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三國兩晉南北朝藥物學的豐富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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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草學
自《神農本草經》問世以後，醫家用藥，有所遵循，因而在藥物學方面，有長足的進步。三國時代，有不少醫家，都對該書進行研究注釋。加以發揮，並不斷增入藥物新品種，使本草學的內容更加豐富。又經歷兩晉大約兩個多世紀的時間，不同經驗的積累和各家意見的參差，引起了用藥方面混亂。客觀形勢需要對本草學進行另一次總結，《本草經集注》的著成，正是在這種形勢的要求下出現的，成為我國本草史上的第二塊里程碑。
1、《李當之本草》
李當之系三國時代人，華佗的弟子，梁《七錄》載《李當之本草經》一卷，早佚。宋.掌禹錫引韓保升認為李當之修《神農本經》。李時珍則認為此書即為《李氏藥錄》，其文散見於吳普、陶弘景等人所修本草書中，「頗有發明」雲。但此書早佚，後世不行，因而於後代影響極少。
2、《吳普本草》
吳普也是華佗的弟子，他以華佗所創五禽戲進行養生鍛煉，獲長壽聞名，但主要在本草學上有一定成就。據梁《七錄》載，該書六卷，而宋.掌禹錫在《嘉祐補註本草》所引的書傳中則說：「吳氏本草，魂廣陵人吳普撰。吳氏系華佗弟子，修神農本草，成四百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子書多見引據。
根據後代輯出的佚文可知，《吳普本草》一書對本草藥性的敘述較為詳明，誠如掌禹錫所說的「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為詳悉，」書中對某一藥常列述前代各家對該藥藥性的不同敘述，如認為丹砂，「神農甘，黃帝苦有毒，扁鵲苦，李氏大寒。」人蔘，「神農甘小寒，桐君雷公苦，歧伯黃帝無毒，扁鵲有毒。」對石鐘乳，則謂「神農辛，黃帝醫和甘，扁鵲甘無毒，李氏大寒。」……正如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所指出，當時本草學者較多，李當之、吳普是其中較著名者。所著本草作品，或五百味，或四百味不等，四百味所指即《李當之本草》。由上述佚文體例可知，《李當之本草》曾引述其前代甚多醫家的資料，保存了許多前代寶貴的藥學文獻，是一部本草彙編。
《吳普本草》大約著成於公元三世紀中葉，流行於世達數百年，後代有不少子書引述了它的內容，如南北朝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唐代官修《藝文類聚》，《唐書.藝文志》還載有該書六卷的書目。直到宋初太宗所修《太平御覽》，仍收載較多的條文。自此該書即散佚不存，因而《宋史.藝文志》及《崇文總目》都已見不到本書的書目，可見宋代建國後不久，此書即佚。
關於《吳普本草》的分類，據尚氏所輯，認為該書原為六卷，雖然分為：玉石、草木、蟲獸、果類、菜、米食等類。但是對照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批評其「草石不分，蟲獸無辨」的觀點來看，這個分類似乎與原意不夠吻合。
3、《本草經集注》
為陶弘景所著。在陶氏生活時代，本草學方面的書較多，據《本草經集注》的序言中提到的就有吳普本草、李當之藥錄、桐君採藥錄、雷公藥對等等，這些本草學著作，由於作者所處環境不同，對藥物的記載內容也各不相同，有時對藥性的記載甚至互相矛盾，這種狀態對醫藥學，尤其是本草學本身的發展是不利的，《本草經集注》就是作者為澄清這種混亂狀態、統一認識而著成的，正如該書「序錄」明顯指出：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華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或五百，或四百，或三百，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確實如此，經過《本草經集注》的總結，使我國本草學進入一個新時期。
首先，《本草經集注》幾乎包括了當時社會上所應用和了解的藥物，全書共載藥物七百種，其中包括《神農本草經》原有的三百種，另又收集本經所載以外，其他醫家所用的各種藥物三百種，即當時所收載的著作《名醫別錄》中的大部分藥物，這是對南北朝以前藥物學的一次總結。
其次，《本草經集注》的編著體例，為我國後代本草學著作提供了一個基本模式，這就是把本草書分成總論部分及分論部分。該書「序錄」中對《神農本草經》原有的十多條序文進行了一些解釋，並做了進一步的發揮。儘管當時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否定《本經》的錯誤或不足。如《本經》說過：「上藥一百廿種為君，主壽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而《本草經集注》則指出「上藥亦皆能遣疾……病既愈矣，命亦兼申」；關於藥物配伍有君臣佐使，《本經》認為有一君、三臣、五佐、或一君三臣九佐；而《集注》則認為「而檢世道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治病之藥則多佐」。《本草經集注》在原有基礎上對用藥的份量及用藥，首次提出應該給予注意，認為如果分量「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至殞命」，指出用藥量的重要意義，對於毒藥的用量，則強調毒藥有毒性大小之別、強弱不同，更要加倍注意，以免過量而傷身體。
《本草經集注》比《本經》還提出了許多新的內容，其中有藥物採制、炮製、各類疾病通用藥物、服藥禁忌、藥物度量、煎配藥方、七情畏惡等等。如指出藥物產地對於該藥之藥性關係甚大，認為諸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也即強調了地道藥材的重要性。而採藥時節，也指出應認真講究，所謂「春寧宜早，秋寧宜晚，其華實莖葉，乃各隨其成熟年，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強調了所用植物藥部位不同，採摘時間亦異，應根據各地情況而定，不必硬性規定。關於藥物的度量衡，《本草經集注》更有明確規定，指出：
「古秤唯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認為「古秤皆復，今南秤是也。晉秤始後漢末以來，今一斤為二斤耳，一兩為二兩耳。」使人注意到不同時代量藥的變遷。對於刀圭、方寸匕等容量的標準，也有明確規定：「凡散藥有雲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下落為度。錢五匕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為一勺，十勺為一合，以藥升分者，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昇平之，藥升合方寸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內散勿案抑，正爾微動令平調耳。」這樣詳盡準確的衡量標準，是《本草經集注》首次記載的。
對於藥物配伍的畏惡禁忌，《本草經集注》對《本經》做了較多的發揮，認為「案其主治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其相須，相使，不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蔥、鼓各有所宜，若相宣發也。」其內還列舉半夏與生薑、防已與細辛等「數十餘條」配伍的例證，使中藥的配伍得到更進一步的闡發，其中有的經歷代應用證實確有道理，如半夏同姜制以減其毒，至今仍在應用。
《本草經集注》的藥物分類及歸納法也是具有創造性的。作者明確指出：「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合七百種。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也就是說，這七百種藥的分類法是按照藥物原來的自然屬性來進行的。這些門類，作者分呈七部分，包括玉石（共七十一種）、草木（共二百種）、獸禽、蟲魚（一百種）、果菜（五十六種）、米穀（二十八種）和有名未用（一百種），比《本經》三品分類法是一大進步。
《本草經集注》還創造了一種「諸病通用藥」的藥物歸類方法，即按不同疾病及病證，把具有治療該病的各種藥物都歸納於下，例如：黃疸一證之下有茵陳、枝子、紫草、白蘚四種，宿食之下有大黃、巴豆、朴消、茈胡、桔梗、厚朴、皂莢、曲孽、檳榔等，治風通用有防風、防己、秦椒、獨活等，全書的記載病證八十二種，並有解蛇虺，蜈蚣、狗毒等四十多種中毒的藥物等。
最後，《本草經集注》創造性採用了頗為別緻的朱墨書寫辦法來區別《本經》和《別錄》兩部分不同的經文，又採用同樣的方法，在諸病通用藥一節中，用朱墨兩種不同顏色來書寫藥名，以分別表示藥物的冷熱屬性，正如他在序錄中所說：「諸藥主治，唯冷熱須明，今以朱點為熱，墨點為冷，無點者是平，以省於煩注也。」使人一目了然，易於掌握。
《本草經集注》原書早佚，清末曾在我國吐魯番出土此書之殘片，為一28.5×27厘米斷片，上僅載燕屎、天鼠屎、鼴（鼠泉）鼠三種藥及豚卵之部分注文；此片原件現藏於普魯士學院，萬斯年曾從日文譯載該斷片之情況，並刊於《唐代文獻叢考》一書中（1947）。羅福頤的《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1952）亦曾有此片臨摹。敦煌石窟亦曾出土《本草經集注》殘卷，為其序錄部分。此卷曾於一九五五年由群聯書店影印出版，現原件下落不明，有說在英國倫敦博物館的，有說在日本的；由於出土原件均落入國外，故此斷片殘卷彌足珍貴，對於我們了解該書之內容，極有價值，目前尚無完整輯複本。
這一時期是古代本草學發展史上的一個繁榮時期。我們在這裡雖然只介紹了上述三部著作，但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此期間的本草著作很多，計有25種約百卷。
二、炮製學
炮製是指對中藥材的加工製作，以達到提高藥物效力，減輕或消除毒性的目的，在中藥應用的初期，原始的加工炮製是必然的。如《靈樞.邪客篇》中載有半夏秫米湯，所用的半夏就是炙半夏，張仲景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所用的藥物，有不少都要經過各種方法炮製。如（口父）咀、去皮尖、炙甘草，炮附子，酒侵大黃，姜炙厚朴，虻蟲去足翅等等。適至兩晉南北朝時期，對藥物的炮炙，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例如《肘後備急方》「以粉之火」炙甘遂令熟，熬搗葶藶、酒漬粳米、石上水磨鹿角取濁汁……等等，《本草經集注》，已經有較原則性的意見，如陰乾、曝干、蜜炙、水漬、去節、薄切、刮截搗碎等，都有提及，對各種劑型包括散劑、丸劑、湯酒劑、膏劑在配製過程中的注意事項，飲片製備、煎藥過程、過篩、剝皮……皆有所論及，另還有熬、煎、煮、去木心、去皮心、去瓤、（口父）咀、細切、薄切、槌破、鎊、刮屑等種種炮製技術。積炮製大成的是這一時期，出現的專著《雷公炮炙論》，作者雷斆。關於對此書問世的時間，一般均傾向於本書為南北朝時劉宋。
據《雷公炮炙論》自序中提到：「其製藥炮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某不量短見，直錄炮熬煮炙，列藥制方，分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強調「炮熬煮炙」在製藥中的重要性，由於本書後來失傳，其內容則散見於後世本草著作如《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本草綱目》等著作中，各載有該書234種和254種藥的炮製內容。近人張驥、尚志鈞均輯錄其佚文，按雷氏自序所示，復原其三卷體例，足資參考。
按《雷公炮炙論》的主要內容，是對所列各種藥物的修治炮製的具體方法，但其中也不乏藥物的修治原則，如在自序中就有「凡修合丸藥，用蜜只用蜜，用餳只用餳，用糖只用糖，勿交雜用。」又說：「凡修事諸藥等，一一併須專心，勿令交雜，或先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怯則。」說明當時在製作成藥方面的嚴格操作要求。書中特別重視藥物真偽的鑒別方法，要求在使用藥物時，要仔細辨認真偽，防止因品種之不同，誤用而影響藥力和療效，現舉附子一例，即可了解其重視鑒別的認真態度。書中稱，附子一藥有「烏頭、烏喙、天雄、側子、木鱉子。烏頭少有莖苗，長身烏黑，少有傍尖；烏喙皮上蒼，有大豆許者……黑如烏鐵，宜於文武火中炮令皺摺，即劈破用；天雄身全矮，無尖……皮蒼色即是。天雄宜炮皺摺後，去皮尖……，側子只是附子傍有小顆，附子如棗核者是，宜生用……。木鱉子不入藥。」這不僅對附子一類藥的不同品種作了形態方面的鑒別、炮製的描述，還提到了木鱉子藥用的歷史。
全書在這種藥物鑒別方面，提出了大量的材料，如黃精與鉤吻、灰翟與金鎖天等等。《雷公炮炙論》雖然著成於一千幾百年前，但它對藥物加工炮製的過程和要求，絕大部分都是符合科學道理和要求的，如對巴豆的炮製，要求「敲碎，以麻油並酒等可煮巴豆子，研膏後用」。經過這樣的處理，其中的有效成份巴豆油可溶於麻油中，再經加熱煮過，則其中所含的毒性蛋白質發生變性，這樣，巴豆的毒性就大大減小。對大黃的炮製，書中提到：「細切，內文（汶）如水旋斑緊重者，剉蒸，從巳至未，（日煞）干」，這樣，其中的蒽醌甙受熱破壞，便於貯存，總之，雖然該書的內容，仍然是一些經驗之談，但這是古代人民在長時間用藥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而不是主觀想像的隨意記錄，千百年來經歷了長時間的考驗，有的炮製方法直至今天仍在應用。
由於本書早佚，後代已有一些人做了輯佚工作，如李仲梓輯有《炮炙論》，1932年張驥輯《雷公炮製論》，近人尚志鈞輯《雷公炮炙論》，聽錄的佚文都不到三百種，但僅從這些輯本的材料，可知當時藥物加工炮炙的內容已經十分豐富了。
總之《雷公炮炙論》是我國古代一部較完整的炮製專著，對後世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明清時期不少有關炮炙的專著，都是在該書的影響下著成的。
本時期在藥物學方面，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從本草學、炮炙學的角度看，本草學在編寫體例、內容及編纂思想直至具體方法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獨創性。
附註：歷代對《雷公炮炙論》成書年代及作者其人，有多種見解，如宋代蘇頌認為是隋代之作，另說成於趙宋，又一說書成於五代，還有另一說是成書於劉宋，較多人贊同。
根據以上所述，藥物的炮製，歷史十分悠久，隨著用藥經驗的不斷積累，人們在這方面的知識愈來愈豐富。技術也不斷提高，在《本草經集注》中所提到的炮炙技術，就已經比較多，但由於該書是一部綜合性本草，故未專章論述炮炙。據《隋書.經籍志》所載，有《雷公本草集注》四卷，清人姚振宗的《隋書經集志考證》中，認為《雷公本草集注》即是《雷公炮炙論》按蘇頌認為雷斆是隋人，亦未曾提出有說服力的論據。據宋.趙希弁在《郡齋讀書後志》中說：「雷公炮炙三卷，古宋：雷斆撰，胡治重定，述百藥性味炮熬煮炙之方。」晁公武《讀書志》也有同樣記述：明李時珍謂《雷公炮炙論》劉宋時雷斆所著，非黃帝時雷公也。自稱內究守國安正公，或是宮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胡洽原名為胡道洽，後因避諱而改為胡洽，系有北朝時劉宋人，因此，《雷公炮炙論》於此時著成，重訂是可能和可信的。更重要的是客觀形勢的發展，也就是臨床醫學的需要，對藥物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有明確的質量要求，迫切需要炮製方面的逐步規範化，另一方面，中藥炮製技術和學術方面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有可能進行一次「觀其書，乃有言唐以後藥名者，或是後人增損之歟?」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近人范行准在《中國醫學史略》一書中，認為本書中多次提及「乳缽」詞，足證其應為五代後之作品，這也極有可能為後世所加。基於上述之見解，我們還是把本書作為這一時期的作品加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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