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隋唐五代病因症候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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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的病因學說，自春秋以迄六朝，醫學的發展基本上已形成了「千般災難，不越三條」的概念，奠定了「三因學說」基礎。即以六淫為內容的外因學說、以七情為內容的內因學說和以蟲獸、房室、刀刃傷為內容的不內外因學說。隋唐時期醫家本著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則能全」（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序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的精神，在醫療實踐中作了新的探索，在病因學和症侯學方面均有顯著進步。其特點為：開展一個病一個證候的研究，注意客觀證狀的描述：以證候分類，注意同類間的鑒別；證候與病因結合、證候與臟腑聯繫；並注意預後的分析。
一、逐個病研究，探索病因
對病因證候學的研究，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成就最為卓越。該書分為67門，載述疾病病源證候共1739論，是我國最早的病源證候學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論病因證候，後述治療醫方，對臨床各科疾病廣收博採，對每一病證逐個深入研究，在病因方面多所發現，或則以其新的認識，提出相當符合實際的推斷，是我國最早的病源證候學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論病因證候，後述治療醫方者。
（一）乖戾之氣學說
《諸病源候論》在對傷寒、時行、溫病等的研究中，發現了這些病都由「乖戾之氣」引起，如，傷寒、時行、溫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論及，唯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提到了溫病是「其年歲中有病氣兼挾鬼毒相注」而成，號曰癘氣，但挾鬼毒，尚未完全脫離鬼神為病之迷信觀點。而《諸病源候論》已不滿足以外感六淫說明外感病之病將傷寒、溫病、時行均明確歸因於人感受「乖戾之氣」而致病，氣候之溫涼失節是一個誘因，並認識到這些病之有傳染性。
（二）蟲致病學說
蟲，作為病因之一，前人多指肉眼可見之蟲類咬螫所引起者。如蜈蚣螫傷，蜂叮咬之類，隋唐醫家對諸如屍注、鬼疰、麻風等病均認為是「蟲」引起之病，這就超越前人認識的廣度和深度，而賦於「蟲」說更深更新的意義。
對屍注、死注、飛屍、鬼疰等病（類似今之肺結核病），《諸病源候論》認為是因「人無問小大，腹內皆有屍蟲。屍蟲為性忌惡，多接引外邪，共為患害」（同①卷47，P，250）而致。作者相信，屍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屍蟲」客觀存在而致。蟲之由來，則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與死者相似，遂至於死，復易旁人，故謂之死注」，很明顯，這是接觸傳染所致；「人死三年外，魂神因作風塵，著人成病，則名風注」，這已涉及空氣飛沫傳染：「坐席欽啖，而有外邪惡毒之氣隨飲食入五臟。……故謂之食注」，此為經過飲食等消化道傳染，《諸病源候論》作者通過長期觀察和臨床研究，對屍注等病的傳染途徑作了合乎邏輯的論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疥蟲的逼真描寫，對「寸白蟲候」「蟯蟲候」的科學論斷，都證明他們觀察研究之深入。
（三）體質差異學說
如則更認識到機體的特異性，《諸病源候論》對於有的人暈車暈船，指出「持由質性自然，非關宿挾病也」（巢元方《諸病濤候論》卷10，P217，P219，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此外還有對漆瘡的敘述等都明確指出由於體質差異，所出現的不同情況。
二、注重客觀症状的觀察和描述
隋唐醫家對病症的認識顯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們的著作中對疾病症狀作了客觀而細緻深入的描述，並且有所發現，使本時期症状學和治療學的水平都達到新的高度。
「風為百病之長」，因而歷代醫京都對風病予以重視，隋唐醫家的研究尤為縝密。明顯較前代描述為詳的是風偏枯、風痱、風懿(風癔)，特別是孫思邈將三者並列，反映了他對此病的認識，表明作者已意識到偏枯、風痱、風懿這三種現今被認為是腦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輕重不同的類型，同時，也存在著內在聯繫，這是隋唐以前醫籍所未認識的。
對虛勞病，《諸病源候論》以七十五論闡述，是歷代醫書述及虛勞最詳細者。所述內容除部分為病後體弱，絕大多數證候均可與結核病的各期或各型相對應，如虛勞盜汗、虛勞骨蒸、虛勞寒熱、虛勞咳嗽、虛勞唾血、嘔血、衄血以及不能食、不得眠等，在肺核初期、浸潤期都可發生；而虛勞兼痢、虛勞秘澀(便秘)、虛勞心腹痛則發生在腸結核時；虛勞症瘕為腸系膜淋巴結核；虛勞小便難、或小便餘瀝、小便白濁、虛勞尿血則為泌尿繫結核的常見症，虛勞無子候則為生殖系結核。虛勞導致無子，這在病因學上也是新發現。而將盜汗、咳嗽、唾血、痢、尿血等均加以虛勞以區別於一般之盜汗、咳嗽諸症，也屬對虛勞認識之進步，唐代醫家崔知悌《灸骨蒸法國》則曰「骨蒸病者，亦名傳屍，……其為狀也，發乾而聳，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塊，或腦後近下兩邊有小結，多者乃至五六，或夜臥盜汗，夢與鬼交通，雖目視分明而四肢無力，或上氣食少，漸就沉羸，縱延時日，終於溘盡」。（《外台秘要》卷B，P351～352，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崔氏之論客觀上反映了頸淋巴結核和部淋巴結核之症状。
唐代辦思邈對附骨疽的論述，從其描述的客觀症状看，「如瘡不差，差而複發，骨從孔中出者，名為骨疽」。與現代醫學對好發部位，病程認識，臨床症状等基本一致，正因此隋唐醫家能將附骨疽與其他疽病如緩疽、瘭疽及賊風等區別開來，體現了診斷水平的提高。
此外，對腳氣病，清渴有證狀亦有詳述。對癭病症状「癭上短氣」、「癭上氣胸滿」、「癭氣面腫」（孫思邈《千金要方》卷21，P441，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是中醫文獻中的首載，對反花瘡的描述（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35，P187，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則是對癌症的最早記載，藺道人的《理傷續斷方》中，首先提出了「破傷風」之病名，使先秦以來諸多形容破傷風的名詞如「傷痙」、「發痙口噤」、「金瘡中風痙」、「金瘡中風角弓反張」等得到了統一，並沿用至今。
三、證候分類與鑒別
隋唐醫家在描述證候時，都注意到證候的分類，而在合理的分類與同類間的鑒別過程中，認識得到了深化。孫思邈的成就，就反映了這一特點。
首先，孫思邈在傷寒證候的整理方面，突出了「方證同條，比類相附」孫思邈又以臟腑辨證法，將證候按臟腑分類。有意思的是孫氏僅取五臟、五腑，這與現比解剖概念相符合。如在肺臟證候中，除一般常見之喘、嗽、肺痿、肺癰、吐膿血、胸背引痛等皆歸於肺臟中敘述外，還將飛屍鬼疰亦歸入肺臟中，飛屍鬼疰類之肺結核，而孫氏將之類證於肺臟，似隱含著他已意識到此病與肺有關。
隋唐醫家在以證候分類的同時，也注意同類間的鑒別。如外科的瘭疽(類似今之比膿性指頭炎)和代指（甲溝炎)就放在同一類證中敘述，但作者明確指出二者區別，鑒於當時醫者每多以瘭疽為代指，作者詳細描述其不同證侯，並指出代指有緣爪甲邊結膿之特症，從而作出明確的鑒別診斷。（孫思邈《備急千金要》卷22，P.106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又如賊風和附骨疽，孫思邈詳盡而生動地描述二者之異同，指出賊風痛而無熱，久不化膿和附骨疽痛而壯熱，久則化膿這些特徵，令人信服地將兩種性質不同的疾病明確地區別開來，而作出這些鑒別診斷正是隋唐醫家對證候深入研究之結果，給掌握鑒別診斷方面以有益啟迪。
四、注意預後分析
隋唐醫家還很重觀研究疾病的預後和轉歸，這對於準確地遣方用藥是極有意義的。「治未病」的思想在《黃帝內經》早已提出。而治未病的內涵意義之一，即預知疾病發展的各種可能情況，從而及早預防，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轉化，力爭阻斷其向不利方面的發展。隋唐醫家繼承了這一光輝思想，提出了種種告誡和防治措施。
病由於糖代謝失常，機體抵抗力減弱而易罹感染，並易導致敗血症之發生。一千四百多年前孫氏即敏銳地觀察及此並提出預防之要，令人嘆服。
《諸病源候論》中，同樣也注意到了預後轉歸，如其曰「(黑疸候)黑疸之狀，苦小腹病，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大便黑。是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多變為男疸」，即臨床上出現的諸多黃疸病、酒疸及女勞疸，日久不愈，均可變為黑疸，乃久病及腎，肝腎虛衰，瘀濁內阻之故。此時治病就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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