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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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派(schools of TCM),在中醫學中由於學說師承不同所形成的群體和派別。這種因學術主旨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學派,是中醫歷史發展中極為突出的醫學現象。一般說來,一個學派的形成應具備三項條件:一是有一個或幾個有影響有威望的學術領頭人,也就是宗師,例如傷寒學派的宗師是張仲景河間學派的宗師是劉河間等。二是有一部或數部反映這派觀點的傳世之作,並保持該學派的研究方法和學術風格,例如醫經學派以《內經》為主導著作,圍繞臟腑經絡、病因病機養生治則等展開研究。三是有一大批跟隨宗師(包括私淑)的弟子,他們本身也必須是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醫學人才,例如易水學派的開山鼻祖是張元素,其弟子有李東垣王好古等人。

中醫藥發展史上,學派的形成有一個過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蜂起,形成爭鳴之勢,醫學是這股文化洪流的一個重要分支,受主導文化思潮的影響,因立論的學術宗旨不同,研究的角度、方法與手段的不同,以及研究者的哲學觀念、所處的地域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醫療方式和學術見解,形成用針、用藥和重切脈的三大派。西漢時代已匯合為醫經和經方兩大派別。其中,針灸和切脈者並為醫經一派,重視使用藥物方劑者則發展為經方派。《漢書.藝文志》明確記載,當時有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東漢末年,醫學家張仲景治療外感熱病卓有療效,以六經辨證,在理論上奠定了辨證論治的基石,著成《傷寒論》一書,以後其學術絡脈承傳,成為一大學派。宋代科技發達,儒學打破了漢代經學定於一尊的局面,始有門戶之分,這成為中醫學家突破意識的前提,形成了金元時代醫學家的爭鳴局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這種儒學和醫學的相關變遷現象稱之為「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在金元時代有被稱為「四子學派」的四大醫家,即劉完素(即劉河間)、李東垣、張子和朱丹溪等人,他們各有所長,劉完素創立火熱論;李東垣師承於張元素,主補脾,著《脾胃論》;張子和立論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則撰著《陽有餘陰不足論》、《相火論》而創立了滋陰學派。此四大家,又據其師傳和地域,可概括為以劉完素為代表的河間學派和以張元素、李東垣為代表的易水學派。明清一些醫家,在治療外感熱病方面有所創新,在病因上從熱立論,提出了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方法,由葉天士吳鞠通王孟英等一批醫學家,發展成為溫熱學派。清末民初,西醫學傳入中國以後,有一批中醫學家如王宏翰、朱沛文、唐容川張錫純等,主張中西醫學匯聚而溝通之,而衍成匯通學派。該派雖然歷時較短,但提倡取長補短,在一個時期他們辦刊興學,起到傳承中醫的作用,又成為中西醫結合的先導。

中醫學派是在實踐中不斷創新而產生的,各學派都有自己的風格和特長,明代王肯堂在《明醫雜著》中就曾說:「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一以貫之,斯之大全矣。」中醫的學派有明顯的繼承性,大的學派像醫經學派、傷寒學派,能夠千餘年一代一代繼承發展下去而不衰,甚至傳到國外,例如在日本流傳有傷寒學派和丹溪學派醫學。一個學派群體的發展創新能力是個人能力的高倍放大,而且通過學派間的學術爭論擴大了認識的廣度與深度。例如傷寒學派與溫病學派間的爭論,河間學派與易水學派之間的爭鳴,以及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爭論等,促使各學派的認識能力進一步放大,各學派不斷吸收他派之長,互相滲透交叉,此起彼伏,匯流成干,形成中醫學繼往開來的一條長河。

目錄

醫經學派

致力於基礎理論方面研究的一派。《漢書.藝文志》敘述醫經家時說:「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漢代時曾有醫經七家,其代表著作有:《黃帝內經》、《黃帝外經》、《扁鵲內經》、《扁鵲外經》、《白氏內經》、《白氏外經》、《白氏旁經》,但僅有《黃帝內經》(簡稱《內經》)一書承傳下來。它從臟腑、經絡、病機、診法、治則、針灸、制方等方面對人體的生理活動、病理變化,以及診斷治則等進行了系統而綜合的敘述,《內經》從此成為中醫學理論的基礎。歷代均有研究《內經》、發揮《內經》的醫學家及其著作,主要有:梁代全元起著《內經訓解》;唐代楊上善著《黃帝內經太素》,王冰著《素問釋文》;宋代林億等著《素問釋文新校正》;元代滑壽著《讀素問鈔》;明代吳崑著《素問吳注》,馬蒔著《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與《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李中梓著《內經知要》,張景岳著《類經》;清代張志聰著《素問集注》、《靈樞集注》,沈又彭著《醫經讀》等。

經方學派

重視運用經驗方的一派。《漢書.藝文志》說:「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中醫學從用單味藥物發展為組合成復方治病,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很普遍了,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醫書《五十二病方》,即是先秦時代的經方著作。前人在長期醫療實踐中,為了不斷提高療效,很重視經驗的積累和搜集,如《孔叢子》一書所載:「夫三折股而後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慮有與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眾人為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方之優劣也。」《漢書.藝文志》載有經方十一家,其中包括《湯液經法》、《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婦人嬰兒方》、《金創瘛方》等,說明西漢時代,經方已成一大派別。經方學派在六朝和唐代成為主導學派,當時著名醫學家都有經驗方的著作。例如,六朝有陳延之的《小品方》、阮炳的《阮河南藥方》、范東陽的《范汪方》、葛洪的《肘後方》、釋僧深的《僧深藥方》等。唐代經方家三大著作有甑權的《古今錄驗方》、孫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燾的《外台秘要》等。北宋的三大經方家有陳師文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許叔微的《普濟本事方》、嚴用和的《嚴氏濟生方》等;因經驗方的盛行,北宋徽宗也曾主持編纂《聖濟總錄》二百卷,所集有效方劑約2萬首,其搜集之富是空前的。元代有危亦林撰著的《世醫得效方》。明代有朱棣撰集的《普濟方》。清代著經驗方的傳人仍不絕如縷。

傷寒學派

圍繞東漢名醫張仲景所著《傷寒論》,探討張仲景論治傷寒(古代外感發熱性疾病的總稱)的學說和辨證論治規律,以及研究張仲景本人、《傷寒論》版本流傳的一批醫學家。

自從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以來,歷史上對它研究的有四五百家之多。該書最早的編次者是晉代的王叔和,他尤其重視從治法研究《傷寒論》。唐代醫學家孫思邈晚年才得見張仲景的著作,他在六經分類條文的基礎上,又採取突出主方,以方類證的辦法整理《傷寒論》,以利臨床驗用。同時他認為凡療傷寒,不出麻黃湯桂枝湯大青龍湯這三方三法的範圍,希望以簡馭繁把握《傷寒論》的精髓。但當時張仲景的醫著、醫術流傳不廣。《傷寒論》廣泛傳播並得到深入研究始於宋代。

北宋校正醫書局校正的《傷寒論》為學者提供了定本。整理者之一的林億,率先提出《傷寒論》113方、397法之說。宋代的朱肱韓祗和、許叔微、龐安時等,均有著述,各抒心得。例如朱肱《類證活人書》認為,《傷寒論》的六經,就是足三陽、足三陰六條經絡,這種以經絡論六經的見解最先觸及了《傷寒論》六經實質這一重要問題。在這一時期,《傷寒論》研究厥功甚偉的是金代的成無己。成氏《註解傷寒論》,首次博引《內經》諸說,以釋仲景辨證施治的道理,開引經析論、以經解經的研究法之先例。

至明末,不僅研究《傷寒論》的學者倍增,而且在傷寒學派中又分成許多流派。明代學者治《傷寒論》強調學仲景非拘執其「方」,而是致力於闡揚他的「法」,也就是辨證施治的原則。為了不走因循舊時隨方衍義的舊套路,便於闡發《傷寒論》的精華,明末的方有執推出了「錯簡」說,認為通行的《傷寒論》年代久遠,簡編錯亂,雖經王叔和編次,仍存在不少人為的錯亂,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重訂編次主張。他在《傷寒論條辨》中,削去《傷寒例》,把衛中風、寒傷營、營衛俱中傷風寒立說,並作為仲景原書要旨,其實與孫思邈的麻、桂、青龍三方三法名異而實同。清初喻嘉言附和「錯簡」說,將方有執的主張又演為「三綱鼎立」說,即「冬月傷寒」為大綱,傷寒六經中以太陽經為大綱,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喻氏更重視「法」的整理,在方氏《傷寒論條辨》基礎上,訂正傷寒397法。此後張璐、吳儀洛、程應旄章楠周揚俊等,更從而和之,後世稱這一派學者為「錯簡重訂派」。他們對王叔和、成無己持非議態度,引起了另一些醫家的反對。例如,明末清初張遂辰及其弟子張志聰、張錫駒與錯簡派針鋒相對,認為王叔和、成無己所做的編次注釋工作均有助於仲景的《傷寒論》;該書皆仲景原文,絕非錯簡,不主張隨意取去重編;在闡釋仲景方法上張氏及弟子亦多有心得。清末陳修園基本上同意這種觀點,故現代多稱他們為「維護舊論派」。

在《傷寒論》六經的實質及如何更好地歸納《傷寒論》精義方面也有不少爭議。如宋代朱肱曾以六經為經絡,清代汪琥在《傷寒論辨證廣注》中響應:「傷寒之病,必傳經絡,仲景分六經,不出『靈樞』經脈。」因此他對六經證候從經絡角度予以增刪。屬於維護舊論派的張志聰和屬於錯簡派的黃元御,在六經的實質上看法倒是一致的,即以六氣來分析六經,以臟腑來聯繫六氣。清代的柯韻伯對朱肱的六經為經絡之源也持有異議。他認為六經是「經界之經,而非經絡之經」,且反對喻嘉言的三綱鼎立說及397法的劃分,主張按方類證,如有關桂枝湯的各條文統歸桂枝證。其後徐大椿亦仿而行之,謂仲景著書不過是隨證立方,本無一定次序可言,於是他以桂枝湯、麻黃湯等12類湯,來歸類《傷寒論》113方,從而形成以方類證派。與以方類證不同的是以法類證,代表人物是清代的錢潢和尤在涇。尤氏《傷寒貫珠集》不像其他傷寒家那樣拘泥於條文字句,而是另闢蹊徑,以正治、權變、斡旋、救逆、類病、明辨、雜治、刺法八法來概括三陽篇,謂諸法如珠,貫通全論。此外,沈明宗、包誠等則主張分經類證。傷寒學派中的學術主張爭奇鬥豔,各派通過爭鳴,從不同角度對《傷寒論》的理論構架、六經實質、辨證方法、論治精髓等進行了討論,從而大大提高了中醫臨證水平,活躍了醫家辨證論治的思路。

河間學派

因創始人劉完素系河北河間人而命名的學派。劉完素生於宋金對峙時期的北方金國,以闡發火熱病機,善治火熱病證,著《素問玄機原病式》、《宣明論方》、《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三消論》、《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保童秘要》等學派開山之作。其學派內又有張從正與朱丹溪等人,不僅繼承了河間之學,又有自己的創新而卓越成家,後人甚至將張從正、朱丹溪與劉完素、李東垣並列,稱金元四大家或四子學派。

以劉完素為代表的河間學派,是以闡發火熱病機為中心內容的一個醫學流派。開始於研究外感病之火熱病機,繼而演變為研究內傷之陰虛火旺病機。它促進了中醫學病機學說的發展,亦為後來溫熱學派奠定了基礎。

劉完素的火熱學說思想,淵源於《素問.熱論》和《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火熱論的主要論點是「六氣皆能化火」說。臨床運用則分為表裡二證,火熱在表,則用辛涼、甘寒之法以汗解;火熱在里,則用承氣諸方以下解;表裡俱熱,則用防風通聖散涼膈散以兩解之。自完素以後,討論火熱病的理法方藥乃自成體系,成為火熱論派。

直接承傳完素之學的有穆大黃、馬宗素、荊山浮屠,浮屠傳之羅知悌,羅知悌傳之朱丹溪,丹溪傳之趙道震趙以德、虞誠齋、戴元禮王履劉叔淵等人,而以朱丹溪最著。私淑完素之學的有張從正、葛雍、鎦洪等,以張從正的影響最大。張從正雖言「風從火化,濕與燥兼」,臨床亦多採用完素所制諸方,但不都強調「兼并同化」。而謂凡非人體所自有以致病者,不論其為火熱與否,概屬邪氣。主張祛邪務盡、攻邪從速,而倡汗吐下三法以攻邪之說。三法亦分表裡,在表汗之,在里或吐或下之,特別是用吐法有得心應手之妙。說明從正師河間而又發展了河間之學,便成為攻邪論者的宗師。

朱丹溪為劉完素的再傳弟子,受到完素火熱論的啟示,發揮為「陽有餘陰不足」之說,變六淫火邪,為內傷之火熱。所謂「陽有餘」,乃指相火之易於妄動而言,相火妄動,則陰精易傷,是為「陰常不足」,於是提出養陰瀉火之法。使河間之火熱論一變而為滋陰說,這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縱觀河間學派,劉完素、張從正、朱丹溪是該派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家。其火熱論、攻邪論、養陰論三家立說同,各有發明,各盡其妙用,皆足資取法。

易水學派

易水學派肇始於金代,因創始人張元素是河北易縣(金之易州)人而稱其為易水學派。該派以張元素著《潔古珍珠囊》、《醫學啟源》、《潔古家珍》,李東垣著《脾胃論》、《蘭室秘藏》、《內外傷辨惑論》,羅天益著《衛生寶鑒》等為代表。該派傳人及私淑者還有王好古、薛己、李中梓、張璐、趙獻可等名家。易水學派與河間學派之間既有學術爭鳴又互相尊重,成為中國醫學史上的美談。

以張元素為代表的易水學派,以研究臟腑病機及其辨證為中心內容。元素之學,先後傳於李東垣與王好古,李東垣之學傳於羅天益。私淑李東垣的學者,有薛己、張景岳、李中梓諸家。趙獻可又私淑薛己。傳獻可的學者,有高鼓峰、董廢翁、呂晚村諸人。張璐對薛己和張景岳二家之學均有所承受。李中梓之學一傳沈朗仲,再傳馬元儀,三傳尤在涇。易水學派的師承關係,大體如此,而以張元素、李東垣、張景岳、薛己、李中梓、趙獻可六大家最著名。張元素在《靈樞》、《素問》、《中藏經》的臟腑辨證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臨證實踐,以臟腑的寒熱虛實論點來分析疾病的發生與演變,探討臟腑的虛實病機,在當時的諸醫學家中是最有成就的。在制方遣藥方面,又發明性味歸經引經報使之說,實不愧為一代宗師。李東垣創立「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論點,以脾胃為元氣之所出,相火為元氣之賊,「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因而發明昇陽瀉火和甘溫除熱的用藥法度,後世稱之為補土派的先導者。張景岳理論上屬醫經學派,臨床則信服張元素、李東垣之學,倡「陽非有餘,陰常不足」論,制左歸丸右歸丸左歸飲右歸飲諸名方,而為陰陽兩補之巨匠。薛己為明代一大臨床家,學術思想淵源於張元素、李東垣,同時又遙承王冰、錢乙之說,而重視腎中水火,因而臨床多脾腎並重;李中梓重視先後二天,既酷似東垣,又酷似景岳。趙獻可雖私淑薛己,而對腎命水火說,獨具匠心,提出「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為命門,並對六味丸八味丸大加闡發,廣泛應用,以腎命概括脾胃,但又與薛己的學術思想略異。王好古師事張元素、李東垣,而於陽虛的三陰證獨有發揮。易水學派還特別留心於精氣虛損一面,尤以脾腎虛損最為突出。其臨證治療,多偏於溫補,故時人稱之為溫補學派

溫病學派

研究溫病學而演成的學術流派。溫病指起病較急,熱象較盛,傳變較快,容易化燥傷陰的一類外感熱病,包括風溫、溫熱、溫疫溫毒春溫暑溫伏暑濕溫秋燥溫瘧伏氣溫病等。溫病的研究是在「諸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的事實,經實踐積累、理論升華而發展起來的。其代表人為葉天士及薛雪、吳鞠通、王孟英等,代表作有《溫熱論》、《濕熱條辨》、《溫病條辨》、《溫熱經緯》等。因溫病範疇也屬於外感熱病,但又與傷寒有所區別,故溫病學派在崛起時就有著學術上的爭論。溫病學家主要研究溫病特有的傳變規律、察舌驗齒等診斷手段和辨證方劑等。但溫病學說的理論還不僅限於治療溫病,對雜病辨治也有一定指導價值,溫病學派把中醫學理論推向了一個新的台階。

金元時期的河間學派在溫病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自劉完素倡「熱病只能作熱治,不能從寒醫」之說後,其門人馬宗素《傷寒醫鑒》、鎦洪《傷寒心要》、常德《傷寒正統》都對此大加闡揚,認為治熱之法惟表裡二途,力主寒涼藥物發表攻里的優點,從而形成「寒涼派」。此後,元末明初王履在《傷寒溯洄集》中,亦提到溫病「感天地惡毒之氣」,「溫暑及時行寒疫、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等,決不要以傷寒六經諸病通治」。此時對外感熱病診治通行的說法是:「外感宗仲景,熱病用河間」,表明外感傷寒和溫熱病的治療已逐漸分離。事實上河間學派是溫病學派的先驅。

明代末年,溫熱病流行,諸醫用傷寒治法不效,這一新問題促進溫病學說在理論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吳又可在實踐基礎上,指出當時流行的是溫疫,而非傷寒,按疫施治,大獲奇效。於是他撰成《溫疫論》,提出溫疫是戾氣所感。他對戾氣所入之門(口鼻)、所受之處(客居膜原)及特殊的傳變途徑均有論述。主張溫疫與傷寒應嚴格區分,治法當以疏利(疏達膜原)和分消(祛邪逐穢)為要務,還提出溫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總宜顧存津液為原則。這些主張給後世溫病學家以很大的啟發。此後清初的戴天章,以吳又可之源為基礎,詳言溫疫病狀,以分辨氣、色、舌、神、脈等諸方面來區別溫疫與傷寒,其治法則有汗、下、清、和、補五法。清代乾隆年間,瘟疫又複流行,當時余師愚認為溫疫乃運氣之淫熱,內入於胃,敷佈於十二經所致。因此他創製清瘟敗毒飲,重用石膏,瀉諸經表裡之火,對斑疹的辨析亦有說明。這一時期,研究溫病的學者逐漸增多,學者們對溫熱病的病因、症状已有一定的認識,但在其病機理論上尚未能統一,還缺乏更明晰的研究。

清代中葉以後,醫家對溫病的認識進一步提高。其中核心人物有葉天士、薛雪、吳鞠通、王孟英等。臨床大師葉天士提出,新感溫邪,上受犯肺,逆傳心包。又提出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他把溫邪進入人體的病理過程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提出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邪在衛,可汗解,在氣乃可清氣;初入營分,還須清氣透營,即入血分,方可涼血散血等一系列辨治溫病的見解。他的言論反映在由其弟子整理的《溫熱論》中。衛氣營血的辨證體系從此確立。此外,葉氏在察舌、驗齒、辨斑疹白等方面也有許多卓見。與葉氏同時的薛雪,對溫熱病之一的濕病,在病因、病機、病證、治法等方面亦有專題系統認識,進一步完善了溫病學說。

此後對溫病學說發展做出貢獻的還有吳鞠通、王孟英等。吳鞠通在深研葉天士醫案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心得,寫成《溫病條辨》,為系統論溫熱證治之始。他按溫熱病的傳變情況,自上而下地劃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個階段,建立了三焦辨證綱領。三焦辨證實質上結合臟腑來討論病位、病勢,揭示了溫病病程中臟腑病機之間的聯繫和影響。他將清絡、清營育陰三法作為治病的大法,總結出了桑菊飲銀翹散等一系列與治法相適應的名方,從而確立了溫熱學派包括病因、病機、診斷、治療的理論體系。王孟英對溫熱學派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溫熱經緯》一書中。此書彙集溫病名家學說最多,以《內經》、《傷寒論》為經,葉天士、薛雪諸家論說為緯,廣徵清代溫病學家之論,附以王氏自家評議,淹貫各家之長,不抱門戶之見,對溫熱學說的總結及普及起了較大的作用。溫病的研究至此則進入了成熟時期。

匯通學派

清末民初主張將中西醫學匯聚溝通的一派醫學家。在此主旨下,有試圖從理論上匯通者;有在臨床上中西藥物綜合使用者;也有主張藉以改進中醫或中醫科學化者,因他們對中西醫為不同理論體系尚缺乏深入了解,致使該派的學說和實踐只展現於一時,沒能流傳下來。但因該派的學者們在一個時期內,致力於興辦學校,創立期刊,意在通過接受新知,取長補短髮展中醫,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也起到了培養中醫人才和傳播中醫學術的作用。此外,匯通學派還成為其後中西醫結合的先聲。

中西醫匯通思潮是在19世紀中後期西洋醫學大量湧入中國而逐漸形成的。西方列強獲得自由出入中國各通商口岸的特權後興辦了一些醫院、醫學校、藥廠;傳入包括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在內的各種西醫書籍,吸收留學生,派遣傳教醫士來華。兩種醫學體系的思維方法、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迥異,必然給傳統醫學的發展前景帶來影響。由於不同的動機、不同的方法,中西醫匯通派又有著不同的思潮和方法,在匯通的進程上也有不同的深度和廣度。

有一派的思潮認為中醫傳統的體系是一個完善的系統,是優於西醫的體系。但是,他們又不能不承認西醫體系中有些值得學習的內容,而學習這些東西,主要是為了保持住中醫固有的體系,不至於湮沒在西洋醫學浪潮的衝擊之中。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唐容川。他雖然也說過「西醫亦有所長,中醫豈無所短」的話,希望「不存疆域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認為中醫已發展到「氣化」的階段,超越了解剖學的階段。這種匯通是比較初級的,甚至可以說是貌合神離的。

另一種思潮則認為,中西醫這兩種體系各有長短,需要互相學習,互相吸收對方的優點,這樣才能使中醫學繼續發展和提高,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也有人認為可以貫通兩者之長,形成一個新的體系。這種思潮在中國近代醫學發展史上佔主導地位,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惲鐵樵、楊則民和張錫純等人,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深入學習了西醫的知識。

朱沛文主要從生理解剖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兩個體系各有短長,「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從華者,有宜從洋者。大約中華儒者精於窮理而拙於格物,西洋智士長於格物而短於窮理」。他反對「空談名理」,重視「察臟腑官骸體用」,主張把二者結合起來。但他的匯通還沒有深入到臨床應用階段。

惲鐵樵對西醫作了較深入的學習、研究,從理論上闡明了中西醫匯通的重要意義。他一方面在著作中與全盤否定、消滅中醫的謬論開展論戰,維護中醫的生存權益;另一方面又主張「欲昌明中醫學,自當溝通中西,取長補短」,「吸取西醫之長,與之化合,以產生新中醫」。認為這種中醫是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醫學。代表作有《群經見智錄》、《生理新語》、《脈學發微》等。

張錫純不僅從理論上進行中西醫學匯通的嘗試,更進一步從臨床上,尤其是中藥西藥的結合方面身體力行,付諸實踐,創製出一些中西藥結合的治療方劑。他的代表作是《醫學衷中參西錄》。楊則民《內經哲學之檢討》則主要從哲學的高度探討中醫理論之提高、中西醫辨證和辨病之互通。

匯通派的理論,形成了近代中醫發展史上一股強勁的、不容忽視的潮流。近代中醫學者大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這股思潮中。

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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