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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中医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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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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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作者是我众多学生中颇具特色的一位，这个特色不是指旁的什么，而是指他对中医，尤其是对经典中医那不同寻常的热爱与追求。这在对经典的重视每况愈下，在高等中医院校纷纷将经典改为选修课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赞许的，也是最令我感到欣慰之处。作者对经典的执著与热爱，以及作者在经典中医方面所达到的境界，已在这部书稿中充分地展现出来。相信各位在阅读过此书后，应该有所感，有所得。诚如作者所言，经典是中医这门学问的基础学科，而这个基础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代替。因此，欲学好中医，欲在中医这门学问里达到较高的境界，就必须重视经典，就必须重视这个基础学科。欲诣扶桑，非舟莫适。这是古今大师们所公认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伤寒论》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圣人的著述，是一部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巨著，是几乎所有的成名医家共同推崇的一部最最重要的典籍，是伐山之斧，是入道之津梁，而在我看来，更是一部论述疑难病证的专著。《伤寒论》于中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其在中医这门学问里的独特意义，引来了这一领域里的古今中外的医家们的共同瞩目。有关《伤寒论》方面的著述，迄今为止，仍是中医界叹为观止的。而在这众多的著述里，能像作者这样如此平实地将甚深的经义娓娓道来者，却实为少见。孔子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余信也，是为序。 

辛巳十月 陈亦人于南京 



第一章 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

一、树立正确的认识

1.理论认识的重要性

对中医的信念和感情，自然造就了我对中医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以为中医兴亡，匹夫有责。这部书的写作，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很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写作，切实地为中医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认识上的问题。这部书的写作，经历了近十年的酝酿，应该说准备还是充分的。但是，真正要动笔了，却还是不知从何入手。总觉得中医的问题千头万绪，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关键呢？在平常人眼里，中医是治疗慢性病的，或者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什么是治本呢？实在的就是大病重病，西医帮助渡过了急、危、重等诸道难关，然后让中医来收尾，让中医来调养。因此，说到底，中医只能用来治一些死不了的病。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医只是啼鸣的公鸡。你啼，天也亮；你不啼，天也亮。中医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想解决这个认识，应是一个关键。

（1）中医目前的状况

上述这样一个认识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历届毕业生中，有不少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谈体会。他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大学四年的学习里，对中医还是有热情、有信心的，很希望在毕业的一年里能有小试牛刀的机会。可是一年的实习下来，他们几乎彻底绝望了，对中医的热情也所剩无几。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中医，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中医。中医无论在中医院还是西医院的中医科，都几乎成了一种装饰。搞中医的人对中医没信心，稍微碰到一点难题，就急着上西药，或是在西医的常规治疗上，加一点中医做样子。而真正想搞中医的人，在制度上又没有保障。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中医院搞临床，这家中医院就有一条明文规定，发热的病人用中医治疗，如果三日内不退烧，就一定要上西药。中医院会作出这样的规定，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中医院不规定，用西药退烧，如果三日退不下，就必须上中药呢？中医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不能不叫人生疑。昨天，有一位即将临产的孕妇到我这里拜访，目的是在生产前来面谢我。在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因为劳累的关系，出现腹痛、阴道流血等先兆流产症状。经过一周的西医治疗，没有得到改善，又因为患者过去有过流产的历史，所以，心里特别害怕。经友人介绍到我这里诊治。诊查舌脉之后，我给她开了黄芪建中汤，第一剂药后，出血就减少了，三剂药下去，腹痛、流血皆止，而且胃口大开。事后，她将经过打电话告诉在北方的母亲，母亲听说这件事后，第一句话就问：用中医行吗？患者母亲的这个疑虑，反映了平常百姓对中医的心理。今年五月，我应邀参加一个中医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就作了个“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的报告，报告之后，一位与会的博士找我交谈，一方面对我在这样的年代里还能用如此大的热情来研究经典、宣扬经典表示赞叹，另一方面，则是对我的行为感到不解。据说在他们一帮中医博士里，已经绝少有人看经典，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放上一部《黄帝内经》，那绝对是要被笑话的。博士的案头都是什么书呢？不可以不读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博士这个群体，无疑是个高层次的群体。在他们身上肩负着中医现代化的使命，所以，读些现代的书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什么不愿读中医书尤其不读经典的书呢？我想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难道还有什么更多的看头吗？我想与上述许多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显得尤其严重。大家知道，博士这个群体，将很快、很自然地要成为中医这个行当的决策者、领路人，等到这个群体真正当政的时候，中医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这是不难想象的。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中医，究竟代不代表真正的中医？我们现在在各类中医医疗机构看到的这些医生的水平，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医的真正水平？中医的真正水平在哪里？中医的制高点在哪里？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形成对中医截然不同的认识。如果真正的中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我们值不值得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她？值不值得花毕生的精力去钻研她、实践她？我想首先我不会的！何必陷在这个死胡同里呢？花去许多精力还只能做个配角。所以，我提出“如何正确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当今的这个局面所迷惑，从而丧失掉对中医的信心。

（2）中医理论是否滞后于临床

近十年里，中医界提得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对于任何一门科学而言，都是理论走在前面，实际运用慢慢跟上来。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谈。这几十年来，中医的局面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临床疗效为什么老是上不去？遇到高热降不下来，最后还得上青霉素。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中医的理论已经形成两千余年，在这期间，没有大的突破、大的变化，会不会是因为理论的落后已经不能为临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指导了呢？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大家可以思考，今天我们的临床落后，我们治病的水平上不去，是不是因为理论落后造成的？我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理论不但没有落后，在很多领域还大大地超前。这与其他传统学问有类似的地方。近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皆系人类文化之早熟品。我想中医的情况大抵亦如此，正因为其早熟，而且早熟的跨度太大，乃至现代她仍不落后，甚至还超前。所以，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完全不存在理论落后于临床的问题。你认为理论落后于临床，你认为理论在你那里不能指导临床，那我就要问你：你真正弄通中医理论没有？对于中医的理论，对于《内经》的理论，你把握了多少？有十成把握了没有？如果不到十成，二三成呢？如果连二三成都不到，有的甚至搞了一辈子中医最后竟然还分不清阴阳，那你怎能说理论落后于临床？现在的人把中医理论看得太简单了、太朴素了。因为太朴素，就有点像山里的农民。其实，朴素有什么不好呢？朴素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返璞才能归真！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认识中医的理论或者最多只是一种相似的认识，你怎么能说中医理论是超前还是落后呢？上述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认识好，那导致中医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症结就不容易抓到。我们今天看到的临床水平比较低下的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错误地把这个原因归结到理论的落后，而去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就会形成真正的倒退，真正的落后！记得本科毕业后，我在附院搞临床。一次，接治一位女性肺炎患者，患者年龄60岁，入院体温39.5C，WBC近两万，中性98%，右肺大片阴影，按照西医的看法，这是一例重症肺炎患者。老年人患重症肺炎是很容易出危险的。但是，当初的我，初生牛犊不畏虎，总想试试中医的疗效，所以，选择了中医治疗。经过辨证，属于肺热所致，遂投清肺之剂。不料服药之后，不久即泻，始则药后2小时泻，后渐至药后十余分钟即泻。所泻皆似药水，入院三天体温丝毫未降，其他症状亦无缓解。按照院规，次日再不退烧，就必须上西药。此时的我，心情比病人还要着急。遂匆匆赶到师父处求教，师父听完介绍后，说这是太阴阳明标本同病，阳明热而太阴寒，阳明热需清，然清药太阴不受，故服之而泻利。此病宜太阴阳明分途而治，方不至互相牵扯。内服仍守前方以清阳明，外则以理中汤加砂仁，研末调酒加热外敷神厥以温太阴。我赶紧如法炮制，当晚近 9时敷上，约过1小时，继服上药，服后竟未再泻。次日晨查房，体温降至正常，一夜之间，他症亦顿减。此病始终未用一粒西药，周余时间肺部炎症即全部吸收而出院。此例病人给我的影响极深，使我于长长的十多年中，在遇到临床疗效不如意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中医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所以，对于理论是否滞后于临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去思考。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理论我理论的先进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信受奉行。在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在自身的领悟上找问题，而不会去归咎于理论。当然，如果问题真正出在理论上，确实是理论滞后了，我们亦不应死抱住这个理论。但是，根据我的经历和观察，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并不出在理论上，而是出在我们的认识上。

（3）20世纪物理学发展的启示

有关上述问题，我还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加以申说。理论与实际运用，理论与临床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20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就会很清楚。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已经达到了人们想象中的十分完美的程度。人们也许认为，这就是解释世界的最终极、最和谐的理论。但是，时间一跨入20世纪，这种和谐就被打破了。随着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以及后来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人们对宏观及微观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认识上的这个改变，导致了技术应用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宇航技术、原子能技术，到微电子技术，乃至我们今天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变化，都无不与新理论的建立相关。在经典的物理学框架里，宇航技术、原子弹，以及现代通讯技术，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理论的重要，理论确实制约着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而这样的一种感受和经验，能否作为我们提出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理由呢？我想这个理由应是双重的，正因为我们看到了理论的重要性，它制约着实践和技术的发展，所以，更应该重新来评价我们今天的认识，重新来认识中医的理论。看看经典中医理论的包容性究竟有多大？它的延伸性、超前性究竟有多大？它究竟还能不能给我们今天的临床带来指导？而不应光看到她是两千年前的产物。如果这个理论的确落后了，的确不能适应现代，那就要毫不犹豫地打破她，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建立起“相对论”。如果这个理论根本没有落后，如果在这个经典的框架里已然具足“相对论”、“量子力学”，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打破她呢？现在在中医界有一个怪现象，也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对中医经典的教育逐步在减弱。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都已将经典改为选修课，就连成都、南京这些老牌的、原本非常注重经典的学院亦不例外。这种改变是不是一种进步呢？很值得怀疑。在我们没有建立起新的理论前，在我们还没有切实地发现传统理论的破绽前，经典仍然是中医的核心，经典仍然是中医的基础，经典仍然是中医的必修。怎么可以将核心和基础作为选修呢？有人说《中基》不是从《内经》里来的吗？《内科》不是从《伤寒》、《金匮》里来的吗？而且比《内经》、《伤寒》、《金匮》更完善了，怎么不可以用它们来取代经典呢？实在的说，《中基》与《内经》，《内科》与《伤寒》、《金匮》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相差太远太远了，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后会有机会谈到的。好比新的力学尚未建立，就将经典力学束之高阁，这是一个什么格局呢？大家可以思考。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来说明，这是普适的，东西方文化都是如此。在现代科学里，由于许多杰出科学家的工作，理论的价值显而易见，如我们从费米的工作里可以充分体会到量子理论的魅力。但是，在我们一般人那里，量子论、相对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理论评价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中医的历史里，出现过许多成功运用经典理论的人，比如张仲景，比如扁鹊。扁鹊运用经典理论成为起死回生的一代神医，而张仲景则因为谙熟经典而最终成为医圣。我们是否可从扁鹊、张仲景及历代名医那里，看到经典理论的价值，就像从费米及许多科学家那里领略到现代物理一样。

2.杨振宁教授所认识的中国文化

1999年 12月 3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于新亚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杨教授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杨教授是公认的 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传统文化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所以，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杨振宁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是求理，而近代科学（包括现代科学）是求自然规律。传统文化所求的理并非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而近代科学追求的是自然规律。这样一种划分就使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科学泾渭分明了。传统文化求理，不求自然规律，那么，这个理又是什么呢？杨教授解释这个“理”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那么，这个“精神”，这个“境界”又是指的什么呢？难道科学没有精神，没有境界吗？第二，杨教授认为在传统文化里只有归纳的方法，而没有逻辑推演（或称演绎）。大家知道，在科学体系里进行研究，需要两种方法，一个是归纳，一个就是推演。所谓归纳，就是把许多现象归纳起来得到一个认识，一个定义，一个理论，把许多事物聚在一点上，一个认识上。原来现象上看似不同，本质上却是这么相近。所以，归纳实际是由外向内的一种认识。逻辑推演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严密，比如由一到二，由二到三，这个次序只能这样。现代科学既有归纳，又有逻辑推演，而逻辑推演是它的标志。中国文化里只有归纳却没有逻辑推演，这又将传统与现代区别开来了。第三，传统文化里缺少实验，缺少自然哲学。在很多场合，许多人都认为中医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自然哲学。而杨教授在讲演中却以中医为例，认为传统文化中缺少自然哲学，这显然与许多人的观点相左。在现代科学领域里，实验是非常重要的，离开实验几乎寸步难行。即便是审视科学的部门也是如此。当年我读博士的时候，管理博士这一层次的机构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文献博士外，其余的都要搞实验研究。所以，我这个博士算是侥幸得的，因为我并没有做实验研究，这要得益于我的导师。在中医历史里没有实验，我们没有看到黄帝问岐伯，你的阴阳理论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通过小白鼠实验发现的？确实没有。所以在中医乃至其他传统科学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这是合乎实际的。以上就是杨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大体认识。

3.传统理论的构建

这一小节的内容主要是杨教授的上述认识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是很正确就传统文化呢？是否真正表述出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呢？这一点我有不与中医的问同的看法。传统文化虽然有许多分支领域，但是，中医是最题跟杨振宁具代表性的。下面就以中医为例，次第讲述我的观点。教授商榷。

（1）何为理？

首先，我们要来认识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理”。传统文化孜孜以求的这个“理”，是不是仅仅是一个精神和境界的问题，还是包括了精神和境界？我们可以先从文字的角度来考究这个问题。《说文》曰：“理，治玉也。”所谓治玉，也就是雕刻玉。玉石开采出来以后，经过我们的琢磨，经过我们的精雕细刻，形成我们所需的形状，形成一个艺术品。所以，理的原意，是指的这样一个过程。在古人眼里，所有的物质中最致密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玉。为什么玉看起来很冰清、很细腻呢？就是因为玉的纹理非常细润的缘故。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目无全牛。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熟悉牛的理，每一块肌肉的走向他都非常清楚，顺着这个走向、这个纹理去解牛，既快捷，又不费刀。那么，玉的理当然就要比牛的致密多了。所以，治玉更要加倍地细心，更要清楚这个理，顺着这个理去琢磨，去雕刻，就可以弄出我们所喜欢的艺术品，要是逆着这个理去雕刻，玉就会被损坏。理的原意就是这样。引申出来呢，就是你要这样走才行得通，那样走就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理在这里发生作用。大家想想看，这样的理不是自然规律又是什么呢？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行不通。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的意义就在这里。你要顺着走，路子才走得通，这就是理。人理也好，天理也好，自然之理也好，都是这样。自然之理就是我们要顺着这个理与自然相处，才行得通；人理就是我们如何跟人相处才行得通。所以，理不光是精神和境界的问题。理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这样走就行，那样走就会碰壁。而精神有时是虚无的、飘渺的，没办法把握的。我们说在中医里面，更显得上面这个理、这个规律、这个法则的重要，而这个理、这个规律、这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阴阳四时！所以，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这里为什么要用“得道”这个字眼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得道这个词在古人那里用得很多，得道可以升天，连天都可以升，还有什么不能的呢？那因为什么得道呢？因为你明白了这个理，顺着这个理走，当然就得道了，当然就步入坦途了。现在的宇宙飞船为什么能够升天呢？不就是因为我们弄清了相对论这个理吗？所以，这个理，这个道，这个道理都是很有义趣的词语，古如是，今亦如是。

（2）归纳与推演的结合

传统文化的建立是不是只有一个归纳呢？这一点上我也是不同意的，在《素问·上古天真论》里明确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里的知道者，也就是得道者。得道者，当然必须是明理者。这里的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阴阳，一个是术数。所以，这就有两个问题，阴阳表示的是归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将天地万物，将一切事物的变化、生杀都归结到阴阳里，所以，就归纳的角度而言，天下没有比阴阳更完美的归纳法。那么，术数呢？术数所表述的显然就是推演的一面，显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逻辑的一面。谈到推演和逻辑就必须联系数学，所以，杨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没有数学产生，只是到 16、17世纪西学传入后，才有了数学的苗子。而真正意义上的数学则到 20 世纪才有，这要以清华、北大于20世纪初开设数学课程为标志。那么，中国文化里究竟有没有数学呢？答案是肯定的，术数就是关于数学的学问。《四库全书总目》在谈到术数的定义时，有下面一段文字：“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当然，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数理逻辑系统，但是，它属于推演的部分却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要想成为知道者，要想真正把握传统这门学问，就既要把握阴阳，又要明于术数。因此，传统文化是归纳和推演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3）理性思考与内证实验

传统文化里没有实验，这个问题杨振宁教授只说对了一半。确实，在中国文化里我们看不到像现代的这样一类实验研究。就医学而言，运用人体以外的东西，如用大白兔、小白鼠或其他动物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这样的实验的确没有。但是，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产生了传统文化，才构建了中医理论。当内证实验是然，内证实验这样一个问题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为什么呢？任何一个有因为这个内证实验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小白鼠，你看得见，志于研究中摸得着，它完全是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一种能力。一旦医的人所不具备了这一能力，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各种有别于在机体之能回避的。外进行的各种实验。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谈，但是，不谈不行。如果讲传统文化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上面的路子理解传统文化。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中医是不具备理论结构的经验医学，要么，中医的理论是仅凭思考得出来的结果。大家可以想想，光凭一个思考得出的理论，值不值得我们完全地去信受？大家也可以想想，中医的许多理论，中医的许多事实，光凭一个思考行吗？比如经络、穴位这样一些东西，你能够思考出来吗？比如风池、风府这个问题，你凭什么思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特定的穴位要叫做风池、风府？你凭什么思考出少阳经是这样一个循行，太阳经又是那样一个循行？我想无论你如何聪明，这些东西也是思考不出来的。不信，你就思考出来一个看看。显然，如果没有内证实验的参与、没有非常精微实验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传统文化，特别像中医这样的学问，在其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是既有思考，又有实验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实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只有理由来区分内证实验与现代的外证实验，而根本没有理由来否定内证实验。这个问题不应该含糊。因此，理性思考和精微实验是传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是完全可以信受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认为传统文化里有试验。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内证实验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经络，李时珍曾经说过，经络隧道，若非内视返观者，是难以说出道道的。内视返观是什么呢？内视返观就是典型的内证实验。具备这个内证能力，经络穴位都是看得见的东西，可是在现有的科学实验那里看不见，甚至动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难以看见，那你完全可以不相信，所以，困难就在这里。要进行上述的内证实验，需要主体具备一定的素养，一定的能力，在我们本身不具备这种内证实验的条件与能力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直觉？科学也需要直觉。爱因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直觉的信奉者。离开直觉，科学研究就少了一条腿。我想在我们许多人里，也许会有人具备这样一种内证的能力，也许一个也没有。但你相不相信呢？这是学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人问我，学中医需要什么条件？我想就是需要这个条件，在你做不出来的情况下，你相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存在？内证实验究竟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梁启超的一句话说得很好：“心明便是天理。”这也是杨振宁教授在讲座中引用过的一句话。心明不是普通的心里明白，要获得这样一个心明是很不容易的。心明实在的就是已经具备了内证实验的这么一种状态。心明就可以内视，就可以返观，经络隧道就可以一目了然。你就可以进行内证实验的操作。为什么说这是内证实验呢？因为它不是在人体外部进行的。大家知道，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提到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胎胪药录》。过去认为，既然有一本《颅囟经》是讲小儿疾病的，现在又用一个胎字，所以，《胎胪药录》自然应该是讲小儿用药的书。如采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或者可以叫做《儿科用药全书》吧。但是，我们翻开历史就会清楚，东汉以前会不会有一本专讲小儿用药的书呢？《神农本草经》只分上、下、中三品，而不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就是到明代的《本草纲目》也只分木部、草部、石部、兽部，等等。所以，有这些常识，就不应该这样来思维《胎胪药录》。那么，《胎胪药录》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胎，不是指胎儿，而是讲的胎息，是一种回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人一旦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心明的状态也就自然产生了，内证的条件也就具备了，这个时候内证实验室就可以建立起来。此时，你对药物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药物服下去以后，它的气味如何，它先走哪一经，后走哪一经，在这些部位发生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古人讲药物的气味，讲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真正试验出来的。所以，《胎胪药录》就是在能够进行内证实验的条件下，对药物在体内运行作用过程的一个记录。因此，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理论的构建，完全是在理性思考与内证实验的结合下产生的。所以，光有思考，没有实验这样一种认识是不能接受的。可以接受的是，中医确实没有像现代一样的外证实验。

（4）理论的运用

中医理论产生以后，它是怎么应用的呢？理论应用就有一个技术问题。在现代科学领域里，我们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就是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应用学科。技术学科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理论与应用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介。为什么现代科学往往是科学技术并称呢？就是因为这两者相互影响太大，有些时候科学决定技术，有些时候技术决定科学。比如物质结构的研究，没有理论不行，但是要突破，没有高速度、高能量的碰撞机也不行。所以，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在理论与应用之间，缺少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理论与应用之间没有中介，没有桥梁。我们看现代医学，理论与应用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技术中介，整个现代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在为这个中介服务，这使得医学理论的应用变得非常方便。现在，医生很少再用望触叩听去诊断疾病，而代之的就是上面这个庞大的技术中介，这是一门系列的理化检测手段。而中医呢？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技术学介。理论的应用，理论价值的实现，这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去心领神会，靠我们自己去把握，这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要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差别，我想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现代科学里，理论与应用之间有一个技术中介来帮助实现理论的价值，而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完全没有这个中介。理论的应用只有靠主体直接来把握，主体能够把握多少呢？像现代科学这个技术的过程完全可以由科学精英来创造，而技术一旦创造出来，就可以进行大批的复制，这个过程是可以由普通技术工人来进行的。钱学森搞原子弹，并不需要他亲自去造原子弹，电脑的专家发明电脑后，也不需要他一台一台地去造电脑，技术就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过程。所以，现代技术是很方便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使再高深的理论都能够变成现实。所以，在现代科学面前，精英是可以复制的。但是，在传统的领域里就没有这样一个方便。这样一个理论再好，如果你不能把握的话，还是等于零。就像我们现在拿到相对论，我们能搞出什么明堂？大家可以想想，一个相对论摆在你面前，你可以搞出些什么东西？我很难想象这个问题。如果你搞不出什么，是否就能说这个相对论太落后，爱因斯坦太糟糕呢？所以，中医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落后就落后在这样一个环节上。并不是说它理论真正的落后了。因为历史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精英成功地运用了这个理论，成功地运用它造出了“原子弹”，造出了“计算机”。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醒的头脑，要好好地思考上面的问题。思考清楚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出在理论的环节上，还是出在其他的环节上。通过上面这些讨论，大家是不是能建立这样一个认识，中医这门学问，现在并不是理论出了问题，并不是理论滞后于临床，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医的理论，你一旦进去了，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受用，怎么还会说她滞后呢？现在，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医的问题没有出在理论上面。既然没有出在理论上，那为什么会出现我们今天的这个局面呢？这就需要从我们自身上去找原因。我们对中医理论的领悟如何？我们是否真正把握了中医理论的临床运用？记得 1987年，我的师父曾经接治过一例血气胸的病人，患者经过一周的西医保守治疗，病情不见缓解，仍高热不退，呼吸困难，左肺压缩 2/3。在这种情况下，西医只有求诸手术治疗。但患者本人及家属并不愿放弃保守治疗的希望，于是转而求治于我的师父。师父诊后，认为这是阳明病，属阳明不降所致，只要设法恢复阳明之降，血气胸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于是处了玉竹 120 克、陈皮 120克、白芷 120 克、大枣 120 克，共四味药。服药以后出现大量腹泻，自觉症状迅速缓解，第四天，体温恢复正常，治疗一周血气全部吸收，左肺复原。血气胸与阳明又有什么关系呢？看来这完全是一个领悟和运用技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经典的这个理论不但能够解决 20 世纪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 21世纪的问题。

二、学问的传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学问的传承，具体地说就是中医这门学问的传承。我们在这里用“传承”这个词，可以说比较的古典，一门学问要流传下去，它靠的什么呢？靠的就是这个传承。所以，学问的传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我们分两部分来讨论。

1.现代中医教育的模式

传承用现代的词语说就是教育，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现代的中医教育。什么是现代中医教育呢？这个“现代”的界限应该是中医高等院校建立以后的这么一个年限。中医高等院校是 1956年开始筹办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回顾中医所走过的这四十多年的教育，我们能够看到她的一些利和弊。首先从形式上来说，大家在这么一个高等学府里学习，我们所采用的教育形式、教育方法，基本上与医科大学没有什么差别。大家现在同时学两套，既学中又学西，从在中医传承形式上大家想想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所谓的现代中医教育，实际上是模仿了现代医学的一种教育。现代教育有些什么特色呢？教育这个问题是与学科相关的，学科的性质决定了教育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前面第一部分，杨振宁教授曾谈到现代科学有别于传统文化的一个很特殊的方面，就是它的数理逻辑体系，它的推演体系。这个逻辑体系是很严密的，而且公理性很强，透明度很大，所以，在教育的时候就有很容易趋于接受的一面。另外一个有区别的方面，就是现代科学是一门中介性科学，它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中介具有储存的功用，具有复制的功用。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智慧都可以聚集在这样一些中介体上，如电脑这样一个中介体。然后再由中介来认识事物，改造事物，服务人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学叫做中介科学。有了这个中介，就有了复制的可能。我们的电脑从“板块”设计出来以后，就可以批量生产。这就是复制的过程，而不再需要我们一台一台地重新设计，重新制造。所以，它的复制性很强，复制性就决定了它的规模性。现代教育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规模，就是与现代科学这个特性相应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科学的分科非常精细，这也决定了现代教育的分科性极强的特性。近现代科学的这些特征，也充分体现在西方文化的各方面，比如绘画艺术，我们看到西方的一幅油画，它给我们一种什么感受呢？它给我们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比如画人体，它是裸露的，整个人体充分暴露在你的面前，有时甚至每个毛孔也清晰可见，而反过来看中国画呢？中国画不画人体，展开一幅通常的国画山水画，总给人一种烟雨蒙蒙、飘飘渺渺的感觉，就像《老子》说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用行家的话说，西洋画重写实，中国画重写意。一个一目了然，一个朦胧可见。这就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别，亦正是这样一个差别，促使我们去思考，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医西医的教育应不应该有所区别？从现代中医的教育，我们看到她的分科愈趋精细，有的甚至尝试将一本《中基》划分为数个学科，将针灸也分为经的问题、络学、俞穴学、灸刺学。这种学科的分化是否提高了原本这些学科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呢？从规模上讲，中医教育确实步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期，培养出了大批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特别是现在许多中医院校相继升级为大学，——规模上去了，教育的内涵上去了没有呢？这些年都有大四的学生在实习前请我作讲座，讲什么题目呢？还是讲前面的“如何学好中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中医还是觉得困惑，还是觉得不清楚，不知道用什么去对付实习？4年的时间应不算短，过去学医3年出师，像蒲辅周那样，15岁随祖父学习，3年后即独立开业行医。我们现在4年了，还困惑，还糊涂，问题出在什么上面呢？是不是出在教育的路子上？这是我们很自然就想到的原因。前面我们提到学科的性质决定教育的模式，我们是否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

2.形而上与形而下

以下我们从内涵结构的角度继续上面的问题，现代文化明确地将世界划分为两个，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限于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东西涉及并不多，所以，唯物主义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那么，这个物质世界又是属于一个什么范畴的东西呢？这一点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而先来看一看古人对这个世界的划分。在古代有这么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注意：这里就分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一个道，一个器。什么是所谓的器呢？器就是有形质的东西，有结构的东西，所以叫做形而下。很显然，现代科学所探讨的物质世界，就是这个形而下的器世界。所以，现代科学所探讨的范畴就是这个“形而下”的范畴。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呢？有形之上的东西，那当然就是无形的东西了。这个无形的“形而上”的东西，就称之为道。道世界的东西是否就是精神世界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三思。但，至少在范畴上有相近的地方。上述的这个区别，关键在于“形”。《素问》里面对这个“形”有很具体的描述，那就是“气合而有形”，或者说“气聚而成形”。形是怎么构成的呢？气聚而成形，气合而有形。气聚合以后就可以构成有形质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器世界的东西。那么，气还没有聚合以前呢？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显然这就是一个无形的，形而上的状态。所以，按照上述的这个划分，现代科学讨论的领域，实际上是气聚合以后的这个领域。比如物理学，她探讨物质的结构、物质的组成。因此，就有基本粒子这样一个概念。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由分子，分子又由原子，原子又由原子核、电子，后面又有质子、中子、介子，介子后面又是什么呢？是夸克！夸克是现代科学目前所发现的物质最微细的结构，尽管它很微细，但它仍属于形而下的这个层面。夸克这个名字起得相当幽默，它反映了科学家们对寻找物质最终结构的一种心态。夸克原本是西方神话中的一种神鸟，这种鸟的叫声就像“夸克”、这个鸟平常不轻易叫，它一叫太阳就要落山，大地就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科学家们对现今发现的物质的最细微结构赋予了“夸克”的名字，看起来他们不愿再寻找下去了，再寻找下去又有什么结果呢？太阳落山了，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去寻找物质的最终结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这个结构呢？看来遥遥无期！在这个遥遥无期，难有希望的问题上，古人没有驻足，他只讲“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而不去追究这个最有形的东西，最形而下的东西。所以，《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前面我们谈到现代科学的研究领域大概属于“形而下”的范围，也就是“有”的范围。那么，中医呢？中医属于一个什么范围呢？很显然，她既有形而上的成分，又有形而下的成分。她是道器合一的学问。所以，《老子》也好，《内经》也好，都强调要形神合一，形气合一，要形与神俱。所以，中医所探讨的，既有夸克以前的东西，又有夸克以后的东西。中医是不是一门道器合一的学问，这一点有太多太多的证明，就以五藏而言，在五藏的心、肝、脾、肺、肾中，我们不难发现，它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肝、肾、脾、肺都有一个月旁结构，而心没有这个结构。“月”这个部首，《说文》把它归在“肉”部，“肉”当然是有形质的东西。所以，古人对肝肾脾肺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它属于形而下这个范畴，属于一个形器结构。那么，心呢？心就不同了，它没有这个,心的定位不“肉”部，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形器”，它是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对中医五藏的这个定位，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位，也不是一个轻松的定位，实在的，它是对整个中医的定位，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定位。这个定位我们也可以从五行联系中去认识，像金、木、水、土这些都是有形有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往下走的，因为它有一个重量，都受万有引力的作用，都属于器的范围。而火呢？惟独这个火，我们很难用形质去描述；惟独这个火，你放开后它是往上走的，难道它没有重量？难道它不受引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这就是道。 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医光讲肝、肾、脾、肺行不行呢？不行！还要讲心。所以，中医肯定是一门既讲形而下，又讲形而上的学问。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轻重的区别呢？这个答案也是很明确的。我们看一看《素问·灵兰秘典论》就可以知道，《论》中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主”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的。而《灵兰秘典论》的另外一段话，也很值得引出来供大家参考：“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从这个五藏的关系，从这个十二官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虽然的确是道器合一的统一体，虽然，它强调要形气相依，形神合一，但是，总的侧重却在道的一面，神的一面，气的一面。所以，她是一门以道御器，以神御形，以形而上御形而下的学问。有关上述这个侧重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医生的等级。《内经》里将医生划分为两个等级，即上工与下工。上工指的是非常高明的医生；下工呢？当然就是非常普通，非常一般的医生了。上工、下工怎样从更内在的因素去加以区别呢？《灵枢》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指标，就是“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是什么？神是无形的东西，属于道的范畴，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上工守的就是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守持这样一个范畴的东西，能够从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就有可能成为上工。反之，如果守持已经成形的东西，从形而下的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只能成为一个下工。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守神就是治未病，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在未成形的时候你拿掉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等成形了，甚至等它牢不可破了，你再想拿掉它，那就不容易了，那就会吃力不讨好。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从未病到已病，从未成形到已成形。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都是从非器质性的阶段发展而来。在非器质性的阶段治疗是比较容易的，而一旦进入器质性的阶段，治疗就困难多了。因此，为医者不但要善于治病更要善于识病。疾病在未病的阶段，在未成形的阶段，你能否发现它，截获它，使它消于无形。像扁鹊望齐侯之色一样，病还在皮肤就发现了，在皮肤就进行治疗，应该不费吹灰之力。而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提前 20 年作出诊断，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措施。这就是见微知著的功夫，这就是防微杜渐的功夫。等到晚期癌症了你才发现它，又有多少意义呢？目前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诊断已病的水平阶段，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技术再先进，也只是诊断出那些已成形的病，对于未病，对于尚未成形的病，现代的诊断还无能为力。但是，到了基因诊断，检查婴儿，甚至胎儿的基因，就能发现将来的疾病，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是知未病了。所以现代医学从总体上说，还是向传统中医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现在大多数人对中医的认识，都是从已病的这个层次上去认识，都是从形而下的这个层次去认识。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中医，当然觉得中医处处不如西医。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比如一个心梗的病人，心梗发生了，你会往哪个医院送呢？是往中医院送，还是往西医院送？我看 100 个人会有 100个人要往西医院送，也许就是张仲景再世，他也会建议你送医科大附院，而不送中医学院附院。凭着这个，搞西医的人个个挺胸抬头，搞中医的人个个垂头丧气，以为中医确实糟糕，自己入错了行。如果这样比较，那中医确实不怎么样，要甘拜下风。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我治的这个病人，我治的这个冠心病，根本就不发生心梗，乃至根本就不发生冠心病，我是使它不发生，你是发生了以后去救治，这两个如何比较呢？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对患者个人，哪一个更有利益？我想 100 个人里，也会有 100个人是赞成我的。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比较，也许中医的认识我们就会有信心。中医讲究治未病，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的开首就指出“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我们这门医学的出发点，它的宗旨是治未病，是未渴而穿井，未斗而铸锥的，可现在许多人偏偏要在已病的行列跟西医较劲，搞什么中医急救医学，这就叫做不自量力，这就叫做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你怎么可能和现代的速度相比？所以，上面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医是这样的一门医学，它整个地是偏向于形而上的一面，是以形而上统形而下，是以治未病统治已病。而我们现在却在完完全全地用形而下的眼光去看待它，把它当作一门完完全全的形而下的学问，治已病的学问。我们提倡科研，提倡现代化，提倡现代中医教育，完全就是用现代科学这个“形而下”的筛孔去对中医进行过滤，滤过去的是“精华”，是可以继承的东西，滤不过去的东西，就是“糟粕”，就要扬弃掉。大家想一想，这个通不过筛孔的部分是中医的哪一部分呢？必定是形而上的这部分。对上述问题我们思考清楚了，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所采用的现代教育方式，我们所采用的现代中医教育路子，只是一条培养造就下工的路子！大家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太偏激。但是，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用这个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医没有多少信心？为什么临床医生碰到一点困难不在中医里想办法，而急着上西药？中医里有许许多多的办法，不是开两剂药就了事。除了时代造成的客观因素外，我们怎么去解释当前中医的这个现状？我想原因不外两个，一个就是教育上、传承上出了问题；一个就是中医自身的问题。可是，只要我们回顾历史，看一看这些有成就的医家，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出在中医身上。

3.师徒相授

既然传统中医是这样一种学问，它的确有许多有别于现代科学的地方。如果我们照搬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那势必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丢失掉许多东西。而丢失掉的有可能恰恰是传统中医所注重的东西。这就使我们要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最适合于中医？

（1）访雨路老师

中医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学问的传承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个经验就是师徒相授。我想这样一种模式比较有利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学问的传承。这里我先讲个故事，1998 年上半年我到北京开会，到京以后，就向朋友打听，有没有中医方面的“高手”？当然，我打听“高手”并不是要跟他“过招”，而是想找个地方讨教。因为自己感觉自己中医的火候还太欠缺，而我的恩师又在1991年去世了，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很迫切地想找一位高人指点。这个心情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朋友给我介绍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雨路老师，雨老是搞温病的，他是某位著名老中医的开门大弟子。某老是我国老中医里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他的父亲、祖父、曾祖三代皆为朝廷御医，所以，家学渊源很深。雨路老师是个悟性很高的人，而且勤于表达，随师三年，深得某老家学三昧。但，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以后的师生关系处得并不融洽，甚至到了见面都不打招呼的地步。我在拜访雨路老师的时候，他给我谈到许多学问上的见解，我也请教了不少问题。在临送我出门的时候，雨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刘老师，中医这个东西要想真正学好来，只有两个字，就是要有‘师传’”。这次造访，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临别时雨老师送我的这两个字。什么是“师传”呢？师传是个传统的字眼，就是要有师父的传授。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教育规模里，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里，有没有“师传”呢？可以说没有师传！这个模式里只存在工具式的老师，却不存在师父。雨老师与某老的关系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可是他还是要送这句话给我，这就说明了师父对他的影响之深。我想雨老师的这句话对中医的学习、中医的传承，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这是我有同感的。

（2）师者，人生之大宝

下面谈谈我的从师经历。现在，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向大家谈出一些感受来，能够在中医这门学问里继续不断地钻研下去。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是廿个春秋了，在这么些春秋里，我能孜孜不倦的学下去，从未回过头、歇过气，不管什么浪潮，经济浪潮，做官的浪潮，还是西医浪潮，始终都没有打动过我。为什么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师父。我是 1983年毕业后，于 1984年元月 8日拜于我师父门下的。师父名叫李阳波，现今已经去世十年余。我跟师父整整 8年多的时间，前面的两年半是跟先师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床，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讨论学问。8 年的从师生活，使我在中医这个领域里开了些窍，也就是师父把我领进门了。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的确是古今过来人的行话。门确实是需要师父领进的，没有领进门，你始终是在门外兜圈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为什么努力一辈子还是摸不到“火门”，有的人为什么在学问之道上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跟师父的这个过程，感受是很深的。这个世间的人无不是厌苦求乐的，你说光是苦没有乐，谁都不想干。所以，光是讲“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句话，已然将很多人吓在学问门外了。实际上，学问一旦做进去了，一旦进了门，并非全都是苦，至少是苦乐参半，甚或乐多苦少。所以，《论语》的开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古来都说“穷学富商”，做学问的必定是穷，做生意才可能富。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搞学问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不亦说乎”。搞学问是精神上的富有，搞生意是物质上的富有。能够给人真正带来安乐的，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呢？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上面这个“不亦说乎”并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我想这个正体现了“师传”的意义，师父可以指引你找到这个“说”、这个“乐”。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师传”的这个意义就为什么要讲更为突出了。这是我在传统文化，在中医领域里，经历过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上面这个感受，值得大家参考。教育也好，传承也好，它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知识的传授；一是知识的运用；再一个就是创新。我们说知识，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一刹那前，已经知道的这些见识，这些常识。因此，知识实际上是已经过去的东西，我们学习这个已经过去的、旧的东西，总是会感到厌烦；所以，人总是有喜新厌旧的一面。但是，这个厌旧的一面是必须克服的，你不学习旧的知识，你怎么可能利用它去开创新知？因此，搞学问必须做到“喜新而不厌旧”。《论语》中提到做师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乃可以为师”。“故”是什么，“故”就是旧有的东西，就是知识；“新”呢？新就是创造。有创造就有新，有新就有乐。所以，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就看你有没有这个东西，你的学问做不做得下去，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学乐！有了学乐，学问之道就会（苟）日新，日日新，你的学问就能深入下去，就能坚持下去。没有它，学问总是枯燥的，你就会转而去求物质财富，这就转学为商，下海了……学乐从哪里来呢？从师处来！为师者能够“温故知新”，必能使你也因故知新，这也是一种克隆。学问传承应该是更值得研究的克隆。

（3）在泸沽湖的意外收获

我的先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曾使一些非常诋毁中医的西医人反过来信奉中医。他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临床的功夫。但，在我从师以后，先师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他试图完成爱因斯坦在现代科学领域未完成的任务，企图在传统文化这个领域建立一个“统一场论”，因此，工作的重心从临床转到了理论的建立。所以，我从师以后更多得到的是理论上的熏陶，而临床上则感到比较欠缺。先师去世后，我在理论上仍努力不断在深入，而临床上，总觉得思路打不开，心里没有底，效果不稳定。有些时候听人说，刘力红真神，那么顽固的病，到他手里，几剂药就好啦，有些时候却听人议论，刘的理论还可以，临床却不怎么样。对这些情况我内心很清楚，特别对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人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可我又未能解决问题时，心里特别感到困惑和难过。心里明白，我又到了一个坎上了，也许还要有师父的提携才能迈过去。前面我提到，为什么每到一处就急着打听有没有“高手”呢？其实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1999年 8月，我应美国波特兰国立自然疗法学院中医系主任付海呐教授之邀，前往云川交界之泸沽湖为该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作《伤寒论》讲座。付海呐是一位汉学家，为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成回美国后，哈佛大学曾聘请他去做教授，可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他迷恋上了中医，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职务。大家应该知道，在哈佛这样一所大学谋到教授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什么？可是付博士放弃了这个职位，而转过来学中医，教授不做，反而来做学生。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学中医的人应该有所触动。我们许多人是被迫学中医，是在痛苦中学中医，而不是有幸能学中医，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我在泸沽湖给他们做了十多天的讲座，听讲的这帮人有双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还有几位根本没接触过中医的诗人、画家。开始几天只安排上午讲，下午他们自己安排，可三天下来，他们觉得光讲上午不过瘾，要求下午连续讲。十多天讲座结束了，每个人都依依不舍，都竖起大拇指称我是 greatman。这些人的称赞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也使我感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只要方法恰当，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这个障碍的。在这次讲座中，付博士的感受也非常深。出于感谢，他将他的学医经历告诉了我，并特别介绍了他的师父曾荣修老中医。曾荣修老中医不是科班出生，开始是自学中医，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亲近成都名医田八味。大家听到田八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到很刺激，真像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不过，田老师的确是一位医林高手，田老师临证善经方，用药不过八味，故此得名。田老之临证尤精脉诊，因为应诊者极多，日看三四百，故常无暇问病，而多以脉断之。有是脉则定是证，而用是方，临床疗效极佳。曾老从师田八味后，也渐渐体悟到脉法的重要，加之自己的实践琢磨，对《伤寒论》中许多方证的脉象也有了很独到的体会，临证往往也是有是脉用是方，疗效亦多高出同道。付博士的这番介绍令我兴奋不已，我搞伤寒虽然多年，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感受，但在经方的临床运用上，总觉还不自如。搞伤寒，却不能用伤寒方，那叫什么搞伤寒？我感到曾老的这些正是我当时最最需要的，于是我请求付博士，一定要将我引见给他的师父。就这样我们从泸沽湖回到成都之后，付博士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师。见面后我表达了这个拜师的请求，曾老是个直爽的人，也觉得与我投缘，加上有付海呐的引荐，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2000年 11月，我把曾老接到广西，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坎，被曾老这一带，就轻轻地迈过来了。使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要学好中医，师父的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雨路老师送我的那两个字，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经过上面这个从师过程，现在应用起经方来虽不能说得心应手，但比以往要自如多了，治病的把握亦与以往不同，从临床的疗效上看，也在稳步上升。前些天为一位同行看病，病的是左颧部位红肿痒痛，已经用过西药抗菌治疗，但效果欠佳。这么一个病摆在大家面前，你会怎么思考呢？又是红，又是肿，又是痒，一定是要清热，要解毒，要祛风，要止痒吧，过去我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思路。当时我为这位病人号脉，脉浮取可见，但有涩象，不流利，这是一个什么病呢？这还是一个太阳病，是由于表病汗出不彻，阳气怫郁所致。《伤寒论》48条就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治疗的原则是“更发汗则愈”，于是我开了一个麻黄桂枝各半汤的原方，一剂药后红肿痛痒消大半，两剂药后平复如初。麻黄汤桂枝汤本来是治疗感冒的方，你为什么用来治疗我的左颧红肿呢？这位同道感到惊惑不已。的确，要是在过去，我顶多想到左颧属肝，红肿属热，应该用泻肝的方法。我可能会用龙胆泻肝汤，而不会想到用这个麻黄桂枝各半汤。我想我今天有这样一个进步，这样一个思路，与受曾老的指点是分不开的。这一摆又把师传的重要性摆出来了。为什么呢？这确实是由它这样一门学问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样一门特有的学问确实没有现代科学那样的通透性，特别是在技术的应用上，它不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而必须靠我们这个主体自身去用功。所以，这样一门学问的教育过程，有些时候确确实实需要言传身教。大家想一想，这样一种言传身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质上一对一的师父行不行呢？中医既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二合一的学问，它的教育，它的传承就应该围绕这两方面来进行。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我们现今所采用的这套教育模式只能适应形而下的部分，那么，形而上的部分呢？这就要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师传，就要依靠师徒授受这样一种古代的模式。所以，中医的教育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本来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应是一个可喜的苗头，导师就有点像是师父。但是，现在看来随着众多名不行了，这个制度已经流于一种形式。加之具有师传经验的导师相继退位，老的谢世，而代之以完全科班出身的。这批人少有中医这种真正师传的法脉，他们很难体会师传，亦不知道何以授徒。现在意义上的研究生，不管是硕士这个层次，还是博士这个层次，管导“师”还会叫什么呢？叫老板！为什么叫老板呢？这应该不是偶然，应该事出有因。老板与师父怎么样都想不到一块来。

三、寻找有效的方法——依靠经典

思想的问题解决了，信心就很自然地会生起来，加上有了师传的条件，那么，剩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如何去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我有一个认识，中医这门学问，要想真正搞上去，要想真正抓住她的价值，除了纯粹医学的技术成分外，还应关切和体悟她的科学层面，哲学层面，以及艺术层面。而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点，不借重经典是不行的。我们提出要依靠经典来学好中医，这个方法好像不合符时宜，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已将经典改为选修。从必修沦为选修，经典的这个地位大大地下降了。它给人们的信息就是对于中医的学习来说，经典已经不是必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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