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康復/惡性腫瘤高危人群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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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腫瘤是危害人類生命與健康的較為嚴重的常見病、多發病。據世界衛生組織估算，全世界每年死於惡性腫瘤的達430萬人，約每10人中有1人死於惡性腫瘤。惡性腫瘤已經成為人類三大死因之一，按目前發病趨勢估計，到2000年全球每年因惡性腫瘤死亡人數可能會增加到800萬人。
加強惡性腫瘤防治研究已成為當今世界全球性衛生戰略問題。
惡性腫瘤也是威脅我國人體健康較為嚴重的疾病之一。
據統計，每年約有100萬人發病，死亡70～80萬人，每分鐘有1．5人死於惡性腫瘤。在上海，每年死於惡性腫瘤為2．25萬人左右，平均每天62人死於惡性腫瘤。惡性腫瘤已經成為上海市民第一位死因，相當於每死亡的4人中有1人死於惡性腫瘤，惡性腫瘤標化死亡率已躍居全國第一。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惡性腫瘤被視為「不治之症」、「絕症」。經過世界範圍內的共同探索，特別是近20年來卓有成效的強化研究，惡性腫瘤防治取得了長足進步，治療效果已有了明顯改進。在美國惡性腫瘤的治癒率已達到50％左右，在日本甚至治癒率還要高一點。在我國，Ⅰ期子宮頸癌、乳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治癒率平均在90％以上，早期絨毛膜上皮細胞癌和早期睾丸精原細胞癌的治癒率已達到或接近100％，即使是「癌中之王」的肝癌，現在也有可能治癒，早期微小肝癌5年生存率已可達70％以上。
惡性腫瘤能否治癒的關鍵在於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
遺憾的是惡性腫瘤起病潛隱，初期症状或無特異性，或與原發慢性疾病症状相混淆，極易誤診和漏診。拿肝癌為例，肝癌早期往往無症状，甚至肝癌瘤體直徑達到4～5cm時，病人仍然沒有明顯的臨床表現。一旦出現症状，又常已非早期，手術切除的機會甚少。據70年代初全國12省市的3254例原發性肝癌調查，能作手術切除的僅占其中5％。這是因為90％以上臨床肝癌都合併肝硬化，限制了肝癌手術的肝切除量，如果瘤體過大，難於手術切除。另外，肝癌易肝內播散，肝內播散一旦形成，就無法切除。而早期肝癌，瘤體較小，即使合併肝硬化，只要肝功能尚在代償期，一般也能手術，而且早期肝癌在瘤體外面往往有一包膜，在包膜未被瘤體突破之前，肝內播散的機會很少，手術切除率高，治癒率也高。肝癌如此，其他惡性腫瘤也是這樣。
降低惡性腫瘤病死率的關鍵在於提高惡性腫瘤早期發現率。近年來，不少醫療單位組織體檢隊，深入工廠、農村開展健康檢查，試圖從受檢對象中早期發現惡性腫瘤。上海市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對1985～1987年上海市12個區52家工廠16萬餘人健康檢查資料分析結果發現，採用健康檢查辦法每檢出1例惡性腫瘤耗資4．42萬元，若以每檢出1例早期惡性腫瘤病人計算則高達19萬餘元之巨。如此高額耗資是我國目前經濟情況難以承受的。70年代初起，我國醫務工作者在上海、江蘇和廣西等肝癌高發區，開展過檢測甲胎蛋白的肝癌普查工作。至70年代末，僅上海一地，受檢人次達300萬以上，檢出早期肝癌病例300人，這些病例大多獲得手術機會，治療效果甚佳，開創了我國「小肝癌」、「亞臨床肝癌」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效果。但是，這種普查工作，有兩大顯著缺點，一是高投入，低產出，難以推廣。以上海為例，在自然人群中肝癌檢出率僅14/10萬，即7000人中只能查出1例肝癌，耗費大而效益低。其二是肝癌病例中約30％甲胎蛋白陰性。採用單一甲胎蛋白檢測普查肝癌，容易造成漏診。80年代我國肝癌防治工作，從對自然人群普查，轉移到對40歲以上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陽性者或慢性肝炎患者等肝癌高危人群的監護，肝癌檢出率從14/10萬提高到501/10萬，較自然人群普查檢出率高34．5倍。另外，監護方法從單一甲胎蛋白檢測，改為與B型超聲波聯合檢測，基本上解決單一甲胎蛋白檢測所造成漏診問題，從而建立肝癌高危人群監護較為理想的方法。
惡性腫瘤高危人群監護，是目前適合我國國情的一種低投入、高產出和早期發現惡性腫瘤行之有效的方法。經過反覆實踐，目前對肝癌、胃癌、乳腺癌、腸癌、食管癌和宮頸癌等七種惡性腫瘤已經制定了監護的高危對象和方法，為惡性腫瘤防治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傅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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