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秦漢時期風俗習尚與醫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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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國的建立及鞏固,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為各地區、各民族的友好往來和風俗的融匯創造了條件,在客觀上對醫藥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歲時、人生禮儀與醫藥文化

將春節叫年,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據《史記》、《神異經》和《荊楚歲時記》記載,春節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飲椒柏酒,是為了預防百病,增進人體健康,並給節日增添歡樂氣氛,有的喝桃湯,也是為了防病,後被屠蘇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節起源子漢武帝時,漢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師能治病,被詔入宮行巫術。神君說,天子無須憂慮,病會好轉,侍康更後,我們將相會於甘泉宮。漢武帝於神靈非常虔誠,一高興病情明顯減輕,到了甘泉宮竟然痊癒,於是大祭,燈火通宵達旦,隨後形成了元宵節張燈結綵的習俗。

端陽節的形成,有諸多淵源,到秦漢時則將紀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陳監與惡月惡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為一體,逐漸表現了與醫藥衛生的密切關係。《大戴禮記》記載:「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夏小正》記載端陽時「蓄藥,以蠲除毒氣,」《後漢書.禮儀志》說端陽節時人們「以朱索五色為門戶飾,以除惡氣。」《風俗通義》說「五月五日續命縷,俗說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載端陽節前用菰蘆葉裹粘米,以淳濃汁煮熟,節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療作用。端陽節有關的醫藥衛生內容,隨著歷史的發展,日益豐富,科學成分也更充實。

七夕在漢代有登樓晒衣之俗,後來增添了乞壽等內容,《風俗通義》記載:「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調硃砂小指,宜點灸去百病。」中秋節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醫藥民俗。《淮南子.覽冥訓》說,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藥,而帝羿之妻嫦娥竊食後成仙奔月宮,變成了蟾蜍。漢代人認為月中玉兔、蟾蜍、桂樹,皆與醫藥文化有聯繫,《樂府詩集.相和歌辭.董逃行》中有「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為重陽節。據《西京雜記》所載:漢初,宮中有「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的習俗,據說是為了長壽。重陽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嚴格的製作要求。《風土記》認為,俗尚九月九日謂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氣烈色赤,爭折其房以插頭,雲辟惡氣,而御初寒,又說:九月九日採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雜記》載:菊花舒時並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飲焉,謂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習俗也盛於漢代,《西京雜記》:「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遊戲,就此祓禊登高。」後人又為這一風俗染上神話色彩。《續齊諧記》說,東漢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隨費長房道術多年。有一天費長房告訴桓景,九月九日這天,你家中有大災,可速回家,讓全家人各做一個裝茱萸的絳袋系有手臂,登高飲菊花酒,可消災難。恆景依其囑,全家人得以免於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們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漢代人在春節前,按風俗要舉行一系列有關驅疫活動。據《論衡》、《風俗通義》等書記載,漢代人防病驅疫意識非常強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隱匿性病因常當作病魔、害鬼——如相傳顓頊的三個兒即「瘧鬼」、「魍魎」、「小鬼」,他們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漢代聲勢浩大的臘月驅疫活動中,大灘風俗最為壯觀,方相氏是這種舞中的重要角色。《後漢書.禮以志》、張衡的《東京賦》對此都有記載。它反映了人們用自己的聲威戰勝疫疾的豪壯氣慨。

秦漢時期,由於戰爭、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長速度慢,所以對兒童和婦女及其生育比較重視,這也是受秦趙等地遺風的影響,醫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這些,《禮記.曲禮上》記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反映當時重視風俗的情況。漢代尊老之風很濃,如「仲秋之月,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鳥也,欲老人不噎。」(《後漢書.禮儀志》)在出土的漢代玉杖實物、漢畫象磚、石刻中常能發現。賜鳩杖作為尊老的一種象徵,有其含意,古人認為「鳩肉,明目,多食益氣,助陰陽,久病虛損人食之補氣,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羅氏獻鳩鳥以養國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鳩杖。雲鳩性不噎,食之且復助氣也。」(《本草綱目.禽部》卷19)這種敬老風俗到東漢時更盛。甘肅武威東漢一醫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時,即有一鳩杖,與此同時還有厚葬的時尚。

二、思想風俗與醫事活動

秦代以法冶國,在醫藥衛生方面也是如此。據云夢秦簡記載,凡外來賓客入城,對其車上的衡軛要用火熏燎,以防馬身上未被消滅的寄主蟲等附著在衡軛和駕馬的皮帶上。用火熏燎的風俗是歷史上延續最久的風俗之一,用這種方法除有防蟲害作用外,對一些細菌病毒也有殺滅作用,帶有防疫性質,對於麻風病,秦人已不認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發現,嚴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風病者,即送官府由專人檢查。採取隔離措施,對麻風病人死囚,採取活埋和淹死的辦法,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對防止麻風病,有其積極意義。

《呂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現出道家與醫學的密切聯繫。《淮南子》中對養生導引、煉丹、藥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參同契》出現了又一個嬗變,更將研究的目標放在醫藥和人體的深層文化問題上。

從漢武帝以後,儒家思想佔據了統治地位,對醫藥文化的發展同樣產生了深刻影響。儒學的倫常原則,濟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醫藥實踐中強調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棄儒從醫,既擴大了醫生的隊伍,提高了醫生隊伍的文化素質,對醫術和醫德的發展都有促進作用。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對病人的護理上也體現出君親有疾,臣子須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傾向,則導致對解剖學發展的阻礙,而儒學重人事遠鬼神的觀點,對促進醫藥學科學化、沖刷宗教神學的滲透起著積極作用。

秦漢時方仙道的影響較深,秦代的茅蒙,漢代的張良習服辟穀、王仲都修鍊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東漢道教興起後,為了在民間發展教徒,也多採用醫藥作為手段。《太平經》中對鍊氣、眼藥、針灸等也有記述,大量吸收醫藥知識為宗教活動服務。

秦漢時期的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及其學派,對於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霧,正風俗、美教化、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發揮了良好作用,漢初陸賈指出:「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東漢時王充,在《論衡》中有多篇論及天人關係、神形關係、醫藥史事、衛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變不良衛生時尚等等,在王充所處的時代,宗教意識泛濫,僅漢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於洛陽城南」時,所祠諸神多達1514種,至漢章帝時這種風氣更盛,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王充力匡時敝,批判神仙說、骨相說、以及感生巫術、迷信禁忌、不求實際的擇時擇地等,闡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學的醫學見解,認為人壽命的長短與稟氣薄厚有關,並非命定。「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以虛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灸,千歲不死,此虛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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