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遼夏金元醫學爭鳴與學術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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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劉完素的「火熱」學說
劉完素生活時代，北宋微宗趙佶提倡的運氣學說仍在流行，他結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體質強勁的特點，深入闡發了火熱病機等有關理論，在治療上一改北宋用藥偏治溫燥之習，重視以寒涼藥物治療外感火熱病，開拓金元醫學發展的新局面。劉完素著作主要思想是：
(一)以「火熱」病機立論：
劉完素主要著作首推《素問玄機原病式》，這部書是他多年研究《內經》的總結，他詳究了《內經》原文，並參合了隋.全元起、唐.王冰、宋.林億各家注擇，仲景傷寒學說而著成的。劉完索著書目的，並非是要解釋《內經》的經文，而是要將《內經》主旨，結合運氣學說和臨床所見，演繹已說。所謂「謹率經之所言二百餘字，兼以語辭二百言」，實際即指《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言病機十九條之一百字，推演而成，其所以要將推演字數寫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喚起人們的重視。
劉完素對《內經.素問》病機十九條及「六氣」為病的原文逐句分別解釋。如他認為：「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是由於「風主動」的原故，風木旺，金衰不能制木，木復生火，兩動相博，為之旋轉。「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者，認為「人近火氣者，微熱則癢，熱甚則痛……灼而為瘡，皆火之用也」。「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脾土，地之體也」。「土熱仍盛，則痞塞腫滿，物濕亦然」。「諸濕膹郁，病痿，皆屬肺金」。「膹，謂膹滿也，郁，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為陽，陽主經清而升，肺居上部，病剛氣膹滿，奔迫，不能上升，至於手足痿弱，肺金木燥，血液衰少，不能營養百骸，」諸氣收引，皆屬腎水，凡收斂、引急均於寒，寒可收縮。
至於六氣，分為風、熱、濕、火、燥、寒六類。
風類：凡諸暴強宜、支痛、里急、筋縮之病，皆屬於風，屬厥陰風木肝膽之氣。
熱類：凡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小便濁渾，腹脹，癰疽瘡疹，吐下霍亂，鼻塞鼽衄，血溢淋悶，驚惑悲笑譫妄，皆屬於熱，屬手少陰君火之熱。
濕類：諸痙強直，積飲痞隔中滿，體重胕腫，皆屬於濕，屬足太陽脾胃之氣所致。
火類：諸熱瞀瘛，暴暗冒昧，躁擾狂越。罵詈警駭，氣逆衝上，瘡瘍喉痹，耳鳴及聾，目昧不明，暴注瞤瘛，皆屬於火，為少陽相火之熱，心包絡三焦氣。
燥類：諸澀枯涸，乾勁皸揭，皆屬於燥，枯不榮旺，涸無水液，皸揭者，指皮膚啟裂，為陽明燥金肺與大腸之氣也。
寒類：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堅痞腹滿，吐利腥穢，皆屬於寒，為足太陽寒水腎與膀胱之氣所致。
劉完素在書中無論論述五運主病，或六氣為病，均著重於陽氣、火氣和熱實相聯繫。如論「吐下」時，他指出：「泄白為寒，青黃紅赤黑皆為熱也」。
(二)「亢則害，承乃制」：
劉完素於本書中多處引《內經》「亢則害，承乃制」之語，闡述陰陽變化之理，其書稱：「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以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也，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謂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認似作是，以陽為陰，失其意也」，如其論「鬱結」時稱：「凡鬱結甚者，轉惡寒而喜暖，所謂亢則害，承乃制，而陽極反似陰者也，俗未明之，因而妄謂寒病……」。這表明劉完素所依據的「亢則喜，承乃制」的思想，乃是他認識疾病，診斷疾病，考慮疾病標本逆從、陰陽分辨的思維過程，有一定古代樸素的辨證法因素，所以受到後世醫家的重視。
(三)運氣學說的運用：
按運氣學說原在《內經素問》中有所闡發，但因文辭古奧，後世解惑者不多。至北宋劉溫舒著《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以《素問》百運氣最為治病之要，其書三十論，二十七圖，發明運氣之理，但仍難於使學者掌握，至北宋徽宗時，崇信道家學說，以六氣司歲，五行統歲，劉完素生活在這一時代，因此他著書時也不能不受運氣學說盛行的影響，並在他著作中有較突出的反映。劉完素在論述《內經》病機十九條時，即以「五運主病」、「六氣為病」歸類，並曾稱：「不知運氣而求醫無失者鮮矣，」但是他所提倡的運氣學說已與劉溫舒和宋徽宗所倡者有很大不同，其體現也就是在《素問玄機原病式》一書中對「五運多病」、「六氣為病「的分類和分析。
二、張元素臟腑辨證學說與易水學派
張元素受當時運氣學說影響，認為古今運氣不同，在不同運氣影響下所發病種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同時，他把運氣與臟腑疾病認識作了聯繫，並深入研究藥物的陰陽、升降、浮沉、補瀉的各種性能，發明藥理，注重創新方劑，在治療思想上強調「扶護元氣(胃氣)」的意義，從而對後世醫家，尤其對其傳人李杲、王好古、羅天益及其子張壁的醫學創新思想和「易水學派」的形成、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他所倡導的主要學術主張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倡臟腑辨證學說。
張元素受《內經》、《中藏經》、《小兒藥證直訣》等前人著作中有關臟腑辨證思想的啟發，系統總結上述諸書中這方面的理論，他在《醫學啟源》一書中詳述各臟腑天人相應關係、表裡關係，並按「不及」、「太過」、「實」、「虛」、「寒」、「熱」幾大證候類型，描述各臟腑疾病的主要症状、脈象，提出五臟用藥原則或寒熱補瀉方藥例。張元素重視臟腑辨證治療思想，為貫徹這一思想，臨證雜病治療中，他積極地運用臟腑辨證手段指導用藥，尤其足以五臟為中心，治療一些常見病。如虛損證按程度不同，分出臟腑虛損六類證侯進行治療，他的這一思想，對後人尤其是其傳人重視臟腑疾病辨證論治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重視闡發藥物理論和應用原則。
張元素通過深入研究《內經》中七篇大論氣機升降浮沉、氣的陰陽厚薄、四氣五味等理論，把它廣泛應用於藥物功效原理及作用特異性等方面內容的闡發中，創立了一整套系統的藥物學理論，使之與臨床應用緊密地聯繫起來，為後世中醫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他認為藥有寒、熱、溫、涼之性，有酸、苦、辛、甘、淡之味，藥物性味的不同組合，構成不同功效。此外它還與其性味的陰陽、厚薄屬性有關。為進一步闡述各類藥物在治療臟腑、經絡、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特異性，他結合性味理論和臨證經驗，總結歸納出臨床常用藥的歸經、引經報使等理論，並在具體通方用藥方面總結了大量臨證用藥經驗，使其藥物學思想，既有理論上的系統性，又具辨證上的實用性，受到後世醫家的廣泛重視。
(三)重視胃氣。
張元素認為「四時以胃氣為本」，故「安谷則昌，絕谷則亡，水去則榮散，谷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居」，由此可見他重視扶養胃氣的思想，故臨證他曾告誡後世傳人「養正積自除」。這些立論與劉河間學說比較，就會看出有很大不同，劉完素用藥寒涼，而張元素則力辟之，並且在用藥方面儘力講求藥物歸經，形成獨有特點。
張元素的這些醫學思想，由於他有獨到之處，故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醫學思想影響下，張壁、李杲、王好古、羅天益等都進一步發揮了他的學說，形成明顯的學術流派——易水學派，與當時興起的河間學派並立爭鳴於金元時期北方醫學界，李杲之後所以發明「內傷」學說，更加強調脾胃的重要，是和張元素的醫學思想分不開的。王好古在他的《湯液本草》中所發揮的理論，也都是以張元素醫學理論為基礎的。
由於張元素的醫學著作流傳到元代以後，存留不多，且殘缺頗甚，一定程度影響了後世醫學家對元素學術地位和歷史貢獻的評價。如「金元四大家」未列入張元素，但客觀地看張元素的學術思想及其創新理論，對後人及「易水學派」其他醫家具有重要影響，其歷史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三、張從正的「攻邪」學說
張從正的主要醫學思想，首先主張「邪氣」說，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攬而留之何也?關於病邪，張從正認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內而生。病邪輕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時間經久則很難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不想消除，反而先去設想鞏固人體元氣，如此很容易使人體真氣未得到恢復時，病邪卻有了發展。治療疾病當以制止病邪發展和驅除病邪為首務，所謂「邪去而元氣自復」。這是張從正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主要主張。
其次，倡汗、吐、下三法。張從正認為邪有上、中、下之別，所以治療上也應採取針對性措施：認為凡上之邪，可以用汗法治療；在中之邪，凡風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療；而在下之邪，可用瀉下方法治療，張從正所謂汗法，包括灸、蒸、熏、滌（洗滌局部)、洗、熨、烙、針刺、砭射(砭石)、導引、按摩諸法，用以達到解表發汗解除病痛之目的。吐法，包括引涎(以翎毛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滲出不斷)、嚏氣、追淚，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積。所謂下法，不僅是通下，催生、下乳、磨積(消除積滯)、逐水、破經(通經)、泄氣等均屬之。
由上可見，張從正治療重在三法，以攻邪為主。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藥之時，每每伴隨揃(包括熨、摩)；導(導引)、按(手按)、蹻(醫者或病患者抬舉足腿)之法以輔助治療。在用藥方面，也要根據年齡老、少、病之輕重，有增、有減，有續、有止，按證施用。
再次，張從正主張食補。他認為補法有六種，即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之補、房室之補，凡應用補法必須謹慎。他主張「醫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攻邪除病，也就同時扶正，具有「補」的意義了，張氏還認為真正用補法，要在邪去之後，「莫若以五穀養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也就是說，人體疾病之後，最有益的補藥，就是平日的食品，肉、菜、谷、果，按五臟相宜用之就可以了，而不必去用藥物。
由於張從正倡汗、吐、下三法，治療比較峻猛，與太醫院一貫用藥和緩不符，故在當時即受到許多人的非議。
作為金代著名醫家，張從正醫學思想宗法劉完素，但是在治療用藥方面有自己的見解和發揮，他的治療以「攻邪」為主。應用汗、吐、下三法，以及對補法的認識，應該說與他當時處於北地，人民體質強悍，疾病多屬熱實有關，所以才有促進張氏醫學思想的發揮。後世人說他是「攻邪」(或「攻下」)派，「金元四家」之一。
四、李杲的脾胃內傷論
李杲師從張元素，深受元素醫學思想的影響，結合自己多年的親身經歷和體會，創立了以「脾胃論」、「內傷論」為主的理論學說，成為這一時期最著名的醫家之一，對金元醫學的繁榮和後世中醫學的發展都產生重要影響。在學術上，他獨稱一時，歸納而言，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尊師重道，發揚張元素藥物學說
張元素對藥物學有所創見，發明藥物氣味、陰陽、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創藥物歸經之說。李杲繼承考師學說，並加以發揚，他著《用藥法象》一書，原書雖佚，但大部份內容都收錄在王好古之《湯液本草》一書中。《湯液本草》共六卷，前二卷以「東垣先生藥類法象」和「東垣先生用藥心法」為題，收錄李杲主要藥學論述。在「藥性要旨」一節中指出：苦藥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藥平降，甘寒瀉火，苦寒瀉濕熱，苦甘寒瀉血熱。他還認為治病應知標本，必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這樣疾病便可除去。為此，李杲按病症詳述了用藥心得。這些用藥心得除宗法張元素說外，李杲更為完善的學識，對後世醫生用藥很有啟發。
(二)戰爭中建立內傷學說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戰爭期間，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開興元年，又改天興元年(1232)之際，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被元兵圍困半個月，解圍之後，人民無病者極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絕。
李杲目堵了實際情況，當時這些疾病患者，醫生大都是按外感風寒治療的，結果疾病不能痊癒，反而大量死亡，這不能不引起李杲的重視和思考。李杲回憶在金宣宗貞祐至興定年間(1214～1221)也有類似情形，李杲考慮戰爭期間都城被圍，人們驚恐之餘，起居不時，勞役頻仍，寒溫失所，朝飢暮飽，以致胃氣虧乏。解圍之後，一旦飽食太過，因胃氣虧乏太久，兼以營衛失養，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調治失宜，便可促成死亡。
李杲指出：「傷外為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內為不足，不足者補之。」「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因此內傷外感不容混同。
李杲內傷學說的建立是前人沒有提出的，也是在戰爭時期他臨床中獨創的心得，為此他擬制了補中益氣湯以及昇陽益胃湯，均取甘溫除熱、溫養脾胃、扶養元氣為主，為治內傷病的主方，深得後世醫家讚賞。
(三)發揚扶護元氣和溫養脾胃學說
李杲《脾胃論》，指出「人以水谷為本」，人的「元氣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後能滋養元氣」。人不能斷絕水谷，斷絕水谷則胃氣不生，五臟無由通利。李杲強調「夫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少，而生大熱。」「胃既病，則脾無所稟受……故亦從而病焉。」反過來說，如「形體勞役則脾病，病脾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大便泄瀉，脾既病，則其胃不能獨行津液，故亦從而病焉。」因此脾胃之作用非常重要，脾胃虛弱，總會影響人體陽氣不得生髮，陽氣不足，陰氣則有餘，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虛弱所生，故治療必須重在脾胃。
綜上可見，李杲醫學學說的形成，首先是在其師張元素學說基礎上，進一步根據自己的臨床體會而發揮的，並把「易水之學」的發展推向一個的高峰。所以他的理論學說誕生以後，在金末元初醫學界受到人們的重視。金末時，李杲已具國醫之名，他的學說通過其著作的陸續出版及其弟子羅天益的繼承發揚，在元初產生了更大的社會影響，人們不僅突出地強調李杲發展「潔古之學」扶養胃氣的意義，而且逐漸把李杲「補土」理論的特色，作為與「河間學說」形成鮮明對比的「易水學說」主要特點。
這最終奠定了李杲在金元各醫家中的突出地位，而成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術自元朝以來，繼承者甚眾，受到醫學界的普遍重視。人們對於李杲因時創立「脾胃內傷」理論給予較高評價。
五、朱震亨「陽有餘陰不足」論
金代的醫學創新理論，元代流傳到南方，經過朱震亨的發揮，又有了新的發展。
朱震亨早年從許謙學習理學，後轉而習醫，曾師從杭州名醫羅知悌學習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說，深感三家各有短長，在前人創新理論啟發下，他結合自己的體會及理學造詣，倡「陽有餘、陰不足」理論，開拓了元代中期醫學發展的新局面，成為後來形成的「滋陰派」的宗師。
(一)反對拘泥《同方》：
按北宋時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劑局」，本是便民措施，但當時無論是民間還是醫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該書據證檢方，這種對《局方》應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羅知悌為師時就已有不同認識，為此，他特著《局方發揮》，指出：人之一身，血氣有淺深，體段有上下，臟腑有內外，肌膚有厚薄，形志有苦樂，年紀有老小，病的時間有長短，接受藥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療上，醫生還要考慮四時、地域、某經用某藥、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藥量輕重等，醫生必須綜合觀察後始可用藥。而《局方》則是各方之後條述證候、藥物分兩、修制方法外，就沒有其它議論了，這樣使一方通治多種疾病，應用時表面看立法簡便，如果過於拘泥，其實就是「按圖索驥」，不符合辨證施治原則。如治大腸便秘，秘有風熱、風虛的區別，其他證候無不盡然，均需辨證施治，沒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醫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局方發揮》一書，雖然篇章不大，但論述謹嚴，辨理精透，給後世醫家很大啟示，使中醫辨證施治思想重新得到發揚，並對當時民間病家及醫學界以《局方》對號求藥偏向起了糾正作用。
(二)倡「陽有餘、陰不足」論：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響下，手著《格致餘論》闡發醫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學思想餘緒立論。「陽有餘，陰不足」這一觀點最早源於北宋程灝、程頤，他們曾說：「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虛，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受這一思想啟發，結合人體生理病理特點，朱震亨創立了「陽有餘，陰不足」論。他認為古人規定男女必須在近三十歲或二十歲時始議嫁娶，原因就是到這一年令時，人的「陰氣」始成，才可與「陽氣」相配。但這種陰陽相配時間，一個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歲(陰)經斷，男子六十四歲(陰)精絕。(故人體陰氣難成易虧)加之人常因飲食不節，色慾過度，生活調理失常，引動相火、耗傷陰精，這樣很難保持陰平陽秘。
上述觀點認生理、病理、攝生調養等方面把人體「陽有餘，陰不足」的特點，提高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論特色。
(三)相火論：
朱震亨的「相火」論，是在他「陽有餘、陰不足」的理論上產生的。他認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人之生亦恆於動，這全是由於相火的關係。相火寄於肝腎二臟，肝主木，腎主水。膽者肝之腑，膀胱為腎之腑，肝腎之陰，悉具相火，可見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飲食不節，常易引動相火，煎熬真陰陰虛則病，故這時相火便「為元氣之賊」，在病理上為害較大。
(四)治療雜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僅在醫學理論上有自己的見解，同時，在雜病治療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視對火證(內火)的治療，對實與虛的關係，他又有自己的獨特認識，他認為陰虛與火旺密切相關，故臨證宜以滋陰為本，即所謂「補陰即火自降」，以瀉火為標，即「瀉火為補陰之功「，從而創立了陰虛發熱的治療。對其他雜病治療，他強調「氣、血、痰、郁」之因，用藥有自己的規律、即屬於氣之病，用四君子湯；血之病用四物湯；痰之病用二陳湯；久病屬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後，陸續有王履、趙以德、戴元禮、劉淑淵等先後師從之，使其學說得以繼續發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顯的學派流風，其中尤以戴元禮最得師傳。曾著《證治要訣》十二卷，論述內外各科雜病，理趣深遠。他還校補朱震亨《金匱鉤玄》一卷，闡發各種雜病治療，大體均以清熱滋陰為宗，對朱震亨醫學思想頗多發揮。
六、金元醫學爭鳴創新的評價
金元時期諸醫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臨床上，其突出的創新成就，對明、清乃至今日中醫學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
(一)金元醫學爭鳴興盛的原因：
「金元醫學」在短短一百多年間，從誕生、成長到發展，始終貫穿著「開拓」、「創新」、「爭鳴」這樣一種新的醫學風尚，使以劉完素、張元素、張子和、李杲、朱震亨等為代表的金元醫家，都能形成理論上各有建樹，實踐中互有補充的發展特色，究其原因有下面幾個方面。
1、特定的社會環境所決定。這裡有三個面的條件：一是變遷、動蕩的社會環境或統治者多未以正統思想干涉，故利於創新，如劉完素所處的時代，外界不安定因素時刻威脅著金朝生存。金世宗為圖富強，採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優化政策，以推賢薦能，鼓勵創新，形成較活躍的學術氣氛。受此影響，劉完素敢於突破前人認識規範，開拓「思路」，獨樹一幟地創立和倡導「火熱論」。二是某些多發疾病，對醫家有所啟發。李杲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交戰，他屢經戰亂，目睹1232年京師被困，脾胃內傷病多發，死人無數的慘狀，深感妄辨內傷為外感之害，進而創立了「脾胃內傷」理論，三是能夠因時、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應理論。
意識形態及學術領域某種理論研究風氣的影響。宋代盛行的運氣學說流傳到金朝，引起了特殊的反應。金朝醫家敢於提出運氣古今有異，故疾病發生種類、性質也有不同等觀點，擺脫了舊有常規來思考問題，他們充分運用五運六氣理論有關方法對中醫基本理論中六氣、病機、治療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從而為研究領域引入一種新的思維方法和富有新意的認識。正是由於意識形態領域學術思想中活躍的創造精神，賦予金元醫家一種全新的認識角度和思維方法，使之能夠突破常規，在醫學理論發展無法解決實際應用的矛盾時，創立了適應社會需要的新的辨證施治理論，帶來金元醫學的繁榮。
金元醫家善於繼承、敢於創新的結果，自劉完素進行開拓性研究以後，後來很多醫家與前代名醫多有師承或私淑關係，但縱觀各家醫論，繼承之中又極少局限於前人的認識，如張子和承襲河間注重寒涼攻邪的理論，但於汗、吐、下三法的應用及邪正關係有新的發揮；李杲、王好古遵循易水老人扶護元氣、講究藥性的思想，又各自在脾胃病和陰證辨治等方面有突出創見，宋丹溪更是博採眾家，另闢新徑，在「火」與「陰陽」理論上對前人認識作了新的補充。這種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創見的學風，成為整個金元時期醫學領域十分突出的風尚，這實際就是金元醫學出現不斷創新、爭鳴激烈的繁榮景象的重要原因。
2、醫學發展的客觀需要。晉唐以來，方劑積累明顯增加，但藥物和方劑理論卻發展不足，雜病及外感病診治比較僵化，辨證與用藥之間還缺乏有機的聯繫，加之《局方》盛行以來，喜溫好補，臨證處方十分機械，使得前朝醫學發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質的突破。到金元，由於各類疾病多發，而舊有理論指導下的臨證方法，難以適應社會實際需要。在這種矛盾十分突出的情況，金元諸醫家本著「改證世俗謬說」之旨，突破前人認識範圍，創立了一個又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醫學理論學說，使之在生理、病理、辨證、用藥、及具體外感、內傷病方面，都取得了明顯進展。
（二）金元醫學創新成就的影響和評價：
金元醫學的創新，猶如一股清鮮空氣，隨著時代發展，吹進了明清兩代，對明、清醫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如明代醫學家薛己、趙獻可、張景岳等，繼承易水學派溫補之餘緒，又受丹溪「陽有餘、陰不足」等理論的啟發，創立了雙補陰陽的溫補學說，清代醫學家葉天士、吳塘、王孟英等。受河間外感火熱病治療思想的影響，同時吸收易水學派護養脾胃的基本觀點，發展成為辛涼解表、甘毒護陰的溫病學說。此外，易水學派創立的藥物學理論，在明代《本草發揮》、《本草綱目》等著作中得到較完整的繼承，並成為現代中醫藥物學理論的重要內容。金元醫家創製的大量新方，被後世重要方書收錄，如《普濟方》、《醫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流傳至今，仍然是臨床醫生常用的治療方劑。至於其眾多的治療方法，如甘溫除熱法、滋陰降火法、行氣祛痰解郁法等，更是受到人們的重視。
金元醫學的成就不僅影響了中國醫學的發展，而且在明代東傳日本、朝鮮。16世紀日僧月湖久住杭州學醫，弟子田代三喜留華12年，專攻李杲、丹溪之學，回國後成立了「丹溪學社」，奉丹溪翁為醫中之聖，後傳其學至弟子曲直瀨道三，發揚光大，流傳至今。朝鮮醫家金禮蒙《醫方類聚》、許浚《東醫寶鑒》，也大量收錄了東垣等醫家的醫論和方劑。
如何正確看待金元醫家各自的特長，歷代有種種見解。明代王綸在《明醫雜著》中作了較客觀地歸納：「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但是歷代醫家反覆告誡，不應拘泥，如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中指出「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降」，只有綜合諸家之長，全面、客觀地看待金元醫家的創新成就的歷史價值及現實意義，才能從中獲取有助於中醫現代化的實質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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