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隋唐五代病因症候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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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的病因學說,自春秋以迄六朝,醫學的發展基本上已形成了「千般災難,不越三條」的概念,奠定了「三因學說」基礎。即以六淫為內容的外因學說、以七情為內容的內因學說和以蟲獸、房室、刀刃傷為內容的不內外因學說。隋唐時期醫家本著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則能全」(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序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的精神,在醫療實踐中作了新的探索,在病因學和症侯學方面均有顯著進步。其特點為:開展一個病一個證候的研究,注意客觀證狀的描述:以證候分類,注意同類間的鑒別;證候與病因結合、證候與臟腑聯繫;並注意預後的分析。

一、逐個病研究,探索病因

對病因證候學的研究,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成就最為卓越。該書分為67門,載述疾病病源證候共1739論,是我國最早的病源證候學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論病因證候,後述治療醫方,對臨床各科疾病廣收博採,對每一病證逐個深入研究,在病因方面多所發現,或則以其新的認識,提出相當符合實際的推斷,是我國最早的病源證候學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論病因證候,後述治療醫方者。

(一)乖戾之氣學說

《諸病源候論》在對傷寒、時行、溫病等的研究中,發現了這些病都由「乖戾之氣」引起,如,傷寒、時行、溫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論及,唯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提到了溫病是「其年歲中有病氣兼挾鬼毒相注」而成,號曰癘氣,但挾鬼毒,尚未完全脫離鬼神為病之迷信觀點。而《諸病源候論》已不滿足以外感六淫說明外感病之病將傷寒、溫病、時行均明確歸因於人感受「乖戾之氣」而致病,氣候之溫涼失節是一個誘因,並認識到這些病之有傳染性

(二)蟲致病學說

蟲,作為病因之一,前人多指肉眼可見之蟲類咬螫所引起者。如蜈蚣螫傷,蜂叮咬之類,隋唐醫家對諸如屍注鬼疰麻風等病均認為是「蟲」引起之病,這就超越前人認識的廣度和深度,而賦於「蟲」說更深更新的意義。

對屍注、死注、飛屍、鬼疰等病(類似今之肺結核病),《諸病源候論》認為是因「人無問小大,腹內皆有屍蟲。屍蟲為性忌惡,多接引外邪,共為患害」(同①卷47,P,250)而致。作者相信,屍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屍蟲」客觀存在而致。蟲之由來,則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與死者相似,遂至於死,復易旁人,故謂之死注」,很明顯,這是接觸傳染所致;「人死三年外,魂神因作風塵,著人成病,則名風注」,這已涉及空氣飛沫傳染:「坐席欽啖,而有外邪惡毒之氣隨飲食入五臟。……故謂之食注」,此為經過飲食等消化道傳染,《諸病源候論》作者通過長期觀察和臨床研究,對屍注等病的傳染途徑作了合乎邏輯的論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疥蟲的逼真描寫,對「寸白蟲候」「蟯蟲候」的科學論斷,都證明他們觀察研究之深入。

(三)體質差異學說

如則更認識到機體的特異性,《諸病源候論》對於有的人暈車暈船,指出「持由質性自然,非關宿挾病也」(巢元方《諸病濤候論》卷10,P217,P219,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此外還有對漆瘡的敘述等都明確指出由於體質差異,所出現的不同情況。

二、注重客觀症状的觀察和描述

隋唐醫家對病症的認識顯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們的著作中對疾病症狀作了客觀而細緻深入的描述,並且有所發現,使本時期症状學和治療學的水平都達到新的高度。

風為百病之長」,因而歷代醫京都對風病予以重視,隋唐醫家的研究尤為縝密。明顯較前代描述為詳的是風偏枯風痱風懿(風癔),特別是孫思邈將三者並列,反映了他對此病的認識,表明作者已意識到偏枯、風痱、風懿這三種現今被認為是腦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輕重不同的類型,同時,也存在著內在聯繫,這是隋唐以前醫籍所未認識的。

虛勞病,《諸病源候論》以七十五論闡述,是歷代醫書述及虛勞最詳細者。所述內容除部分為病後體弱,絕大多數證候均可與結核病的各期或各型相對應,如虛勞盜汗、虛勞骨蒸、虛勞寒熱、虛勞咳嗽、虛勞唾血嘔血衄血以及不能食不得眠等,在肺核初期、浸潤期都可發生;而虛勞兼痢、虛勞秘澀(便秘)、虛勞心腹痛則發生在腸結核時;虛勞症瘕腸系膜淋巴結核;虛勞小便難、或小便餘瀝小便白濁、虛勞尿血則為泌尿繫結核的常見症,虛勞無子候則為生殖結核。虛勞導致無子,這在病因學上也是新發現。而將盜汗、咳嗽、唾血、痢、尿血等均加以虛勞以區別於一般之盜汗、咳嗽諸症,也屬對虛勞認識之進步,唐代醫家崔知悌《灸骨蒸法國》則曰「骨蒸病者,亦名傳屍,……其為狀也,發乾而聳,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塊,或腦後近下兩邊有小結,多者乃至五六,或夜臥盜汗,夢與鬼交通,雖目視分明而四肢無力,或上氣食少,漸就沉羸,縱延時日,終於溘盡」。(《外台秘要》卷B,P351~352,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崔氏之論客觀上反映了頸淋巴結核和部淋巴結核之症状。

唐代辦思邈對附骨疽的論述,從其描述的客觀症状看,「如瘡不差,差而複發,骨從孔中出者,名為骨疽」。與現代醫學對好發部位,病程認識,臨床症状等基本一致,正因此隋唐醫家能將附骨疽與其他疽病如緩疽瘭疽賊風等區別開來,體現了診斷水平的提高。

此外,對腳氣病,清渴有證狀亦有詳述。對癭病症状「癭上短氣」、「癭上氣胸滿」、「癭氣面腫」(孫思邈《千金要方》卷21,P441,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是中醫文獻中的首載,對反花瘡的描述(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35,P187,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則是對癌症的最早記載,藺道人的《理傷續斷方》中,首先提出了「破傷風」之病名,使先秦以來諸多形容破傷風的名詞如「傷痙」、「發痙口噤」、「金瘡中風痙」、「金瘡中風角弓反張」等得到了統一,並沿用至今。

三、證候分類與鑒別

隋唐醫家在描述證候時,都注意到證候的分類,而在合理的分類與同類間的鑒別過程中,認識得到了深化。孫思邈的成就,就反映了這一特點。

首先,孫思邈在傷寒證候的整理方面,突出了「方證同條,比類相附」孫思邈又以臟腑辨證法,將證候按臟腑分類。有意思的是孫氏僅取五臟、五腑,這與現比解剖概念相符合。如在肺臟證候中,除一般常見之喘、嗽、肺痿肺癰吐膿血、胸背引痛等皆歸於肺臟中敘述外,還將飛屍鬼疰亦歸入肺臟中,飛屍鬼疰類之肺結核,而孫氏將之類證於肺臟,似隱含著他已意識到此病與肺有關。

隋唐醫家在以證候分類的同時,也注意同類間的鑒別。如外科的瘭疽(類似今之比膿性指頭炎)和代指(甲溝炎)就放在同一類證中敘述,但作者明確指出二者區別,鑒於當時醫者每多以瘭疽為代指,作者詳細描述其不同證侯,並指出代指有緣爪甲邊結膿之特症,從而作出明確的鑒別診斷。(孫思邈《備急千金要》卷22,P.106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又如賊風和附骨疽,孫思邈詳盡而生動地描述二者之異同,指出賊風痛而無熱,久不化膿和附骨疽痛而壯熱,久則化膿這些特徵,令人信服地將兩種性質不同的疾病明確地區別開來,而作出這些鑒別診斷正是隋唐醫家對證候深入研究之結果,給掌握鑒別診斷方面以有益啟迪。

四、注意預後分析

隋唐醫家還很重觀研究疾病的預後和轉歸,這對於準確地遣方用藥是極有意義的。「治未病」的思想在《黃帝內經》早已提出。而治未病的內涵意義之一,即預知疾病發展的各種可能情況,從而及早預防,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轉化,力爭阻斷其向不利方面的發展。隋唐醫家繼承了這一光輝思想,提出了種種告誡和防治措施。

病由於糖代謝失常,機體抵抗力減弱而易罹感染,並易導致敗血症之發生。一千四百多年前孫氏即敏銳地觀察及此並提出預防之要,令人嘆服。

《諸病源候論》中,同樣也注意到了預後轉歸,如其曰「(黑疸候)黑疸之狀,苦小腹病,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大便黑。是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多變為男疸」,即臨床上出現的諸多黃疸病、酒疸及女勞疸,日久不愈,均可變為黑疸,乃久病及腎,肝腎虛衰,瘀濁內阻之故。此時治病就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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