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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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國人類學家奧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是指一個人進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環境時，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會交流的符號與手段而產生的一種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懼的感覺。「休克」本來是指人體重要功能的喪失，如身體失血過多，呼吸循環功能衰竭等。但是，當一個長期生活於自己母國文化的人突然來到另一種完全相異的新的文化環境中時，其在一段時間內常常會出現這種文化休克的現象。
文化休克漫談
文化休克是指一個人處於一種社會性隔離，而產生焦慮、抑鬱的心理狀態，而不是指臨床上那種由於疾病引起的喪失意識的病理性休克。這種心理狀態的產生常常是由於突然處於異已文化生活環境或者是在長期脫離原有的文化生活環境，後來又回到自己原有文化生活環境；也可以是由於同時分別忠誠於兩種或多種文化心理時產生的。文化休克常見於移民當中或者是在一個社會內，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因文化生活環境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時候。
近年來關於跨文化和社會文化變遷與心理狀態及精神衛生的研究日益被各國各民族所關注。因此，世界各地均有報導，比如：丹麥學者Mirdal曾對女性土耳其移民進行調查，發現這些女性移民多數有心理和軀體反應，最多的是緊張感。其原因除疾病，職業，居住擁擠因素外，與她們長期夫妻分居，文化水平及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與當地文化生活環境衝突，語言障礙等因素有關。同時這些移民在心理方面存在著嚴重的焦慮，無助和壓抑感。
Graves在紐西蘭調查結果：並非所有移民都伴有心理問題，如移居紐西蘭的Ploynesian人，他們文化水平低，城市生活經驗少，需供養的人多，但是他們的心理問題卻少。通過人格測查發現這些移民多具有攻擊性少，較溫和等特徵，這一因素起到了緩衝社會環境應激的作用。
Gorney從宏觀角度曾對美國民族自身發展中的心理衛生問題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人的成就，攻擊性和心理苦惱部分，取決於競爭性和人際關係；當有高水平的社會協同性時，人的攻擊和心理苦惱就降低，然而成就水平去不受影響。這就是說，人們不必以降低向成就的進取為代價，來換取減低社會壓力。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逃避攻擊性和心理苦惱被視為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是，通過促進社會的協同性行為，例如：使個體和社會同時都受益的行為模式，可以減弱，甚至消除這種副作用。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的國家，國內地區，民族文化，經濟發展不同也不均衡，文化民俗也有很大差異。同時，隨著現代化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的深入，與外來文化的交互影響日漸突出，這方面的研究也逐漸增多。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略軍投降後，在中國東北地區日本人遺留下約三千個孩子。這些「日本孤兒」近年來在民間的幫助下不少人回日本尋親，據估計，迄今已有近千名日本孤兒和他們的中國家屬已遷往日本，也有不少日本孤兒和家屬仍留居中國。這些日本孤兒是在中國的文化生活環境中成長並度過了三、四十年，雖說是「回歸」日本，但是他們面對的卻是一個異的社會生活環境，自然存在適應問題，在語言、生活方式、經濟等各方面會有更大的適應難度。日本學者江田敬介，對日裔86人，中國配偶77人和他的子女203人，在日本生活三個月後的心理適應問題進行調查，結果表明：日裔組焦慮、強迫、敵意、恐怖明顯增高；配偶組焦慮、敵意顯著增高，這種增高與移居動機強烈程度有關，愈強者，增高愈明顯。說明當初歸住動機越高的人，越顯示出更多的心理問題。其次學習掌握新語言的能力及對新異文化環境的適應，也是重要因素。
文化休克，是當一個人突然處於一種新異的文化生活環境而產生的，一種暫時的社會性隔離，焦慮，抑鬱的心理狀態。人的焦慮，抑鬱情緒體驗的變化都有明顯的時間性與條件性。另外，這些情緒與人格、自身價值觀也有關係，特別是過分追求完美，害怕失敗或好尋求讚許，把自己的愉快認為來自外界等特點的人，最容易引起心理衝突。因此，文化休克的預防，除增加對新異文化生活環境的適應能力外，還需要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質。
文化休克與恐外症
筆者到美國後不久便強烈地體驗到了這種「文化休克」的存在。
儘管是筆者學社會學的，在去美國之前已經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尤其在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方面，閱讀了大量有關美國歷史文化與社會習俗的書籍，自以為已經對美國社會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但到美國以後還是有一種強烈的不適應感。原因不僅是因為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而且整個社會環境都有著較大的反差。比如，對於習慣於在中國大都市生活的我，每天見到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街面上的商店無論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是敞開大門迎接顧客（尤其是在上海），而我所在的美國密西根州，由於冬天氣溫很低，偌大一個城市，即使是最繁華的中心城區，也幾乎見不到一個人，所有商店都緊閉著大門，讓人感覺好像都停止營業了。對於初來乍到的人來說，要到商店買些日用品確實不容易，大一點的商店、超市都位於市郊，沒有車子根本不可能去採購，而小一點的商店，如果單從店名上來看，也許您永遠無法知道它究竟是賣什麼的。不是說美國的市場經濟是全世界的典範麼？怎麼要買些小東西卻感到非常困難，即使我住在市中心區都是如此，而在上海，就在我居住的樓下就可以買到任何日常用品。
其實，像我這樣初來美國就遭遇文化休克的人非常普遍，經與當地許多華人朋友的交流，我了解到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剛來到美國時都曾有過這種文化休克的感受，有的來美國10多年甚至很長時間了，仍然難以克服文化休克及其後遺症。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確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國文化的精髓是強調協調、平和，以不變應萬變，而美國文化是以基督教為立國之本的，強調科學的進取及民主法治的遊戲規則，重視發展、變化；中國文化強調群體與家庭的利益，是一種社群主義取向的文化，而美國文化則注重個人的權力與隱私，是一種個體主義取向的文化。如果單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常說文化休克產生的根源主要在於原有文化模式的根深蒂固，當一個人面對新的文化形態時，如果他還以原有文化作為認識和評判現有一切現象與行為的標準，就必定會產生出文化休克現象。但是，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這只是一種文化表象而已，更為深刻的原因還是在於社會環境的巨大差異。狹義地理解，文化只不過是一種標識性的符號罷了，一種表達思想與實物的形式，它需要一種載體來創造與承傳，而社會環境就是一個最為深刻和廣博的載體。如果不是因為社會環境的巨大差異，這種文化休克的感覺可能就會輕許多。因為文化可以習得（就像我通過書本來學習美國文化一樣），而社會環境卻是無法複製的。比如，在中國您四處看到的首先是人，而在美國您首先看到的是車。習慣於在中國大都市生活的人，到美國以後首先就會存在著一種視角反差，尤其在美國的中小城市，那裡很少有高樓大廈與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很難看到穿梭運行的公交車與計程車，除了見到來來往往的小汽車，街面上幾乎沒有人在走動，連找個問路的人都很難。這對於那些習慣在熱鬧場景與濃濃人際關係中生活的中國人來說，的確有點難為了。
這種文化休克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直接導致恐外症的出現。恐外症（xenophobia），亦翻譯成「仇外症」，簡單地說就是指對外國人的恐懼與仇恨。當一個人身處異國或異文化區域，語言不通，文化生活習俗不同，周圍的人在外表、衣著、行為習慣、生活方式，甚至膚色和種族等各方面均與自己不同時，會導致身處異國或異文化的人為人處事不知所措，從而在心理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極度恐懼感，甚至過度敏感，憂心忡忡，處處設防，並最終由恐懼而產生一種對外國人的仇恨心態。恐外症主要發生在外來文化的個體或群體身上，其主要表現為對客家文化的恐懼與仇恨，但也可能發生在已身處主文化的個體或群體身上，其主要表現為對外國人或外來文化入侵的恐懼與仇恨。
中國由於其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特徵，數千年來除了幾次短暫地接觸非中華文化之外（如佛教的傳入、成吉思汗蒙古帝國帶來的西域文化以及近代歐美強勢文化的入侵），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一直被喜馬拉雅山脈、西伯利亞及太平洋這三大天然屏障相對隔絕。在這種相對封閉的環境下，造就的文化及其社會經濟發展後果要麼是非常發達（如中國古代的唐朝前後），要麼是非常落後（如中國近代滿清晚期以後），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與世界其他文化與社會的比較與交流，以致自己的發展程度是快還是慢全然不知。而且在社會心態上還帶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就是對待異文化或外國人不是瞧不起、惟我獨尊，就是極度恐懼、阿諛奉承、俯首稱臣。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社會現象，其實說到底都是恐外症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在本質上他們並沒有什麼根本差別。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人的恐外症似乎一度很嚴重。遠的不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就表現出了極度的恐外症，看到「洋人」就害怕，結果只好割地賠錢、俯首稱臣。後來，這種恐外症又開始演變成了一種崇洋症（本質上還是一種恐外症），只是崇拜的對象不同罷了。一部分人崇拜美國山姆大叔，另一部分人則崇拜蘇聯老大哥，而且都是崇拜的五體投地，其最終結果自然少不了吃大虧。這之後，我們又高喊要獨立自主，增強民族自豪感，話雖如此，但實際上「恐外「與「崇洋」之間的變換更為頻繁了，即崇又恐，忽崇忽恐，崇恐交加，真是害苦了不少中國人。即使是在國門已打開了20多年的今天，許多中國人的崇洋與恐外症仍然沒有消退。
在美國，許多中國人面對日新月異、變化無窮的當代美國社會，覺得很陌生而難以適應。尤其對大多數到達美國的大陸新移民來說，3P（Ph.D., P.R., Property；即博士學位、永久性居住權和房產）是他們實現花旗夢的重要標準和目標。此外，與洋人結婚，也是新移民實現同化和歸化的一條捷徑。但在這一過程中，恐外症無疑成了實現他們花旗夢的最大障礙。我曾詢問過在美國的許多華人朋友，他們都承認自己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種恐外症，尤其是在到美國的初期。有一位華人，已經在美國生活了近40年，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也有極好的職業與社會地位，但他的社交圈卻一直只在華人內部發展，很少在工作之餘與當地美國人有交往。這位朋友告訴我，在美國的中國人大致有三種，分別稱之為「CBC」（Chinese-Born Chinese）、「CBA」（Chinese-Born American）和「ABC」（American-Born Chinese）。前面兩類人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能夠流利地說中英文，後一類更多的是受美國文化的影響，大多已不會講中文了，但華人無論出現在哪裡，他們的族群關係與文化傳統的影響卻是無法改變的，也許，對於許多「ABC」來說，崇洋與恐外症的程度要輕很多。
其實，許多時候，這種恐外症的產生是沒有絲毫理由的，完全是個人的一種主觀感覺，而這種感覺猶如文化休克一樣又多半來源於自己的文化中心主義觀念，即以自己的社會文化為標準去衡量其他的社會文化，劣則嗤之，優則崇之，久而久之就會患上恐外症，美國人也是如此。前幾年有一名國白人在匹茲堡槍殺了五名少數族裔、血洗雅飛中國餐館的案件曾引起世界媒體的廣泛關注，美國第二大報業集團奈特利德新聞社曾發表評論，呼籲治療美國人的恐外症，甚至還有美國學者指出，其實多數美國人都已患上恐外症，你可以在政治家關於加強邊界和驅趕移民的講話中看到這種症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在匹茲堡槍殺少數族裔的人就是一名移民事務所的律師。他一方面為許多外國人辦理移民事務，另一方面又極度恐懼和仇恨這些外國人，這種雙重性格恰恰也體現了美國的移民政策：它需要外國勞動力，但不需要他們的人口；需要外國技術，卻對他們的食品味道或面孔嗤之以鼻。因此，與文化休克一樣，恐外症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文化環境造成的，是從自我的文化標準出發來評判異類文化時的一種文化偏見與心理偏差。當您用一種平視的眼光來看待異文化與他國時，您會很自然地看到不同文化的優劣，即使認識到了自我文化的劣根性，您也會清楚地意識到這只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朵不很美麗的浪花而已，因為一種文化既然能夠千百年地承傳下去，就一定有其存在與承傳的理由。
今天的美國社會，正在致力於培養「膚色色盲症」和「種族麻木症」的一代，也許是經過了無數次的種族衝突與爭論，文化多樣性已越來越被美國年輕的一代所認同。當我穿梭於藍眼睛、黃頭髮的大學校園時，似乎很少能夠發現有異樣的眼光投向我，因為他們早已經習慣於周邊不同種族、膚色、語言的人群了。今天的美國人，來自於世界160多個國家，誰都沒有理由要求別人來接受自己的文化。這或許正是開放與自由帶來的一種未預期的後果吧。相比之下，中國文化天生所具有的一種「隱退」慣習卻造成了許多對異域文化的不適應，文化休克與恐外症就是其中的一例（有學者研究指出，中國人與西方人相比，無論是文化休克現象，還是恐外症心理都是比較嚴重的）。
當然，文化休克與恐外症並不是一種什麼疾病，而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一種複雜的個人體驗，雖然期間自己可能會產生某種不舒服甚至痛苦的感覺，但它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影響所有的人，甚至對同一個人在同樣環境的不同時期也有著不一樣的影響。因此，對於那些將要或已經處在異文化區域中的人來說，既然社會環境是個體無法一時改變的，那麼，就應該學會自我的文化調適。而這首先需要認識到任何一次重大的文化轉換都可能產生巨大的壓力與焦慮，但這種壓力與焦慮卻是一種正常的社會適應性後果。當一個人遭遇文化休克，並可能因此而產生恐外症的時候，其不僅需要具有個人的自尊、真誠與信心，而且還需要保持健康的自我意象和重塑個人文化需求的良好願望。雖然我們不能阻止文化休克的再度發生，也無法一時擺脫恐外症的出現，但至少可以減輕進入新的客家文化的適應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是再嚴重的文化休克現象和恐外症心理，也稱得上是一種新的文化體驗和心理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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