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醫學(公元220-5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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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0年曹丕襲魏王位,當年廢漢獻帝自立,國號魏。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據長江上游地區;222年孫權在建業(今南京市)稱吳王(229年稱帝),據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從此,魏、蜀、吳鼎立局面形成。三國連年征戰,263年魏滅蜀,265年司馬炎代魏立晉(吏稱西晉),280年晉滅吳,全國復歸一統。但西晉王朝因司馬氏宗室爭奪中央統治權,「八王之亂」持續十六年的混戰,使隱伏矛盾迅速激化,很快導致北方少數民族兵進中原。從316年匈奴貴族建立的政權滅西晉起,北方從此進入「五胡十六國」的戰亂時期,前後出現20個割據政權。直到公元439年鮮卑族政權北魏統一中國北方,方獲近百年的相對穩定。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繼之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581年隋代北周。在南方,公元317年西晉琅玡王司馬睿在建康(南京市)稱帝建立偏安江南的政權,史稱東晉。公元420年以後又歷經宋(420~479年)、齊(479~502年)、梁(502~557年)、陳(557~589)四朝更迭。此四朝與北魏以降的北方政權相對峙,是為南北朝,直到公元589年隋滅陳,才再次結束割據局面,使全國重歸統一。

從東漢末年到隋統一全國近400年間,是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最紛亂的時期之一,這個時期也是中國各民族大融合的一個時期,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在北方和長江上游地區,先後有曹魏和蜀漢分別制定魏律和漢律、推行屯田制;西晉初期改立占田制、課田制以及對王公官員的限田制,這對抑制土地兼并、補救戰爭創傷和恢復社會經濟均有一定積極作用。北魏改變鮮卑族風俗、服制、語言,鼓勵與漢族通婚,加強同漢人士族的聯合統治。這些改革推進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各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生產、經濟的恢復和科學文化的發展。

東晉和南朝時期,江南地區的生產有較為迅速的發展。西晉末開始的北方戰亂,迫使大量漢族農民遷至相對安定的江南地區,總數達70萬人。北方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被帶到南方,廣為傳播,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狀態大為改變。農作物品種逐步增加,牛耕普遍推行,乾旱地區採用了北方精耕細作的區種法。同時,還興建了不少水利灌溉工程,創造了多種作物經營,使農業生產水平迅速提高,並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生產和經濟的恢複發展,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在意識形態方面,隨佛教興起和道教流行,兩漢時期的獨尊儒學局面被打破了,開始出現儒佛道並立格局,並有玄學的流行。

佛教自西漢末由印度傳入我國,到東漢時已有人翻譯佛經,但信佛者不多,魏晉時期印度和西域僧人陸續來到中國,隨著佛經翻譯增加和佛寺興建,佛教迅速傳播,印度醫學也隨之傳入我國。南北朝時期大力提倡佛教,於是造佛寺、塑佛像、釋佛經、傳佛學形成高潮。以至「招提櫛比,佛塔駢羅」,僧尼人數也大量增加。佛教教義將現實痛苦歸罪於前世不行善,要人們忍受今世苦難,寄希望於來世,這種思想易為當時處於戰亂動蕩社會之中的人們所接受,「因果報應」、「靈魂不滅」、「三世輪迴」等佛教迷信思想一時廣為傳播,勞動人民深受其害,文人和士大夫也以說佛談禪為能事。這在很大程度上渙散了人們同疾病作鬥爭的意志,懈怠了人們創新醫藥的積極性,給醫學的發展帶來危害。

道教源於我國民間,東晉和南北朝時期道教教義理論和宗教組織迅速發展,形成一派很有影響的宗教勢力,其根本教義在於追求長生不老,還宣揚「讖緯」之說和「清靜虛無」等觀點。這些宗教迷信和無所作為的思想,無疑對社會和醫學的發展都產生消極影響,但是道術中有不少與醫藥保健有關的養生學內容,煉丹過程也積累了豐富的化學藥物學知識,為道教典籍和相關書籍所保存。

兩漢時期,統治階級所獨尊的儒家學說,此時期因佛教和道教的興盛受到很大衝擊,但仍是封建統治的基本思想柱石。儒經所講倫理道德和禮樂制度等,對醫家均有較大影響,東晉以後,出於統治者的需要與提倡,儒、佛、道三家均有較大發展,漸成並立局面。

南朝時梁武帝肖衍為協調儒、佛、道關係,創三教同源說,試圖以佛教為主,儒道為輔統一三家。他首先興儒家,制禮樂,倡經學,為孔子立廟,設五經館,置五經博士;又大興佛教,建佛寺達700所,親自講演佛經,使佛教在南朝迅速發展,同時寵任道教徒陶弘景,賜以黃金、硃砂曾青雄黃等煉製仙丹,企求長生不死,致道教在南方濱海各地大為得勢。於是形成了南北朝時期儒、佛、道相互鼎峙的錯綜複雜局面。

易經》、《老子》、《莊子》被稱為「三玄」,玄學家熔儒家的名稱與「道家」的「自然」為一體,加以改造和發揮,被稱為玄學,它是這時期的一個重要的哲學思想體系。他們自恃清高、無為、清談「玄理」。其思想體系甚為複雜,相當部分士人,放蕩不羈,講求服石、煉丹,在這一過程中發現和積累許多化學變化的規律和經驗,從另一側面推動醫藥學的發展。

一、此期醫學發展有三個特點

(一)人民群眾和許多醫家面對戰爭連綿,社會動蕩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況,有更多的機會進行大量醫治傷病疾苦的實踐,從而使臨床醫學迅速發展,各科臨證經驗進一步充實。診斷水平明顯提高,治法豐富多采,診治均有新的創造和發現。據記載,本時期問世的醫方書籍近200種,在內科外科骨傷科、婦兒科以及各種急救處理等方面,均有很大進步。

(二)診斷學和針灸學的基礎理論和實踐規範化,在總結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礎上,有重大發展,晉.王叔和的《脈經》,魏晉間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等著作為其卓越代表,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藥物學有突出進步,本時期本草著作達70餘種,最有影響的是南北朝時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他將前代本草學成就進行了較徹底的整理,又總結《本經》後數百年的新經驗,參考《名醫別錄》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書,不但藥物品種成倍增加,對藥物限制、度量衡、劑型等嚴加考訂,更重要的是開創了新的本草分類方法,影響深遠。雷斆所撰《雷公炮炙論》是我國現知藥物炮炙的最早專著。

(四)在玄學思想影響下,服石之風大盛,並使煉丹術迅速發展,由此既引起許多新的疾病的產生,也推動了藥物學的發展,這是本時期醫藥學另一個顯著特點。

32 秦漢時期醫學家傳記 | 三國兩晉南北朝軍事制度、醫學教育和衛生保健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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