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人痘接種術的發明與傳染病學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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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痘接種術的發明

人痘接種術始於何時、何人,至今是一個謎。董玉山在《牛痘新書》(1884)中說:「考上世無種痘,諸經自唐開元間,江南趙氏,始傳勢苗種痘之法」。這條資料有時代,有姓氏,有具體種痘方法,但缺少細節。本書成書較晚,所引資料未見之他書,是一個存疑孤證。唐代發明人痘接種並非完全不可能之事,《備急千金要方》卷5下「癰疽瘰癧」中就有用膿汁接種以防治一些療腫疣疵的方法;在敦煌藥方中,有「兔皮療碗豆瘡方」,兔皮與痘衣或許有點聯繫。

朱純嘏痘疹定論》(1713)卷2「種痘法」提出,人痘接種始於北宋:「宋仁宗時丞相王旦,生子俱苦於痘,後生子素,召集諸醫,探問方藥。

時有四川人清風,陳說:『峨眉山有神醫能種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醫到京。見王素,摩其頂曰:『此子可種』!即於次日種痘,至七日發熱,後十二日,正痘已結痂矣。由是王旦喜極而厚謝焉」。此條資料敘述得詳細且真切,其中「仁宗」當為「真宗」,之誤。《御纂醫宗金鑒》(1742)也持這一說法。略謂:「古有種痘一法,起自江右,達於京畿。究其所源,雲自真宗時峨眉山有神人出,為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遂傳於世」。此說不能認為全無憑信。

俞茂鯤痘科金鏡賦集解》(1727)則謂種痘術起源於明代:「聞種痘法起於明朗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家之傳,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

明代發明(或重新發明)人痘術又見於張琰的《種痘新書》(1741),書中自序云:「余祖承聶久吾先生之教,種痘箕裘,已經數代。」由所敘可知張朗之父是位種人痘專家,由乃祖所傳,其祖又得之聶久吾,種痘術已連續數代。聶久吾即聶尚恆,隆慶六年(1572)生。隆慶六年為隆慶最後一年,聶久吾剛出生,發明種痘術無可能。聶久吾現存著作《活幼心法》亦末涉及種痘術,據張琰說法,是因秘傳而不願披露之故。

另據《張氏醫通》(1695)卷12嬰兒門下,亦附有「種痘說」。「邇年有種痘之說,始自遼右,達於燕齊,近則偏行南北。」此亦可佐證明代已有種痘術之發明。

關於人疽接種的具體方法,張璐在《張氏醫通》之「種痘說」中有云:「原其種痘之苗,別無他藥,惟是盜取痘兒標粒之漿,收入棉內,納入鼻孔。……如痘漿不得資,痘痂亦可發苗;痘痂無可竊,則以新出痘兒所服之衣,與他兒服之,亦能出痘」。

這裡已提到痘漿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後變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種術的發明開創了人類預防天花的新紀元。

二、吳有性傳染病理論的創造性發展

吳有性生活時期,由於封建統治的殘酷壓迫剝削。人民生活極度貧困,疫病連年猖獗流行。吳有性目睹當時疫病流行、死亡枕籍的慘狀,世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溫疫論評註》,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2,164),於1642年編著了我國醫學發展史上第一部論述急性傳染病的專著——《瘟疫論》,給後世溫病學說的發展以很大的影響,對傳染病理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吳有性對傳染病的病因學認識——雜氣論

吳氏根據長期的臨床觀察和實踐經驗,提出了新的病原觀點——雜氣論。其要點可歸納為:

1、雜氣是有別於六氣的一種物質。吳氏在《瘟疫論》自序中,開頭第一句就斷然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可能性,指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吳有性把這種不同於六氣的異氣稱作雜氣,雖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吳有性不可能通過顯微鏡觀察到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雜氣是一種「無象可見」、「無聲無臭」的物質。這一創見,是對傳染病病原學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特別在十七世紀中葉細菌學尚未出現之前,吳氏竟有這樣獨到的見解,是難能可貴的。

2、雜氣致病的傳染性、流行性和散發性。《瘟疫論》云:「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說明雜氣致病具有傳染性,而且可以引起大流行。「延門合戶,眾人相同,皆時行之氣,即雜氣為病也」。另一種情況是「其時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雖不與眾人等,然考其證,甚合某年某過眾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這是對傳染病散發的逼真描述,並告誡切勿以發病人數較少,未形成大流行而誤診為非傳染病。

3、雜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例如「……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蓋當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經絡,專發為某病」,也正因雜氣的種類不同,對人類或禽獸是否致病的情況也不一樣。

4、痘疹與療瘡等外科化膿感染也是雜氣所引起,「療瘡、發背、癰疽、流注、流火丹毒,與夫發斑、痘疹之類,以為諸痛癢瘡皆屑心火……,實非火也,亦雜氣之所為耳」。吳氏把傳染病的病因和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聯繫起來,突破了歷代「屬心」、「屬火」之舊說,對防治外科感染性疾患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吳有性對傳染病的分類和流行規律的認識

在傳染病的分類上,他提出了常疫和癘疫的概念。所謂癘疫,就是諸如「瓜瓤瘟疙瘩瘟」者,來勢兇惡,「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而且他還聯繫疫病既有輕重之異,於是認為雜氣有優劣之分,雜氣之優者,可不致病或致病力很弱,雜氣之劣者,不但可致病,且毒力很強。他把雜氣中致病力強、傳染性大的,又叫做「疫氣」、「癘氣」或「戾氣」,說明雜氣的毒力應有強弱的不同。

吳有性在《瘟疫論》中對傳染病的流行規律,也作了相當精闢的論述:

1、「方隅有厚薄」指出某些傳染病的流行有區域性。

2、「四時有盛衰」指出傳染病的流行有季節性。一年之中,各種疫病,各有其盛衰的時間。

3、「歲運有多寡」指出了某些傳染病的流行有周期性、起伏性,各年的流行範圍和程度,並不完全相同。

(三)吳有性對傳染病的病機學認識

吳氏認為人體感受雜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雜氣的量、毒力與人體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吳氏還認為雜氣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瘟疫論.原病》指出:「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所謂天受,是指通過自然界空氣傳播。傳染則是指通過患者接觸傳播。這種來自臨床實踐的見解,與現代醫學的觀點也頗相吻合,

吳氏還認為入侵人體的雜氣,潛伏在膜原而發病,提出「邪伏膜原」之說,「邪伏膜原」是吳氏根據瘟疫初起的憎寒壯熱,脈不浮不沉而數等症侯群,用以說明其病變部位的一種方法,並以此作為他創製達原飲三消方劑治療疫病的理論依據。

此外,吳氏還提出瘟疫病的傳變以及臨床表現,因感邪有輕重,個體有差異,故有表裡先後之不同,歸納為「其傳有九」,並認為出現發斑、戰汗自汗等,是邪從外解,為病情好轉的表現;如果出現胸膈痞悶、腋脹、腹痛熱結旁流譫語唇焦,舌黑、苔刺等,是邪從內陷,為病變趨向惡化的徵兆。這對臨床掌握病情變化的輕重,判斷預後和選擇治療方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四)吳有性對傳染病治療的獨特見解

吳氏對傳染病的治療提出了「客邪貴乎早逐」的基本原則,主張「急證急攻」、「勿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明確指出攻下法「本為逐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告誡醫者「注意逐邪,勿拘結糞」,「凡下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這種有邪必逐、除寇務盡的觀點,是符合急性傳染病的治療原則的。

吳有性還強調病因治療,排除致病因子,並且提出了以物制氣,「一兩隻須一藥之到,而病自己」的設想,在尋找治療傳染病的特效藥物邁開了新的一步,雖然限於歷史條件,他在研究特效藥物方面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他的創新精神是可貴的。

如上所述,雜氣學說的內容是相當全面的。吳有性關於溫病學的真知卓見和診治經驗,豐富了溫病學說的內容,為後來溫病學說的發展和系統化奠定了基礎。

32 明代衛生保健 | 明代藥物學與方劑學的發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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