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明代臨床醫學成就
| 醫學電子書 >> 《中國醫學通史》 >> 明代醫學 >> 明代臨床醫學成就 |
| 中國醫學通史 |
|
|
目錄 |
一、內科雜病
明代是內科雜病學術全面發展並達到空前繁榮的時期，其特點，一是圍繞金元四家與古代醫學理論及醫療經驗的繼承和發展，所出現的不同學術流派及其學術爭鳴，主要是以薛已、張介賓、趙獻可等醫家所代表的溫補派對劉完素、朱丹溪醫學主張所展開的論爭，這種學術爭鳴對內科雜病學術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其二，內科雜病學家們在臨證上更為重視辨證論治理論的運用，使內科雜病辨證淪治水平較以前明顯提高，其三，不少醫家對內科雜病診治的總結與醫著空前增多，並能對臨證實踐發揮切實的指導作用。明代在內科雜病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使這門學術的發展趨於成熟，並對後世內科雜病學術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
(一)丹溪學派傳人的學術彭響
朱震亨的弟子較多，而且不乏在醫學上有一定成就與影響者，因此元末明初時丹溪學說一度頗有影響。其中素炙丹溪之門的醫家，有趙良仁、戴思恭、劉叔淵、王履等人。趙良亡所著《金匱衍義》一書，恪守丹溪家法，闡釋雜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協助其師整理《金匱鉤玄》等醫著外，自己還著有《證治要決》、《證治類方》、《推求師意》等書，對丹溪學說多有闡發，如從陽有餘、陰不足的觀點出發，更強調了「火之為病」的危害性，及進一步闡發「六郁之病」的證治等，對後世有一定影響。王履治學頗多創意，敢於大膽批評前人之說，他宗丹溪學說對東垣學說指斥甚力，王氏在內科雜病中的一個突出成就，是對中風提出了「真中鳳」和「類中風」的獨特見解，對後世影響很大。
(二)溫補學派的盛行及其對內科雜病的影響
薛已可謂溫補學派的倡導者，他在《內科摘要.脾肺虧損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當補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觀點，進一步推論說脾胃一虛則諸症蜂起。因此，他在治病時特別注重補益脾胃之氣，同時他也探討了腎命學說。由於脾腎在生理病理關係上極為密切，薛已對於以上虛為主者，主張「補腎不如補脾」之說；但當腎虛為重時，則又以補腎為先。至脾腎皆虛，則經常採用脾腎同治之法，兼籌並顧。在治則上，講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處方用藥時重視溫補，不尚苦寒。
孫一奎對命門學說有潛心的研究，提出了腎間動氣學說。他強調命門是客觀存在的，其位在兩腎之間，即命門穴所在之處，乃人身一太極，為陰陽之根蒂，造化之樞紐，是生命的原動力，在構成人體完整的生命系統中起著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視對下元虛寒的辨治，如論腎泄、癃閉、遺溺、小便失禁諸症，亦多從下焦命門著手。
趙獻可特彆強調命門之火，他認為八味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的主要方劑，凡命門火衰，不足以化水者，非此方則無以濟火。他在臨證中強調保養命門之火為治病之要義，養命門之火為治病名要義。
張介賓力倡「陽非有餘，陰常不足」的論點，既重視真陽又重視真陰，並把真陽與真陰歸根於腎命之水火。他創製的右歸丸和右歸飲，是溫補扶陽的代表方劑，張氏的溫補學說，在虛勞等虛損疾患的治療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醫家李中梓，以注重先後二天水火陰陽著稱。在疾病的論治中，特彆強調膊腎的病理變化，重視脾腎之脈，常診太溪以察腎氣之盛衰，診沖陽以察胃氣之有無。如果脾腎二脈能應手，則患者有回生之望；若脾腎二脈不能應手，則多為危殆之腹，他治先天之本，基本上繼承薛己、趙獻可的補腎之法；治後天之本，則沿襲了張元素、李杲的理脾之方。
綜上所述，溫補學派發展了易水學派的臟腑病機學說，除注重調理脾胃以治療內科雜病的積極作用外，還深入地探討了腎命學說，從真陰元陽兩個方面闡明了人體陰陽平衡的調節機制及重要意義，並於臨床實踐方面，在溫養補虛治療脾胃和腎命疾患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後世臨床各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內科雜病辨證論治水平的提高
中風：有關中風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內風」立論，明代醫家在各自臨床實踐中，對此又有新的認識。如吳昆指出陰陽異位，升降失常可以導致中風的形成。王肯堂則十分重視飲食習慣和營養成分與中風發病的關係，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發病率較高。孫文胤指出與情志、嗜欲、飲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關。
張介賓繼而提出「非風」之論，明確提出此與外風無涉，實際應該是《內經》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為「非風」。
虛勞：明末汪綺石對虛勞病機、治療和預防作了系統的論述。病機分虛勞六因說和虛勞由火說。虛勞的治療，汪氏在《理虛元鑒.理虛三本》中提出「理虛有三本，肺脾腎是也」的原則，說明了調理臟腑的重要，在預防方面，汪氏強調「六節」(節嗜飲，節煩惱，節忿怒，節辛勤，節思慮，節悲哀)，從精神因素方面做到克制和解脫，起到非藥物所能達到的治療作用。「七防」(防風，防暑，防涼，防濕，防燥，防寒，防非節之暖)，注意隨時調攝，以防時令和氣候的變化。如「四護」(保護四時賊風不從風池、風府而入；保護穢惡不正之氣不從口鼻而入)，防護於未病之時、「三候」(春初、仲夏和夏秋之交)是本病易發或加劇時期，故須嚴加註意、「二守」(服藥與攝養宜守之勿失），避免始勤終怠，延誤治療，「三禁」(用藥禁燥烈、苦寒、伐氣)諸法，都具有指導臨床的作用。
咳嗽：明代醫家對咳嗽的辨證論治有新的補充。李梃《醫學入門》首先提出對咳嗽外感、內傷的分類，為後世提供了借鑒。《景岳全書》對外感、內傷咳嗽的病因、病機、證候、治療，論述更為詳細。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臟，故以肺為本，他臟為標；內傷咳嗽由他臟及肺，故以他臟為本，肺為標。這對後世治療咳嗽有很大的指導作用。張氏還對外感、內傷咳嗽的辨證提出了若干要點。在治療上則提出內傷咳嗽以陰虛為主，治以滋陰，但見虛寒而咳嗽不已者又當補陽，以上這些論述，都從不同方面大大豐富了對咳嗽辨證論治的內容。
消渴：關於消渴病的治療，明代醫家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戴思恭注重益氣，專用黃芪飲治療三消，把益氣放在治療的首位，在消渴病的治療方面有一定的影響，李梃主張以補脾益腎為主，他在《醫學入門.消渴》中說，消渴病其本在腎，其標在肺，腎暖則氣上升而肺得潤澤，脾旺則津液自生，故強調補脾益腎的重要性。趙獻可力主三消腎虛學說，提倡治三消當以治腎為本。周慎齋治消渴強調以調養脾胃為要，並特別重視養脾陰，「專補脾陽之不足，用參苓白朮散。」
哮證：虞傳《醫學正傳》明確地對哮與喘作出了區別：「哮以聲響名，喘以氣息言；夫喘促喉間如水雞聲者謂之哮，氣促而連續不能以息者謂之喘」，從症状特點方面說明兩者的不同，明確了哮與喘的鑒別要點。關於哮證的病因，戴思恭在《證治要訣.哮喘》中，明確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說，這在哮證的病因學上是一個重要進步。
(四)豐富的內科雜病著述
明代有關內科雜病的著述十分豐富，成為這一時期內科雜病學術繁榮的重要特點之一。重要著述有：薛己《內科摘要》，是中國醫學史上最早以「內科」命名的醫學專著；孫一奎《赤水玄珠》、樓英《醫學綱目》，強調辨證論治理論的運用；虞傳《醫學正傳》，本丹溪之說而有所發揮；王綸《明醫雜著》提出「雜病用丹溪」的學術主張；龔廷賢《壽世保元》於中風預防有獨到見解；秦景明《症因脈治》強調臨證詢視證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內科雜病的診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內科雜病的專著與專篇則有王肯堂《雜病證治準繩》與張景岳《景岳全書.雜證謨》等，此外，方有執《痙書》為痙病論治專著，周履靖《金笥玄玄》為蟲證論治專著，鄭全望《瘴瘧指南》為瘧疾論治專著，龔居中《痰火點雪》、胡慎柔《慎柔五書》及汪綺石《理虛元鑒》均為虛勞論治專著等。
二、婦產科
明代醫學13科中，仍獨立設婦人科，出現了不少婦產科專著，使婦產科學有了顯著進步。王肯堂《女科證治準繩》影響較大，該書資料豐富，以薛已的《校注婦人良方》為藍本，系統總結了明代以前婦產科學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當代婦產科學的發展水平。武之望《濟陰綱目》(1620)是以《女科證治準繩》為基礎改編而成的，疾病分類條理清晰，選方實用，流行較廣。《萬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簡易的婦科著作，臨證注重觀察，方藥配伍精當，富有創新精神。《景岳全書.婦人規》2卷，立論、治法均有獨到之處。
明代婦產科學的進步還表現在，一些醫家思想解放，企圖擺脫封建思想束縛，要求給婦女患者進行客觀檢查。在一些婦產科論著中，記載了女性生殖器的構造。《女科證治準繩》記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陰di及其功能；《廣嗣紀要》描述了陰道發育畸形，明代婦產科學在經、帶、胎、產方面都有顯著成就。
(一)有關月經生理病理的論述
1、李時珍論月經生理
明代關於月經的論述，以李時珍《本草綱目》最詳，對月經周期性規律的認識也更加明確，李時珍把兩月一次的稱並月，行經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稱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稱暗經；月月行經而產子者是為盛胎，俗名垢胎。
萬全注重觀察婦女的體質、性格特徵與月經病的關係。他認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氣鬱氣逆，因而治療時應在祁血調經的同時分別加以化痰，降火及理氣。
(二)分娩臨床護理
1、選用接生人員
張介賓認為，在分娩中，接生人員對母嬰安全至關重要。《景岳全書.穩婆》指出，「凡用穩婆，必須擇老誠忠厚者」。
2、產房衛生
《景岳全書.產要》要求產房內應人少安靜、室溫適宜，通風良好。尤為可貴的是，當時致病菌雖尚未被人門發現，薛己卻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對產房空氣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黃芪、川芎、當歸等藥，置釜中水放，使藥氣散發滿室。其設備簡便，方法易行。
3、燒灼斷臍預防臍風
薛已(1487～1559)發明的燒灼斷臍預防臍風的方法，是明代產科引人注目的成就。它較宋代燒灼臍帶斷面的方法有明顯提高。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驟也更加明確。據清代《達生篇》引《薛氏醫案》稱：「兒生下時，欲斷臍帶，必以蘄艾為燃，香油浸濕。重燒臍帶至焦，方斷。其束帶需用軟帛厚棉裹束，日間視之，勿令尿濕。此預防臍風乃第一要緊事」。
(三)萬全論優孕優生
1、主張擇優婚配
萬全認識到婚配與優生的關係，著《廣嗣紀要》16卷。他在「擇偶篇」中討論選擇配偶條件時強調，婚前應考察配偶的身體發育和健康狀況。其中記有多種關於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種子學說
《萬氏女科》提出「種子」論，提出「三虛四忌」作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項，如環境惡劣、情感不暢、勞倦過度、醉後大飽等。現代醫學證明，酒後受孕可致胎兒發育遲緩，出生後智力低下；惡劣環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發育障礙。
3、養胎戒規
歷代醫家都重視孕婦的攝生養性，認為對胎兒健康發育有重要作用。《萬氏女科》對歷代養胎法進行了系統總結，歸納為六項戒規。「婦人受胎之後，所當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飲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醫藥。」
三、兒科
明代兒科學漸趨成熟，在兒科理論和臨床實踐方面，都取得了較顯著的進展。兒科名家輩出，兒科著述豐富，人痘接種術發明和應用，以及對麻疹、驚風、疳積等疾病的防治積累了不少新的經驗。
明代的兒科著作相當豐富，僅存世的就有30多種，著名的有萬全《幼樹發揮》2卷(1549)和《育嬰秘訣》(16世紀中期)；薛鎧與薛已父子合著《保嬰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證治準繩》9卷(1602)等。當時痘疹流行，研究專著甚多，約有20多種，如汪機《痘治理辨》3卷(1531)、萬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醫書中也有較多的兒科內容，如張介賓《景岳全書.小兒則》等。
明代兒科學術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結合臨床證治不斷發展的。如薛己繼承了錢乙五臟虛實辨證，又吸收金元張潔古等醫家的論說，加以總結、歸納，使原有理論進一步完善提高。在兒科理論上，萬全根據錢乙「五臟所主」說，提出肝常有餘、脾常不足；心常有餘，肺常不足；腎常虛的觀點，對後世醫家探討小兒生理、病理特點具有一定的意義。在治療上，萬全推祟李杲學說，重視調理脾胃；保護胃氣；提出「五臟以胃氣為本，賴其滋養……如五臟有病，或補或泄，慎勿犯胃氣」；這都是在前代的基礎上加以發揮而成的。
小兒指紋診法是自唐發明後一直為兒科應用的獨特診法。至明代，《保嬰撮要》對這一診法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將小兒指紋概括為流球形、透關射指形、透關射甲形等13種，繪圖說明，並分別論述各種指紋的主證及其治療。多數醫家重視四診合參，對小兒則更強調形色望診。除了一般望診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鑒》、《古今醫統》、《嬰童類粹》、《片玉心書》等醫著中還載有顱囟望診法，通過望小兒顱囟的形狀來輔助診斷。
在小兒病治療上，萬全贊同錢乙提出小兒「臟腑柔弱、易虛易實、易寒易熱」的論點，認為小兒氣血未定，易寒易熱，腸胃軟脆，易飢易飽。主張「調理但取其平，補瀉無過其劑」、「當攻補兼用，不可偏補偏攻。」尤其推崇李杲學說，重視調理脾胃，保護胃氣。《保嬰撮要》非常重視乳母對嬰兒身體的影響，凡因乳母的體質、情緒、飲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兒病，必須同時治療乳母與嬰兒。薛氏還提出「藥從乳傳」的論點，認為藥物的有效成分通過乳汁可以對小兒起治療作用。某些小兒病通過調治乳母的方法治癒，今已為現代醫學所證明。
萬全在臨證中則非常重視小兒心理，常心身兼治。當時醫家已注意到社會、心理因素對小兒健康的影響，真是難能可貴。
兒科病治療方法上，除了藥物之外，還有外科手術、推拿等。明代太醫院設有按摩科，按摩術被應用於兒科疾病，並改稱「推拿」，出現了專門的小兒推拿專著，如陳氏《小兒按摩經》(收入《針灸大成》)、龔雲林《小兒推拿秘旨》、周於蕃《小兒推拿秘訣》等，形成了小兒推拿獨特的理論體系。其中《小兒推拿秘訣》影響較大，書中將推拿多種多樣的手法歸納為按、摩、掐、揉、推、運、搓、搖八法，頗得後世推崇。
明代關於麻、痘、驚、疳等兒科疾病的證治水平較前人有所梴進步。「麻疹」作為病名最早出現於明代。龔信《古今醫鑒》首次記載「麻疹」一詞，並詳細敘述了麻疹症状、併發症、治法與預後、並從證候上與痘症作了鑒別。王肯堂曾補訂《古今醫鑒》，他對麻疹與其他發熱性疾病作了鑒別：「痘症與麻疹，發熱之初，多似傷寒。惟麻疹則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胞腫，眼淚汪汪，面浮，腮赤，或嘔惡，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為異耳」，龔廷賢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攢纏者逆。發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預後(《萬病回春》卷7)。可見，明代醫家對麻疹的認識比前人更為深刻。其治療，經過歷代許多醫家的不斷探索，以解毒發表為麻疹的治療da法逐漸形成，使後世醫家臨證有所準繩。
至明代中葉，對痘疹(天花)的預防有了新的突破，這就是人痘接種術的發明，並開始在臨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至於已發痘疹的治療，明代兒科家多有研究，僅專著就有魏直《痘疹全書博愛心鑒》、汪機《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鏡錄》、《痘疹雜證論》、孫一奎《痘疹心印》、萬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傳心錄》、吳勉學《痘疹大全八種》、徐謙《仁端錄》等20多種，以及其他醫著也多涉痘疹證治，對天花的治療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如萬全在研究痘瘡發病過程之後，提出痘瘡發病經歷生熱、見形、發起、成實、收靨、落痂6個階段，並分別給出治療方藥。治痘主張兼取錢乙涼解、陳文中溫補之長，「溫補涼瀉，各隨其宜」，並不偏執一法，然以清熱解毒為常法，溫補扶正為變法，更符合臨床實踐。
對驚風的證治，《古今醫鑒》提出驚、風、痰、熱為「驚風四證」，《幼科證治準繩》。提出「八候」：搐、搦、掣、顫、反、引、竄、視，為驚風的主症。「四證八候」提綱擎領，對於認識驚風很有意義。萬全分析了急、慢驚風的病因，認為各有三種，並觀察到癱瘓、失語等驚風的後遺症。其治療，萬氏在《幼科發揮》中介紹了家傳秘法：驚風熱甚之時，宜瀉肝膽之火，吐瀉不止，欲發慢驚風，宜補脾平肝。王肯堂從慢驚風中又分出慢脾風一證，治以生胃回陽為法。
小兒疳證。宋《聖濟總錄》分種，錢乙分臟之疳論治。至明，楊繼洲《針灸大成》卷10簡述為「面黃肌肉瘦，齒焦發落」，如此執簡馭繁，大大方便了臨床鑒別診斷，有較大實用價值。萬全認為「疳證雖有五臟之不同，其實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療以健脾益腎、消積、殺蟲為da法。
四、外科
明代外科學在疾病認識、醫療技術改進及手術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現了革新趨勢，繼元代之後，明代實行更為嚴格的醫戶制，這一制度雖不盡合理，但對技術要求較高的瘡瘍、骨傷、刀而箭治療技術的繼承和發展，卻有不少長處。
(一)外科著作數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約有50種，其中有20餘種至今仍是學習研究的參考書。綜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學的發展水平，這些著作中流傳最廣的是：《瘡瘍經驗全書》僅現存歷代刻本和抄本近20種；《外科準繩》亦名《瘍醫準繩》，作為叢書刊刻或單列刊刻近30種，《外科正宗》各種版本達50多種，流傳之廣，影響之深居歷代外科著作之冠。陳實功的《外科正宗》實際上是明代外科學發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學派與學術思想：明代外科學繼承了宋元時代外科學的學術思想和經驗，思想比較活躍，富有求實精神，出現了不同的學術觀點，以及與之相關的治療原則和醫療技術。外科學中不同觀點和相互爭鳴，對推動它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楊清叟對癰、疽化膿性感染的陰陽虛實辨證，論述甚詳，保存有不少民間驗方。趙宜真繼承了他的理論、學術思想和經驗。主張外科學的發展必須有大方脈作基礎，從他處理化膿性感染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看，比較保守，但強調外科學家必須掌握醫學基礎理論則應予肯定。
汪機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說而成。他強調外科學家必須重視掌握內科理論知識，並用以指導外科疾病論治的觀點是正確的，與趙宜真的學術思想一致。江機則指出人體各個部位化膿性感染若已化膿，必須早期正確診斷，早期切開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潰，汪機這一主張是很科學的。
申斗垣的外科學術思想比較激進，他崇拜華佗，深為其剖腹，刮骨等手術未能傳世而惋惜。他對各種外科疾病，多能根據不同情況，在辨證基礎上，給予手術或非手術的適時治療。申氏提出的治療原則和措施，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如對筋瘤，主張「以利刀去之」；對血瘤，強調「以利刀割去，銀烙匙燒紅，一烙血止」，使不再生。這些由細緻觀察和經驗總結形成的正確結論，對外科治療學的發展極有價值。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證治準繩》，是集先代外科名醫方論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學富有求實精神，重視臨床效驗，善於總結經驗以提高理論認識。如關於診斷瘤腫性質與確定治療原則的關係，他強調：「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動，不可取也，去法以藥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術後即愈，大瘤去後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復」。王氏對手術持慎重而積極的態度，主張擴大外科手術治療領域。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學史上記述外科手術最多最詳的外科學家，他對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認識，把中國外科學的學術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陳實功一生致力於外科學，強調作一位好的外科醫生，必須勤讀古代名醫著作及文化哲學論著，以提高科學文化素質和外科學術水平。陳氏集40年外科臨床理論研究和經驗總結，撰《外科正宗》一書，即是這一學術思想的集中體現。陳氏重視理論聯繫實際，在醫療實踐中，既重內治，也重外治，既強調宜手術者的早期手術，又反對給不適於手術治療的濫施針刀。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提高了對若干外科疾病的認識水平，創造性地提出許多具有科學價值的醫療技術和外科手術。他首先強調外科治療中必須配合飲食營養，認為「飲食何須忌口」，批判了無原則的飲食禁忌，是一種科學主張。陳氏改進了截趾(指)術、氣管縫合術、死骨剔除術、咽部異物剔除術、下頜關節整復術，設計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術器械和手術方法。陳實功反對內科醫生輕視外科的錯誤觀點，嚴厲批評外科醫生輕診斷、亂投藥和濫施針刀的不良傾向。在外科領域內，他是一位敢於創造，不墨守成規的學者，是一位言教身教並重的外科學家。
(三)外科疾病認識水平的提高：明代對外科疾病認識水平有明顯提高，對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診斷與鑒別診斷，以至提出針對病因的預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
明代對化膿性感染並發膿毒血症，有了較清楚的認識。外科著作多於「疔瘡走黃」或「癰腫內陷」項下論述此證，陳實功強調對該病預防，「貴在乎早」。特別是位於頭面部者，「其形雖小，其惡甚大」。並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內攻，反會倒陷定黃。薛己記載了鼻面三角危險區化膿性感染引起的膿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療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論述紫泡疔時，首先描述了炭疽症。他指出，「若因開割瘴死牛、馬、豬、羊之毒，或食其肉，致發疔毒，或在手足，或在頭面，或在胸腹，或在脅肋，或在背脊，或在陰胯。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腫痛，創人發熱煩悶。頭痛身疼，骨節煩疼」。上述記載，正確的敘述了炭疽發病患者與羊毛市場、剝割疫畜的密切接觸關係，並對該病症狀與臨床特點作出了比較確切的描述。
明代王肯堂，首次記述了男性乳腺癌。「萬曆癸卯(1603)二月，侍御趙藎庵……袒其胸，左乳側瘡口，大如碗，惡肉紫黑黯，鱗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狀，臭不可近。於問何以得此，曰：館試屢下，意不能無郁，夏月好以手捋乳頭，遂時時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藥，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來校閱勞神，乳核輒腫痛，……八月初，以滯下發噦死，夫男子患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為盲醫所誤，不可不書之以為後鑒。」
(四)外科診療技術與急救：明代外科診療技術與急救技術均有較大進步，舉例分述於下。
吸膿術：明代在處理膿腫切開引流方面，廣泛使用了吸膿術。所用器具不盡相同，其原理卻是一致的。趙宜真說：「用苦竹筒三、五、七個，長一寸，一頭留節，削去其青令如紙薄，用撥毒藥煮十餘沸，乘竹筒熱，以手便按上，緊吸於瘡口上，膿血水滿自然脫落，不然用手指脫更換別個竹筒，如此三、五次，毒盡消之」。用藥煮十餘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認其消毒和預防並發感染的作用。
切齊引流術：化膿性感染的治療，圍繞著膿已成是否應儘早切開引流，長期存在著尖銳分歧。反對者主張以內服藥與外用藥促其自潰，以達治癒目的，主張切開者認為等待自潰會延誤治癒，但多數外科學家有力地闡發了後一種主張。汪機是積極主張切開引流的，陳文治則主張分別深淺部位不同處治。王肯堂認為切開引流對已成膿者十分重要。龔居中強調要根據不同部位，決定切口深淺：背、晌、腹部的癰疽要淺，「恐傷內膜」；臀、臀、胯等厚肉處所生癰疽，切開要深，「以泄內毒」。至於引流之紝，使用藥物等，外科學家也各有不同要求，
1、外科手術
明代在若干較小手術的技巧方面，有較大改進和新的創造。
自刎急救與氣管、食管縫合術：對此術王肯堂與陳實功都有出色貢獻，陳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變，須救在早、遲則額冷氣絕。……急用絲線縫合刀口，摻上桃花散，多摻為要，急以綿紙四、五層蓋刀口」。並要求高枕使刀口不開。「待患者氣從口鼻通出」。「外再用絹條圍裹三轉，針線縫之。」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腸，不可用瀉利藥，王肯堂進一步強調，氣管等應分層縫合，使這一手術達到新的水平。他說：「凡割喉者……，以絲線先縫內喉管，卻縫外頸皮，用封口藥塗敷外，以散血膏敷貼換藥」，王氏且提出鑒別喉管是否全斷的方法，認為全斷者則不可治。陳實功認為，氣管、食管全斷者仍可治，但治癒率較低。
鼻息肉摘除術：對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術器械設計及手術方法步驟等，技術之精巧，效果之良好，當推陳實功。陳氏指出，鼻息肉結如石榴子，漸大下垂塞孔竅，使氣不得通，藥物不效時宜手術摘除。方法是：先用麻藥吹鼻兩次，次用細銅著二根，著頭鑽一小孔，用絲線穿孔內，二等相距五分許，以二著頭直入鼻痔根底部，將著線束鼻痔根部紋緊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脫落，置水中觀其大小，預用胎髮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內，其血自止，戒口不發。
王肯堂《外科證治準繩》中還載有許多外傷手術治療方法，如耳落再植術。「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脫下粘，……看脫落所向，用鵝翎橫災定，卻用竹夾子橫縛定，縛時要兩耳相對，輕縛住」。還說：「缺耳，先用麻藥塗之，卻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絹線縫合，缺耳作二截縫合」。王氏的記錄，大體上反映了以外科手術治療損傷的先進水平，肛門閉鎖之手術治療已如前述。
2、麻醉術：麻醉一般與外科手術是同步發展的，明代局部麻醉術的顯著進步，就是一個突出表現。王肯堂唇裂修補術，陳實功鼻息肉摘除術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進行的。
3、止血與清潔消毒：外傷止血，明代前已有燒烙止血的廣泛應用，明代在燒烙器具上有所改進。陳實功強調綜合止血術，他說：「血止不住，治宜如聖金刀散摻傷處，紙盞，絹扎，血即止」。紙蓋是壓迫止血，絹扎是結紮止血，明代部已較普遍的應用。外科手術的順利進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術配合外，防止並發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對此似亦注意到，他說：「洗瘡藥須用文武火煎十數沸；洗瘡時勿以手觸嫩肉，亦不可氣吹之，應避風」。這些是為預防並發感染採取的措施。
五、皮膚病學
明代是皮膚病學理論和臨床實踐取得突出成就的時期。薛已《外科樞要》、汪機《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啟玄》、陳實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記述了多種皮膚病，有關麻風、梅毒專著的問世，使皮膚病學水平有顯著提高。
(一)梅毒 梅毒作為一種性病，於1493年傳入歐洲，幾年內得的廣泛傳播，被人們視為一種瘟疫，有「大天花」之稱。葡萄牙商人東來，將該病帶到亞洲。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發現梅毒；1502年第二次東航到我國廣州，1505年我國發現本病）胡傳揆：中國科技史料，1980年輯104-109）。從廣州開始，由南注北，傳播日盛，引起醫家普遍關注，俞弁《續醫說》(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間患惡瘡自廣東人始，吳人不識，呼為廣瘡，又以其形似，謂之楊梅瘡」（俞弁：《續醫說》卷10「萆」）。李時珍指出：「楊梅瘡古方不載，亦無病者，近時起於嶺表，傳及四方，……男女淫猥，濕熱之邪積既深，發為毒瘡，遂致互相傳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明代醫著中梅毒稱謂甚多，如廣瘡、楊梅瘡、棉花瘡、霉瘡等。明代許多著作都論及梅毒。《韓氏醫通》載，「別著《楊梅瘡論治方》一卷」，該書已佚。薛己《外科心法》(1525)載有下疳及淋病病例，描寫了梅毒骨關節夜晚痛、晚期樹膠腫、上齶穿孔等病狀。提及以輕粉(汞劑)蒸治或擦治，並內服萆湯。汪機《外科理例》(1531)報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療中汞中毒案例。陳實功《外科正宗》論述下疳、樹膠腫等涉及各期梅毒病變較為細緻，對晚期器官損壞狀況描述尤詳。陳司成《霉瘡秘錄》是我國現存第一部梅毒學專著。陳氏總結梅毒在我國流行100餘年的防治經驗，系統地闡述了有關本病的理論、傳染途徑、各期梅毒及胎傳梅毒的症状體征、治療原則等。他反對內服輕粉，以防藥病和變病；重視預防，在世界梅毒治療史上首創減毒砷劑療法，寫下防治梅毒光輝的一頁。
(二)麻風 麻風一詞，首見於宋代王懷隱《太平聖惠方》，但未作解釋。沈之問《解圍元藪》始作出系統闡述。沈氏此書與薛己《癧瘍機要》及清代肖曉亭《瘋門全書》，合稱祖國醫學麻風三大專著。《解圍元藪》肯定麻風為傳染病，指出家庭內傳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張給接觸幼童「預常服藥」。倡對本病施治行六經辨證，總結了大楓子治療本病的新經驗，否定前人服本藥定致瞽目之說。薛己提出麻風與類似麻風病的鑒別要點，倡八綱辨證，注重先補後攻。蕭曉亭強調隔離，治主活血，認為治療必須徹底。沈、薛、蕭三氏各彰其說，治療經驗豐富且各具特色，將麻風病的理論和實踐提高到了一個水平。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體現在肛腸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趙宜真在《仙傳外科方》中已記載了脫管法與枯痔法。陳實功在《外科正宗》一書中將有關療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統總結，提出了喚痔、護痔、洗痔、熏痔、脫管、結紮、掛線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陳氏在治療瘡瘍病時，配合手術切開明確將外治法作為一項治療常規。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進。如設計一種中間帶有小孔，孔內裝有活動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現代吸引術已很接近。另外，陳氏還發明了止血帶以止血，用多頭帶以縛瘡。同時還記載了大量的外用藥劑型。
六、骨傷科
骨傷科亦屬外科，但中醫學中多獨立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發展、明代尤見進步。
(一)傷科學派的主要特點
1、薛己學派
薛己學派主要有汪機、陳文治等。他們的學術主張主要表現為：強調整體現念，重脈理，重視元氣的作用。認為治氣應以補氣為主，治血要通過補氣養血實現活血化瘀，強調脾胃肝腎在治療骨傷中的作用，主張健脾培元，固腎治傷；重視內治，反對單純依賴手法和外治；在藥物使用上主張平補，反對寒涼。從學術淵源看，薛氏這些主張與金元時期的脾胃學說有密切聯繫。
楊清叟用營衛返榮湯，治損傷拆跌；強調「順氣勻血」。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湯和補中益氣湯為主，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2、少林寺學派
少林寺學派依據經絡氣血傳輸理論，提出血頭行走穴道說。他們認為人身氣血運行有一個頭，即血頭，一晝夜十二個時辰，分別經過十二個穴道。這一說法最早見於《跌損妙方》，為此還專門編有「血頭行走穴道歌」。
血頭行走穴道說是經絡學說和子午流注在傷科的具體運用。少林寺學振依據血頭行走穴道的時辰，採用跌打點穴治傷法，是他們的一種重要手法。在治療時，還配以藥物，救急方劑有七厘散、飛龍奪命丹、地鱉紫金丹，十三味總方是論穴治傷的主方。這些方藥，至今是臨床較常應用的驗方。
(二)骨折、關節脫位治療的進步，明代在骨折和關節脫位的診斷治療上，都有較大的進展。
在診斷方法上，《普濟方》提出的下肢骨折複位效果診斷法，採用腳跟對齊，腳頭抵正，以檢測股骨或脛骨複位後的效果。
在治療方面，對骨折及關節脫位的手法有不少進展。異遠真人運用端提法使頸椎脫位骨折複位，方法是讓病人取坐位，醫者用雙手將病者頭顱端定提起。
《普濟方》對多種骨折及脫位治療都有詳盡描繪，解剖部位準確，手法可靠，為骨傷學做出突出貢獻。如關於肋骨科拆的複位，「令患人正坐，用手按捏骨正，依法用藥扎縛，凡病人手面於仰看可為妙」。關於尺撓骨骨拆複位，用屈伸端捏法，「令患人正坐，用於拿患人胳膊伸舒，端捏平正」。股骨骨折應和髖關節脫位相鑒別，「腿脛傷折法，令病人仰臥倒，比根齊恐胯骨出血」，即用兩足跟對比的方法，看傷肢短縮多少，以確定有無關節脫位等等。
七、針灸學與推拿學
明代針灸學在宋金元針灸理論有較大發展的基礎上，進入一個階段，特別在針刺方面，在單式針法基礎上，形成20餘種複式手法；灸療方面，由艾炷灸發展為使用艾卷的溫熱灸法。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集大成的針灸著作。書中內容多數是摘錄前人針灸學論述而成，且多歌賦形式表述者。
(一)針灸學說與理論的發展
汪機重視經絡腧穴在瘡瘍診斷中的作用，提出五臟六腑之癰均有相應募穴隱痛徵象，可作為診斷依據之一；強調對症状的分析和治療選取腧穴郁應結合經絡循行。汪氏還注意到瘢痕組織對經氣傳導的影響。
高武研究了按時選穴學說，主張廢棄當時流行的「按時用穴」法，倡用「定時用穴」法。前者不問何病，皆於某日某時，針灸同一開穴，這種取穴法，療效不高，且易誤人。定時用穴法強調先知病，後定經穴，再據該經穴開穴時辰針灸，治病很有針對性。
楊繼洲研究了井穴的臨床運用，在《針灸大成》中繪有「十二經井穴圖」，列有井穴主治各種病證。他還進一步闡發了八脈八穴理論，增加了楊氏治症36項，使之成為系統學說。
李時珍的《奇經八脈考》，發揮了奇經八脈理論，指出奇經也是經脈，較為詳細地闡明了奇經八脈的循行路線，所主症状等，豐富了經絡學說的內容，引起後世醫家對奇經的重視。
(二)針刺手法和灸法的發展
重視針刺手法是明代針灸學的特點之一。徐風詮釋了竇默的手指補瀉十四法，增加了使氣至病所的「調氣法」，用捻轉、按壓、插針等手法控制針感傳導的「龍虎升騰」和「納氣法」：記述了當時臨床應用的燒山火、透天涼、陽中隱陰、陰中隱陽、子午搗日、進氣法、留氣法、抽添法、龍虎交戰法、青龍擺尾、白虎搖頭、蒼龜探穴、赤風迎源等法，使複式手法達15種。楊繼洲在《針灸大成》中，廣泛吸收了以前的手法，闡述了楊氏家傳的特有手法，如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等，包括數十種單式和複式手法。楊氏發展了透穴針法，如以風池透風府治偏正頭風、合谷透勞宮治口眼斜等。針刺手法的改進和豐富，對提高針刺療效，擴大針灸應用範圍，都很有意義。
明代灸法也有明顯的發展。汪機、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療外科疾病；李善用「煉臍」法養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鹽、夜明砂等20味藥末填臍中，上蓋槐皮，置艾絨施灸五、六十壯，使遍身汗出。如無汗，三、五日後再灸120壯，這是對唐代孫思邈保健灸的進一步發展。張介賓重溫補亦重灸法，以為灸有散寒邪、除陰毒、開郁破滯、助氣回陽之功。明代出現的艾卷灸首見於朱權的《壽域神方》，最早艾卷並不摻藥。後來《本草綱目》，藥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陳等與艾絨同搓為艾條，以治風寒濕痹、寒性腹痛、痛經等；擴大了灸法的使用範圍。
(三)針灸著作和醫家
明代出現了較多的彙編性針灸著作，主要有徐風《針灸大全》、商武《針灸聚英》、楊繼洲《針灸大成》、朱《普濟方.針灸》、吳昆《針方六集》、張介賓《類經圖翼》等。此外尚有《瓊瑤神書》(一名《針灸神書大成》)、《秘傳常山敬齋楊先生針灸全書》等。內容豐富的彙編性針灸專著的傳播，對推廣針灸學術起著重要作用。
除上述彙編性著作外，較著名針灸著作還有陳會這一時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圖，如鎮江府刻印的《銅人明堂圖》、丘浚雕版的《明堂經絡圖》2幅，上二者現已佚；趙文炳雕版的《銅人明堂圖》2幅。
(四)針灸銅人、按摩術等
明代太醫院仍用銅人考試針灸醫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間醫家均重視鑄造針灸銅人。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統間曾分別指定專人鑄造鋼人。高武鑒於以往僅有男子銅像一種，不符實際需要，因鑄男、女及童子銅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此外，明代醫家開始重視推拿(即按摩)術，出現了不少有關推拿的專著，推拿不用針，不服藥，較適用於小兒，故推拿著作多著重於小兒。
(五)推家學的突出進展與成就
明代，推拿學有突出的進展和成就，首先表現在按摩科在太醫署醫學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當時醫學十三科之一，從而為該學科之發展創造了條件。
其次是推拿術廣泛為醫家、養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廣。如洪武12年(1379)朱權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術修養術、八段錦導引法、導引圖等，並結合中醫腎氣、命門火、臟腑等學說，增加了摩腎、按夾脊、叩涌、按腹等手法。其中之八段錦法，因其發展了坐功，簡化了導引術，並能與中醫經絡學說緊密結合，因而為後世養生家多種著作收錄。如《尊生八箋》、《古今養生錄》等，流傳更廣。《新刻養生導引法》，則是對前代養生導引法之總結。除分述中風、風痹、心腹痛、霍亂、腰痛、腳氣、淋、痔等二十餘門證候之導引法，並載蝦蟆行氣法、龜鱉行氣法、彭祖谷仙臥引法、右寧先生導引行氣法、王子喬八種導引法、五禽戲法等。此外，如《古今醫統》、《醫學入門》、《醫學正傳》，甚至《本草綱目》等書中亦都收有導引、按摩方法。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廣泛總結兒科臨床應用按摩法的基礎上，撰寫了大量有關兒科按摩著作，如《陳氏小兒按摩經》(為楊繼洲收入《針灸大成》中)、《小兒推拿秘旨》、《小兒推拿仙術秘訣》等。《陳氏小兒按摩經》(1601)用歌訣形式，介紹了小兒常見病證的按摩推拿的理論和方法。特別對掐法、推手指三關(風關、氣關、命關)法及其適應症有詳述。《小兒推拿秘旨》(1604)認為推拿對小兒保健醫療有獨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醫治，手到病除，效驗立見，洵保赤之良法也。」書中用歌訣表述穴位與推拿治法，方簡易記，特別對十二種推拿手法的名稱、功效、操作和適應症闡述尤為明晰。亦介紹有小兒急救、護理等推拿法，《小兒推拿秘訣》(1605)記載了陽掌(掌面)訣法和陰掌(掌背)訣法，並簡述「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與功效，甚便於習學。而書中常用蔥薑湯推，用艾絨敷臍或用蔥搗捏成講敷穴治療亦為其特點。這些小兒推拿著作的廣泛流傳，進一步促進了推拿療法在兒科中應用，成為明代推拿術進展的一大特色。
八、眼科、耳鼻喉科
明代是眼科學發展的高峰時期，王肯堂《雜病證治準繩.七竅門》，在總結前代理論的基礎上，對內服結構如神膏(玻璃體)、神水(房水)、神光(視功能)形質和功能均有論述，改進了前代在內眼結構上認識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學發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傅允科在此基礎上博採精輯撰成的《審視瑤函》，成為明清以來最流行的眼科專著。其醫論部分切中時弊，對眼科理論和證治問題也有重要闡發。如「五輪不可忽論」論述了輪臟關係，認為輪為標，臟為本，眼部症状是五臟失於調和引起的。「用藥生熱各異論」等從藥性特點出發，論及眼病辨證論治方法和用藥心得，促進了後世眼科的發展。
《雜病證治準繩.七竅門》列眼病180餘證，較《眼科龍木論》的72證和《銀海精微》的80證增加一倍以上，對角膜病、眼底病相眼外傷等作了進一步論述。如對「凝脂翳」(角膜潰瘍)的敘述中，先交代病情的急迫和對視力的危害，「此證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在辨病上強調「da法不問星障，但見起時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黃，善變而速長者，即是」。又如所首載之「視赤如白」證，指出「或觀太陽若冰輪，或睹燈光反粉色，或視粉牆如紅如碧，或看黃紙似綠似藍等類」，出色的描述了色覺異常(色盲)，英國道爾頓報導該證晚了約200年。
《雜病證治準繩.類方》收載眼科專方390首，明顯超過前人，且多註明出處。《審視瑤函》共收396方，除取自前代者外，部分為傅氏自訂。如驅風散飲子，墜血明目飲，正容湯等，迄今仍為眼科臨床名方。關於眼科醫療器械，傅氏首載針烙鉤割刀樣圖、金針圖，詳細介紹了金針製作方法。對針灸、針撥內障、割胬肉攀睛等手術，對秘制爐甘石法、取汞粉法、制硇砂法、眼科取靈砥法等，都較以前著作，有更詳細的介紹。所述金針撥障手術方法、步驟等也多有改進與提高。
耳鼻喉科學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開始突破五臟與五官機械對應的概念，從臨床實際出發，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個臟器功能失調聯繫起來。關於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記載。又沈之問《解圍元藪》的喉麻風，薛已《外科發揮》的鼻與咽喉梅毒，竇夢麟《瘡瘍經驗全書》的耳菌、耳痔；龔居中《紅爐點雪》的喉結核均系首次記述。有關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療，也有所發展。王肯堂《瘍醫證治準繩》載有耳廓外傷撕裂之再植、斷層的分層縫合手術。
九、口腔科
薛己的《口齒類要》是現存第一部以口齒疾患為內容的著作，全書涉及口齒咽喉、耳及皮膚病共12類，屬於口齒的有繭唇、口瘡、齒痛及舌證，每證之所論均先述生理、經絡聯屬，次及病機，後附治驗。薛氏繼承前人經驗，並述個人見解，重脾胃不足對口齒疾患的影響，治療多用補中益氣湯、歸脾湯、六味丸和八味丸等，並附醫案。在治證中方法靈活，有常有變，迄今仍是口齒病治療與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在口齒衛生保健方面，李時珍《本草綱目》提出口齒保健的食忌，認為多食甜食可致齲。「今人蒸棗多用糧、蜜拌過，久食最損脾助濕熱也；啖棗多令人齒黃生慝」。飴糖條下說：「牙慝病人切宜忌之」。山楂條下又說：「齒齲人尤不宜也」。
在口齒病認識上，陳實功《外科正宗》載有「痰包」證，類似舌下囊腫。並認識到該病是反覆發作的。
明代在口齒疾患的認識和治療上，具有如下特點：
重視局部辨證：如《外科正宗》辨口瘡有：「虛火者，色淡而白斑細點，甚者陷露龜紋，……實火者，色紅而滿口爛斑，甚者腮舌俱腫」。李時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腫則障熱，唇青或噤則寒，唇乾或裂則燥，唇動或渦則風，唇白無色則虛，唇渖濕爛則濕熱」。
治療方藥的豐富：對口齒疾患治療藥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時珍有突出貢獻。《本草綱目》中載有治療口齒病的藥物達500餘種，並在各藥附方中附有相關方劑400餘首。論述涉及的病種有：齲病、牙體非齲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齦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頜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李氏對所搜集的方藥多經親驗，並在後面註明神、良、妙、瘥等。如五倍子條有「牙縫出血止者，五倍子燒存性，研末，傅」。該方引自《衛生易簡方》李氏驗證後指出，「傅之立止」。
外治法的進步：明代口齒疾患的外治法有較大成就。《醫方類聚》載《經驗秘方》貼臍散以治口瘡；《衛生易簡方》治白口瘡，以巴豆、黃丹貼眉間。《仙傳外科秘方》用藥物調敷頸上止舌衄。《本草綱目》有封齦法，「齒疼出血，每夜鹽末封齦上」，李氏評以極驗。這些均屬外治法的範圍。
關於唇部創傷的處理，《外科證治準繩》根據創傷部位提出不同方法。傷上唇者，用絹片從腦後續向前，再縛合縫定；傷下唇者，用絹片從下額兜縛。這種方法，可保證創緣的基本吻合。縫合後，又起著限制口唇運動，避免傷口過度牽拉的情況發生。唇裂修補術達到較高水平，明代出現了不少以精於修補唇裂而聞名的醫生。《外科證治準繩》還載有腮頰額部損傷、腮腺損傷、牙齒牙齦外傷等方面的手術方法。
十、法醫學
(一)法醫檢驗
明代規定，京城的檢驗由五城兵馬司負責初檢，京縣知縣負責複檢。外地初檢委給州縣正官，複檢由推官負責。
檢驗程序：未檢之先，對屍親、證佐、兇犯人等進行詳細審問，令其實招，以何物傷何致命之處，立為一案。隨即去停屍所，督令仵作如法檢報，認定其致命之處。細驗傷處的圓長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傷，合同一干人眾質對明白，各情輸服，然後成招。其中或有屍久發變青赤團色，須辨析清楚，不能聽憑仵作混報毆傷。《大明律例》對檢驗失職作了明確規定。明代關於免檢的規定，比宋代更為具體，「據殺傷而死者，親屬雖告，不聽免檢。」
檢屍文件：沿用元代的檢屍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關規定基礎上，對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內，傷者死亡，亦依殺人論。
明代檢驗制度建立起從告辜到告檢的程序，是其一項成就。是由呂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處建立的，主要由兩個格式構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檢式。
兩個格式的用法是：
? 被毆之日，解衣由內親見證損傷性質，按人命告辜式格式寫出告辜狀，抬被毆人投遞到官。
! 檢官親自檢驗，登記傷痕，限以保辜日期，則令兇犯尋醫調治，案候在官。
： 身死之日，照人命告檢式寫出告檢狀。
』 檢官依照告辜狀原供傷痕，依法檢驗，若被毆後未告事，除當時打死及在三日內者准予檢究外，其餘死後告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准。
(二)法醫學書籍
明代法醫學書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錄》和《無冤錄》外，還刊行了一些改編本和節要本。《洗冤捷錄》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於《御制新頌大明律例注釋招擬折獄指南》卷10～15的頂欄。該書內容以《洗冤集錄》為主，揉合《無冤錄》內容而成，《洗冤法錄》不分卷，附刊於題為熊鳴岐輯《鼎鐫欽頌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書第5卷正欄，內容以《洗冤集錄》為主。輔以《無冤錄》，《洗冤錄》節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覽》2卷，王圻編。亦為《洗冤集錄》的改編本。
(三)確定死亡的新方法
我國早有以呼吸停止及脈搏停止確定死亡的方法。明代為防止囚犯脫逃，提出了確定死亡的新方法，由於「重犯買通獄卒、醫生，詐稱病故。掌印官相驗不親，委官亦惡凶穢，呈報真死，及屍出而脫逃」，為了確定是否真死，呂坤提出：「停息、定脈尤可憑，凡驗囚屍，須要仵作仍須通鼻無嚏、勒指不紅、兩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結報死」，其中通鼻無嚏、勒指不紅、遍身如冰(屍冷顯著)，用這三項確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較前就可靠得多。這一發現，成為明代法醫學的重要成就之一。
 明代醫學基礎研究的發展 | 明代軍事醫學  |
| 關於「中國醫學通史/明代臨床醫學成就」的留言： |  訂閱討論RSS
|
|
目前暫無留言 | |
| 添加留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