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遼夏金元中外醫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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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通史

遼夏金元時期醫學

一、與阿拉伯國家和地區的醫藥交流

1206年蒙古國建立後的三次西征，給各國人民及本國人民帶來嚴重災難，但也開通了東西方交通的寬闊大道，在客觀上對與阿拉伯醫藥交流的發展增加了很大便利。同時，為適應自身生存與軍事擴張的需要，蒙古軍隊對包括醫生在內的各種匠藝人員採取了一定程度的保護措施。蒙古統治者在所征服的地區徵召醫生為自己服務，這樣，在當時蒙古最高統治者周圍就逐漸集聚了一些著名的中外各族醫生，如為蒙古太祖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服務的就有信奉景教的回回醫生，諸多域外回回醫生以醫藥服侍於蒙古統治者，這本身就是中國與阿拉伯醫藥交流的一種體現。而且，按照常理，回回醫生與漢族醫生既然同時服務於蒙古統治者，相互之間應該有直接接觸，也可能進行過某些醫藥方面的交流活動。

在當時來往的一些使節中，世頗有本身即為醫生或留意於醫藥者。如1254年由魯本國(今日土耳其)派遣東往覲見蒙古憲宗蒙哥的使節叔札烏丁，就是一名醫師，其後不久，有中國使節常德自和林(即哈喇和林，窩闊台於1235年建為蒙古國國都，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厄爾得尼召北)西行覲見旭烈冗，由劉郁撰《西使記》記其事，書中記載了一些關於回回醫藥的見聞，增加了當時中國人對回回醫藥的認識。書中所載的阿只兒、阿息兒、奴哥撒兒三種回回藥物，後來《本草綱目》即據以收錄。

忽必烈統治時期(1260～1294)，繼承並擴大了成吉思汗以來所推行的重視醫學，積極對外開放以及對各種宗教採取的兼容並蓄、廣事利用等政策，使中國與阿拉伯的醫藥交流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元廷專設有「西域侍衛親軍」等主要由回回人組成的侍衛部隊，為了滿足大量回回軍士的醫療需要，以及處理回回藥物的輸入等有關事宜，忽必烈時期先後設立了西城醫藥司、京師醫藥院、廣惠司、大都(忽必烈定為元都，今北京)與上都(即開平，元夏都。今內蒙正藍旗東)回回藥物院及回回藥物局等6個回回醫藥專門機構，這些機構的創始者是來自敘利亞西部的拂林(東羅馬帝國)人愛薛(『Isa,1127～1308)。愛薛是唯一在《元史》中立有專傳的回回醫家，他及其家人在元代為回回醫藥在中國的傳播起有重要作用。

除了回回醫藥專門機構外，在太醫院、典醫監等中國傳統的醫藥機構中，也先後有野里牙(愛薛長於)、鐵樹、曲摳等多名回回人土人仕並擔任領導工作，說明回回人士在元代醫政機構中的影響是較為廣泛的。全國統一後，中外交通一度極為暢通，出現中外各民族的大遷徙和廣泛的民族雜居現象。除在元廷任職外，還有很多回回醫生散居中國各地，在民間行醫或賣藥。在元人的詩文筆記中，記載著不少贊謄回回神醫奇藥的篇章，足見其影響之廣泛。

元代回回藥物輸入的途徑之一，是諸汗國的「進貢」。伊利汗合贊、不賽因諸王先後多次遣使向元廷進貢，在所貢物品中，回回藥物佔了很大比重，其中多有珍奇之品，如1332年10月，不賽因「遣使貢塔里牙八十八斤」，即屬此類。1320年7月回回太醫進藥「打里牙」(即塔里牙)，一次酬其值竟達15萬貫之巨，其進藥數量之大足以想見。上述藥物的進貢，由於一般均從元廷領取大量的回賜，實際上帶有貿易的性質了。

忽必列時期採用的促進農業和工商業發展的經濟政策，直接或間接促進了中外醫藥交流的發展。如對外貿易的繁盛，直接帶來了與阿拉伯、東南亞等地的藥材貿易的興旺，這不僅是元代中外醫藥交流的一個重要方式，而且也成為元代中後期這種交流的一個顯著特點，元代的對外貿易分陸路和海路，在南宋滅亡以前，陸路貿易是重要的。沿著古代的絲綢之路，商隊絡繹不絕，通向中亞、西亞和黑海北岸。回回商人是當時對外貿易領域中最活躍的勢力，回回藥物是他們經營的主要貨物之一，有不少回回商人還直接在各地以賣藥為業，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元以後。元代統治者對回回藥物很感興越。如自波斯等地運入的橄欖油，他們「皆以重階收買之，寶藏之，視若無上之藥物」，在《回回藥方》中可看到不少方劑內運用此藥。回回藥物輸入的另一途徑是經海路。據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當時中國商船在同波斯灣地區的貿易中，運回不少藥材，如甘埋里(今伊朗哲朗島)的丁香、豆蔻、蘇木、麝香；撻吉那(今伊朗塔黑里一帶)的水銀、硫黃，加里那(今伊朗西南沿岸)的水銀、蘇木；波斯離(今伊拉克巴土拉)的大風子、肉桂等。元代大量回回藥物的輸入，及一些回回藥物在實際中的應用日益廣泛，促進了當時人們對回回藥物的認識和研究，某些回回藥物並為中國本草學所吸收。逐漸華化為後世所習用的中藥。《飲膳正要》在藥物方面，也注意「本草有未收者，今即採摭附寫」，收載了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回回藥物。

除藥物外，當時還有大量回回方劑也輸入中國。《史集》提到，當時有一些峻烈的蒙古藥劑，被稱為「合只兒」，這一名稱的語源來自「合迪兒」。而「合迪兒」一詞為阿拉伯語「偉大」、「強盛」之意（《波其》拉施特《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譯，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三1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201），顯然，這類藥劑與阿拉伯醫藥有著密切關係，在《飲膳正要》、《回回藥方》等醫著中，尤其是後者，更收錄了眾多的回回方劑。又如當時蒙古統治者對一種原產於回回地面的校稱為「舍兒別」的糖槳製劑很感興趣。我們知道，糖漿製劑、果實浸劑等是阿拉伯醫生在中世紀時的藥物實用領域中獲得的重要成就，並為阿拉伯醫藥中習用的藥劑。舍兒別即屬元代時興的此類製劑，當時因果品取用之便，元廷下令在閩浙、雲南等地專門製造，並作為地方貢物而源源不斷輸入中原。舍兒別一類製劑，至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中尚有記載。現存《回回藥方》，（殘卷）是研究元代中外醫藥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視的著作，它較為充分地反映了有元一代中外醫藥交流，尤其是與回回醫藥在臨證實踐方面交流的豐碩成果。書中載有一些古回回醫人姓名，從現存殘卷辮識統計，共約20名左右。這些古回回醫人中多有中世記時著名的阿拉伯醫藥學家。《回回藥方》不但是一部反映元代與阿拉伯的醫藥交流的總結式著作，實質上也是世界範圍內東西方長期醫藥交流與融合在中世紀末的一個寶貴總結，是研究世界醫藥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視的中國醫藥文獻。

在回回醫藥傳入中國的同時，中國傳統醫藥也在元代西亞、西南亞主要的伊斯蘭國家伊利汗國廣為傳播。旭烈兀西征時，曾徵調漢人匠師上千人隨征，其中包括許多中國醫生，並帶去了中國的醫學、歷算等各類書籍，這些醫生有不少人後來留在伊利汗任職，伊利汗國建立後，伊利諸汗十分注意吸取中國科學、醫學、藝術和史學的成就，並對中國文化的西傳充當了重要的媒介。1295年，阿魯渾子合贊繼任第七位伊刊國汗，他非常重視與元朝保持密切關係。合贊年功時即受過中國文化的熏陶，及長，通曉中國史事，並略知漢語。他頗有醫藥知識，熟悉植物及其功用，了解中國特產的草藥。合贊患病時，常讓中國醫生治療，他還注意招致中國學者幫助伊利汗國發展科學文化，如當他命令纂輯《被讚賞的合贊史》一書時，曾由拉施德丞相招致中國學者李大遲與倪克孫二人協助工作，合贊汗的繼任者完者都汗繼續遵循了合贊汗上述發展經濟文化的各項政策。

伊利汗國著名的政治家、醫生兼學者拉施德(Rashid al-Din al-Hamdani，拉施德.阿爾丁.阿爾哈姆丹尼，1247～1318)，為中國醫學在伊利汗國的傳播付出了辛勤勞動。約於13世紀末、14世紀初，他主持譯編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國醫學叢書《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參加編譯工作的醫生和學者，有波斯人、漢人和波斯裔中國人。這部叢書包括四部中國醫著的譯本，第一部是《王叔和脈訣》的全譯本，說明此時阿拉伯醫學對中醫脈學的了解較前代更為深入。後面三部書分別介紹了經絡針灸、本草、疾病防治與養生等內容（參岳家明《中國醫學在伊朗》中華醫史雜誌1981：14（1）：28）。這部叢書是較早由域外醫學家和學者在政府支持下有組織地譯編的中國醫學專著，它不僅對當時波斯人民了解中國醫藥文化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中國醫學向西南亞伊斯蘭地區的傳播史上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也是古代中國與波斯地區各族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之一。

多種中國藥材也在蒙元時期輸往阿拉伯國家和地區。著名的阿拉伯藥學家拜塔爾（1197～1248)所著的《藥用植物大全》中。首次收載了大黃、姜、新疆源柏等中藥。大約在13世紀，蒙古人通過西夏和畏兀兒地區，將飲茶的習慣傳到了亞洲西部。前往波斯灣地區貿易的中國商船，運去不少藥材。

元代中國醫學在伊利汗國的傳播，加強了中國醫學在阿拉伯地區的影響。元亡後不過半個世紀，鄭和曾三至波斯的忽魯漠斯一地(今位於伊朗東南部的波斯灣旁)，發現該地「醫卜、技藝皆類中華」（清.張延玉等《明史》卷326，PS153，第三者版，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這種現象顯然與元代中國醫學在當地的傳播分不開的。另一方面，由於伊利汗國是當時東西方交流的樞紐之地，而阿拉伯醫學又吸收了一些中國醫學的內容，因此阿拉伯醫學還成了向歐洲傳播中因醫學的重要媒介。

二、與歐洲、印度、非洲的醫藥交流

此時期中國與阿拉伯諸國並通過這一途徑與歐洲各國醫藥交流頻繁，元代蒙古人西進與歐洲人多次交戰，此時西方諸國也曾派遣傳教士來華，並在北京設有主教和教堂。這一切都促進了東西方醫藥的交流。法國傳教士盧白魯克受法蘭西國王聖路易之命，出使撻靼諸王之廷，他著有《紀行書》，其中談到了中國的風土人情和醫藥情況：他本人原通醫術，曾在教堂中為平民百姓治過病。

元蒙時把西方來的醫師和阿拉伯醫師視同一體，因為中古時代的阿拉伯是溝通中亞與歐洲文化的渠道，很多希臘文譯成阿拉伯文，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阿拉伯和歐洲的科學文化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傳入中國的回回藥中有阿拉伯醫藥成份，但更主要的還是希臘、羅馬醫學的體系。

三、與朝鮮醫藥交流

契丹、女真聚居地與朝鮮直接接壤：據《高麗史》載，在古代，契丹與朝鮮、女真與朝鮮之間經常不和，也有修好之時，修好之時互貢方物，進行文化交流。

元代，中朝兩國之間的醫藥交流比較密切。兩國之間互派醫生診病傳醫術。元世組至元十二年(1276)八月，元帝遣德新等醫生抵高麗王宮，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高麗王派將軍高世來中國向元帝請求派醫生，同年十二月，元帝派太醫姚生赴高麗。元成宗元貞三年(1297)六月，元遣太醫王得中、郭耕去高麗。元末，中國河間人李敏道去高麗留居，高麗授予他為典醫正和尚山君，於1395年在朝鮮去世。朝鮮也派醫生來中國從事醫療。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96)三月，元世祖帝有病求高麗派良醫。高麗先後兩次派尚藥侍醫薛景成來元朝廷，為元帝治病，對此，元世祖帝「賞賜甚厚」。

醫事制度方面，高麗忠烈王沿用元制，在司醫署里配備「提點」二名，給銀印。元代的征東行省里設了醫學提舉司，一個時期由高麗醫人擔任了這個司的官職。

元代兩國之間的藥材交流比較頻繁。據《高麗史》載，元世祖至元年間，成宗貞元、大德年間以及順帝至正年間，高麗忠烈王和恭愍王先後八次遣使來中國向元朝廷獻人蔘、松子、木果、榧實等藥物，元朝廷先後九次向高麗王惠贈葡萄酒和香藥等藥物。元世祖中統八年（1267）九月，元世祖患腳腫病，聞見阿吉兒合蒙皮(一種魚皮)做的鞋能治此病，故派必暗赤廉孛魯等9名使者去高麗求此物，高麗元宗王將17個阿吉兒合蒙皮贈送元使。在元代，高麗通過中國輸入引沉香等南國產藥物。據《高麗史》載，元惠宗年間，浙江、江蘇一帶的地方官張士誠、張國珍、王晟等人經常向高麗贈送了沉香等南國藥物，燒酒蒸餾法也是在元代傳去朝鮮的。

四、與日本的醫藥交流

元朝對日本的海禁不嚴，甚至頗為寬大。日本方面，商人來華頗多，無名僧人更多，且皆為搭乘商船到華，由政府派遣者不多。這些商船貿易以織物類為主，但香藥自古仰仗中國供給，這個時代自不例外。

此期間，日本國內有名醫於嘉元元年(1303年)撰《頓醫抄》50卷，正和四年(1315年)又撰《覆載萬安》62卷（劉伯驥《中國醫學史》第671頁，華崗出版部出版，台北，1971年），內容與《醫心方》相近，據說其自稱讀方書二百餘部、二千餘卷，皆漢魏唐宋經驗之方，加以試效而纂集並附己意而成。內容大抵引述宋以前中國醫籍，而新奇疾病名目增加，病理主探五運六氣學說。又有僧有鄰於貞治年間(1362～1367年)撰《褐田方》12卷，集和漢醫著100餘部，亦蔚為大觀。

五、與東南亞各國的醫藥交流

據《大越史記》所載，元代針灸醫生鄒庚到越南行醫，治病神驗，被譽為「鄒神醫」。官至宣徽院大使兼太醫使，元世祖也曾數次贈醫藥於安南國，《新元史》記載占城輸入中國的藥物有犀角、龍腦、沉香、乳香、豆蔻等，1291年羅斛國(今緬甸)遣使入貢犀角、龍腦等（明.宋濂《元史.世祖紀》，卷十三）。

元.周達觀於元貞元年(1295)隨使赴真臘(今柬埔寨)訪問，兩年後返回，在其著《真臘風土記》中記述了真臘出產的犀角、降真香、豆蔻、紫梗、大楓子油等藥。在該書「欲得唐貨」中記載了中國的麝香、檀香、草芎、白芷、焰硝、硫黃、水銀、銀珠、桐油等深受真臘人歡迎和喜愛，該書中還記載了真臘人的醫藥衛生風俗。如「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真臘)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之藥不類，不知其為何物。」從真臘國當時癩病(相當於麻風病)流行和對大楓子的藥用推測，真臘人已積累了防治麻風病的經驗。

六、中外醫藥交流的評價

（一）中外醫藥交流，屬於跨文化傳統的範疇。

不同文化之間互相一旦有了接觸或碰撞的機會，此種傳通的過程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但是，這一過程的興衰久暫，卻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約或影響，並不完全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中國醫學的固有傳統體系又具有很大的涵容性，外來醫學理論等既無法超越這一體系，也就無從言其衝破。而中醫理論本身卻有寬廣的胸懷和足夠的間隙來接納它們，豐富自己。金元時代外來醫藥達到最為興盛的地步，同時也開始了多種醫藥並存共榮的局面，此實中外醫藥交流史上一段佳話。

（二）中外醫藥交流的特點和影響：

首先是交流較之過去空前擴大了。而醫家的傳播、吸收也比過去更加增多和有效。例如《回回藥方》、《欽膳正要》的編纂，既是傳播了阿拉伯、回、蒙等族的醫藥文化，同時吸納了中醫文化，本身就有交流結晶的雙重含義。在元代中醫藥學家與回回醫藥學家之間，從未未見有互相非議排斥的記載。即使他們也沒有怎樣合作攜手，至少是和平相處的。各自進行的醫藥治療，必然也是平等競爭，沒有誰壓倒誰或誰取代誰的問題，唯取有效之方也。

亦因此，雙方在理論體系上均無大的影響。中醫藥被採納進回回醫藥體系構成之中，但不能改變其來自阿拉伯醫學理論的基本架構；同樣，中醫學採用阿拉伯的香藥治療諸法，也極大的豐富了中醫學治療方藥，而於理論體系根本毫無觸動。互相多是為我所用，取長補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