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清代前中期中外醫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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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通史

清代前中期醫學(1644-1840)

一、中朝醫藥交流

清代中期以前的中朝兩國醫藥交往比較密切。朝鮮李朝景宗王自幼體弱多病，繼王位後病情日趨惡化，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親自派遣太醫多人去朝鮮診治景宗王病，但未能見效，同年十月,朝鮮譯官黃夏成回朝鮮，清朝廷惠贈《赤水玄珠》一帙51冊，《醫學正傳》、《萬病回春》、《醫學入門》等明代著作傳去朝鮮以後，《醫學正傳》早於公元1484年翻刻刊行，《萬病回春》《醫學入門》等則分別於1750年和1820年翻刻刊行，在清代前中期，對朝鮮醫學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本草綱目》於十七世紀已流傳到朝鮮。清代著作《醫宗金鑒》也於十八世紀末已傳去朝鮮。

朝鮮種痘法是由中國傳去的，後來，朝鮮又先後翻印發行中國朱純嘏著《痘疹定論》二卷和曾香田著《痘疹會通》四卷，從而使人痘種法知識在朝鮮進一步得到廣泛普及。

在清代，朝鮮醫書也傳入到中國，清乾隆三年(1738)清使節從朝鮮回國時，朝鮮贈送《東醫寶鑒》一帙二十五卷。朝鮮李景華撰《廣濟秘笈》、康命吉撰《濟眾新編》、黃度淵撰《醫宗損益》等醫書，相繼傳入我國。

朝鮮法醫學傢具實奎以中國法醫書《無冤錄》、《洗冤錄》和《平冤錄》為基礎，結合朝鮮的實情作增刪，撰寫了《增修無冤錄》上、下篇，分別於1792年10月和1797年7月兩次刊行並頒布全國。

較早的西醫漢譯本《全體新淪》、《西醫略論》、《內科新論》、《婦嬰新說》、《博物新編》等書也在十九世紀中葉，由中國經朝鮮崔漢綺介紹到朝鮮去，在朝鮮起到了西醫啟蒙作用。

二、中日醫藥交流

清朝與日本之醫藥市舶往還，大體與明時相似，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以內部諸學派的興起和自創一說為主，可稱之為中日醫藥交流的理論獨創期。

1、漢方醫學諸學派

明代中晚期在日本盛行的「道三流」後世派醫學，至清初已漸成末響，饗庭庵(1615～1673)，林市之進等雖為曲直瀨玄朔、曲直瀨正純之門下，但以宗劉完素、張子和之說為主，形成了「後世別派」，皆以天人合一、運氣論、原病論等為主旨，道三派之外而宗李朱醫學者的香月半山(1656～1740)，本宋儒性理及金元諸家論旨,倡「一氣流行說」，解釋外邪內傷病機，論傳染疾病奧旨，撥中國歷代醫家著述之萃，立論穩健。

而此時有名古屋玄醫(1627～1733)崛起，與後世派相擷抗，為「古方派」鼻祖。宗喻嘉言，推重《尚論篇》、《醫門法律》，以張仲景為師，主張「依張仲景之意但不為仲景之方所拘束」，重臨證親試，依實際立淪，於是醫學面目煥然一新，玄醫門下，新論迭出：

如東洞之「萬病一毒」，認為則水谷濁氣留滯於腹成毒，毒動則萬病發；外邪亦毒，則由感受，致病；治療惟有去毒，用藥即以毒攻毒。又因切脈不足證，以張仲景書本有按腹而診，東洞遂大力提倡。腹診之法至今為日本漢方醫所宗。

對東洞理論，起而排擊之者有後藤慕庵、淺井圖南等，尤其望月鹿門(1680～1750)為中堅，指出東洞雖曰「師仲景」，實為「因子和」，「背理傷道」，「不殺人者殆稀」。主張中庸折衷，信古方，用新方，遂楊折衷一派(又稱考證學派)。多純元孝(1695～1766)創躋壽館，為折衷派根柢。

折衷派在學術上企圖調和各家，故理論趨於平凡；而考證醫籍雖多穿鑿，但綜成漢醫大系，厥功甚大。

2、中國醫家赴日與學術傳播

清代中國醫生仍不斷有到日本行醫或傳授醫學，如1627年後任唐通事的馬榮宇入籍於日。其子壽安(號有松)，以北山道長著名，在大阪開業行醫。頗有聲謄，遺有《北山醫案》、《北山醫話》等著作十餘種。

又有戴笠，字曼公(1596～1672)杭州仁和人，為龔廷賢晚年弟子，尤精痘科，同時精書法、詩文、篆刻等。順治十年(1653)因慨嘆明之滅亡，避難到日，吉川氏之臣池田正直從之學書法，後學痘科，傳給《痘疹治術傳》、「婦人治痘傳」、《痘疹百死傳》等醫書12種，以及生理、病理圖七種，池田正直盡得其秘，池田家從此專業痘科，其四世孫瑞仙尤精。寬政年間(1789～1800)專設痘科，瑞仙擢為醫官充任此職，是日本有痘科之始。從曼公學醫者，另有高天漪、北山道長等。高天漪為本年從福建到日任庸通事的高壽覺的後裔，以書法著名，列為儒官，精醫。曾獻太上皇《養生編》。

浙江金華府人陳明德，慶安年間(1648～？)來到日本，更名穎川入德，善醫，所投藥餌能起死回生，最精小兒科，長崎人挽留不讓回國，子孫承其業，著有《心醫錄》行世。

此期間到日本江戶開業行醫之王寧宇，名聲甚大，從之學醫頗多。門人中有任幕府醫官者。當時此派醫術最盛。稍後，1703年有杭州醫師陸文齊到日；1718年有蘇州醫師吳載南到日；1721年有蘇州醫師陳振先及福建汀州醫師朱來章到日；1725年朱來章又率朱子章、朱佩章到日；同年蘇州醫師周歧來到日；1726年蘇州醫師趙淞陽到日，此中以陳振先與朱子章為最有著名。朱子章到日，幕府發通告，命令醫學有疑義可向其質疑問難。幕府醫官今大路道三、栗本瑞見皆曾致書請教。但朱子章一年後即病死，陳振先則到達長崎後到鄰近山野踏訪採集，得藥草162種，著《功能書》，經井元成加以和名，即《陳振先藥草功能書》。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此期對中國醫書的翻刊。日本自1606年得金陵版《本草綱目》，後來又得兩部(內一部缺卷四)，1638年，有人據夏良心江西刻本(1603)翻刻，後又多次重刻；1645年翻刻過《諸病源候論》1663年翻刻陳實功《外科正宗》等書。這些中國醫籍的翻刻，對日本醫學起了擴大傳播的作用。

三、中國與歐美國家的醫藥交流

清初的中外醫藥交流，並沒有因朝代的更變而中斷。明末來華的傳教士繼續留在中國，與清廷合作從事傳教活動，並承擔文化交流的使者。

(一)中國醫藥外傳歐美

明末清初，中西醫藥交流頗為頻繁，其中以傳教士向中國介紹西醫藥知識為多；但從雍正開始禁教後，傳教士感到在華行醫傳教難以進行，他們便轉而研究中醫中藥，並將這些內容介紹到歐洲。

傳教士選擇了中醫的脈學、針灸學和本草學三部分內容向歐洲介紹中國的醫藥知識。

最早介紹脈學的是卜彌格的《醫論》，康熙十五年(1676年)米蘭出版了它的義大利文譯本，十年後，紐倫堡天然藥物研究雜纂補編，收錄了此書。英國名醫弗洛伊爾(J.Flover)受卜彌格譯述的中醫脈學的啟示，致力於脈搏研究，並把他譯述中醫學的拉丁文稿譯成英文，連同他自己所著的《醫生診脈表》書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在倫敦出版。弗洛伊爾是近代最早發明和研究用表來計數脈搏作為診斷方法的醫學家，他自己認為對脈和吸呼的研究是受中醫脈學的啟發，從此了解中國脈學的人數日漸增多。

針灸學方面，馬可波羅在一封信中曾談到過中國醫療用的針，十七世紀針灸術已引起一部分歐洲人的注意，天主教士Du Helbe將針灸術傳入歐洲。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旁特最早記載了針術〔順冶十五年，1658年〕；另一職員布紹夫〔M.Dusschof)用艾法治癒自己多年的痛風症，因而向荷蘭介紹灸術，後破譯成英文(康熙十五年，1676年)。同年吉爾弗西斯用德文寫《灸術》一書。十八世紀以後歐洲人對針灸術認識漸多，出版介紹針灸的書約50種，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國均有介紹。愛爾蘭出版了一本關於論述灸術的生理作用的專書。

清代向歐洲介紹中醫中藥的重要人物當推杜赫德(Du Halde)他根據傳教士寄回歐洲的各材料編寫成四大卷《中國及韃靼中國的地理、歷史、王朝、政治情況全志》(簡稱《中國全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三卷翻譯了《脈訣》、《本草綱目》、《本草》(第一卷)《神農本草》、《名醫別錄》、《陶弘景本草》、《醫藥匯錄》等諸書(不是全譯)，卷首為中醫診脈圖，同冊還撰有「中國醫術」一文，書中介紹了阿膠、五倍子的用途，記述了人蔘、茶、海馬、麝香、冬蟲夏草以及雲貴川的山芪、大黃、當歸、白臘蟲、烏桕樹等等；第二卷也介紹了若干中藥。杜赫德的書，不久便被譯成英文和德文，在西歐頗有影響。達爾文在其關於物種變異的研究著述中，間接引述了《本草綱目》中關於金魚變色的記述，並稱之為中國的百科全書。

初據步材料，從1700年到1840年的140年中，西方出版的關於中醫藥的書籍(不包括文章)共約60餘種，計針灸方面47種(法22、德12、英8、愛爾蘭1、捷克2、瑞典1、義大利2)，脈學5種(法3、意3、英1)，臨床方面2種(法1、俄1)，藥學方面1種(法)，醫學史方面2種(Pemusat著的法文版《關於中國醫學史研究》和Pearson撰寫的英文版《中國醫學史》)。從數字上看，這一階段已有七個國家出版了針灸書籍，說明針灸是此階段受到注意的重點，另外，臨床方面的外科、產科、以及醫學史也開始受到注意，從國家上看，這一階段以法、德、英等國出版這方面的書籍為最多。

(二)西洋醫學的傳入

1、十七、十八世紀傳教土的醫藥活動

清初傳教士的境遇遠不如明末，然而這段時期的醫藥活動卻比明末頻繁，這主要得益於康熙帝的獎掖。

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身患瘧疾，法國傳教士張誠(P.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1654～～1707)和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P.thomas Pereyra，1645～1708)，用錠劑減輕了他的疾病，以後法國傳教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1643～1710)和劉應(Mgr Claudusde Visdelou，1656～1737)又將一磅從印度寄來有金雞納皮送入宮中、，皇上未達藥性，派四大臣親驗，先令患瘧者（人）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許，亦覺無害，遂請皇上進用，不日瘧瘳。」（(法國)樊國梁《燕京開教略》中篇37頁），康熙因此信任傳教士，並「特於皇城西安門賜廣廈一所(即北堂，又稱救世堂)」。

當時在華從事醫藥活動，並與康熙帝有關的還有傳教士羅德先、羅懷忠、安泰修士、樊繼訓等。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命法國傳教士白晉(P.Joach Bouvet，1656～1730，字明遠，1685年來華)和巴多明(P.Dominicus Pareniu，1665～1741，字克安，1698年離歐洲來華)進宮講解人體解剖學，他們引用十七世紀法國著名解剖學家韋爾內(Guichrd Josephdu Verney，1648～1730)的著作、戴尼(Dienis)的著作和丹麥解剖學家、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托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1616～1680)的《新的普遍觀察》(De unicorn observarions novae阿姆斯特丹1678年)，編譯成滿文的講義，附有大量插圖，康熙傳旨將講義及插圖用滿文整理繕寫，並裝訂成冊，共計九卷。內容有解剖、血液循環、化學、毒物學和藥物學。巴多明稱此書為《按血液循環理論及戴尼斯發現而編成的人體解剖學》(L.anat omie de I.homme suivant la circularion du sang,et lesnouvelles decouvertes par Dinis)此書引用的原著，均屬於法國進步學者所著，代表了十七世紀歐洲醫學界的新潮流。康熙定名為《欽定格體全錄》但此書因故沒有出版發行，使中國學者失去了解接觸西方最新醫學成就的機會。這部滿文講義稿當時分抄三部，一部藏北京文淵閣，一部藏暢春園，一部藏於避署山莊。巴多明把手稿寄往法國科學院。

康熙晚年宣布禁教，雍正二年（1724年）2月11日禮部正式發布禁教命令，至乾隆年間繼續實行禁教，一直到十九世紀上半葉，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裡，中國處於閉關自守的局面。不過清政府明文規定的是禁止傳教，並沒有拒絕傳教士傳授的西學。這樣，當時在清廷中供職的傳教士因其通曉並傳授西方科技，而被允許繼續留在北京；另一方面，個別有特長的傳教士仍從歐洲來到北京，這使得中西文化的交流並未因此完全中斷。

十八世紀滯留在華的傳教士處境艱難，在難以打開局面的情況下，他們紛紛轉而研究中國文化。懂醫的教士在從事醫療活動的同時，並注意探討中醫中藥學，而西醫的傳播就相應地處於停滯不前的局面。

回顧十九世紀前耶酥會士在華的醫療活動，我門不難發現一個事實：清初(1800年以前)傳教士則依靠他們手中掌握的醫療技術和藥物得以接近帝王，並能在禁教時伴其左右，繼續從事醫療活動。不過與明代不同的是：他們在文字方面宣傳得少，介紹的醫學知識亦有限，醫療話動基本局限在臨床治療上。這是因為在禁教期間，教會派到中國的多是具有臨床經驗的醫生，通過這些通醫術的傳教士的活動，以達到醫病傳道的目的。所以清初學者所接受的西醫知識，仍是由明末傳教士所翻譯介紹的。如王宏翰所著的《醫學原始》主要採納了《性學（牜角）述》的「辨覺性靈性」篇和四體液學說、《空際格致》的「四元行說」，以及《泰西水法》和《主制群征》中的醫學內容。王學權在《重慶堂隨筆》中以鄧玉函的《泰西人身說概》中的內容附會中醫學，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其中「藥露製法」便是取之於熊三拔的《泰西水法》)，並以中醫理論加以修飾。

2、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的醫藥活動自禁教起，中西交流僅限於廣州十三行內所進的商業貿易。為照顧在華的商人，東印度公司專聘醫生經常來廣州、澳門為他們醫病檢查身體，這些醫生有時也為當地的百姓治病。

東印度醫生中最早博得華人信任的皮爾遜(Alexander Paerson)，從嘉慶十年(1805)起他為當地的小孩種牛痘。疫苗由在澳門經商的葡萄牙人Hewit利用活人從馬尼拉利用海路帶到澳門的。從嘉慶十一年(1806年)起，皮爾遜僱傭了許多中國助手，其中最出色的是邱熺，外國人都稱他為A.Hequa，在中國人的幫助下，皮爾遜的種痘工作由城市推廣到農村，1815年在廣州行街的行商公所開設了診所，每九天由一個中國痘師給15～40個兒童種痘。皮爾遜則在一旁監督。邱熺雖不懂醫術，但從主持這家診所起，手種不知多少萬人，而從學者亦日眾，常被請到各地施種，還曾巡至「都中四傳種法」。邱熺晚年體力不支，由其子邱昶繼承父業。

皮爾遜在剛開始種痘時，就編寫了一本介紹種痘術的小冊子，名為《新訂種痘奇法詳悉》，由乾隆年間來華的傳教士斯湯頓(George Thomas Staunton)譯中文。嘉慶十年(1805)出版，封面題為《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是為最早介紹種牛痘術的書籍，此書介紹了琴納氏發明牛痘法的過程、種痘法西傳的途徑、分析了牛痘種與天花痘種的不同，並詳細地描述了種痘的方法、過程、選用的器具、及臨床症状，扉頁附有圖形，畫有種痘的方位、真痘形狀等。最後，介紹了取種和藏種的方法。

邱熺著有《引痘淪》，初刊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其中收編了皮爾遜作品的一部分內容，書中以介紹牛痘接種法、留漿養苗、取漿、度苗、真假痘辨、種痘的工具等為主，附有部分治療併發症的藥物。此書是我國傳播牛痘法最主要的方書，復刊本不下四五十種。

十九世紀初的三十年中，在廣東地區從事醫藥活動的主要是東印度公司的隨船醫生和傳教士，而東印度公司也參與了這項活動，十九世紀第一個來華的傳教士是倫敦會牧師馬禮遜。嘉慶二十五年(1820)馬禮遜和李溫斯頓在澳門開設一診所，聘請一位懂中醫中藥的華人作助手，專為貧苦百姓服務，救助身體及其靈魂。這是基督教在華開設的第一家醫療診所，也是他們在華醫院傳教的開始。

開辦這家診所，不單是為了救治病人，也是出於馬禮遜、李溫斯頓對中藥的興趣，李溫斯頓當時就想看看中國藥材是否「可以對現今西方所掌握的，能減輕人類痛苦的方法，作些什麼補充。」（Chinese Recoder，Vol18，1887，P3920）。他們為此建立了一個藏有800卷以上中醫書籍的圖書館，並配備了各色各樣的中藥，讓他們聘請的中醫醫生講解各種草藥的性能。

道光七年(1827)起任東印度公司醫生的是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6～1879)他曾在英國雷塞斯病院(Leicestr Infirmary)和聖湯瑪斯(St Thomas Hospital)醫院學醫。那年在東印度公司的贊助下，他在澳門租憑兩所平房開設了一所眼科醫院(Ophrhalmic Hospital)這是個慈善機構，窮苦病人持有公司發給的免費證明便可赴診，也有酌收藥費的。

郭雷樞醫療工作的成功，使他意識到一個新問題，道光十六年(1836)他提出，向中國遣派傳教土的同時，還應當派醫學傳教士：

「代替他們所進行的，有系統的正規教學和傳道的是，應當讓他們治療病人，滿足病人的需要，在他們的醫療實踐中，還要滲入宗教、哲學、醫學、化學等，」這一觀點代表了當時在華傳教士的心跡，因而立即為他們所接受。自此，西方各差會派進來華的傳教士皆假醫藥活動接近百姓，獲取信任，繼而達到傳教目的。

伯駕(Peter Parkerl804～1889)是第一位來華的從事醫藥傳教事業中的牧師。他曾在美國攻讀醫科，道光十三年(1833)受美國公理會國外佈道會派遺來到中國，在新加坡學中文，道光十五年(1835年11月1日)伯駕在廣州新豆欄街(Hog Lane)豐泰行三號租得一幢房子，開設了「眼科醫局」(Ophthalmic Hospial)，第二年春天怡和行的伍秉鑒又租了車泰行7號，在這所新醫館的出口處寫著「博濟醫院(Pu，AilYuan，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為廣州博濟醫院的前身，當時外人仍稱為(Ophthalmic Infirmary，以後定名為The Canton Hospital(廣東醫院)（Edward V.(iulick，Perer Parkerand Openingif China，P.55)。道光十九年(1839)，中英因鴉片之事關係緊張，伯駕因替林則徐間接治癒了疝氣病，而使林則徐對博濟醫院倍加讚許，伯駕也因此繼續留在醫院工作。道光二十年(1840年7月5日)伯駕回國，博濟醫院遂中止了工作。

四、中國與東南亞醫藥的交流

越南在15世紀以前，常採用中國的原版醫書，之後，他們開始自己編印醫書。據《越南史要》所載，黎朝宰相之子黎有卓，熱心醫藥，愛好中醫，尊崇《黃帝內經》。在此基礎上，他又刻苦鑽研馮楚贍的《馮氏錦曩秘錄》、張景岳的《景岳全書》、趙獻可《醫貫》，結合臨床經驗，編成了《海上醫宗心領全帙》66卷(1770)。該書內容豐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此外，越南人還撰有《南藥考辨》、《南藥神效》等書，吸收了中國醫藥的學術思想。中國醫學大約在13世紀中葉速古台王朝時就傳入泰國，在僑居泰國的華人中，就有通曉醫藥的，在阿瑜陀耶王朝時(1350～1767)，在都市中就有華僑出售中國藥材。廣東省澄海縣東里鄉旅泰的李松青是有名可考的第一個代客煎藥贈醫的華僑醫生，他在曼谷創辦李天順堂藥材店，世代相傳，成為藥業世家。

《清史稿.暹羅傳》記載了入貢的有沉香、冰片、犀角、通大海、龍涎香等十餘種海藥，清廷曾回贈給人蔘等，並對暹羅藥商予以優惠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