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製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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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通史

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西醫篇
- 西醫的傳入和成長
- 近代基礎醫學各科的建立和發展
- 近代臨床醫學的發展
- 近代醫學體系的建立
- 近代公共衛生與防疫
- 近代藥學
- 製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
- 醫近代學教育
- 近代西醫書刊的出版及醫藥學術團體

一、十九世紀初至抗日戰爭前的製藥工業

前已述及，19世紀50年代開始建立的早期西藥房，無論是外商或國人自己開辦的較大規模的藥房如老德記、科發、中西、中法等藥房除經營進口西藥外，尚製造一些「本牌成藥」，但未形成製藥工廠或企業。清末洋務運動期間，我國已開始建立民用工業，如繅絲廠、紡織廠等，也未見有製藥廠的興建。

最早在中國購地建藥廠的是英人施德之於1900年在上海開設的施德之藥廠。隨之華人也開辦藥廠，如廣州的梁培基於1902年在廣州建立梁培基藥廠，1912年沈方知等於上海建立中華製藥公司，此後，1917年建和平製藥公司(廣州)，1923年建九福製藥公司(上海)，1924年建唐拾義製藥廠(上海)。上海、廣州是我國近代製藥工業的發祥地，以後逐漸擴展至其它城市，相繼建立了一批製藥公司、製藥社和製藥廠。

上海自1912年中華製藥公司建立後，至1924年陸續開設了93戶藥廠。不過這些藥廠一般都是規模不大，設備簡陋，資金很少，產品單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藥進口恢復，藥價逐漸下降，這些藥廠無力與之競爭，紛紛倒閉，最後只剩了10餘家。「五四」運動後，全國抵制日貨，提倡國貨，打開了國產成藥的銷路，促使一些資本雄厚的藥房建立藥廠，如華生牛痘苗廠(1919)，五洲(1922)、中法(1925)、新亞(1926)、中國膠丸廠(1926)、佛慈(1929〕、新光(1933)藥廠等。民族資本的製藥工業一度有所發展。據統計至1936年末，上海共有藥廠58家，職工1500餘人，資本總額近300萬元。

廣州自1902年粱培基藥廠建立後，繼之建立的有唐拾義藥廠(1902），和平製藥公司(1917)，普濟等藥廠，這些藥廠大多是進口西藥原料而後加工成製劑，如用奎寧製成發冷丸；用山道年製成疳積餅或散；用阿斯匹林、非那西汀等製成止痛散等。據調查統計，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前夕，生產成藥製劑的藥廠有30餘家，產品種類100多個。

一般來說，我國製藥工業的特點是「先商後工」，藥廠大多脫胎於藥房，由西藥商業中分化獨立出來的。從總體上看，大型的能進行半機械和機械化生產，具有資本主義規模的大藥廠較少，而基礎薄弱，技術落後的中小型藥廠較多。

二、抗日戰爭時期的製藥工業

隨著日軍侵華的擴張，我國領土不斷淪陷。凡是淪陷地區，日本藥商就乘機佔領那裡的西藥市場，排擠掠奪我國製藥工業，致使我國製藥工業受到嚴重的破壞。在抗日戰爭開始時，上海的製藥工業雖然遭到了戰爭的破壞，但不久又有所恢復。一方面當時設在租界地區的一些藥廠，因其為日軍勢力所不及，故受損失較小，不久又恢復了生產。由於社會上對藥品的需求量增加，自1939年開始，逐漸又開設了一些製藥廠，制銷成藥以滿足社會需要；一方面，由於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歐美各國的原料藥及西藥製劑無法輸入，一些藥廠利用各種手段增資，擴大生產，不僅制銷成藥，還著手研製生產一些原料藥。如磺胺類、咖啡因、葡萄糖酸鈣、煙醯胺等。

在戰爭的威逼下，南京國民政府號召「工廠內遷」，我國幾個大城市的重要藥廠如中法、新亞、五洲、華美等陸續內遷至武漢、重慶、昆明等地。在內遷途中這些藥廠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損失。雖然遷往內地的藥廠，由於原料來源困難，成本高昂，質量不高，產銷不正常，但它們制銷藥的藥品對支援戰時軍民起了一定作用。

三、抗日戰爭勝利後的製藥工業

抗戰勝利後，我國的民族製藥工業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被官僚資本排擠、遏制，以製藥工業的發源地上海為例，官僚資本利用在上海接收的日本武田、黑田和德國拜耳等藥廠，繼續用原有的牌號和商標，進行仿製進口藥，與民族製藥工廠激烈競爭。同時美國西藥大量進口，以只有中國自製藥品成本的1/10價格傾銷至中國市場。使初具規模的上海製藥工業在雙重的排擠下受制沉重打擊，絕大部分的藥廠生產大幅度下降，處於勉強爭扎的境地，甚至陷於停頓或倒閉。如1947年新亞藥廠先後解散的職工達2/3以上，信誼藥廠的化工廠被迫停工。據統計自從1912年上海製藥工業開始獨立設廠以後的231戶至1949年9月只剩下了130戶。

總之，我國製藥工業自20世紀20～30年代興起以來，雖得到一定的發展，但主要是加工製劑生產成藥，原料藥的製造甚少。由於受到帝國主義的控制，政府的不重視，藥學人才的的匱乏、化學工業與機械工業薄弱等因素，致使新中國成立前的製藥工業十分落後。

藥學研究與藥學教育

一、藥學研究

我國近代藥學研究始於本世紀初，因為當時我國製藥工業不發達，藥品生產基本是仿製或製劑加工，所以主要為中藥的化學和藥理研究，對於藥物合成與分析、藥劑學、藥物臨床等的研究很少。早期從事中藥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自歐美或日本留學回國的留學生，如陳克恢、趙承嘏、經利彬、朱恆壁、劉紹光、庄長恭、黃鳴龍，曾廣方等，發表科研論文最早者為王煥文，他是中華藥學會(中國藥學會的前身)的創始人，該會首任會長。他於1909年在日本《藥學雜誌》327號上發表「關於茯苓的成分」一文。以後，1912年有人進行了「川厚朴揮髮油的結晶成分研究」，1917年於達望研究了中藥使君子。

20年代，北京協和醫學院聘請美國藥學家施米特(SchmidtCF．)來院建立藥理系。當時藥理系還有美國藥學家伊博恩(ReadBE．)、自美國留學歸國的陳克恢博士及趙承嘏等。他們研究了中藥當歸、麻黃、大風子、延胡素等。1923年證明當歸粗製浸膏對動物子宮、小腸、動脈血管等平滑肌有興奮作用。經分析證明其中含有的一種中性結晶物質有興奮平滑肌作用。1924年陳克恢等人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等期刊上發表關於麻黃研究的論文，指出麻黃有效成分麻黃素(鹼)的生理作用與腎上腺素類似而持久，其效能完全與交感神經興奮劑相同，這一研究成果被認為是研究中藥成功的典範，引起醫藥界的重視。由此麻黃素成為國際囑目的一個擬交感神經新藥。1928年趙承嘏報告由延胡索中提得延胡索素甲、乙、丙、丁、戌等5種生物鹼，並略述延胡索素乙及丙的生理作用。當時協和醫學院藥理系對中藥的化學與藥理研究盛極一時，亦取得了一些成績。

20年代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南京國民政府相繼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衛生實驗處等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以及一些高等學校陸續開展了藥學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設的有機化學研究組及生物化學研究組，他們對膽酸、維生素D、雄性激素、雌性激素以及治療性病的606、914等砷製劑進行了研究。此外，對中藥獨活、柴胡、淫羊藿、桔硬、益母草、防已等也進行了些化學研究。

北平研究院下設的生理學研究所(1929年10月成立時稱生物學研究所，1933年改為該稱)，由經利彬主持。他與石樂皋、李登榜等人，曾研究防已、党參、川芎、柴胡、半夏、知母、常山、三七、地黃等，其研究結果多在該所出版的中西文報告彙刊上發表。該院下設的藥物研究所，由趙承嘏負責。工作內容包括研究與製造，如從麻黃中提取出新的有機鹼、從除蟲菊中提取出克利生新(Chrysanchine)和克利生純(Chrysanthene)，從細辛中分離出甲基丁香酚，酚酮等物質，從木防己中提出防己素甲與乙，從鉤吻中提得鉤吻素。此外還分得人蔘三七皂甙、遠志皂甙元等。研究結果大多發表在《中國生理雜誌》上。製造部主要生產少量的麻黃素，大風子油等，供國內一些醫院試用。

中央衛生實驗處的化學藥物系中有藥物研究室、化學實驗室、藥品試製室。這些研究室進行一些中藥如貝毋、防已、遠志、益母草、黃芩的研究，試製一些化學藥品等。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科學研究人員的處境更為艱難。原來留在上海、北平等地勉強從事研究的單位，由於經費來源斷絕，研究陷於停頓，只有抗戰後方如昆明、重慶、成都等地開展一些研究工作。當時由於西藥來源斷絕，迫切需要藥物自給，研究人員多從中藥中尋求藥源。特別是西南各省瘧痢流行，所以對抗瘧治痢的藥物的研究較多也較重視。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物研究所遷至昆明，由劉紹光領導，曾進行過鴉膽子、新靈、瘴靈、保險子等研究。重慶的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理室，由張昌紹主持，曾對常山、鴉膽子、大麻、使君子、黃花夾竹桃等進行研究。重慶的中國特效藥研究所(原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醫務室)集中研究常山，姜達衢、管光地、胡成儒、洪式閭等從化學、生藥、藥理、臨床等方面較全面地進行研究，並於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瘧初步研究報告》。周廷沖、程學銘、張昌紹等更分別報告臨床應用常山對良性、惡性瘧均有效，且不遜於奎寧，但因其對胃腸道的副作用，未能推廣使用。

抗戰期間內遷的一些藥學校系也進行了一些中藥的研究工作。如華西大學藥學系(成都)的湯騰漢對萬年青、開喉箭、冬蟲夏草、金銀花等作了化學分析及部分藥理研究；齊魯大學藥學系(成都)的薛愚等對一些中藥的揮髮油成分進行了研究；軍醫學校藥科的(貴州安順)的樓之岑等研究了黃精的化學成分；國立藥學專科學校(重慶)的雷興翰等對金錢草的成分進行過研究。

從本世紀初至新中國建立約40年間，在藥學研究方面，主要是對百餘種中藥進行了研究，其中研究比較深入、系統、獲得較多成績的，有麻黃、當歸、延胡索、防已、貝母、三七、芫花、蟾酥、使君子、常山、鴉膽子等，但在研究中存在一些問題。如研究中藥藥理很少結合傳統中醫藥學理論，往往是從純化學的角度研究，很少結合臨床與生產，所以研究成果轉化為商品藥物者極少。儘管存在上述問題，但近代中國在藥學研究，尤其是中藥的研究，無論是在機構、人員、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奠定了初步的基礎，老一輩的藥學家作了許多開拓工作，為藥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藥學教育

19世紀中葉，在我國開設的早期教會醫院裡，開始以訓練學徒方式培養西醫人才，逐漸有少數人學習配方調劑，這可算是培養西藥人員的開始，後來逐漸發展為開辦中級藥科學校或訓練班。至於高等藥學(西藥)教育的興辦是始於20世紀初，最早的藥學教育機構為軍醫學校藥科。袁世凱為操練新軍之需，於1902年在天津設立北洋醫學堂，1906年改名陸軍醫學堂(1912年改名為陸軍軍醫學校)，同年創辦藥科。鄭壽、孟目的、陳璞等先後擔任主任。繼軍醫學校藥科之後，陸續創辦了一些藥學專科或系。

1913年於浙江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內設藥科，(因此該校改名為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創辦人為李繩其。於達望、黃鳴駒、黃鳴龍、林公際等在藥科任教或擔科主任。1920年齊魯大學添設藥學專修科。1941年改為藥學系，隸屬理學院。薛愚、於鴻鱉、李炳魯等曾先後任系主任。1929年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成立於上海，該專修科因得到中法庚款之資助，每年派遣一二名官費學生赴法深選。1932年華西協合大學理學院創辦藥學系。1936年於南京創辦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是當時國內唯一獨立設置的高等藥學教育機構，學制4年，首任校長孟目的。1936年於上海創立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3年建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

除上述外，尚有協和醫學院藥科、湖南湘雅醫學院藥科、廣州夏葛醫學院藥科、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藥科、蘇州東吳大學藥學專修科、滿洲醫科大學藥學部、浙江大學理學院藥學系等，這些校系(科)一般辦的時間較短，畢業生較少，或是早已停辦，影響均較小。

我國近代藥學(西藥)教育，在傳播西方藥學知識，培養藥學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科研部門、藥品檢驗單位、藥廠、藥房輸送了掌握近代先進科學知識、技術的人員，為發展我國的藥學事業發揮了作用。但在舊中國，由於政府重醫輕藥，藥學教育未得到應有的發展。從1906年辦軍醫學校藥科開始至1948年，40餘年間，偌大的一個中國竟沒有建立起一所獨立的藥學院，直至1936年才建立獨立的藥學專科學校；1948年才成立東北藥學院(現瀋陽醫科大學)。因為當時教育部規定，藥學科屬於丙類，丙類學科不能成立學院，只能成立專科學校。中法大學藥科創建時，原稱中法大學藥學院，但教育部不予立案批准。當時高等藥學教育機構，有的設在醫學院內，有的設在理學院內，有的設在專科學校內，沒有統一的學制和數育制度，既無明確的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和要求，也缺乏統一的教學計劃和本國的教科書，各校系(科)大都直接搬用外國教材，往往因人設課，師資隊伍十分薄弱，大多數為兼職教師，據1949年統計，全國專任教師僅100餘人，很難保證教學質量。無論是國立、省立、私立的藥學校系(科)，由於條件的限制，一般規模均較小，因此，培養出來的人數很少。據1949年統計，當時培養出來的藥師累計不過2000人，到衛生部門登記領取執照的藥師僅484人(藥劑士2873人)。1949年全國僅有藥學院系(科)11所在校學生千人左右，可見當時藥學教育的落後況狀。

三、中國藥學會的成立和發展

科學技術團體，是社會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至一定階段的產物，其誕生後對科學技術起有推動作用。中國藥學會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全國性自然科學團體，於1907年在日本，由中國留日學生髮起組織成立的，王煥文放選為首任會長。辛亥革命成功後，學會迂迴國內，當時會員有百餘人。當時政府對學會工作雖很少支持與資助，但靠著一些熱心於藥學事業的科學家們的努力和社會力量的支持，作了許多工作，並且先後還成立了杭州、上海、南京、成都、安順、昆明、台灣、北京等地方分會組織。

中國藥學會自成立起至1949年共舉行過12屆年會，組織進行學術交流活動。總會與分會還創辦了《中華藥學雜誌》、《中國藥學雜誌》、《藥報》、《藥訊》等期刊，對藥學的學術交流及信息傳播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於經濟及其它條件的限制，一般出版時間均較短或出出停停。

中國藥學會在歷屆年會上，對藥學事業的許多方面，如藥學教育、藥品生產、藥品檢驗、中藥研究整理。藥政管理、藥學名詞統一、藥典出版、藥師考試與審查等問題，都向當局提出建議、提案、呼籲、督促政府對藥學事業的關心與重視。總之，中國藥學會在我國近代藥學發展過程中曾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事業

在我國近代藥學史上，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工作者，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自力更生，生產自救，就地取材利用中草藥，建立藥廠生產藥品和衛生材料，供應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的需要。同時開展了藥學教育與研究工作，支援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促進了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衛生建設，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材供應

根據地的藥材工作，是我軍衛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的各級領導下，通過藥學工作人員的努力，克服了種種困難，完成了各時期藥材保障的任務。為保障根據地軍民的健康，強調要充分利用中醫中藥防治疾病。1928年5月，紅軍攻下永新縣城，獲得一批藥材，運至離茅坪不遠的茶山塬，建立起紅軍第一個藥材庫。根據地一般在醫院內都設有藥房，有的醫院在醫院附近辟有藥園或藥圃，種植中藥，有的醫院還自製簡單的中成藥或製劑。

抗日戰爭時期，沒有固定的軍隊後方，解放區經常處於反掃蕩作戰的戰鬥環境中，藥材不可能貯存在固定的倉庫中，為了使藥材不受損失，將其分散掩埋起來，或藏入山洞、地窖中，待我軍戰鬥回原地後再取出應用。新四軍有些單位的藥房就設在船上，敵人進攻時能迅速撤走，敵人撤走後即可馬上進行工作。這一時期，敵後各解放區的藥品供應更加困難，各根據地曾先後建立了一些藥廠，生產一些藥品，以適應軍隊及人民用藥的需要。對於解放區不能生產的某些特效藥品和戰傷藥材，如磺胺、外科麻醉劑、消毒殺菌劑、急救藥等，則通過商人或藥工幹部扮成商人到敵占城市去採購，再通過地下黨組織，設法轉運至解放區。在延安還辦有一些藥房，如中央軍委辦的交通藥店、聯防司令部衛生部辦的中西大藥房、邊區政府辦的西北藥材庄等，每個藥房都經營中藥批發、零售和配方，也兼賣少數西藥和衛生材料，其中西北藥材庄的工作很出色。1947年3月延安進行戰略轉移時，西北藥材庄組成隨軍小藥店，隨機關部隊一起運動，在戰爭的頻頗轉移中，保證藥品供應。

解放戰爭時期，戰役規模巨大，使藥材消耗比以往戰爭大大增加，加重了藥材工作的任務。這一時期，我軍各製藥廠有了一定的生產能力，並且當時各解放區都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後方，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比較有利。因此，生產了許多前方急需的藥品、敷料和器械，從抗日戰爭勝利到國民黨發動內戰這一短短的和平階段，我軍利用各種關係，從敵佔大城市採購了部分急需的藥品、器材，以充實我軍藥材貯備。另外在華東、華北等沿海地區，還為解放區軍民爭取到「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少量藥品器材。總之，在解放戰爭前和解放戰爭過程中，我軍藥工幹部，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籌集了大量藥材，並安全及時地送到各部隊、醫院，保證了我軍戰時醫療衛生防病的需要。

二、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品、器材生產

由於我根據地和解放區經常處於敵人的掃蕩和封鎖之下，處境十分困難，為了克服缺醫少藥，當時只有靠自力更生，生產自救，以解決軍民的需要。早在1931年，中國工農紅軍在井崗山根據地就創辦了中國工農紅軍醫藥衛生器材廠，生產蘇區急需的藥品器材，主要為中藥丸劑、片劑，和少部分西藥，以及藥棉、紗布、繃帶與一般外科器械。至1934年，蘇區已能生產樟腦、薄荷油、硫酸鈉、硫黃、酒精、精製食鹽等多種藥品。

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先後建立了許多製藥廠。如1938年，八路軍總部衛生部在陝西赤水縣(現旬邑縣)李家村籌建八路軍製藥廠(即八路軍衛生材料廠，現在西安製藥廠的前身)，於1939年正式建成，李維禎任廠長，設有西藥部、生產酊、水、油膏、注射劑；中藥部，生產丸、散、膏、片；及衛生材料部。1943年該廠改為陝甘寧邊區、晉綏軍區聯防司令部衛生部材料廠。1945年藥廠已有相當規模，可生產藥品器材200餘種。

1938在延安新市場後溝建立光華藥廠，屬陝甘寧邊區政府領導，廠長為歸僑梁金生。主要生產中成藥和中藥製劑約100種，並且加工中藥飲片，西北藥材庄為其附設的門市部。1938年華北及中原地區冀中軍區衛生部建立了冀中軍區衛生材料組，後改為冀中軍區製藥廠。1943年9月併入晉察冀軍區伯華製藥廠。1939年7月，晉察冀軍區在河北省唐縣花盆村建立製藥廠，1941年改名為伯華製藥廠，下設中藥、西藥、材料三個分廠。1939年，八路軍前線衛生部在山西潞城縣崗村創辦衛生材料廠，八路軍一二九師衛生部在山西黎城縣背坡村辦製藥廠。1941年，兩個單位合併為利華製藥廠(即晉冀魯豫軍區衛生材料廠)，主要生產衛生材料和部分中成藥。1942年西北地區的晉綏軍區創辦晉綏軍區製藥廠，下設材料、製造兩個股和一個採藥隊，生產軍需藥品及醫療器械。

1943年華東地區膠東軍區衛生部在山東省膠東牙前縣(現牟平縣)後垂柳村成立製藥廠，1944年改為山東新華製藥廠，設有中心試驗室、製藥部、器械部、酒精分廠和經營部。1943年華東軍區衛生部創辦華中製藥廠和製藥所，並和膠東軍區辦的衛生試驗所於1947、1948年先後併入山東新華製藥廠，改名為華東新華製藥廠。

1946年，冀中軍區衛生處在河北安國縣組建了旗幟藥廠(現保定製藥廠前身)。冀魯豫軍區衛生部在濮陽成立了亞光製藥廠。同年，長春解放時，東北民主聯軍總後勤衛生部接管了當地的藥廠，遷至東北佳木斯，建立了東北衛生技術廠。

1947年，西北地區的晉綏軍區成立了晉綏衛生試驗所，主要生產破傷風抗毒素、牛痘苗、傷寒副傷寒混合疫苗等。1949年，西北地區的聯衛材料廠、晉綏軍區製藥廠、晉綏衛生試驗所等單位在山西新絳縣合併成為西北人民製藥廠，生產有所擴大，品種有所增加，不僅生產藥品、材料、器械，而且還生產破傷風抗毒素等血清疫苗。

在戰爭年代中，克服種種困難，使根據地解放區的製藥工業日益發展、壯大，不斷擴大生產，提高產品數量、質量，不僅為根據地解放區軍民的健康服務，同時為我國解放後發展製藥工業準備了技術力量和培養了幹部。

三、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教育及科研工作

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人員十分缺乏，為了醫藥衛生工作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擊國內外強大敵人的艱苦環境下，從1931年起便先後辦起了各種類型藥學校和學習班，培養藥學人才。早在紅軍時代，1931年在江西瑞金創辦了軍醫學校，由醫生、藥師10多人分任教員。1932年10月，又專門辦了調劑班，學員經過半年左右的培訓，便分配到醫院從事調劑工作，同時還兼管採藥等工作。1933年軍醫學校改名紅軍衛生學校。1934年由於形勢變化，部隊撤離瑞金，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當時的調劑班隨軍轉移，1936年1月，紅軍衛生學校恢復，設有軍藥班。軍藥班接續蘇區紅軍衛校調劑班的班次，為第六期。以後學校遷至陝北保安縣(志丹縣)的康家溝，辦了第七期。1937年，第四方面軍所辦的衛生學校與陝北中央紅軍衛校合併，不久改稱八路軍衛生學校。1938年，學校遷至延安南面鹿縣(富縣)的張村驛，同年搬到延安東部的柳樹店，招收了第八期和第九期軍藥班學員。1940年3月，八路軍衛校遷到延安，改為中國醫科大學，軍藥班成為醫大的藥科。這時由大後方來的龍在雲等倡儀成立藥科學校。1942年經衛生部與總後勤部研究批准，在中國醫大藥科的基礎上成立了八路藥科學校(一名延安藥科學校)，李維禎任校長。1946年，由龍在雲率領藥校師生隨軍北上，在東北佳木斯建立了東北藥學專門學校(簡稱東北藥專)，1948年瀋陽解放，學校又遷至瀋陽，接管了瀋陽醫學院藥學系，成立東北藥學院，後相繼改為中國醫科大學藥學院和瀋陽藥學院。

在其它解放區，華東軍區白求恩醫學院藥科(前身為新四軍軍醫學校藥訓班)舉辦了多期藥訓班，培養藥工人員，此外還出版了教材。由於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解放區的擴大，部隊藥工人員的需要增多，東北、華北等地區相繼成立了藥科學校或藥訓班，培養成千上萬的藥工幹部。1947年華東軍區衛生部還編輯出版了《藥學生活》期刊和其它資料，供藥工人員學習。此外，解放區的不少藥廠均設有藥學訓練班，培養製藥等技術人才。如1947年陝甘寧邊區八路軍衛生材料廠舉辦了製藥訓練班。

為解決醫藥需要，除舉辦教育培養人才外，還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進行了不少藥學科研工作。首先從事劑型的研究工作，如紅四軍中醫院和1931年成立的中國工農紅軍醫藥衛生器材廠，將單味中藥研製成不同劑型的藥劑供部隊使用。1939年，他們又研製出來柴胡注射液，用以治療瘧疾和一般熱性病。除了單味藥研究外，還研究復方，如用銀花、連翹、升麻等配製合劑，用當歸、元胡、益母草等配製成康寧丸，用麻黃、柴胡、黃芩等配製成替阿林等。1939年，八路軍前方衛生部在太行山建立了製藥研究所。1940年7月，西北藥廠在試製新藥的同時，還將建廠以來生產研究工作的經驗，編寫成一本《抗戰新藥集》，記載了該廠所產的20餘類100多種藥品作用、用法製法等。同時收集有關科技情報資料進行研究，加強對新品種的研製。1943年該廠成立了研究室，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使肝注射液、精製食鹽、碳酸氫鈉、石膏等10多個新品種得以投產，麻黃素的提取、羊腸線的試製也獲得成功。此外，還研究解決了最為緊張的藥用中性玻璃的生產問題。40年代初，在陝甘寧邊區瓦窯保建立了衛生研究所。在晉綏邊區衛生試驗所，李志中、瓮遠等研製成功破傷風類毒素、破傷風抗毒素、牛痘苗。1944年12月，膠東新華製藥廠成立了試驗室，1945年膠東工業研究室的醫藥組併入該室，更名膠東新華製藥廠研究室，先後研製成功乙醚、小蘇打、甘油、魚肝油、鞣酸蛋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