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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病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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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病派理论实践的再认识

柴中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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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华教授序
柴君中元近以其所著《热病衡正》一书，问序于余，余乃序曰：柴君学术思想主张百家争鸣，反对一家独霸，有感于医坛为叶天士学派所独占垂二百年，近且弥漫全国，医学院校悉尊叶氏为宗。一若医学之发展至叶氏为极，又若叶氏唯一正确无误，苟不破除此种思想，学术难期进步。余极韪其言。叶天士《温热论》起首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系误解明人袁体安之论所致，袁氏本谓四时之邪，各有所犯，春曰风温首先犯肺，夏秋冬之邪即各有所犯，不必上受犯肺，袁氏立辛凉轻剂，亦以其在上之温邪，非泛指四时之病，叶氏误为泛治一切温热之法，此所以流毒甚广，今柴君广泛搜罗温热伤寒之论为《热病衡正》，使叶氏之学与各家之学并列，衡而正之，俾从事于此者得正确之途径，有助于人民健康，喜而为之序，如上。

上海第一医学院姜春华

时在一九八四年六月

熊寥笙研究员序

柴君中元，医中英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连年以来，所著《景岳新方辨》、《治肾研究》两书，曾各方徵求意见，已先后问世，颇得读者好评。今岁又辑近代各家论温学说成集，参以己意，颜曰《热病衡正》。予读之而喜曰：寒温学说之争，晦塞二千余年，群言淆乱，而能衡之以正，言人所未言，非具真知灼见，曷克臻此，岐黄仲景之学，而今而后，可大白于天下矣！新著书出，必将促进百家争鸣，振兴中医，有厚望焉，故乐为之序以告读者。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

八旬老朽熊寥笙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于渝州寂庐

王绪鳌副厅长序

科学的进步，在于学术的繁荣；学术的繁荣，决于学术的民主。只要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就必产生不同的学术流派。面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活跃了学术气氛，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蠡起，百家争鸣，曾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金元时代，刘河间、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四大家的学术争鸣，对明清医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影响。百家争鸣的延续，对更新更完整的医学理论和医学流派的产生，起着推动作用，它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也是促使医学向前迈进的一个重要条件。

任何学科的每一个成就，都受着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完美无缺，即便象盛极一时的明清温病学派，我们在看到其学术上重要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所存在的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这是我们对待祖国医学遗产所应树立的正确立场。在学术上，必须提倡百家争鸣，以理服人，以实践检验真理，要通过讨论、评议、分析、探索，来辨清是非，以达到提高中医学术水平之目的。一切漫骂式的贬斥诟议，出奴入主的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的宗派思想，割断历史，否定一切的错误观点，决不能代替真正的学术争鸣，也不能促进中医学术勺向前发展。

今夏，有幸得览柴中元同志新著《热病衡正》，深感柴君深精医理，富有实学，特别对感证，独具卓识，颇有新意。是书远绍旁搜，采撷前人之说，钩元提要，畅抒作者之见，针对清代叶天士等温病学派进行了广泛的抨击，文笔犀利，见解新颖，这对促进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近百余年来，我国医坛上，确实是叶派的温热学说，占据了重要地位，附和通论的多，随人喧喝者众，针砭时弊的少，要求变革者鲜，对叶派持不同意见的学术观点，已渐罕为人知。作者抱着“促进百家争鸣有小补，活跃学术空气起作用。的目的，采撷陆九芝、恽铁樵等诸家学说，或介绍，或评议，或引发，或探索，实能启发后学，广开思路，足发前人之窗奥。余自愧学识谫陋，于伤寒、温病学说一知半解，得读是书，耳目为之一新，获益非浅。是书对进一步研究外感热病，研究伤寒、温病的源流、发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作者这种整理祖国医学的方法，对促进中医学出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读后有见如上，遂书之以为序。

古越王绪鳌

一九八四年七月于杭州

自序

诚如谢诵穆氏所说：“温病学说之派别极多，不仅叶吴等数家而已。古代发挥温病之学说，多有在叶吴之外者，叶吴之温病，不过温病学说之一部分，尚不足为全体温病学说之代表。”但近人在谈及清后中医之于外感热病时，开口叶、薛，闭口吴，王，竟好象只存在叶吴一派！

历史证明，要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宜“百家争鸣”，忌“独尊儒术”。无论何时何地何一领域，凡由一家一派之学长期在学术上占统治地位，弊病极多。中医学自不例外，“百家争鸣"，则医道中兴；“独尊儒术"，则思想僵化，这是必然的规律。然叶派学说之几乎主宰中医对外感热病的研究，迄今已垂二百年！曾有人指出：由于叶派长期宰据医坛，时医习用轻清而不问治疗成绩之流弊，百余年前，就已无形中蔚为风气，睹九芝正因目击其祸，才奋笔著《世补斋医书》，文词虽不免偏激，实为救时之良药。也有人认为，时医误治屡屡，覆辙相寻滔滔，学术空气沉闷，学术思想僵化，叶派末流之弊，早已遗祸无穷。当然，这类说法，在叶派中人，则坚决否认，且视为攻讦，故激烈反对。但这至少已说明，围绕叶派的温热之学，评价不同，有争论，这是客观存在。

近三十年中，“双百”方针，一直提倡，但抨击叶派学说的医著，绝少重梓。抨击叶派学说之医文，难得一见。加上现在统一作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的《温病学》又一以叶吴之学为尊等原因。抨击叶派医家的学术观点，已日渐为后来者所罕知。中医界对此熟视无睹，竞让“口头上倡‘百家争鸣’，实际上则‘独尊儒术’”，成为一种既成事实，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

或许有人会说：1978年，《新医药学杂志》上明明就发表过姜春华教授评批叶氏之文，进行过讨论。但静水投石，不比激流奔腾。姜老之作，在全国各地医刊登载着大量叶派观点文章的历史条件下，实在只能说是风毛麟角，空谷足音，难以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盛况征。何妨姜老文出，医界哗然，并不曾见谅于时医。故与其说此事体现了中医界贯彻“双百”方针的认真，到不如说此事反映出现在以叶派学说为医家正宗，以抨叶观点为左道旁门，这种思想，已是何等的牢固！

恽铁樵说；“温病伤寒之辨别，可谓是中医之症结，明清两朝之医学，只在此间题上磨旋，门户之见，谬说之兴，均由此起，著作汗牛充栋，而医学晦盲否塞。”余谓近代医史之状况，并不完全如此，恽氏之言，出于愤慨。但从中可以肯定一点：在恽氏之时，就已有不少医家不满现状，要求变革，希望在外感热病学方面，荡除错误理论，发掘前人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新知，融汇贯通，开创新路子，取得新进展。恽氏学派猛烈地反击废止派，痛斥时弊，推崇经学，主张中西汇通，其目的就是为了振岐黄之坠绪以发扬光大之。

叶派学说，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不可能完美无缺，以今日之眼光视之，事实上缺憾不少，加之末流之弊，自然会招致要求变革医家的不满，所以继陆九芝之后，站在叶派学说对立面来研究外感热病的名家，曾一度风起云涌，大不乏人，他们著书立说，树帜坛坫，与叶吴诸家，各立门户，争相斗妍，从而掀起了著名的寒温之争。陆九芝、恽铁樵，祝味菊等这一批被今人统隶于伤寒派的医家，和柳宝怡等温热派医家，在“医以叶说为宗，而举世同风”的历史条件下，不附和通论，不因循流俗，针对叶派学说，各抒己见，进行驳辩，提出了不少独到的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医对外感热病之研究，也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开展，这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惜近三十年中，由于上述原因，该派学者，常詖人诋为复古卫道、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守旧派，他们的学术思想，由于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已不复为后来者真正所了解。中医界现在“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严重局面，与这一问题有否关系，实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前人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尤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余谓我中医界欲发奋自强，振兴崛起，为大发展开创祈局面，就必先“诸子蠡起，百家争鸣”，打破一家一派之学长期在学术上宰据医坛统治地位所造成的沉闷空气而后可。

过去伤寒学派中人，鉴于叶氏被人作为偶象来崇拜已久，又恶该派中人之推崇仲景，阳奉而阴违，故大都利用仲景之威望，通过阐明其学，来予之驳辩，来予以抨击。而叶派中人，对该派之抨击，则相当的反感，他们一方面加倍热烈地崇扬叶氏学说，一方面抓住该派中有些人崇尚经学，主张太过之小辫，责其“复古”，加以排斥。近则或谓叶派医著，亦为中医之经典，指谪其书，便是数典忘祖。余谓若必随俗浮沉，讳莫如深，避这“复古卫道”，“数典忘祖”的瓜田李下之嫌，则举世长此同调，禾稗概不予辨，则不独大不利于中医事业之兴旺，且遗误病人亦无穷。仲景、天士，于中国医学，固贡献卓著，其创新精神，尤足可贵，但我们只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给予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决不能因此就拜倒于古人之脚下。须知迷信权威，因循守旧，固执偏见，狂妄自大，此为我中医事业发展之巨大隋性力，它一直妨碍着人们去探索真理、获得真知灼见。伟人不是圣人，经典并非天书，明见其学有瑕疵，为何缄口不许言！余深不满于此，且有见如上，故不揣学识谫陋，采撷前人之说，或介绍，或评议，或引发，或探索，畅述己见，纂辑成集，名曰《热病衡正》，冀醒来者之耳目，若此能于促进百家争鸣有小补，于活跃学术空气起作用，余即因此而不能见谅于时医，亦何辞焉！稿甫成，送呈国家科委中医组姜春华教授及重庆市中医研究所熊寥笙研究员审阅，其时，二老适均健康不佳，荷承二老分别在病中挥毫为小书写序，又承浙江省卫生厅王绪鳌副厅长拨冗写序，遂使小书添辉增色，并蒙县科协、县卫生局领导支持付梓，使此书得以较快与较多的读者见面，值此杀青之际，附志数言，一以记前辈领导之支持，一以示作者衷心之感谢！

上虞柴中元书于百官龙山之寓所

时在甲子年夏月

卷一医家医著介评抨击叶派学说医家之源流初探

中医对外感热病之研究，至逊清而大炽，彼时流派众多，其中以叶吴影响最大。该派在外感热病学方面，其刻意罗织，欲与仲景学说分庭抗礼之事实，无用讳言。正因为此，招致了不少治伤寒之学者的不满，他们认为叶派学说在理论上颇多疵谬，而治效亦并不可观，凭此欲与仲景学说相对抗，是狂妄。他们目击时弊，又因当时废止派大肆攻击《伤寒论》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进行了抨击，于是，就掀起了寒温之争。对学术发展来说，开展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无疑是好事。本文拟对叶派学说有过异议的医家，寻源析流，略作探讨。但其中有些重要医家，如陆九芝等人，因另拟有专文介评，故本文述及时从略。读者可以参阅下文。

探源

一、抨击叶派之肇始发凡期

最早对叶氏学说进行评批者，为吴江徐大椿(1693-1771)。徐氏宇灵胎，又名大业，晚年隐居洄溪，故又号洄溪老人，与叶桂齐名，为清代著名医家。经验丰富，博学多才。著有《医学源流论》、《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慎疾刍言》，《伤寒类方》、《兰台轨范》等多种。其治学具有批判精神。他除了著《医贯砭》，专门抨击赵氏之学外，对《外科正宗》及《临证指南》亦作了认真评点。其于指南一书，有褒有贬，虽贬多于褒，但议论持平，大致恰当，尚易为叶派中人所接受。此所以徐评之《临证指南》，在叶派医者主宰医坛之历史条件下，一直畅行，而转求无徐评者，反不易得也。

叶、徐二人同时，而徐氏年齿较晚。叶派中尝有人论徐氏之评指南，云其“虽有失理微词，不能掩其大醇。”这只是嫌其有些措词，未免对前辈有失礼敬，对评批则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唯王孟英为维护叶氏学说尊严，曾反驳徐氏，将其评点之认为失当处，列条指出，但为数甚少，足见徐氏之评批，可挑剔处不多。

究徐氏之最为不满者，为“治疟禁用柴胡”及治热入血室之亦塀弃柴胡，他说：“热入血室，柴胡汤为主力，此千古不易之定法，而此老偏不用柴胡汤，其治疟亦从不一用，口口声声推崇仲景，惟柴胡汤则视之如仇，专与相背”，“历古相传之定法，敢于轻毁，即此一端，其立心不可问矣。”又谓：“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迩。”而《临证指南》竟以偶尔受寒之小疾，充作伤寒一大法门，则平日所习何书？所治何疾耶？徐氏的这些批评，对后世抨击叶派之医家，很有影响。后人谓伤寒治法，至天士而失传；叶派对仲景之学，实阳奉而阴违，凡此云云，均滥觞于徐氏，草灰线蛇，从上述评批中就已不难看出。而授叶派以复古派、卫道士反诋之口舌，亦已从徐批中即显露出可击之懈隙。

迄元和陆九芝出，则对叶吴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究徐氏之于叶氏，尚属于评批，而陆氏之于叶派，已纯属乎驳斥。故抨击叶派之肇始发凡人，宜当以陆氏为代表。叶派中人，亦正因恶其开抨击叶吴学说之风，故对其攻排极烈。陆氏书，除《世补斋医书》及《岭上白云集》十二卷外，据其子润庠云：“尚有《驳评临证指南》一种，为先公未成之书”，惜未问世。《世补斋医书》共前后两集，前集刊于光绪丁酉岁，为陆氏手定本，名之日《世补斋医书前集》，盖以刊布者尚有多种故也。陆氏谢世后“是书风行宇内，群以未得见后集为憾。”门人冯叔莹乃锐然助其子任校雠之役，将所藏数种整理后于宣统二年付梓，名曰《世补斋医书后集》，前后两集各分上下册。冯心鉴谓其书开前贤之奥秘，创后学之津梁，足以流传不朽。又曰：综观其书，率皆发人所未发，解人所难解，晦者显之，略者详之，凡有妄解妄注，假名错简之处，不惮繁言辩驳而厘正之，大抵前集各种，以明理为主，后集各种，以辨误为主，盖欲病者不为医所误，医者不为书所误也。近人陈梦赉老亦谓其书绳前启后，颇堪矜式。其中尤以文集十六卷及不谢方一卷，影响最大。

略晚于陆氏，温热派著名医家柳宝怡，对叶吴之学也很有异议。柳氏不但说叶香岩治温病之法失之肤浅，批评叶派废六经而不讲，对吴鞠通犹痛加惩创，说其温病必始于上焦手太阴云云，背谬为尤甚。还通过节录他人之说，抨击吴鞠通“肆改原文，捏为圣训”“诬圣误世”。

约与柳氏同时，有雷少逸于1882年著《时病论》，内中有一篇“伤寒书统治六气论”，究其内容，也是为驳斥叶派观点而作。又莫枚士《研经言》中，有“驳临证指南二条”，谓“温热类，以神昏为心包络病，考古说神昏属阳明，见于《素》脉解厥逆及《金匮》中风等篇，而《灵》经脉篇释心包络经是动所生病，无神昏不知人说，则叶氏之于经学可知也。”莫氏认为：此为“徐灵胎所未及驳者，而误人也亦不浅”

略晚于雷氏，有绍兴名医何廉臣(1861-1929)，初习仲景之学，继从樊开周游，于叶派之学，致力颇深，但出以问世，效者固多，尤有不效者，乃出门访道，遇名医辄相与讨伦，觉无所得而返，后与赵晴初切磋时病治法，颇有启迪。何氏著作甚多，其中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通俗伤寒论》(原书仅三卷，何氏加出发挥，内容比原书增加三倍)等，在医界影响均较大。其学术成就，亦主要在外感方向。何氏晚年，于叶派学说，也常有批评，他对时医“于古书全不讲求，专奉叶氏《临证指南》为金科玉律，依样葫芦”之风气，很为不满。他认为：温病新感少，伏气多，卫气营血的的辨证方法，只对新感温病尚可适用，又何以可辨一切之感证哉！故治宗六经成法而加以变通，认为：“温热病只讲三焦，不讲六经，此属妄言，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其范围，岂以伤寒之类，反与伤寒截然两途乎！叶案云温邪吸自口鼻，此亦末确，仲景明云伏气之发，李明之、王安道俱言冬伤于寒，伏邪自口内而发，奈和以吴又可《温疫论》混牵耶！”何氏曾将叶吴学派的四层三焦辨证法，与俞根初的六经辨证法，仔细作了比较，认为“远不逮俞氏发明六经之精详，包括三焦而无一遗憾。”但何氏治学，主张崇实黜华，以实用为原则，故善于采撷寒温二派之所长，并不完全摒弃叶派药法，加之从学樊开周时，专从叶法，自号印岩，以及批评叶派，较为温和等原因，故竟至被有些人误当作为叶派中人。实则何氏在学术上除了倡伏火之说，主张寒温一统，主张崇尚六经等，与叶派有着原则上之区别，故为绍派伤寒之中坚，而不能隶属于温热派。

绍兴名医中，对叶派学说有批评者，尚有近代名医杨则民(1893一1948)，杨氏为诸暨人。一名寄玄，字潜厂。著述较多，所编讲义及医著，约20余种。其中《内经哲学之检讨》一文，最为有声于医林。他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任教时，于校友会年刊上，亦有批评时医泛用轻灵法之文发表，他说：“近世医家用药多主轻灵，视使用经方如犯大辟，不论急性热病，慢性热病，设病人体力尤强者，其入手数方，大抵以轻灵剂与之，幸而病愈，即自傲能以轻药愈大病，薄使用经方者为未达于理，观其所用，为‘轻透络热’，‘轻解气热’，‘辛凉发表’，‘宣通肺胃’诸药，无不作用轻微，经方家因斥为‘医不好病药不死人’之无聊剂，其病愈为自愈，而非药愈。”杨氏认为：轻灵剂“惟病轻者可用，”“惟病轻者有效，体力壮健者有效，若遇重病而予此种清轻疏通之剂，不仅迁延时日，直养痈遗害耳。”又说：“吾友徐君究仁，谓时令病轻证，其人体力强，本可自然治愈，虽发热恶寒头痛胸闷，与重病初期症状相似，但只用轻通疏宜之品数味，灵其气机，可随手愈，荆芥、薄荷，固可清热，桑叶、菊花、大豆卷、丝瓜络，无不可以清热而愈病，旨者斯言，得此中三味矣。”杨氏还认为：“解热剂如大豆卷、丝瓜络、西瓜翠衣、竹叶、荷叶、莲子心、灯心渚药，既非芳香，亦无作用，石斛、茅根、芦根等仅粘浆汁而稍有甜味，其不足以解热治病，尚待言哉，此等药仲景方中所不收，顾近人竟于此大发议论，不曰轻清透气，即曰轻清透络，此真庸人自扰矣。当急性热病细菌发挥其作用时，而谓用此等药即可解热，人其谁信。”“其人体强，自然疗能，由自救之结果而一旦解热，或病原体受生体抗毒素之防御而不能发挥势力，则其病亦瓦解，是其病之解除，非由此种药物之作用也明矣，医者不知自返，竟贪天之功为己功，因而推及此种药物医治之效能，其说之无当，亦明矣。”

杨氏总的认为：轻灵剂不足以治大病，若重病因以轻灵剂予之，可以无过而使用，其立心尚足问乎？杨氏治医，向无封畛之见，“以为医者天职，在能愈病，使经方而有益治疗，固当遵用，轻灵剂而有效病体，顾可薄视乎者，设存门户之见，药非轻灵，即为失叶法薪传，用必经方，斯为仲景信徒，不悟轻病与大方，是为牛刀割鸡，重病而予轻剂，是为以卵敌石，二者皆不可也。”这正是绍派对寒温之争所持之态度，但以上所引，反映了杨氏对叶派药法的批评，这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同期校刊(第六期)上发表类似观点之文者，尚有寿守型等人，寿氏在《我对中国医学之认识》一文中，有“清代医学更趋袁落的原因”一节，谓：“叶天士派的轻清方法，使医生技术上退化不少。”徐究仁在《伤寒究三焦温热参六经之我见》一文中，除了对“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此是妄言”说表示赞同，并指出：“今之时医，每囿于寒温之畛域之见，不肯一用经药，苟遇此等证(柴按：指暑温等热病)，仍用桑菊银翘等温病套方以为治，于是治之而无功，治之而益剧，虽不死于药，实死于贻误病机耳，医者之大患，奠此为甚。”这显然也是对叶派药法之批评。

二、攻排叶派之登峰造极期

从陆九芝对叶派学说进行激烈的抨击，后来一直发展到恽氏学派对叶吴学派的猛烈攻排，这是由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能纯粹看作是文人相轻之结果。

这一时期，应以恽铁樵氏为代表。恽氏为江苏武进人。襟怀高洁，文笔矫健，其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学报》时，取文一律以优劣为衡，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否则即名家，亦摈而不录，至公无私，为时人所称顷。即此一端，其为人可知。

恽氏之世，消灭中医之逆流，其势汹汹，面中医界有些人却在散布“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错误观点，这与废止派的攻击《伤寒论》，在客观上起了异曲同功的作用。废止派的猖狂进攻，叶吴学派对仲景学说的曲解，以及当时中医界严重的党同伐异的不良风气，使恽氏深恶痛绝。这种环境，使得恽氏在论战中不可能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学术。因此，《群经见智录》尚是应战之作。《伤寒论研究》已含挑战意味。而《温病明理》确已不乏骂訾。恽氏对中医不会灭亡这一点，具有坚定的信念，他说：“谓中医将灭亡者，杞人忧天而已。”但他很看不起叶吴学派，认为叶派之流，一方面散布怀疑《伤寒论》的谬论，一方面“惟恐中医被取缔，妄欲结乌合之众以为党，以与潮流相抗，而号于众日，吾欲保存国粹，彼等野狐禅之医学，岂是国粹，亦安有保存之希望。”他说医家误治屡屡，覆辙相寻滔滔，皆叶吴王三家之造孽，惟叶派之流毒已如此，所以必须将其黑幕揭破。在《温病明理》一书中，恽氏就是这样地边批驳，边诃斥，他甚至说吴鞠通既不懂得六经，又不懂得三焦，创为谬说，致杀人千万，是投畀豺虎而不足辜蔽者。这样子的攻排叶派，真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废止派的反击与对温热派的驳斥，不加区别，一律猛烈攻排，在学术争论中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如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必为此而深责这位杰出的中医理论家，相反，在触处荆棘的环境中，恽氏不但站在与废止派论战的最前列，为捍卫中医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不怕“群起而排之。，甚至在受守旧派医家及有力者所忌，终至遭到函授学校一度被迫停办的挫折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不屈不挠，急流勇进，于1933年重新开办函授医学事务所(问业者达五百余人)，这种即无立足之地，亦决不随俗浮沉，违心佯狂的精神，应予高度评价。

恽氏的22种著作，其中《伤寒论研究》、《热病学》等都是论外感热病之专著，而《温病明理》一书，专以攻誹叶吴之学为主眼，故为研究抨击叶派医家学术观点的重要著作之一。此书虽主要是采撷陆九芝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但不乏引伸发挥之处，故其学术价值，虽在《温病论衡》之下，却远在《温热辨惑》之上。

恽氏两次创办函授学校，从学者甚多(初次从学的达六百余人)，影响很大，故形成一个恽氏学派。其门人则以徐衡之、章巨膺两人较为著名。徐氏为武进人，曾与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并与章次公共同编纂了《章太炎先生医论集》，徐氏曾为《温病明理》写序，序文之抨击叶吴学说，亦颇烈。章氏为江阴人，对叶吴之攻誹，其用力之勤曾不略亚于其师。章氏也认为：“今日医学晦盲否塞之现状，”是“天士鞠通始作俑，王孟英章虚谷之徒，复从而铺张扬厉”所造成，所以他紧紧跟随其师恽氏，有《温热辨惑》之撰作，此书通过熔裁陆、恽诸氏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属课徒教学之作，学术上新见解不多，但提出“用下药须有下证”，“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说，不可迷信。”亦具有卓见。

与恽氏同时而对叶派亦作攻誹者，尚有张山雷(1873-1934)，张氏名寿颐，江苏嘉定人。热心于中医教育，在浙江兰溪中医专校任教时，自编教材，注重实用，著作亦多，约20余种。其中如《中风斠诠》、《疡科纲要》等，在医界均有一定影响。其《湿温病古今医案平议》一书，主要是因为感到《温病条辨》一书之论湿温，看似“罗罗清疏，言之成理，然总是凭空拟议，悬想仿佛”，“窃恐执死法以治活人，枘凿方圆，格格不入，贻误亦必不小”所以他选择治案，推阐原委，欲为学子立一临床实验之正鹄而撰此书。书中对叶派之抨击，字里行间，每有可见。如在醴公治曾某案的平议中，说：“讝语神昏，本属热灼脑髓，扰乱神经”“若以叶派诸公处此，必谓逆传心包，犀角地黄，玄参知麦，牛黄至宝之属，俯拾即是，乃演成苏谈之所谓防其痉厥，防其外闭内脱，而无一不痉厥闭脱，随呼随应，时医名手，八九皆然。”又如在治田芝祥一案后说：“……神志已糊，脑神经已受熏灼，醴泉所谓热入营络，侵犯心主宫城，尚是叶派欺人之语，在今日已知是通套空话，不必再污笔墨。”又如丙寅九月十五日甲医初诊一案，在丙医八诊后之平议中，认为：今日见证，是“热邪充斥三焦，深入灼阴之明证，乃至此则想出养阴二字，则又叶派杀人之绝妙好手也。”他说此等方案“本无可取，然姑存之而备论其谬，以告初学，俾知惊惕，亦是一法。”现其上议，可知其持论与陆九芝同。此与“自叶氏《温热论》，以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八字提纲，遂若温热为病，非肺即心，非心印肺，竟将阳明最多最重要之证，略而不言，一见神昏，必从心包主治”，以至宝、犀黄，生地，玄参等庞杂乱投为惯技，助纣为虐，终至不可救药云云，亦可互为印证。

于此，抨击攻排叶吴之学的流派，由陆九芝、恽铁樵，张山雷等，已基本形成，该派在与叶派的学术论争中，由底定巩固而加深加广，流泽方长。

析流

三、诘难叶派之别开生面期

恽氏之后，学术争鸣与门户之间的互相攻讦，已夹杂在一起，竟成了中医界迄今未能完全荡除之恶习。但学术上的质难诘驳，也在深入发展。

迄山阴祝味菊出，其对叶派之批判，有新见解，如论温邪引起温病说之非，说贯中西，言前人所未言，开始触动叶派学说之根本。祝氏早年悬壶成都，为四川名医，后到上海，独树一帜，形成一个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被中医界公认为是仲景一脉之后劲。

祝氏初到上海时在1927年，据其自云：彼时沪上医家，多属叶派。视氏因医风与之不同，初不敢孟浪悬壶，"于是虚心下气，待诊于名医朱某之门，凡三阅月，深佩其机巧莫测，料变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轻而重，而死，医者逐步料到，而不能挽其死。由辛凉解表，甘淡驱湿，而致透热转气，清营散血。由宣化湿浊，滋阴清热，而至涤痰开窍，平熄肝风。医者逐步做到，而总不能弭其变，挽其死，于是爽然若失，默然深感名医之所以成名医者，在于料病识变，而不在于劫病救变。”为此，祝氏对叶派医者大为不满，他猛烈抨击这种时弊说：“彼时医处方，以轻灵为通俗，以寒凉为平稳，侈言病变，予谋卸过，伪作谦和，过示审慎，用药维轻，用术维精，煦寒问暖，若有同情，成则居为已功，败则诿诸天命，可以欺妇孺，骇庸俗，乌足以受大命。”又说：“彼时俗之医，习用轻清，幸而得手，已令延期，每见不药可愈之病，一候又一候，必欲令其邪正俱惫而后休，贪天之功，以为已有，皆造孽之徒也。”批评叶派医者，采用这样措词，真可谓是恽氏学派之遗风。但祝氏之攻讦，是由于愤慨，因彼时叶派中人，排斥异己，亦颇为失当。如1929年，有徐某弟患感证甚剧，先由叶派医者治疗，全谓热入心包，主用清官之类，因治不见效，病家改延祝氏，祝氏予麻，桂、姜、附之类，一劑后未见转机，病家心焦，复延叶派名医，谓已为祝氏误治，不可救药，辞不治。病家于悲痛中觅祝强归，露怨尤祝氏意，祝氏悉情后，因学验丰富，胆识过人，乃一力承担，处方無更只字，先后服六剂而告愈(此事详载于《伤寒质难》)。从这一例子来看，叶派中人，因笃信己学，竟有轻率攻誹他医若是者，祝氏受到这样攻击，在著述中有愤愤之词，应当说是情有可愿的。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医者若仍因学术观点之异，继续互相攻讦，就只能加深门户之见和助长党同伐异之风，给振兴中医事业带来损害，这一点现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据《温病明理》记载，恽氏之世，时医已多“崇拜天士为医圣，谓鞠通《温病条辨》，可以与仲景《伤寒论》分庭抗礼。”这说明中医不但曾有人把仲景当偶象来崇拜，也早有人把叶天士作为偶象来崇拜。所以姜春华老说，“我们不要把叶氏当作偶象来崇拜，不要把他治疗温病的经验当作顶峰。”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问题上，祝氏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是很为可取的，祝氏以五段代六经，已足说明他崇尚仲景学说而不泥于仲景学说。对于叶桂，他说：“天士亦人也，人尽有智也，焉知今人之不昔若也。”当然，这话在崇拜叶氏为医圣的人看来是狂妄。但祝氏认为：“学说之演变不已，往往昨是而今非，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昔耶。”又说：“苟能融会中西，探索真理，不通则已，通则豁然开朗，如登泰山之顶而望日出，气象千万，彼金元诸家，直足底浮云耳。”这种见解，在执着成见，拒绝新知，以仲景或天士为医圣，拜倒于古人脚下，为已有知识束缚住自己的思想，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祝氏医著中，《伤寒质难》一书，很有学术价值，此书新见解不少。内中“太阳伤寒关于温热病之分辨”一篇，实为诘难批评叶氏学说之专篇。总的来说，祝氏认为叶派之学不可盲从，《温热论》瑕疵很多，吴鞠通、王孟英辈推波助澜，以为叶氏之温热，足以颉颃仲景之伤寒，实则疵谬矛盾，不胜枚举。

《伤寒质难》系祝氏口述，由其弟子陈苏生老笔录，写于1944年，刊行于1950年，是一本以师生问答形式汇录的研讨外感热病之专著，文笔畅茂，论理精湛，且参西说中，不乏创见，惜仅印过二千册，现社会上已很少流传。(上海中医学会图书馆有藏本。)

陈苏生老原亦时方医者，曾与祝氏展开舌战，几经辩论，始折服称弟子，后卒获视氏心传，成为视派之传人，著有《温热管窥》(内部印行)，亦不同凡响之作。陈老今尚健在。

又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原亦时方医者，后因其子伯远病危，时沪上叶派中名家及西医均束手，经祝氏一力承担而治愈，徐氏受此影响，后亦转变医风，成为祝派中之佼佼者。其子伯远、仲才，俱受业于祝氏，徐仲才教授现执教于上海中医学院。祝派门人，健在者尚多，沪上名医如江克明、王绍基、王九峰等俱属。

与祝氏同时而极力攻排叶派者，尚有孔庆莱(1816一？)，孔氏名蔼如，浙江肖山人。1902年中秀才，后至日本入庆炎大学，得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辑《化学》，能诗，为南社社员，后以身弱多病，钻研医学，现代名医陈道隆为门下士。在1929年执教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时，于《校友会年刊》上发表了《中风真类辨》、《近代医派论》等医文。他对徐灵胎十分推崇，贬吴塘则颇烈，《近代医派论》说：“徐氏以天纵之资，道德高隆，聪明正直，品才学识，卓绝千秋，上承道统，下启后人，瑞民族精神之所寄，盖数百年中第一人也。"对叶派中人则大加贬斥，他说：“妄人吴鞠通者，荒谬绝伦，荡无廉耻，窃人余唾，以著《温病条辨》，人以迩名，其学则如通如不通，有通有不通，或通或不通，忽通忽不通，其人本无足取，其说本无足录，时逢末劫，其书盛行，昏庸之徒，以其简陋而易学也，昧然宗之，视为兰台秘笈，竟谓歧黄至理，尽于此矣，病家既趋之惟恐不及，蠢夫斯日益骄横，心高气傲，几目病人为无物。”孔氏甚至说：“红羊兵祸，不过十年，鞠通之祸，直百年而未已。”故他大骂鞠通，说他是“医门败类”，并认为其学之流行，实为黎民之厄运，他为了贬斥其学，故特著《鞠通发挥》一书。此外，他对王孟英，亦加攻誹，说：“同时有王孟英者，挥文弄墨，似是而非，比于鞠通，似觉稍胜一筹，然亦百步与五十步之间耳。”因他对孟英开口阴虚，动笔寒凉，十分不满，故又“著《孟英问堆》以辨之，盖以其似是而非，误人实深，故不自觉其言弗也。”他还认为陆九芝之抨击叶吴，虽然鹤立鸡群，但力量不足，故收效亦微，又因曲高和寡，他“慨余风已杳，痛后继无人。”故有上述二书之撰作，但因未尝印行，仅以手抄本流传，故影响不大。此外，孔氏尚著有《诊余痛言》，内容未详。

在《医界春秋》杂志上，熊寥笙老在致余无言书中，亦云据其治疗经验，以叶派药法治湿温，疗效不好。熊老亦为今医林之耆宿。

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对叶派学说也持批评态度，他在杭州中医专校讲课时，曾抨击叶派，说：“近代叶派之流，于病状尚未说明，先以五行之谈为铺张，则直是油腔滑调矣！”其实，叶氏写案，比较朴实，其言五行者虽多，但侈谈者实少，后世学叶氏的人，不能获其神髓，徒在字面上著力，以五行之谈为铺张，好象邯郸学步，这固然是一个为章氏抨击的原因。但章氏对五行学说持批判态度，故其论如上，其实章氏全盘否定五行，是不正确的。但章氏之论湿温，对叶吴提出悬牛头卖马脯，名不符实的批评，言前人所未言，语颇精深，他指出；湿温之名，首见于《难经》，然尚未志其症状，迄《脉经》始补充之，嗣后《活人书》、《本事方》皆以之为据，但后人竟以脉证完全相异之病，“强傅以湿温之名，叶桂倡之，吴塘以来附之，众口雷同，牢不可破，夫病之治疗，古今或容有异，若以病状定病名，此不能违古而妄更，叶吴之湿温，可谓悬牛头卖马脯矣。”此论对后人之抨击叶派，很有启迪。在对叶派学说之抨击中，若此别开生面之论，陆九芝、恽铁樵之后，殊不多见。因祝味菊、章太炎诸氏之诘难叶派，不因循陆、恽等人已谈过之旧说，故余称为诘难叶派之别开生面期。

四、批评叶派之奠基祇定期

陆氏抨击叶派，尚不过措词较为激烈。恽氏与废止派大论战，彼此常谩骂，寒温之争夹杂其中，由此而掀起互相攻讦之风，到诘难叶派期尚颇有陋习。但再次以降，排异攻讦渐转为注重说理，学术争鸣风气稍趋正常。

此时如时逸人(1896-1966)之论寒温，虽对吴鞠通等有批评，但措词平允，重在说理，且一分为二，字里行间没有以诋訾泄愤为快之气氛，这样讨论学术，值得我们效法。

时氏治学，以善于博采众长称，他认为：对古代开始怀疑，而后深入钻研，获得收获，“学术界的生机在此。如果专一崇古信古，以为古人天生上智，企不可及，毕身钻研，祗做到食古不化而已，有什么进步可说？”这是很正确的。时氏著作，有《中国时令病学》、《时氏处方学》等。他在《中医伤寒与温病》一书中，对叶派有微词，他认为：“《温热论》经章虚谷、王孟英捧场，俨然认为谈温病者特出的宗派，”其实此书的缺点也不能忽略。时氏对首先犯肺说，也持异议，并认为吴塘说九种温病都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是固执叶氏的错误理论，所以有与实际脱节的舛误。认为叶氏“伤寒多有变证，温病在一经不移”云云，亦是千里之失。对《温病条辨》，他说长处有三，缺点居六，如“(一)他将温病发展到温疫方面，将经中所载‘厉大至，民善暴死’等等尽皆列入。即吴又可所说戾气。亦都尽量包括。(二)关于外感伏气等，亦都具备，并无成见。(三)认识到四季气候变迁，能影响人体健康，把环境气候变动，和体质有连带的关系，亦都分别说明。”这是他的长处，至于缺点则：“(一)伤寒温病，性质相同，经过亦大致相同，硬要分别为病在三焦，未免牵强。余认为三焦之说，仅可认为病证经过之次序，如第一期，第二期之类。吴氏疑为凡病温者，在手太阴，祗说到外感初起，有呼吸器病的一部分，如外感初起，并无呼吸器的症状，一概认为在手太阴，未免无的放矢。(二)用桂枝汤治温病初起，亦觉不妥。可能说是用桂枝汤，必然引起高热，后用白虎汤来退热，即使幸而获效，已成焦头烂额，以后用三甲复脉专翕大生膏之类，酿戊严重危候，鞠通不能辞其责任。(三)误服桂枝汤后，是否须用白虎汤，须以症状为主，如不能分析病情，只以白虎汤来塞责，亦未能认为满意。(四)温病中包括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四种，立一法以统治，亦觉尚待研究。(五)温病初起，桑菊银翘力量太轻，白虎力量太重，太过不及，都不适宜。《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葛根黄连黄芩汤，都可借用，吴氏计不及此，未免所见不广。(六)湿温初起，有表邪为多，藿香正气加减用之，颇少捷效。吴氏惟先用三仁汤，亦未能认为满意。”总之，时氏认为《温病条辨》是缺点多，优点少。他认为吴氏继承了叶氏的遗产，便狂妄地欲与仲景对立，这是不对的。但此书不是专为批评叶派学说面撰写，以上所论，不过书中所偶及，故尚不足为此朗之代表作。

可推为此期之代表作的，余谓当推《温病论衡》，此书措词虽并不激烈，但说理精湛，批评叶派很显力量，确具有“绝叶吴之根株，捣叶吴之巢穴，斫叶吴之根本”的作用。因为谢诵穆通过严密论证，抓住了批评叶派学说最为关键的一点，这就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温病，考其症状，在叶天士之前，并不称为温病。”而叶派以漠不相关之前贤学说为甲盾，以内难仆景为护符，将前人的温病，与自己杜撰的温病，扰在一起，弄得如油入面，不可复别，反而使本来已比较复杂的温病学说，变的更加复杂了。因为伤风、肺胀等呼吸器病，本来并不称温病，叶氏混称之后，就从此凭空阑入到温病范畴。谢氏认为：为了有利温病学说之整理，“不应当承认其为温病，当屏之温病范围之外。”

谢氏认为叶派学说理论上错误很多，治疗上措施不力，时医盲从，必须衡正。又鉴于陆九芝的抨击叶派，属于支支节节的铲除，一句一章之芟削，故仅成对抗之势，而并未扼叶吴之要吭。他为了彻底荡平叶吴之壁垒，认为必须抓住根本问题，来“推翻叶吴之温病”，所以有《温病论衡》一书之撰作。他还说：医者用不着为此而杞忧，因为“推翻叶氏之温病，仅为推翻温病学说过程中之一部分，决非推翻温病学说之全体。”而“芟此赘疣，则温病学说之整理，或将厘然有序。”这样批评叶派，因为抓住关键不放，显得很有力量，又因《温病论衡》分析入理，确是动摇了叶派学说之根本。此外，《温病论衡》中关于温病当定肺胃二系，伏气之说为无稽等论说，虽多系秉前人之说而发挥之，但说理之精详，表述之清楚，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至此，对叶派学说之批评，可谓已经谢氏而祗定。

陆九芝及其《世补斋医书》

陆氏名懋修(1815-1887)，字九芝，元和人(今江苏吴县)。为清代著名医家。初业儒，湛深经术，以文学著名。祖上世代知医。中年后，不乐仕进，承家学之渊源，窥灵素之堂奥，致力歧黄，博览群书，精内经、伤寒之学。治病主宗仲景方，常奏良效。所著《世补斋医书》，探幽抉微，刊误订谬，发挥运气学说，阐释内经奥旨，批评叶吴诸家，推崇仲景伤寒，说理精深，文笔犀利，对后世影响至巨。在中国医学史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开抨击叶吴学说之风，深为叶派中人所不满，备受诟议，致被人误认为是一个因循守旧，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复古保守派。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现本着争鸣目的，对其人其著，略作述评如下：

一、擅治温热，善用经方这是可证陆氏临床经验十分丰富的一个方面。对陆氏的活人之术，潘蔚曾十分佩服地说：病人遇到他，轻病，不知怎么一下就没有了；重病，不知怎么一下就救活了。当时人评价陆氏之医术如斯。从一些有关医案来看，陆氏治温热病，经验确实相当丰富。如同治辛未，青浦吴海霞明经，患温热病，呃逆频危，飞棹延治，至则医已连进丁香等药，且议投肉桂矣。九芝谓此证必见五臭全，方可活，谓臭汗、臭痰、臭尿、臭屎及放空亦臭也。乃予以芩连丹栀，少佐玄明粉，而未及三日，五臭已全，其病若失。从这一治案来看，陆氏若非历险有得，遏克臻此。如果说，矜已德，夸治效，为医之通病，陆氏之言，不足深信。那么，我们从别人谈到的几则治验来看，仍然认为，陆氏治疗温热病，医术相当高明，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发掘。现举数案以证之：

1·咸丰已未，泾阳张文毅公督兵皖江，军事旁午，以湿热遘疾，群医震惊不能疗，九芝故出公门下，飞骑千里，招致军中，进数剂，立瘥，文毅德之。准斯以观，即置治效不论，单凭群医震惊不能疗而飞骑千里邀陆氏这一点，就可想见陆氏当时之声望。如无丰富的临床经验，要达到这样声望，是难以想象的；

2·光绪丙戍春，其侄崇保病温，群医束手，陆氏诊之，主予大承气，众虑保年已七十，栀芩苦寒，朴黄峻下，谓不便用，陆氏力排众议，毅然下之，一药而霍然。从此论之，陆氏若无丰富的临床经验，见定不惑，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胆识。

3·壬午夏，受业濮贤慈之父病热，喜立日中，且恶凉饮，脉则皆伏。群医咸谓为三阴证。慈叩问于陆氏。陆氏曰，此温热之大证，阳极似阴者也，误用辛热必殆。乃迭进芩连膏黄辈十余剂，而热象大显。石膏用至数斤，病乃渐退。就此案而论，陆氏经慈一问即知是温热大证，迭进苦寒，石膏用至数斤，这就是因为陆氏对温热病的治疗，学验二丰，已有定识于平时，乃克有定力于片刻。

4，太康刘中丞，于辛酋令上海时，得结胸证，以时方玄参麦地，频于危，九芝视之，贡以枳朴辈，数服即解。此案亦说明：陆九芝以经方拯危救急，手段老到，确是活人有术。

上述类案，说明陆氏擅治温热，善用经方，是无可置疑的。亦正是为此，我们应克服门户之见，认真继承发掘其学术思想和温热病的治疗经验，以求古为今用，达到繁荣学术，提高疗效之目的。

陆氏之世，时医不重视继承发掘前人治病之经验，动曰“时有古今之异，古方不治今病，”“一遇温热病，无不力辟伤寒方，”然按轻清、滋阴诸法治疗，又常防其东而东，防其西而西，陆氏深不满于此，故大力宣扬，伤寒论并没有过时，伤寒方也并不难用，他作《伤寒有五论》、《伤寒方论》等文，并抨击叶派药法之弊病，就是为此。陆氏尝云：如仲景方而不可用，则病人岂容我以尝试者，何以用之一人而效，用之人人而无不效，且何以彼之不用仲景方者，曾不闻一效也，吾既用之而效矣，用之而屡效矣，则吾岂能舍吾效者不用，而用彼之不效者耶，夫病者何所求，不过求其效耳，然不用仲景方而效不至，则人何乐乎不用仲景方哉。可见，陆氏之所以以表彰仲景学说为己任，除了当时盲目蔑古，轻忽继承的风气，主要还是因为他用经方治病，不但每用每效，而且屡以经方起温热大病，活重危险证，陆氏深研经典，用仲景方治病，尝到了甜头，故于此笃信而不疑。若不顾及此，仅为学术观点之不同，便鄙薄其治温病之经验，是不够妥当的。

陆氏还认为，治病不能墨守成规，应当从提高实效出发，勤加探索。他在自序中说：一病有一病当用之药，即有一病不当用之药，用不当用之药而无益于病，明明有当用药在，不知更弦，因循旧习，仍用此药以治他人，一若舍此别无可用之药，此固何为者耶。这些有慨举世盲从轻淡，墨守成规，不问治效之医风而发的议论，反映了他治病注重从实效出发，勤加探索的主张。而尤为可贵的是，陆氏不以能用经方拯危救急治大病自满，认为“医以能治大病为上医，正以不使病大为能”，“医之为道，莫要于不使病大”。故他手定文集十六卷之后，又釆撷诸家经验，著《不谢方》一卷。陆氏知道世人好以焦头烂额为上客，而曲突徙薪者，必无恩泽，但他“只问其病之愈不愈，遑计人之知不知”，这种观点及《不谢方》的撰著，不但说明他遵古不泥，并不象后人说的那样：拘守经方，以后世方药，皆无足取。而且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陆氏高尚的医德。由此可见，陆氏只是反对蔑古，而并不曾食古不化。故近代名医张山雷对其甚为服膺，谓“陆氏擅长温热，学识与梦隐相等，而文词倜傥，笔锋锐利，尚非梦隐所能及。其最有功于病家，而揭破近世陋习者，断以《不谢方》一卷及《世补斋》十六卷，尤为救时之良药。”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二、抨击叶吴，表彰仲景这是《世补斋医书》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内容。陆氏治学，学而能思，富有批判精神。文集卷九至十一，专门评论诸家之得失，对叶吴学派及黄坤载，抨击尤甚，其批评，有持论恰当的，也有失之偏激的，从总体上看，是瑕不掩瑜。陆氏著中的驳评文字，说理精深，在学术上很有参考价值，但后之学者，有时出于门户之见，竟攻其一而不计其余，抓住他有失偏颇之处，强加以复古派、卫道土等大帽子，若以此来一笔抹杀他对诸家的中肯批评，实无益于继承发掘前哲学说之精华，来推动学术之发展。有鉴其对叶派之批评，影响最大，争论亦多，故拟对此略述己见如次：

陆氏之世，叶吴之学风行，用药轻淡，肺胃不分，滋阴泛用，撤热不力之陋习，已无形中蔚为风气，时弊叠出，民受其害，这种情况，陆氏著中有所记载，如《脉有力无力说》中录有一案：“里门某姓一独子，年才冠，新婚，病伤寒中之温证，表热不追，里热已成，阳明之脉浮大而促，葛根芩连证也，热再盛则白虎证也，医执病在上焦，不犯中下之见，用卒凉轻剂，药不及病，越日更医，方且防其劫津，用滋润之玄参麦地，谓是养阴退阳，或又防其昏厥，用疡科之脑麝珠黄，谓是清官增液，药不中病，病不待也，未已大医来诊其脉，出语人曰，迟矣迟矣，脉无力，而重按全无，明日即防脱矣，尚作何等病观耶，病家习闻夹阴之说，病适留恋增重，适如所言，意本以虚为疑，乃大叹服。参芪并进，手写熟地炭生地炭，口中则议投姜附，临行诵盲左之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而明日果然。”陆氏目击这种时弊，因奋笔著《续苏谈防其说》等文，对此痛加驳斥。按陆氏经验，伤寒温病，凡其热已潮，而又大烦大渴，昏沉谵妄，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或循衣摸床，撮空理线，或扬手掷足，恶闻人声，或口噤（齿介）齿，背反张，卧不着席，此时如不急用大承气下其燥屎，则阳实劫阴，滓枯液洇，热极生风，危在旦夕。但由于当时医风，习用轻清，常杜撰阴虚恋邪之名，泛用清官开窍，养阴退阳之法，“置承气三方于不问，始则以豆豉豆卷之不足以发表者，耽搁三日。继以生地、石斛、麦冬、元参之滋腻留邪者，又三日。而后犀角，珠黄、至宝、紫雪之类，将未入心包之邪，一举而送入心包，迨心包洞开，燥屎仍在，阴之将竭，事不可为，终之以一服去五味之生脉散，或一服去姜桂之复脉汤。”章巨膺说陆氏这样“描写时医黔驴之技，皆系实录。”因章氏亦亲身经历了此种时弊，故与陆氏，虽不同时，但具同感，叶派药法末流之弊之久，于斯已见一斑。陆氏认为：这种时弊出产生，是仲景之学不明于世所造成，故他一生以表彰仲景学说为己任，认为必须澄清当时歪曲仲景学说，说仲景偏于辛温，《伤寒论》只论狭义伤寒，古方不适治今病，学伤寒是学屠龙之技等种种蔑古诬圣的错误观点，认真发掘仲景治热病之经验，来匡正时弊，古为今用，以求变革医风，提高疗效，有所发展。陆氏之所以崇张(仲景)排叶(香岩)，正是出于不满当时之现状，如不顾这一明显的事实，将革新之要求，说成为复古之主张，这是值得商榷的。推崇仲景，并不等于踏倒后世之一切，如果陆氏真认为汉以后的治法方药无一可取，他就不会再著《不谢方》了。我们现在也常说：将“(仲景)尊为医圣是当之无愧的”①，因为张仲景，李时珍等医家，对中国医学贡献极大，后人出于崇敬，有时就称他们为医圣，这并不就意味着主张复古蔑今，若对此抓住不放，加以抨击，这在学术论争中，有挑剔之嫌而并不具有说服力。潘蔚说；“治病之法，泥古者非，蔑古者尤非。”内经伤寒之学，为中医之根本，知人必论世，当时有蔑古诬圣，忽视继承发扬之风气，又有人对仲景学说阳奉阴违，所以陆氏尊经崇古，表彰仲景，不违心随俗，敢抨击诸家，即偶有偏激之言，实亦不足以深责。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陆氏之排击叶吴，对掀起寒温之争，促使百家争鸣，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医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谢诵穆说：“逊清医坛，为叶香岩所宰据者，垂百年之久，一代英杰，皆不能自拔，迨元和陆九芝先生出，始起一绝大之变化，先生以犀利之文词，抒独得之精义，读其书者，无不为之神移色动。”陆氏学说之影响后人者如此！陆氏对宰据当时医坛统治地位之叶派学说，敢于进行猛烈的抨击，这种精神，决非附和通论，弹唱老调，因循守旧，随俗沉浮，违言过失，不求进步者之比。孔蔼如说陆氏在当时医界中，有鹤立鸡群之气概。张山雷说陆氏独树一帜，颇能纠近世之恶习。恽铁樵说陆氏抨击叶吴，其心公而非私。如谓这都是伤寒派的褊袒之见，则近贤陈梦费老先生，彼专研医史，并不属于寒温之争中的任何一派，他亦谓九芝之痛诋香岩，盖因目睹叶氏学说轻描淡写，敷衍塞责之流弊，非仅以私人意气，攻讦先贤者。足见评论持平者，竟不属少许。又《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对医史人物，“随其贡献大小，而有杰出医学家，著名医学家，医学家及医生之分”而天士、九芝，并列为清代之著名医学家，这样评价，较之叶派中人，常过分的捧高叶氏，过分的贬诋陆氏，就公允的多了。

三、发挥运气，阐释内经这是陆氏之一大贡献，也值得一提。陆氏认为：“治病之法，不出内经，内经之治，不外六气，白天元正纪以下六篇，百病之治皆在其间，岂可因其所论皆运气，而忘其为治法之所从出者。”他“慨世之医绝不从事于斯，诡言素问古书，不治今病，而医学遂以大坏。”又有鉴马元素程德斋之徒，于运气之学，索隐行怪，流入异端，致六经病之生于气交者，无人能道，故在发挥王朴庄岁运循环说，作《六元大司天上篇》，《六元大司天下篇》，《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之后，复著《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运气表》一卷，着重阐释七篇大论，以求六经病所由来，六经之何由病，以及病之何由治，其目的是“既可以内经之言，明仲景之法，并可以知今人之病，无一不出于内经之言。”“并非古人别有古病。”这对纠正当时古方不治今病，古书不适今用的偏面认识，无疑有一定的作用。

对运气与疾病的关系，陆氏的见解是：气候六十年一循环。六十年间的气候变化，对疾病很有影响。他根据大司天三元甲子考，对历代名医进行细核，发觉寒凉派医家，如河间，丹溪等，都值火运。而温补派医家，如东垣、景岳等，咸值寒运。因此认为：凡寒，湿二气主运的中元甲子，病从寒化湿化居多，治即以温燥补益见长，凡火、风、燥交替主运的上、下元甲子，病从热化燥化居多，治即以寒泻清滋见长。后人疑前贤用药，主寒主温，有失偏颇，而不知皆非偏也。陆氏之世，所值之运为燥火，“所遇时邪，莫非温热，大都以凉散以寒泻愈之者多。”正由于理论上的研究与其亲身经历相一致，陆氏感到“病之各随司天以变者，弥益显然。”故于此深信不疑。但陆氏对此并不胶柱鼓瑟，他懂得六十年间的气候循环，也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等种种异常变化，故他又说：“本不得常法是拘”，“况地形之南北有高下，人身之禀赋有强弱，且于抱恙之久新，尤有分别，凡所以随机应变者，本非一言可竟。”谜样子来看待运气学说，是十分辨证的。

以上所述，而且还是陆氏驳斥“仲景详于治寒略于治温”说的一个重要论据，因为按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仲景当建安中，乃中平甲子垂二十年，时亦属下元厥阴风火用事，当时习用乌附辛热，正值风火运中，为治多误，故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即以葛根芩连白虎承气柏皮栀豉之清治温热湿热之病，凡遇温热即用寒凉，其谓仲景但知秋冬，不识春夏者，不足与语仲景者也。”陆氏认为：芩连膏黄，皆以治温，非以治寒，伤寒论中方，只除去起首桂麻二物，大半皆治；温治热方，后人为论证已说，全不顾此，一若但见论中有桂枝麻黄，不见论中有膏黄芩连，这是十分不妥的。近人拾喻昌余唾，仍好为此说，殊不知早已见讥于陆氏。

陆氏的观点，章巨膺极为推崇，他对岁运循环复加推论，见“李东垣为张易水高弟，而反其师说，陆九芝为王朴庄外曾孙，而不同祖道”，“历代名贤论著，派别歧异，俱合符节。”故谓“此真可贵之学说，伟大之发明”。章氏认为：中医学派，败于清代，流于平淡轻清之支，治术退化，若陆氏之发明能提早三百年，就不致酿成大败缺。刘廷枚则认为：内经所言病，莫不可从七篇大论推知之，《内经运气病释》“所释虽止七篇，直不啻通一部内经而尽释之，厥功伟矣，若以为此七篇，本言运气，即谓此书专为运气发，是岂君志哉。”后人对陆氏发挥运气学说之评价，于斯可见一斑。

《世补斋医书》中阐释内经之作，尚有《内经遗篇病释》及《内经难宇音义》各一卷，亦俱以抉发奥旨，有裨世用为宗旨，陆氏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结语：陆氏深研内经伤寒，根底扎实，加之文学基础好，临证经验富，故其论医，才气纵横，极少作浮泛之谈，议论多深刻而有见，虽然，对诺家的有些批评及谓人参不补气阳等某些学术观点，不无可商，但究不同于老生之谈，尤其是文集十六卷，文笔畅茂，见解独到，叙述每简洁而有条理，在医学论说文中，允推上乘之作。惜其书现在社会上流传日少，叶派中人又常肆加贬诋，致后之来者，对其人其著，产生了不应有的误解，这很不利于发掘前哲学说之精华以推动学术之发展，故余有此文之撰作。

参考文献

①、郁文骏，坚持中医特色，提高中医水平，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1984

恽铁樵及其《温病明理》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善译西洋小说，有名文坛。后锐志攻医，文名反为医名所掩。曾问业于伤寒名家汪莲石，深通内经，伤寒之学，“为近代中医界精通旧学，独具只眼，又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训练的第一人。”①“著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辑义按》，《脉学发微》、《温病明理》等书共二十二种。这些著作除了表达他韵志愿以外，还有不少创造发明，所以仅仅是二三十年的时间，恽氏医学蔚然成派，且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学术影响。”其中《温病明理》一书，很能反映其对叶派学说的见解，爰作介评如次。

一、时代背景

任何著作，都有其一定的环境色彩。《温病明理》也不例外。恽氏之世，消灭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泛滥成灾。1917年，余岩发表《灵素商兑》，向中医理论，发起了总攻，“废止中医派批判中医，首先集中于《内经》，其次集中于《伤寒论》。”③处当时这种形势下，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里，中医界竟没有一人出来应战。相反，种种歪曲，怀疑《伤寒论》的说法，借羽翼仲景之名，到广泛传播了开来。有的说《伤寒论》只讲狭义伤寒。有的说伤寒绝少。有的说仲景伤寒，由外到里，要横看；叶氏温病，从上到下，要竖看。有的说《伤寒论》中温病是假温病；吴鞠通、王孟英等所说温病是真温病，这种种看似不同的论调，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仲景学说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于当时废止派的攻击《伤寒论》，真所谓推波助澜。上述有些论点，虽早巳由陆九芝等进行过驳斥，但在当时仍广为流行，恽氏处这种历史条件下，既对废止派十分愤慨，亦对叶吴学派相当反感，因此，他首先应余岩之挑战，于1922年发表《群经见智录》，“站在近代高度科学地解释《内经》体系”，“捍卫了中医体系的完整性。”④嗣后，又著《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等论外感热病之专著，对歪曲仲景学说的错误论点，进行了批判。徐衡之在《温病明理·序》中说：“仲景之《伤寒论》，既为吴鞠通、王孟英辈之著作为紫色夺朱之僭窃，则《伤寒论》为人所怀疑，在若有若无之列，伤寒既无，伤寒以上之书，更非所能读，则亦等于无，而所有者，乃仅仅《温病条辨》、《叶案》、《温热经纬》，持此三书，欲与西医科学挈短较长，则此三书实无些微之价值，等于无有而已，故曰中医学荡然无有一物，不为过也。"徐氏说彼三书实无些微之价值，言词是偏激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废止派与恽氏学派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内经、伤寒之学，是中医理论的根本。因此，废止派攻击中医学，是从这里下手。恽氏学派的维护中医学，也从这里下手。因为在当时，攻击《伤寒论》与歪曲，怀疑《伤寒论》的种种论调，汇成了一股逆流，恽铁樵为了延歧黄一脉，作振兴中医之望，乃在反击废止派之同时，横扫一切曲释仲景之学的注解，提出了下述主张；“欲得伤寒真理，非空绝依傍，屏去一切注释，专读白文不可。盖吾侪之思想，苟为注释所束缚，即不能有独到之心得。犹之仲景之治医，苟为当日时医所束缚，即不能横断众流，直入轩歧堂奥也。”并严词驳斥叶吴学派，此所以有《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等书之撰作。由此可见，《温病明理》对叶派措词之所以相当严厉，这是与当时历史条件有关的。这与后世有些医家，仅因观点不同，便意气用事，作文攻讦，不可同日语。因为当时的环境，据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