，則無時不在喜怒憂思之中，七情偏勝，因而受傷。但七情易傷及五臟，而歸本於心，因而治療情志損傷好脾肺腎之病，必兼心臟施治，始為得法。此外，在治虛勞方面重視脾腎及善用調肝養陰，為其特點。伯雄孫費繩甫繼承家學，擅治雜病，尤以虛勞、調理病居多。他治病兼取東垣丹溪二家之長，認為東垣補陽，丹溪補陰，是治病兩大法門，不可偏廢。對虛勞病宗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說，但避免應用苦寒傷陽之藥。遇有脾胃虛弱的，則用培土生金法，宗東坦補土學說，但慎用升提燥烈傷陰藥。費繩甫並認為，東坦雖重脾胃但偏於陽，清初醫家吳師朗補脾補陰法，實能補東垣不足。丹溪雖補陰，尤重在補腎陰，但弊在苦寒滋膩。他主張脾虛補脾，腎虛補腎，惟必須胃氣調和，因胃關係人分身氣血，至關重要，若胃氣不和，則滋補腎陰徒令凝螮，溫補脾陽反劫胃陰。因此，見有胃陰虛的即養胃陰，胃氣陰並虛的，養胃陰兼益胃氣。正是由於他繼承了李朱二家及吳師朗、費伯雄的學術主張，在虛勞方面以清滑潤平穩為主。能獨樹一幟，取得較好療效。（近代中醫流派經驗選集·孟河費繩甫先生的醫學理論和治療經驗，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76～177）。清末民初受西醫學影響，當時通常以肺結核病比附中醫的虛勞病，從今衍生出肺癆、癆病、肺病等名稱，並有《肺病論》(1914年葛廉夫、葛蔭春合著)、《癆病指南》(1920年秦伯未撰)、《虛勞研究》(1936年朱振聲編)等著作出現。
唐氏在《血證論》中以陰陽學說為綱，對水火氣血的相互資生相互聯繫進行了精闢的論述，為血證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他指出；「人之一身不外陰陽，而陰陽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氣血，水即化氣，火即化血」（唐容川：血證論·卷一·陰陽水火氣血論，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
對於血證的治則，唐氏以抑氣降逆為指導思想，主張宜用下法、和法而禁忌汗法、吐法。他說，血家最忌是動氣亡陰，發汗則氣發泄而血隨氣溢；吐法則助其逆勢而氣上不止。宜用下法以折其逆氣。同時，血證氣盛火旺居多，下法兼窩「上者抑之」，「急下存陰」之意，攻之即補之。當然，如實邪久留，正氣不支，或大便溏瀉，則只可清潤降利，不宜峻下。至於和法，尤為治血證第一良法，使其陰陽表里寒熱氣血水火相和。四法之外又有補法，當根據血證宜忌而斟酌用之。
在具體治法方面，唐氏提出「止血」、「消瘀」、「寧血」、「補血」四法，既是治吐血的法則，也是通治血證的大綱。凡血證驟作，奔涌不止，此時惟以止血為當務之急，止血之法雖多，而以降氣為先，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血既止之後，其經脈中已動之血不能復還故道。留著於軀體四肢經絡肌腠，壅塞氣機，久則生變，且經隧中，既有瘀血踞住，則新血不能安行無恙，復增吐溢的危險，故以消瘀為第二法。血止瘀消後，又恐血再潮動，故以寧血為第三法。血之所以不安，皆由氣之不安，寧氣即是寧血。最後用補血法，因去血既多則明必虛，陰者陽之守，陰虛則陽無所附，久則陽隨而亡。故以補血法療虛補損，修復創傷。不僅補法是顧虛，即止血消瘀也是恐其久而致虛，故使邪速去。用止血藥往往兼顧消瘀，消瘀實寓有寧血的作用。寧血能消除或減少重複出血的危險，也蘊有止血和補血的含義。這樣四法參合運用於各種血證的不同階段，圍繞止血復正這一原則，終始貫穿，前後呼應，使血證的治療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另外，在血證中歸納出「血上千」證治十四條。「血外滲」證治七條，「血下泄」證治六條，「血中瘀」證治五條，及「失血兼見諸證」四十條。並解析古今方治二百餘首，對於血證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隨著醫療實踐的不斷深入，人們對疾病的認識逐步深化，對人體某系統疾病及某系統單個臟器或相關臟器病變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如對肺病、肝病、肝胃病、脾胃病的有關專著與論述的出現，是這一時期雜病研究的特點之一。近代王泰林，字旭高（1798～1862）江蘇無錫人，善治雜病。所撰《西溪書星夜話錄》(1897年)「肝症論治篇」有治肝卅法，為其畢生功力所聚，對肝病證治頗有心得。他認為肝病最雜而治法最廣。因肝主藏血，體陰用陽，全賴腎水以涵之，營血以濡之，肺金請肅之令以平之，脾土生化氣血以涵之，才能遂其條達疏泄之性。故他臟病變皆可以影響肝臟而發生肝氣、肝風、肝火等疾患。並以此為綱，分別論治。如肝氣證治條列疏肝理氣、疏肝通絡等八法；肝風證治列舉熄風和陽、熄風潛陽等五法，肝火證治則舉出清肝、瀉肝等七法。各法分別指出適應證與當用藥物。肝氣肝風肝火既有不同表現，但在疾病過程中又往往交錯互見，相互影響。因此，除上述諸法外，又立補肝、鎮肝、斂肝、平肝、散肝、搜肝，及補陰補陽、補氣補血等法，使治肝方法更為全面。
費伯雄十分重視對肝臟的調治，他認為肝臟和營血有者密切的關係。而營血的不足是肝臟病變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在臨床上善用調營治肝，以治療一般虛怯症和危急重症，費氏的治療思想主要體現在《醫醇剩義》中的二十餘首處方和費氏醫案中。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風法、清肝瀉火法、溫肝散寒法、補肝養血法、肝膽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既有針對肝臟本身的，也有結合其他臟腑的治法，提綱挈領地反映了肝臟病變的臨床特點和傳變趨勢。費氏治肝方劑均來自醫療實踐，配伍嚴密，值得探討。丁甘仁擅治雜病，對治肝素有研究。後人整理他的醫案，將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藥歸納為十法。計有養肝熄風、柔肝養血、涼肝滌痰、滋肝潛陽、清肝滋腎、泄肝和胃、疏肝理氣、疏風明目、清肝降火、清肝化濕等。1931年趙樹屏撰《肝病論》，淺近易懂。
外科
一、外科名家與醫著
此期外科名家輩出，較著名的有馬培之、余景和、高思敬、張山雷等。
馬培之(1820～l898)，字文植。江蘇武進孟河人，精於外科，對內科、喉科也有很深造詣。光緒六年（1880年）進京為慈禧治病，由此醫名顯赫。他將自己平生常用驗方、外用藥，以及膏藥的配製法，有關分科器械的使用等，總結寫成《外科傳薪集》(1892年)，內容簡明扼要，切合實用。又撰《馬培之外科醫案》(1893年)，記載四十二種外科病症治法，介紹臨證經驗。所著《醫略存真》(1896年)則「但取經言不詳，前哲不道，創為論說」。全書一卷，首列其祖父馬省三外科專論十六則，繼為本人數十年臨證心得。書中所論以外科為主，兼融眾科，並收裁了不少馬氏創製的效方。此外，又對當時廣為流行，且被瘍醫奉為枕秘的《外科證治全生集》作評註、補充及修正，對後世影響較深。余景和(1847～1907，字聽鴻)，內外科造詣精深。他主張外科醫生要熟悉脈診和方藥，內科醫生也要學習刀針手法。這樣，當遇到內外兼證時，醫生可以始終一貫地調治，不必更換其他科醫生，患者從而受益。著有《外證醫案彙編》（1891年），合青浦陳學山等外證醫案七百二十六首，以及余氏自己的部分醫案。研輯方案以內外兩科兼症者居多。治法精當，示人以法。高思敬，於內外兩科研究皆深，本內科之理，治外科之症。光緒十三年(1887年)主持天津養病醫院外科醫事。將日常所治諸疹以及有效方藥別類分門，著為《外科醫鏡》12卷(1900年)。
張山雷，嘉定(今屬上海市)人。初學內科二年，後從同邑黃牆朱閬仙氏學外科。朱氏五世業醫，頗負聲望，山雷為其得意弟子。弦氏著述頗豐，其外科代表作《瘍科綱要》(19l7年)說理透徹，融會中西，所述方藥皆切實可用，對後世影響頗深。《瘍科綱要》共二卷。分四章。第一章總論，詳述外瘍的不同症状和膿血滋水形質的辨別。第二章為脈狀，論述各種脈象與外瘍的關係，合理進行辨證論治。第三章為治瘍藥劑，既論內服，又述外治，退消、行氣、治痰、清熱、理濕、溫養、補益、提托、養胃等法均有論述。第四章膏丹丸散，介紹敷帖吹摻及內服方凡66則。張氏在書中試以西醫理論闡釋病機。書中所裁「鋅氧油膏」、「樟丹油膏」，「水楊油膏」，既用西藥鋅氧粉、水楊酸及軟膏基礎劑凡士林等，亦用中藥東丹。梅冰之屬。此外如碘酊、石炭酸等西藥均收載入書。在「洗滌諸方」中對消毒滅菌亦頗重視。
梁希曾：治頸癘尤擅。著《癘科全書》（1909年)凡一卷。全書對癘證辨治系統全面內外結合，治法獨到。尤其外治法中多為經驗秘方。是書為治專著，頗有影響。許半龍(1898～1939）著《中國外科學大綱》（1926年），分上下卷。此外，劉吉人著《外科學講義》，對一般外科病及梅毒加以論述，並對當時好用輕粉等劫藥治療梅毒的弊病給予有力批判。
皮膚病、性病著作，如惲鐵樵的《梅瘡見垣錄》，陸清潔的《皮膚科》，《性病科花柳科》，茹十眉的《皮膚病》、《性病》，秦伯未《花柳科學》，朱振聲《淋濁自療法》，俞慎初的《中國麻風病學》等。
近代時期中醫痔瘺逐步發展晚為專科，如江蘇痔科專家丁澤民，從高祖丁錦楠，祖父三祝，父輔廷，幾代行醫。（1914～1974），丁擇民懸壺揚州、南京，秉承家技，治療痔瘺，療效顯著。後又對傳統的外用含砒枯痔激進行改進。痔科名醫林墨園（1898～1974）浙江平湖世醫，少隨父習痔科，先懸壺於鄉邑，後轉至滬上開業。精於痔科，醫治痔瘺以傳統或線療當為主，早年即採用西藥局麻醉，改進手術方法，縮短療程，提高療效，名噪一時。認為根治肛瘺，關鍵在於找到內口，並加以正確處理。以上諸家的研究，均為所論各病的進一步專科化，打下了一定基礎。
此外，鄒漢璜的《瘡瘍》，曾懿的《外科纂要》。顧鳴盛的《中西合纂外科大全》，鄒岳《外科真銓》，凌曉五《外科方外奇方》。鄒存淦《外科壽世方》。余無言的《實用混合外科總論》及《實用混合外科學各論》等，均有一定影響。
二、外治法與外科手術法的豐富
這一時期外治法有重在發展，對內病外治作了大膽嘗試。吳師機《理瀹駢文》(1864年）對清以前處治法作了一次系統總結，是中國醫學史上的第一部外治專著敷貼膏藥廣泛應用，使得膏藥研製更為精良，從而促進外科診療水平提高。
外科手術療法較前也有進步，從有關施行手術案例記述來看，近代中醫外科手術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余聽鴻氏《診余集·外科醫案》「截臂」節詳細記載了手術截肢一案。隨著手術進步，手術器械亦有發展。
在諸多醫家努力下，這一時期外科有長足進步。雖面臨醫外科挑戰，但其豐富的內外治法，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和競爭力。
骨傷科
近代骨傷學的發展，受近代西方醫學傳入的影響，除在其原有體系中不斷進步，產生一批著名醫家與醫著外，同時開始吸收西方醫學長處，融於傳統骨傷科醫學體系之中。臨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傳統中醫骨傷科的進步
近代中醫骨傷科理論的發展，以唐宗海倡導的治骨傷血證的止血補氣，祛瘀生血和消瘀定痛、通竅活血之法則，對後人影響最大。
在近代，中國人民飽受外國列強之欺侮。伴隨著反抗鬥爭和保存發揚光大國術的需要，習練武術成為時尚，出現了一批武術大家，而武術與正骨手法之間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傷科專家杜自明即自幼習武，宗少林派武功，以猴拳見長，得家傳傷科秘方，二十六歲即懸壺濟世，所愈跌打損傷者難計其數，尤以手法治療筋傷最為擅長，名震天府之國。武術大師王子平(1811～l973）不僅堪稱武林泰斗，亦為北方武林傷科流派之一支。他6歲習武，精通各門拳術對傷科正骨也廣采博收。在手法治傷中熔擒拿手法和正骨手法於一爐，並將導引與武術相互滲透、融會貫通，倡導手法與練功的有機結合，在學術界獨樹一幟。王氏正骨手法的特點是：重視經穴，注意點麵線相結合，鄰近取穴和循經取穴相結合，突出體現了中醫整體觀的原則。在具體手法的施用上，王氏強調武術中的剛柔相濟、以柔克剛，要求達到「機觸於外，巧生於內，手隨心轉，法從手出」的境界，主張用寸勁、巧勁，反對用拙力和暴力，使力的應用如「似棉裹鐵」一般滲透到患部的深層。至於對關節的「拔伸」、「捺正」、「項」的手法，王氏則擅長以拳諺中的「四兩撥千斤」的巧勁來施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中西醫學在骨傷科的融合
合信氏的《全體新論》就受到中醫骨傷科醫師的重視，尤其是其中關於肌肉、韌帶等知識，更直接為一些開明醫生所吸牧。如王子平就很重視西醫的骨骼解剖及其肌肉、韌帶的有關知識，他所倡導的手法治療要重視點、面、線的結合，就包括了肌肉群、肌肉起止點及韌帶的有關知識。他認為，只有廣泛吸取新的知識，才能發展中醫傷科學。
進入20世紀，諸如X線等物理診斷技術的傳入，引起醫學界的廣泛重視，當時在上海等大城市裡有條件的中醫骨傷醫生，都儘可能的吸取X線診斷知識，利用X光拍片來診斷疾病，大大提高了骨傷病診斷的準確性。同時傳統的診斷技術仍有著廣泛的實用性；正如20年代即懸壺上海的十五世傷科傳人魏指薪（1894～1984）所言「X線攝片是重要的，必須的，但不能完全依賴它。有的骨裂或骨錯縫，在X線片上由於攝片時的體位關係或其他因素等，往往不能得到正確的反映。」而魏指薪則能結合豐富的臨證經驗用觸摸的方法予以診斷。可見，中西醫在骨傷學內的碰撞是和緩的，中醫既注意吸取西醫之長，同時也注重發揮中醫骨傷學幾千年豐富經驗之優勢，這樣和緩而理智的碰撞，為以後骨傷料中西醫結合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三、傷科名醫與名著
近代是中醫骨傷科發展史上一個值得重視的時代，一方面是骨傷名醫輩出，一方面是骨傷專著增多。如江考卿的《傷科方書》（1840），趙濂的《傷科大成》（1875)，趙廷海的《救傷秘旨》(1852)，徐英的《接骨全書》（1883）黃虎臣傳述的《黃氏青曩全集秘旨》，劉澤一的《正骨秘法》(1922)，季愛人的《中醫傷科病理學》（1922），董志仁的《國醫軍陣傷科學概要》（1935）等，有數十種之多，其中既有對中醫骨傷理論的整理與發展，也有對世傳傷科治療經驗的繼承和宏揚，對中醫骨傷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趙廷海（1821～1861），字蘭亭，浙江天台縣人。少好勇，薄游四方，遇技擊之良者，必上而請教焉，同時注意收集關於治療跌打損傷的民間經驗秘方。《救傷秘旨》內容豐富，有拳擊傷、骨折的處理步驟和治療方劑，包括各種傷損重症的鑒別診斷，以及開放性創傷的處理和近20個部位骨折的整復固定方法，還有34個大穴傷損的治療方藥，治療創傷骨折的驗方14首，「十二對氣血流注歌」以及前人「王瑞伯損傷用藥論」等。特別對整復後固定論述最詳，頗多新見，如：對於頸椎骨折脫位損傷者，用「絹兜牽引複位固定」治療；在對足踝關節損傷整復後的固定中，趙氏使用了超關節固定法，所謂超關節固定法，其具體做法是；「用布兜掌前，繫於膝下，令腳不直伸下，仍令腳掌時時伸屈。」趙氏還十分重視早期的功能活動鍛煉，指出：骨傷後「要對常屈伸……漸漸習試，方是活動原歸」。就是重視早期功能煅煉的具體體現。趙氏還討論了筋骨骨折是否需要複位的問題，他認為「兩助筋骨斷者，不必夾縛」，這是由於肋骨骨折即使有明顯移位，但在複位後既無法獲得有效的外固定，又無必要採用內固定，因此肋骨骨折的複位在多數情況下則為多餘，故趙氏不主張對肋骨骨折複位是符合實際的。由此可見，《救傷秘旨》中論述的許多行之有效的骨折治療方法，不僅是對前人經驗的總結提高，而且對於今天的骨傷科學也很有啟示意義。此外，對於骨傷的用藥，趙氏主張：在整復固定前用麻醉鎮痛藥物，如消風散、住痛散，甚則可加痹藥（指貝烏、草烏等鎮痛麻醉藥）。整復固定後用活血住通散等活血通絡，以促進骨傷的早日癒合。
石氏傷科是江南傷科的一大流派；肇始於石藍田(江蘇無錫人)，奠基於石榮宗（字曉山，1859～1928）。大約於1870年由無錫遷至上海，不久即聞名遐邇。作為石氏傷科的奠基人石曉山，自幼得父所傳，兼習針灸、外科，19l2年內戰發生之時，這救護總隊長，治傷活人不計其數，還任中國紅十字總會特別委員。曉山最服膺薛已「十三科一理貫之」之說，並進而從一般理論書籍及各科專著中，尋其一貫之理用之於傷科，擅長於傷科內治，每起沉痾，形成了石氏傷科一大特色。石筱山（1902～1964）秉承家學，侍診於父親石曉山先生案側。l924年正式懸壺。筱山總結其治骨傷手法概為「十二字訣」；拔伸捺正，拽捏端提，按操搖轉。他主張「理傷僅用外治，氣血難復，恢復不易；僅用內治，則筋骨不正。理應調氣血，壯筋骨，內服外敷，針刺手法，夾縛活動，相互參用，使療效顯著，而少後遺、複發之虞」並強調理傷宜氣血兼顧，卻以氣為主的觀點。其擅長治療腦震蕩，就是貫徹了這一觀點而取效。石筱山認為：腦震蕩乃頭部內傷為多，多以內治，筱山經驗，早期以柴胡細辛湯升清降濁，化瘀寧神；中期用天麻鉤藤湯合川芎茶調散，平腫息風，活血養神；未期視體質強弱，與補中益氣湯冀其恢復。筱山晚年，除診務外，潛心整理文獻，研究理論，並對傷科的史略、病因、證治等深加探討，發表《從醫史中認識祖國傷科的成果》，《祖國傷科內傷的研究》、《腦震傷在理論探討》等論文10多篇，不僅對石氏傷科流派的發展，亦為中醫傷科學的進步做出了很大貢獻。
婦產科
一、晚清醫家有關婦科病的論述
包岩(字蘅村)，浙江湖州人，於1903年著《婦科一百十七症發明》。包氏對當時婦女所受形體之苦深表同情以經脈循行營運的原理說明纏足對女子的戕害，提倡天足，並從強國強種的意義與高度呼籲對婦女進行保護。他所編撰的《女科一百十七症發明》原書是竹林寺女科著作系統的一個刊本。竹林寺女科是浙江蕭山縣竹林寺僧撰寫的女科著作，自清初以來流傳甚廣，形成近代一大女科著作系統，並和紹興錢氏女科、嘉興陳氏女科、寧波宋氏女科合稱「浙江女科四大家」。包氏在本書中詳細闡明婦科辨證用藥的機理，凡有心得，則在症下列「發明」一節以作論述，多能曲暢旁通。1909年陳蓮舫（秉鈞）纂《女科秘訣大全》，一名《女科實驗秘本》，共分經脈（包括經帶病）、胎前、臨產、產後、雜證五卷。每病先引經典或前人論說，備述婦女病原，繼參按語，殿以方藥，次序井然，理法方藥咸備。此書雖述而不作，但作即在述中。搜羅全面而又精萃，且貫穿著蓮舫本人的學術見解，有益於後學。
二、民國婦科醫家與著作
近代醫家顧鳴盛，字濱秋，江蘇無錫人。曾問業於丁福保，通中西醫學，在發起組織醫學團體及主編醫學期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西合纂婦科大全》（1918年）一書，共七卷，分調經、雜證、胎前、產後四門，予目一百七十餘節。每節詳論病源，分列「中醫學說」、「西醫學說」，二者比勘並觀，頗能互相啟發。嚴鴻志，輯著女科三種：《女科精華》、《女科證治約旨》、《女科醫案選粹》、合《感證輯要》為《退思廬醫書四種》，刊刻於1921年。其《女科證治約旨》凡四卷，在婦科診斷方面較他書為詳。作者認為婦女每多隱疾，羞愧諱言，非神乎四診，不能得到其病源。因此在婦科問診方面，一問口渴，二問二便，三問經帶，四問胎孕，五問產後；此外，如按臍間動氣以診沖任脈等，都體現了婦科特色。他主張「醫藥固須對證，而手術亦不可少。此產科學之所以宜兼講手術也」。
清末民初醫家陳稚泉(約1860～l930)對於婦科疾病因根據不同性格、體格類型予以不同治療方面較前人更為重視。如他在所著《婦科心得》(1924年)調經門「不及期而經先期」項下，將該證按「賦性溫和」、「性急躁多怒多妒」等不同心理類型，「形瘦」、「形胖」等不同體格類型予以不同治療，併兼顧既往近代西醫書刊的出版和醫藥學術團體病證用藥情況。
朱南山（1872～1938）晚年致力於婦科，重視婦女婚孕育產和經帶腫瘤等方面的保健防治及有關的胸腹診斷。曾手訂婦科要訣以為門人法式；「一問年月二問經，及笄詳察婚與親；三審寒熱汗和便，四探胸腹要分明；頭痛腰酸多帶下，味嗅辨色更須清；五重孕育胎產門，崩漏注意腫瘤症；六淫七情括三因，八綱九候祖先問；本病雜症弄清楚，十全診治方得准」。他和嚴鴻志一樣，認為胸是「虛里」的所在，欲辨別宗氣的虛實，是必須診察的；腹是沖任所在地，欲辨別孕育和瘕的病症，確定腹中胎兒生長的情況，也必須觸按。為了準確地了解病情，得其究竟，他能突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必要時從事胸腹的切診。此外，在女子肝氣鬱結診治方面，重視以乳脹為主要徵象。陳筱寶(1872～1937)專長婦科，對宋代名醫陳素庵《婦科醫要》深有研究，診病亦注重根據婦女特點進行四診。善於體念病者精神所苦，勸喻譬解，以精神勸慰與藥物治療兩者結合，多獲良效。其學術見解，強調病人以元氣為本，元氣充沛，人體自能調節卻病。婦科以調治血分為主，雜病以調肝為中心環節。滋血宜取流暢，行瘀宜取和化，順氣應取疏達。清不可寒涼。溫不宜辛燥。這些都是在前人論述基礎上結合臨床的經驗之談。對於崩漏，主以塞流、澄源、復舊三法次第治之。張錫純一生治驗中有關婦科方面的案例頗多。後人從其《醫學衷中參西錄》中輯出《女科要旨》三卷，涵括了女科醫論、醫話、醫方、醫案多方面內容。張山雷《沈氏女科輯要箋正》，作為浙江蘭溪中醫專門學校婦科讀本，後經多次印行，並於1934年重加釐訂。
單以產科鳴世者以下幾家。
《宋氏家傳產科全書秘本》。據一九五一年《鄞縣通志·文獻志》甲上《人物》—《藝術紀略·宋氏女科》：「宋氏本鄞世家，前清有北川者，始以女科為名，著書一，頗出入《濟陰綱目)。其後入曰紫清者，刪繁就簡，別有《秘錄》，均未刊行」。《寧波府志》也說「宋北川，清代浙江寧波府人，精女科，有名於時」(浙江方言，博、北同音)。民國慈溪名醫馮紹蘧於業師陳虯處得《宋氏博川產科全書》，而陳虯又得之甬江範文甫。後經馮氏編纂重訂，共分四卷。卷一是宋氏產證論，卷二是宋氏方目，卷三是馮氏所著宋氏方評，卷四乃馮氏增輯的摩勞及產後效方。馮氏病時入襲西醫之皮毛，昧中醫之神髓。他雖然佩服西式產醫器械的精良和手術術敏捷，但又稱讚中醫產科祟尚自然，順應天地造化與人體天賦之本能。認為宋氏產科對於難產及產後各病莫不條分縷述，靡然無遺。他說當時西醫產科分娩後，將產婦中惡露擠壓殆盡，復以藥水滌之，繃帶扎之。產後雖無臍腹攻痛及惡露上沖之患，擔身體贏弱的產婦，每因去血過多而難以康復或發生變證。不如中醫產後用生化湯祛瘀化新，並能順應血行之路以杜絕賊風細茵外侵產戶。本書主要論述產後諸病，即以加減生化湯為主，因此方「視病加減，竭盡生化變化增損之能事，宜其收十全之效也」（近代中醫珍本集·婦科分冊，浙江科技出版社，1989）。張曜孫著有《產孕集》二卷，共十三篇。在具體孕期保健方面，既重視先天也重視後天因素，並指出孕期不可太逸，不可太勞，冬毋太溫，夏毋太涼，食毋過飽，飲毋過多等原則（「孕忌第四」）。重視產後精神護理方面，重視產後調攝，提倡母乳餵養。曜孫的這些論述對於優生優育、圍產期保健及減少難產等方面，有一定指導意義。包誠補遺，增加了治法方藥。
近代時期婦產科有名醫家及有影響的著作尚有寄湘漁父《達生保赤編》(1886年)、程門雪《婦科學講義》、惲鐵樵《婦科大略》、秦伯未《婦科學》、時逸人《中國婦科病學》等。
兒科
一、嬰幼兒調護與疾病治療
關於斷臍，在古代醫家認識到斷臍不潔易致危害，因而主張燒斷、烙臍、鐵器水煮等基礎上，近代醫家多提倡新法接生，用消毒利剪斷臍，不可過長過短，覆以紗布藥棉。如吳克潛並主用枯礬末、松花等摻臍上包裹，中西結合，十分妥貼。對臍風原因，吳氏認識到是因斷臍不慎，水濕寒氣入侵；或手術不潔，包紮不慎，微生物侵入。治法推崇燈火（火焦）法，認為其原理「全在藉其暖氣以溫通殺菌」，頗為適用。
此外，張振鋆編撰的《鬻嬰提要說》(1889年)是論小兒調護的專著。
二、痧痘
痧痘即麻疹與天花，或作痘疹，對人體尤其是小兒危害甚大，自古有「走馬看傷寒，回頭看痘疹」之說，形容其瞬息萬變。中醫對這兩種急性傳染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近代尤其達到頂蜂。其觀察之細緻，經驗之老到，洵屬千餘年乃至數千年功力的積聚，也是中醫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對此二病，近代除兒科著作中多有論述外，一般綜合性醫書也每涉及，此外，僅這方面的專著即有120餘種，多數是痘疹合論，也有部分是專論痘瘡或專論麻疹的；可見醫家對此之重視。
麻疹
又稱痧疹，或名瘄子。關於本病的專著，有安徽太平沈望橋撰述的《經驗麻科》，江蘇揚州葉霖撰寫的《痧疹輯要》等。沈望橋精兒科，對麻疹尤為擅長。此書內容豐富，雖然在理論上發揮不多，但經驗確切，是一本臨床心得之作，如他將治療藥物分別為升降兩種趨勢，「麻疹未出，升發為先」，「凡治瘄之法，三日宜升，四日宜降，倘誤降者，則不治也」，具一定指導意義。葉氏《痧症輯要》以「痧疹」為名，為記述小兒麻疹的專著，但不少地方亦每痘疹並論，且引進西醫新知。這一時期對麻疹的病因、病機、辨證論治、預防等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錢今陽對麻疹的病因作了分析。古人有將其分為胎毒蘊於肺脾，外感引發；肺胃蘊熱外發；天行時毒等三種。錢氏在肯定本病均屬熱性傳染病的同時，認為第一種為正痧；第二種為風疹，有別於麻疹；第三種屬疫痧，當指麻疹中發熱較重，傳染較烈的一種類型。並將麻疹與傷寒、感冒、天痘、水痘、猩紅熱等病分別作了鑒別比較。吳克潛認為麻疹與痘疹的區別在於「痧疹之伏毒較淺，痘疹之伏毒深藏骨髓而發動於腎」，「痧喜清涼、痘喜溫暖」在辨證論治方面，錢今陽結合中西醫認識，將本病分為潛伏期、前驅期、發痧期、衰退期、恢復期五期。對麻疹全病程中症状之描述，機理之闡發，治則方藥之運用，險逆並症之處置等一氣貫通，融合無間。秦伯未則將此病分瘄前、瘄潮、瘄後三期，每期症治後附以總結性的「雜論」，為前人理論與經驗的積澱。觀察細緻，應變多方，均反映了此期臨床的新水平。惲鐵樵《保赤新書》(1936年)主要敘述痧疹與驚風二病。他認為痧子病狀初期以咳嗽、發熱、心裡難受為主要症状。其逆證有三：一為氣急鼻扇，是氣管、支氣管等呼吸系統的炎症，治療當驅逐風寒。二為高熱無汗，鼻旁口唇發青，手足冷。為表閉，正氣不能勝邪，病毒內攻。三為熱毒內陷，大便泄瀉。此時當區分寒熱予以不同治療。惲氏因子女夭折而發憤學醫，他在研究兒科疾病時有很多切身體會，所論也較通俗易懂，在當時影響很大，但偶有以偏概全之處。
預防麻疹方面，在傳統的解胎毒等方法外，葉霖提倡用《泰西方鑒》介紹的種疹法。即用患者血液涕沼蘸棉插鼻，或貼於皮膚；或以患者貼身衣物遍摩種者之身。謂可將命門伏毒由臟腑而引出肌肉，達到預防目的。其法實際是從中國人痘術脫胎而來。
痘
關於痘瘡即天花的病因學，吳克潛不廢舊說，仍主以膝毒與時行結合。「考痘證之原，由於先天，蓋當成胎之時，父母慾火之遺毒蘊藏於胎兒骨髓深處，觸於歲時流行之毒，即感之而外發」。故母體胎教很重要，遵守與否可減輕或如重痘症發作時的病情。
錢今陽一方面吸取西醫知識，認為天花病因為一種病原體，並將天花傳播途徑歸於空氣、接觸、胎盤血行；另一方面從中醫傳統認識出發，主張以先天病毒(胎毒)為主因，而以感風感寒為誘因。
此期關於痘證的診治充分體現了中醫辨證論治的高水平。秦伯未（1901～1970）《幼科學講》將痘瘡發熱期、放點期、起脹期、灌漿期、結痂期、對本病的進程、症状、治療、救逆等作了規律性探索。吳克潛認識到痘證證情兇險，變化多端，治痘應根據不同時期，隨機應變。並指出治痘有常有變，不可執一而論。總之不論痘證證情如何複雜曲折，變化如何迅捷多端，中醫都有成法可依，為人類疾病治療積累了寶貴財富。中醫不但發明了人接種痘術，而且在牛痘的宣傳普及、傳播推廣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撰書介紹、理論研究、設局傳種以及親自施種等。總之，引毒外出，是這一時期醫家對種痘以及牛痘機理的普遍認識。此外，對選苗、蓄苗、適種時間、種後調攝以及顧及餘毒等方面，都通過親身實踐，提出自己的見解。
三、兒科特色醫著
何廉臣《小兒診法要義》是小兒病診斷學的專著。此書內容廣博，立論精要，對小兒疾病無論是臨床診斷，還是理論研究，都具較高指導意義。
楊鶴齡(1875～1954)，廣東省大埔縣人。其父楊繼香業醫，任職廣東省城各善堂及育嬰堂官醫生。鶴齡自幼研讀醫書，17歲考取醫官，並於1907年其父歿後接任廣州東山育嬰堂內兒科醫生職。民國後自設診所。日診幼兒二三百人，晚年整理臨床心得，寫成《兒科經驗述要》(1949年)一書。
其書繼承程康圃兒科八證說，並有所補充和發揮，共列證十八。辨證方面以精確為要，注重實效。如咳嗽一證，指出風熱咳嗽與燥火咳嗽最為常見，治則強調理熱痰在肺，理寒痰食痰在胃。在兒科證治中專辟小兒濕溫一類，既考慮濕溫特點，主張初起以滲濕清熱為主，又顧及小兒肝常有餘，熱邪容易引動肝風，而主加入平肝退熱之品。
在具體治法方面，擅用封臍法、燈火療法等外治法，善用素馨花、南豆花、白蓮花、臘梅花諸花藥，取其芳香輕透，協同諸藥使邪從內達外，又無苦寒攻伐之弊。還常用廣東土藥如禾秧芽、苦瓜干、野芋頭、蔗雞(甘蔗節生出的嫩芽)、咸竹蜂、象牙絲等，既符合地方特點，又有簡便廉驗的效果。
楊氏在育嬰堂任職六年，其間留醫病嬰多屬危篤重證，對於嬰兒病期各種表現和藥效有深切體認，如有急症，即行施治，等於在醫院搶救患兒。他重視醫案總結，雖存案不多，但彌足珍貴，其實近代大量危重病人的搶救工件都是由中醫承擔的。楊氏在這方面的經驗，反映了中醫搶救治療危篤重證的成就。
針灸科
自1822年清太醫院取消針灸一科後，針灸的發展受到了很大阻礙，但由於針灸本身具有廉、簡、便、捷、驗等優點，因此很受勞動人民的歡迎，不僅能保存於民間，同時能有所發展。如「太乙神針」法，就是由明代的「雷火針法」發展而成，初現於康熙年間，有韓貽豐著《太乙神針心論》(17l7)，惜書中未載組方和制針方法，故流傳不廣，至雍正年間(1723～1735）經范培蘭努力推廣頗具療效，得以流傳。咸豐年(1851)之後，不斷有新法創用，如面碗灸、銀盞灸，使藥力更集中、應用更安全、療效更可靠。並對後世器皿灸的應用產生了重要影響。辛亥革命維翻了清朝統治，舊的禁令被解除，針灸學獲得較大發展，出現了一拙著名針灸學家及百餘部針灸專著，創辦了針灸教育和針灸研究的學術團體，普及針灸知識，推廣針灸技術。
一、著名針灸學家
趙熙(1877～1938)，字輯庵，山西代縣人。臨證治療針藥並用，被譽為「三晉名醫」。1923年刊行《針灸傳真》8卷，成為辛亥革命後刊行的第一部針灸巨著。
朱璉(1909～1978)，十七歲時學習西醫。抗戰中進入解放區從事醫療工作，1944年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號召，在延安拜著名針灸醫師任作田為師學習針灸，並首先運用唯物辨證法，結合西醫理論加以整理研究，於1948年著成《針灸學講義》，使用於華北衛校。此書後來被修訂為《新針灸學》刊行。是運用最新科學觀點和方法，探索提高針灸技術與科學原理的重要著作，先後被譯為朝文和俄文，影響較大。
二、針灸著作
《針灸集成》作者廖潤鴻，撰於1874年。該書主要特點：作者以求實態度，引錄了《內經》、《甲乙經》、《千金要方》、《資生經》等古代醫籍中關於針灸論述的精華，並在《銅人經》的基礎上，對穴位作了審慎的考證。
《刺療捷法》作者張鏡，撰於1876年。是書詳明經絡各穴，繪以總圖、治法，並編成歌訣。治療者，按經循絡，取穴刺之，於臨證治療十分便利。是以針刺療法治外科疾病的一部專著。
《中國針灸治療學》作者承淡安，初版於1931年，該書分四篇，第一篇「總論」，討論了針灸術的沿革，針灸在治療上的價值以及關於針灸的治療和奇經八脈的研究；第二篇「經穴之考證」，討論了人身度量標準，穴位的解剖部位、主治、摘要等；第三篇「手術」，敘述了針具的製造及其施針的手法，尤其強調了針刺並瀉手法的重要意義，並指出：針灸手術名稱雖多，除補瀉手法外，余不足取；第四篇「治療」，分別介紹了傷寒、溫熱病、暑病、霍亂、中風、驚風、癲狂、瘧疾等42種病症的病因、徵象、治療、助治及其預後。為精確指示穴位，不僅用西醫解剖部位予以解釋，還用點穴後的人體照片予以影印，較之繪圖更富有真實感，並在每個穴位都編寫上號碼，使人一目了然，有利於初學者。承氏以對學術極其負責的精神，不斷予以修訂，至1937年5月，短短六年中，該書連出八版，內容不斷豐富，更名為《增訂中國針灸治療學》，成為近百年來影響最大的針灸專著。
《新著中國針灸外科學》作者羅兆琚，刊於1936年。該書是補承氏《中因針灸治療學》所不及，將外科病證，分門別類，羅列靡遺，並註明其病因症状，繼則示以針灸療治之法，《針灸秘籍綱要》作者趙爾康，撰於l937年。趙氏曾協助承淡安共同創辦中國針灸學研究杜、《針灸雜誌》等，任代理總務、教授。學術上受承氏影響頗多。是書體例即仿《中國針灸治療學》，但在「治療篇」中，將84種疾病按西醫系統劃分為急性傳染病、新陳代謝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循環器病、血液及脾病、神經系統病、泌尿生殖器病和運動器病等九類，列病比較合理，頗適合西醫學習針灸和臨證參考。
三、學術研究
自承淡安於I929年在江蘇望亭發起成立我國第一個針灸研究機構——中國針灸學研究社後，就以函授通訊研究的形式在全國範圍發展社員，並創為《針灸雜誌》作為學術探討之園地。為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提供針灸臨證研究的基地，該社在1936年創辦針灸療養院，設病房、門診接待需針灸治療的患者，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後南北各地針灸研究組織紛紛成立，相互呼應，相互切磋，如：北京中國針灸學研究社、上海新中國針灸研究社、哈爾濱大成祥針灸學研究社、重慶科學針灸研究社、瀋陽同善堂針灸社、宜昌國醫針灸學社等等。這些針灸研究組織雖均為民間學術團體，但其聲勢、其工作成績，使清末瀕於消沉的針灸學再次受到人們的注意，甚至包括西醫的重視，加速了針灸知識的普及和針灸人才培養的步伐，有利於針灸學的研究。
民國時期，一些學者開始用近代醫學和科學技術來探討針灸的原理，並提出一些較新穎的見解。
在與近代科學技術結合方面，唐世丞首開先河。1934年以後，他先後發表了《電針手術及學理》、《電針學之研究》等數篇有關電針學的論著，以實驗研究為依據，介紹了電針的發明及電流對人體皮膚、神經、血管、感覺器官等不同組織的不同作用結果，探討了電針的治療原理在於：刺激作用、鎮靜作用、變質作用、流集作用、分析作用。這雖然很不完備，但唐氏創造性的研究設計及其研究成果的發表，對當時電針療法的傳播和發展，對電針原理的進一步探討，都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眼科
清末民初間，中醫事業雖倍受挫折，但中醫眼科仍有持續的發展和進步。這主要表現在對中醫眼科醫籍由博返約的整理和歸納以及中西醫眼科匯通的萌生與發展等方面。
一、中醫眼科的持續深入發展
近代眼科醫家多將重點放在對眼科醫理的整理和歸納上，以期達到提綱撮要，由博返約的目的。如《眼科金鏡》卷首開篇即以簡潔的文字將五輪分屬五臟，八廓與臟腑經絡的關係及病因學說作了簡短、精闢的總結，在各論中對每證的辨證論治則詳加介紹。《眼科菁華錄》在格局上已接近現代講義的形式。內容較系統全面，條理清晰。眼科診斷也進行了類似的整理，如白內障病，古書有圓翳、橫翳、熱翳、水翳、淬翳、沉翳。甚或順逆垂簾、偃月、聚星等多種病名。《眼科六要》則統一為「內障」一證，人們通過反覆的觀察實踐，逐漸對疾病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刪繁就簡，去粗取精，眼科病種逐漸趨向縮減，至近代約簡為四、五十種或十數門類。如《眼科切要》以歌賦形式撮簡為五十餘種常見病，《眼科六要》則概括合併為四十種眼病，《眼科菁華錄》分作十七門類，《眼科金鏡》更分內、外障兩大門類再列病種，症状描述均較以往準確簡練，辨證清晰明確。此外，黃岩所著《秘傳眼科纂要》記載了前代未見的新病種，如眼瘤、黑白混視、白仁黃赤色外障等病名，對眼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二、中西眼科匯通的萌生與發展
十九世紀初，隨著西洋醫學的滲透和傳入，中醫書籍中不斷出現有關西醫眼科知識的記載。如早期中西匯通醫家陳定泰，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就曾在廣州傳教士診所親自目睹了西醫眼科手術，他在《醫談傳真》中記載了一例青光眼減壓術，書中記述了作者觀察手術的整個過程。
近代眼科中西匯通醫家較突出者，當屬陳滋(1678～1927)。陳滋出身今醫世家，曾留日學醫，19l2年歸國，長期從事眼科醫療實踐。著有《中西眼科匯通》（1936年刊行），收載近百種眼科病，每病都冠以中西病名，並列中西兩法治療。他採集整理了大量的中西眼科醫籍資料，並進行了比較研究，「竊謂我國醫術為五行所誤，其理論不足取，推辨證授藥則已積四五千年之經驗，所得頗多……」（陳滋《中西眼科匯通》，自序，1936年上海眼科醫院版），而西醫病已有特效藥者不及十之一，藥之奏效不確者，不知凡幾，有病無藥者，更不知凡幾……。」陳氏在今醫跟科藥方整理上也做出一定貢獻，他披閱歷代眼科醫書，收集整理了眼科藥方一千多個，為歷代眼科醫書載方最多者，藥方收集種類也很齊全，有外用藥、內服藥、外洗藥、外敷藥，丸散膏丹，劑型十分豐富。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中醫眼科診所或醫院，他們試圖在臨床實踐中摸索出一套中西兩法治療眼病的經驗。如上海的陸南山、范新孚，四川的陳達夫，廣別的李藻雲，浙江的韋文貴、姚和清等。這些中醫眼科學家在三、四十年代就開始進行中西兩法治療眼病的醫療實踐活動了。較為突出者當屬上海的陸南山。
總之，民國時期眼科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依然遵循著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進而出現了由博返約的整理階段。同時它又較明顯地受到了西方醫學的衝擊和影響，從而出現了中西眼科匯通派，儘管匯通並不成功，但為現代眼科的中西醫結合提供了經驗教訓。
喉科
十八世紀中期，中醫喉科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相當成熟，曾陸續出版了幾部很有份量的喉科專著，如張宗良的《喉科指掌》(1757年)、鄭梅澗(約1727～1787)《重樓玉鑰》、《喉症全科紫珍集》等，這幾本書都系統全面地討論了喉科各種疾病的診法及治療，使喉科辨證論治大法日趨豐富。近代幾種可怕的喉科傳染病在中國大地上蔓延，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群眾的生命與健康，對此我國中醫界人士奮起努力，進行了不懈的研究探索，經過一百多年的臨床實踐，終於總結出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診療大法。這一實踐過程，幾乎貫穿於整個近代歷史時期。
一、近代喉科傳染病的流行
喉科專著的湧現喉科傳染病對人民健康危害輕重的主要有白喉及爛喉痧(或稱痧喉，即猩紅熱)。近代名醫丁甘仁自述：「行道數十年，診治爛喉痧不下萬餘人」（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近代時期曾湧現出大量的喉科專著、疫喉專書。以新版《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統計，自古至l840年以前，現存喉科著作大約有三、四十種。自1840年至1949年這百餘年間，喉科專著猛增至三百餘種，尤其是疫喉專書在短時間內大量出版，在醫學史上也較為少見，僅白喉專書自1869年第一部白喉著作《時疫白喉捷要》問世，截至l935年止，六、七十年間共出版白喉專著五十餘種，爛喉痧專書二十餘種。這說明中醫界在診療疫喉的臨床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及時調整辨證施治，出現了不少很有價值的喉科著作。
二、診治法的進步
對傳染性喉科症的基本認識
《重樓五鑰》(鄭梅澗著)，其中有一段關於「白纏喉」的論述，可說是我國最早關於白喉確切記裁，鄭氏制定的「養陰清肺湯」創立了治療白喉的基本法則。
爛喉痧一證的詳細記載可見於金保三《爛喉丹痧輯要》(1867年)一書，書中記錄了葉天士醫案一則，「雍正癸丑年間有爛喉痧一症，發於冬春之標，不分老幼，遍相傳染。發則壯熱煩渴，丹密肌紅，宛如綿紋，咽喉疼痛腫爛……」。
對傳染性喉科證認識的逐步深化及診療法則的不斷發展
自《時疫白喉捷要》問世以來，白喉專書沓踏而至。其中對白喉病因認識較有見地的當屬許佐廷《喉科白腐要旨》(1875年)，作者總結多年臨診心得，認為白喉發病不外乎內外二因，內因為病家素體肺腎陰虛，外因為感受燥氣時邪，外火引動內火，而致陰虧火熱之證，故初期治病切忌疏散溫燥之品，治宜清肺養陰。其後又有李倫青(紀方)《白喉全生集》(1882年)。該書診治細膩，以寒熱為綱，再分輕重虛實論治，共分九大證類，對寒熱錯雜證及誤治壞證的治法頗有特色。主張內服藥與吹藥並用，效果好。
爛喉痧專書的第一部著作是陳耕道(繼宣)《疫莎草》(1801年)，陳氏首次將爛喉痧病從諸斑疹中摘出。後世夏春農《疫喉淺論》(1875年)，對《疫痧草》作了發揮，對諸多變證靈活施治，條理清晰，治法較前完備。
由於白喉、爛喉痧均為急性傳染性熱病，來勢兇猛，瞬息萬變，並且初期多伴有表證，對此各醫家根據自己的臨床經驗，闡發醫理，有認為白喉不可表散，一切解表藥均在禁忌之列。有認為白喉可表散，不可升散，葛根、牛蒡可用，升麻、柴胡不可用。有認為痧屬寒濕齊或有之，香需桂枝宜在可用之列，僅需慎用。關於白喉忌表、宜表的論爭最為激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耐修予著，刊於1891年，為白喉忌表的代表著作。作者鑒於醫家常把白喉誤作風寒表證而妄投辛散之品，致使毒邪內陷，釀成危侯。特主張白喉忌表，「堅信養陰忌表四字治白喉者，歷劫不磨之論」。後世醫家張采田、朱鐵山等經過臨床實踐，認為《忌表抉微》之論過於偏頗，張采田(孟劬)著《白喉證治通考》(1901年)，糾其偏差，認為表散不可與升表相提並論。白喉初期表症俱在，即投滋陰養肺湯，豈有成理？故治白喉當審證辨脈，察之秋毫，當表則表，當清由清，藥貴神速，十不失一。
至此，醫家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求索，疫喉的辨證論治思想逐漸清晰明確起來，取得可喜的治療效果。
近代喉證診療大法已臻成熟完善
二十世紀前後，有關疫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治療法則基本完備。
《喉痧正義》正是其中一部代表作，作者張醴泉撰於1889年。書中彙集了百餘年間29位著名醫家有關疫喉的論述，其中不乏大家，如葉天士、王孟英、吳鞠通等論疫；張紹修論白喉；在每篇醫論後都綴以按語，詳如分折，當褒者褒，當貶者貶。其曰：「多讀自如……務獲真詮，自能胸有把握」。
在綜述疫喉論詒的專書中，學術價值較高的還有近代名醫丁甘仁的《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曹炳章的《喉痧證治要略》(1936年)。丁氏論治喉痧主張分初、中、末三期，訂立疏表、清涼、下達數法。考古證今，用藥審鎮，其所列藥方效果極好。曹炳章對白喉痧喉兩大病種，以比較的形式作了全面介紹，條分縷晰，一目了然。尤其治法總結的更為詳盡，分內服湯藥法與外治手術法。外治法包括提毒藥、探吐、吹喉藥等。並且還介紹了西醫的血清抗體療法。
推拿和氣功養生
一、推拿流派
正是從民間到皇宮對推拿的需求，促進了推拿一法在近代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流派。
臟腑點穴流派（略）
一指禪推拿流派
現在廣泛流傳的一指禪推拿，相傳是清朝同治年間(1862～1874)由河南擅長於一指撣推拿的「太醫」李鑒臣客居揚州時所傳。李鑒臣傳一指禪推拿與丁鳳山(道名，原名丁永春，約1842～1915）江蘇揚州西門人。丁氏善騎馬射箭，並考取武秀才，頗得李氏真傳，在江浙二省極負盛名，有傳人20餘名。丁氏一指禪推拿尤擅長治療脾胃疾患，先行醫於江都，繼開業於上海，就診者踮趾相接。為使一指禪推拿不斷光大，丁鳳山之徒王松山(道名，原玉漣，1873～1963，揚州西門人)在1920年聚丁氏傳人10餘名在上海成立了推拿研究會。參加研究會的同道每月討論一次，重在交流臨床心得和手法應用的體會，並聘有書記員擔任記錄。王松山的一指禪推拿經驗由其徒王子宗整理成《一指定禪》，為一指禪推拿的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丁鳳山之侄孫丁秀蜂，更在繼承祖傳一指禪推拿的基礎，於40年代獨創了滾法推拿，為一指撣推拿流派又添新技。到1949年，一指撣推拿醫師已有40餘人，是江浙乃至全國的一支比較有影響的推拿隊伍。
一指禪推拿強調手法以柔和為貴，柔中寓剛，剛柔相濟，操作時動作連貫細膩，雅而不俗，法之所施，使患者不分所苦。操作中，遵循「推穴道，走經絡」，以通調臟腑氣血，扶正祛邪。為此，一指禪推拿十分注意功法鍛煉，不僅要求學者習練內功「易筋經十二勢」，還要求刻苦習練各種手法，達到「持久、柔和、有力、均勻」的境界。
內功推拿流派（略）
二、推拿著作
《推拿指南》
作者唐元瑞，刊於l905年。是書7卷，前六卷乃輯前人各家所說，唯第七卷最具特色，詳論了61種眼疾的推拿手法。如：「凡眼不能遠視者，水盛而火衰也。宜補心經，補脾土，掐離宮，清腎經，掐腎節。」是我國推拿按摩史上以推拿手法治療眼病比較早的記載，並由此開闢了用推拿手法治療眼科疾病。
《黃氏醫話》
作者黃漢如，刊於1915年。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第一部推拿醫話，記載了作者本人數十年運用一指禪推拿治病的驗案和心得，介紹了一指撣推拿的來源和特點，對於後人學習一指禪推拿來有啟迪。
三、氣功養生
在近百年氣功養生的發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紀初葉在我國知識界興起的靜坐養生熱潮，出現了講靜坐的專著若干種，其中最傑出的當推蔣維喬的《因是予靜坐法》。
蔣維喬(1873～1958)，字竹庄，號因是子。江蘇武進人。自幼練習氣功（靜功），對氣功有精深造詣。1914年，蔣維喬得知日本流行「岡田式靜坐法」，很有感觸，認為這是我國固有的養生法，於是根據自身的練功體驗，寫成《因是子靜坐法》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書分為「原理篇」、「方法篇」和「經驗篇」。「原理篇」中，蔣氏運用西醫生理學、心理學知識，對靜坐進行了初步的探討，論述了人體的重心及靜字的真諦；「方法篇」中介紹了練功的要求、姿式、時間和呼吸等，提出自然呼吸(腹式呼吸)和正呼吸(逆呼吸)兩種呼吸形式，並專門論述了練功的反應(靜坐時腹內之震動)；在「經驗篇」中介紹了作者自己從幼年、青年至中年長達20餘年的練功經驗和研究心得，記有「二十餘年之研究」、「靜坐宜知忘字訣」、「靜坐不可求速效」、「震動與成效無關係」、「靜坐方睡眠之關係」、「靜坐與食物之關係」等l0節。書中介紹的靜坐方法，主要是內丹系統中的意守丹田法（著重下丹田）與調息法，但他未用鉛汞、坎離等內丹田術語，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紹，所以頗受讀者歡迎，1917年再次出版，在國內流傳很廣，使傳習靜坐法的人與日俱增，遍及全國及南洋各地。
1915年，蔣維喬在北京開始研究佛學，曾習密宗，又根據《童蒙止觀》、《釋禪波羅密次弟法門》的內容撰寫《因是予靜坐法續編》一書，該書在內容上吸收了佛教氣功的很多理論和方法，有了新的闡發，成為因是予靜坐派氣功的中堅。其核心是：系統發揮了數息觀法，這對誘導入靜和調息鍛煉有很大的指導意義。總的看來，蔣氏所言靜坐之內容，包括了內丹術、止觀法門以及各種藏密的靜功功種。所以其實質與靜功一般無二，正如他自己在《因是予靜坐衛生實驗談》一書的緒言中所道：「靜坐這兩個字很響亮，通俗易解，我也就取用了這個名詞。」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蘇無錫人，蔣維喬的摯友。於1921年編纂出版了《靜坐法精義》。
四、其他
此期講靜坐法的還有：陳乾明《靜的修養法》、楊中一的《指道真諦》、童白梅《無為靜坐法》等等。另外，由蔣維喬倡導並組織的靜坐法研究團體以及上海崇道聯誼社等群眾社團組織，更是為靜坐法的普及、推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除靜坐養生外，還有採用其他功法養生的專家和專著。如潘蔚的《衛生要求》(1858)。該書選材精要而實用，無冗繁之論述，篇幅較小而易於傳播。書中所輯入的功法，都是較有代表性的氣功方法，以「十二段錦」、「分行外功」、「內功」為全書主體，輔以「易筋經十二勢」等。清人李九華的《調氣圭臬圖說》也是一部頗具特色的氣功養生著作。書中所介紹的氣功方法新穎，是歷代氣功文獻中未見記載的一套吐納、導引與自我按摩相結合的功法，據作者所述，此套功法源出武術，似與《易筋經》有一定溯源關係。書中敘述的呼吸吐納方法也別具一格，不是以呼吸配合導引運動，而是以導引運動來調節呼吸，尤其強調呼吸自然，其呼吸幅度之大，甚至類似瑜珈術的所謂「完全呼吸」。
由此可見，通過肢體導引運動來「自然」調節的呼吸鍛練是本套功法的核心，故書名為《調氣圭臬》。據稱，此套功法「無論有病無病皆宜，有病者不必服藥，以功代藥。雖風勞鼓膈等症，行功之後，無不痊癒。若筋絡牽痛、肝氣脹疼，尤易見效。」「婦人行此，可免難產之患。」此並彙集前代氣功養生法之大全的有《內外功圖說輯要》，件者席錫藩，字裕康，號慰根，別號抱仁子，生於清末，卒年不詳。該書成於1918年，系作者「鑽研道味，十餘年……復致力於修養一端，研求內外功用，身體力行，寒署罔間」（《內外功圖輯要·陳亮熙序》），是書集歷代動功、靜功的理論與方法共二十八類，有圖123幅，分上、下兩集。上集輯錄《萬壽仙書》、《攝生消息論》、《性命圭旨》、《保生心鑒》等前人氣功文獻之精華，內容包括「二十四氣坐功圖」、「五禽戲」、「四照圖」、「八卦周天」，「諸仙導引圖」、「四季攝生論」等等。下集雜取《備急千金要方》、《聖濟總錄》、《內功圖說》、《活人心法》、《奇經八脈考》等前代醫學及氣功文獻精華，包括「八段錦導引圖」、「天竺按法」、「婆羅門導引法」、「易筋以十二勢」、「長生十六字訣」、「分行外功法」、「外功龍虎訣」、「調息內功訣」、「丹成九轉」等，確實達到了「精華薈蘋」，但編輯缺少系統及層次，較少有作者個人論述及對各種不同功法的評價，讀者觀之，雖目不瑕接，然卻無所適從，是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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